中国为什么正在迎来一个“强省会”时代？

文｜孙不熟

作为全国“首位度”最低的省会城市，山东济南现在挺着急。在日前召开的山东省两会上，济南市市委书记与代市长均呼吁山东举全省之力实施“省会战略”，进一步支持济南发展。

均衡发展一直是山东省对外展示的形象，但最近几年面对武汉、郑州、合肥等内陆省会的强势崛起，山东淡定不起来了，“缺乏大城市”越来越成为外界对山东的刻板印象。济南市委书记在山东省两会上说，“郑州已经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在2010年的时候，郑州的GDP总量没有济南高，但现在已高出我们一截……济南要有危机感，山东同样也应有危机感。”

而在2016年全国GDP百强城市榜单中，山东17个城市中有15个上榜，在全国各省份中是最多的，但在最重要的TOP10榜单中，没有一个是山东城市。另外，人口净流入城市前10名、城市竞争力前10名等榜单中，也不见山东的城市。“群山无峰，缺少一个带动力强的核心城市”，这是山东经济的一个痛点，也是举全省之力发展济南的动力所在。

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城市的呼声不仅仅出现在山东。

首位度的计算方法是“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中GDP最大的城市”（2015年数据）。

在安徽，全省正在努力把合肥打造成一个强省会，先是拆分巢湖，让合肥变成滨湖城市，再是将省府搬迁至滨湖新区，进一步做大合肥，后是举全省之力为合肥打造一个米字型高铁战略。在最新发布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合肥还与南京、杭州等量齐观，并列为长三角的副中心城市。最近几年来，合肥就像一匹黑马，极大地冲击了武汉、南京等长江经济带的传统中心城市，其房价也像火箭一样飙升，荣列楼市“四小龙”之列。从2010年到2015年，合肥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从22.04%提高到25.72%。

在河南，正举全省之力将郑州建设为国家中心城市，先是由省里出面引进富士康，后是拿下国内首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牌子，助力郑州成为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并撬动千亿级的电子制造产业链，带动航空货邮与中欧班列的红火。在全国高铁的“八纵八横”战略中，郑州同时接入了京广通道、欧亚大路桥通道、呼南通道三个干线通道，再加上规划中的一大批以郑州为核心的省内城际铁路，郑州获得了“米字型高铁”的美誉，比之合肥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6年，郑州不仅拿下自贸区的名片，还与武汉一起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目前已获批建设的七大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是唯一一个副省级以下的城市，这再次让郑州大出风头，河南举全省之力发展郑州初见成果。

在贵州，省会贵阳也是发展得风生水起，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多年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它以超级楼盘闻名全国，体量之巨、规模之大，均冠盖全国。现在，它还办起了高端峰会，一年一度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这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大数据博览会也在这里举办，腾讯、阿里、富士康在这里开建大数据机房，马云、马化腾、郭台铭都是贵阳的常客。从2010年到2015年，贵阳占全省的经济比重从24.42%提升到27.53%。

在湖北与四川，武汉与成都两个“首位度”最高的省会仍在继续变强。相比2010年，2015年武汉GDP占全省比重从34.9%提高到36.9%，成都GDP从32.85%提高到35.88%，如果计算国税贡献率，这个比例只会更高。

在江苏与浙江，南京与杭州两个省会城市越来越强。2006年，南京GDP只相当于无锡的82.6%，相当于苏州的57.6%，但到2016年，南京已经超出无锡一个身位，相当于苏州的67.8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杭州为核心的浙北城市群华丽升级，而以温州为核心的浙南城市群仍在艰难转型，而在浙北，杭州的光芒又彻底掩盖了宁波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计划单列市。

在福建，省会福州正在提速，汽车、电子、玻璃等支柱产业稳步发展，经济总量与泉州的差距正在缩小。在争夺自贸区、高铁规划等政策资源上，福州也小胜了厦门与泉州，再次显露省会城市的强势。除了房价，福州大有潜力充当福建经济领头羊的角色。

只有广东好像是一个特例，省会广州在深圳耀眼的光芒下，显得有些落寞，但如果不计深圳这个特殊存在，广州在省内的“首位度”仍在强势提升：2011年，广州GDP相当于佛山与东莞的1.87倍、2.6倍，到2015年，这两个倍数分别提升到2.26倍与2.9倍。

经过2016年一系列大手笔的产业布局，省会广州的未来已经显露出新亮色，广东省长马兴瑞日前也提出，要让广州这台全省最大的“发动机”开足马力，必须让广州拥有与副省级城市相配套的审批权限、监管权限和责任权限……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把广州打造成为华南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枢纽中心。广州要做大做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在全省发挥“龙头”作用。

数据来源于各地统计局，为2015年数据

毫无疑问，举全省之力打造一个强省会，不仅仅是广大中西部省份的愿望，现在也成了东部沿海省份的普遍目标，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我想，第一个原因是区域均衡化发展的需求，国家希望在全国建设十个像北京这样的可以承担全国性服务功能的超级城市，而能够担当这一重任的最佳候选者就是省会城市。所以，近些年来，国家给很多内陆省会城市大开政策之门，包括国家新区、自贸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中心城市等政策蛋糕，内陆省会城市已经获得与东部沿海城市等同的待遇。比如，去年就有成都、武汉、郑州三个城市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第二个原因想必是跟现有的财政体制相关，省会城市往往是一省财政最大的现金奶牛，只有大力发展省会城市，省级政府才能获得更稳定的财力支撑。

第三个原因，我们以前讲过，那就是在争夺话语权的潜在要求。

懂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城市的规模与体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规模本身就是优势。没有一定的规模，城市的聚集效应与分工效应就不能达到极致，城市的多样性、创造力与话语权就不能获得。

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当一个城市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其资源配置能力、人才聚集能力、话语权就会呈指数级增长。举个也许很不恰当的例子，襄阳与武汉的区别，不是GDP乘以3，而可能是话语权乘以100。

所以，一个省拥有一个强省会，不简单意味着拥有一个经济数据上的大城市，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一个强有力的话语权——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各省在全国激烈的区域竞赛中，赢得更多的资源、政策与人才。

想像一下，如果没有武汉作为依托，湖北的高校资源、央企资源、铁路资源，在竞争激烈的中部地区不会如此突出。正因为有武汉这个筹码，湖北才显得不那么平庸，而拥有更大的可塑性与想像力。

再想一下，山东经济比四川发达，可为什么其“存在感”好像不如后者？我想，很大一个原因可能是四川有成都，而山东没有一个在全国具备综合影响力的大城市，曾经的青岛勉强算一个，但今天的青岛已经不是10年前的青岛，而且青岛的影响力只局限在经济，而不是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