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杨富强：应该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增长的电力需求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按下了暂停键，今年原本应该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大年”，格拉斯哥COP26被迫推迟一年。在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领域的从业者还没缓过神儿来的时候，一档名为《中国煤电发展之路辨析》系列沙龙的视频节目悄然上线，令人们精神为之一振。从六月初至今该系列节目已播放至十八期，着实刮起了一阵讨论煤电发展的旋风。关注这档节目你就能注意到，一位谈吐儒雅，风度翩翩的长者频频以主持人的身份出镜，他就是本期专家访谈的主角——杨富强博士。

提起杨富强博士，早年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亲切地称他为富强，年轻后辈多叫他杨博。杨博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业界各种重要会议上，操着一口“台湾腔”的普通话，将他对各种专业问题的见解娓娓道来。

杨富强博士现任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作为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可持续能源战略和政策研究，在推进建筑、工业和交通部门节能、低碳生态城市、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曾任能源基金会（中国）的副主席及该机构首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曾出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此前曾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机构从事能源政策研究工作。杨博士曾先后获得吉林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及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工业工程博士学位。

我对杨博的访谈就从正在热播的《中国煤电发展之路发展辨析系列沙龙》聊起。

问：请您讲讲这个项目的源起，为什么您认为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展这个项目很重要？

答：做这个项目主要是由于年初的新冠疫情爆发，导致了经济停摆，在第一季度我国的GDP就下降了6.8%，所以经济复苏成了当务之急。经济恢复很有可能会增加对电力的需求，我们注意到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靠煤电满足需求会更快；但是我认为刺激经济要用更绿色的手段，应该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增长的电力需求。社科院的潘家华老师和我有共同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个项目的创意，由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来主办，还找到中国能源网协办。我们邀请业界多家研究机构的专家们，对我国电力部门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发展途径进行深入辨析。

问：您对这个项目到目前的影响如何评价？达到项目设计之初的预期了吗？

答：我们明天要播出的是这一系列沙龙活动的第19期的特别节目，邀请到业界两名知名专家围绕着新鲜出炉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解读，特别节目要搞三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一系列节目我们预计总共要做到25期。之前播出的视频节目观看量多的有2500，少的也有1000多，业内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在形式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为了符合年轻人接收信息的习惯开通了抖音账号，推送相关内容介绍的短视频。你也许没注意到在长视频后还有文章，这样可以丰富立体地传播观点。所谈的话题基本覆盖了煤电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是邀请到业界对相关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来发言，可以说把煤电发展的问题都谈到了。

问：我注意到国外一些机构和媒体对中国煤炭发展的评价负面的偏多，您怎么看国外对我们批评的声音？您的立场是什么？

答：我觉得要放到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个问题。煤炭问题要从能源、环境、健康、气候变化等多个角度来分析。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提出资源是有限的，即便中国的煤炭能用几百年，但放到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去看也是很短暂的。

再有，化石能源带来的健康问题毋庸置疑，即便欧洲煤炭使用比我们控制的好多了，每年也有4万人因为煤炭使用造成过早死亡；而中国因为煤炭产生的过早死亡，都算下来有100多万。尤其在当下全球气候危机的大背景下，化石能源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煤炭又是大头儿，我们要减少碳排放就必须控制煤炭的利用。

所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分辨哪些观点是从事实出发，中立地研究煤炭的问题，哪些是有政治意图的。因此国外的批评不会对我的立场造成影响，我会坚持做我认为对的事。

问：您现在也开始领导油控项目的实施。我有个问题，煤控、油控面对的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您觉得挑战大吗？项目开展的策略是什么？

答：阻力肯定是大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控煤、控油是对的，我们就要坚持去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会因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就不发生了。慢慢的摆事实讲道理吗！

比如石油产业，它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各种交通方式，从汽车到飞机都要用到石油，你想想累计起来消费量是多么惊人。我们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化工制品，虽然跟国外相比我国化工制品的消费量要少三分之一左右，控制工作相对的难度要小一些。并且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势头很好，相对来讲做控油也是有优势的。

做煤控、油控项目的策略是加大宣传力度，在领域内找意见领袖做代言，比如煤控项目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杜祥琬院士做专家委员会的主任；油控项目我跟傅成玉就交流过十几次，他做了一辈子石油，也非常认同应该控油这个理念，在各种场合都主动为我们的项目代言。

变化还是有的，我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场合我问BP的高管关于石油消费达峰的事儿，他一直不提达峰的具体年份，但是现在BP也改口了，说到2040年石油消费达峰。

问：从跟您的接触我感觉，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很难的事儿，在您的眼里都云淡风轻不是事。您一直保持着持续地热情推动领域的发展，很多晚辈都把您作为榜样，说如果我干一辈子到老了还能像杨博那样就好了。您是否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职业生涯中永葆青春的秘诀？

答：也谈不上秘诀。可能因为我是学自然科学出身，学物理对理解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1970年代末，我刚到能源研究所的时候，在那搞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你想当时就没有几个人搞可再生能源，我跟周大地、周凤起他们一起。我说，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研究啊，最后我们齐心合力推动它成为国家的战略问题去研究。

我觉得只要认为方向是对的，就要做下去，久久为功，慢慢就会发生改变。人们接受新的观念需要时间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要坚持。当然了，要跟大家经常交流，不咄咄逼人，推动大家一起去做事。在中国，人们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只要把道理讲清楚。

当然，发展的路上有反复是很正常的。比如大家都认为2009年哥本哈根COP是个失败，但我认为它是个成功，你想能让全球那么多国家的领导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也开始大张旗鼓的搞气候变化的研究了，这就是好事。

欧美、日本有它们的发展规律，中国也一样。比如我们的传统观念包括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等元素，这让大家接受起关于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的理念并不困难。决策者的支持也很重要，我们的制度是有优势的。国家那么大，每年的自然灾害那么多，从国家高度去考虑，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都是有高度的认知的。因此我对在中国搞气候变化事业一直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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