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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供的鸦片

世态观象 2020-08-18


转自:冷烟含影 


作者:王贵成      来源:京剧艺术


从1950年到1952年底,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祸害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鸦片毒品,在此后直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时间里,以无毒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名人由于毒瘾难以戒掉,而新中国对他们还要多方倚重,于是就采取政府“特供”的方式,使这些名人可以继续抽鸦片烟。

 

1949年后,政府将抽大烟的京剧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然而收效不大。无奈之下,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继续“抽”,不过,量小了而且要严格控制。

 

马连良特供鸦片

 

这些大师在长期的演出生涯中,把鸦片烟当成了现在的兴奋剂,靠它们起提神作用。想想也是,大师们的演出异常繁忙,一天日场夜场加一块起码有4、5个小时的戏,而且还是唱念做打并存,很费体力。第二天不管身体允不允许必须还要登台。舞台演出其实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大师们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这时候,“抽”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不支,心情如何不好,抽上几口,刚才可能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这恐怕就是从前的梨园行盛行“抽”的主要原因了。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连良——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大烟既对马连良的京剧表演事业带来了正面作用,同时也给他解放后的新生活带来了无法抹去的“污点”。一九四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就动了心,也为此而前往参加了演出。抗战胜利以后,有人检举这件事情,马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虽然出来了,家里却为此负了不少债。


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上的爱不爱国无关。典型的事例不少,比如:溥仪大婚,举行了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一堂;抗战胜利,梅兰芳、程砚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作为艺人的大师们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京剧界的同仁们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尤其是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卯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尽管江湖规则和朋友义气,给了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但他的这一趟“伪满”演出,一直被阶级阵线分明的上边视为“污点”。

 

毛泽东特批章士钊抽大烟

 

还有一个抽鸦片烟的名人,那就更厉害了,是由毛泽东特批的,这件事在梁漱溟与美国学者艾恺的漫聊散谈里面就谈到过。说起章士钊,那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不但是倒袁运动的重要人物,还当过北洋军阀时期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可惜的是,章士钊在官场几年,养成了严重的不良生活习惯,又嫖又赌,吸食鸦片。后来单凭薪水难以维持正常开销了,就跑到上海滩投奔了杜月笙。30年代是杜月笙在上海最鼎盛的时代,鸦片生意为其垄断,并且他一贯涉足政经两道,长袖善舞,表面还不忘披上文化色彩。章士钊寄身杜月笙门下近20年,不但管吃管住,连吃喝嫖赌抽也一起管了,另外还每月供给生活费几百大洋。

 

1949年3月,章士钊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隆重欢迎。这时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国民党代表入住东交民巷的原六国饭店,把原住此店的一些民主人士请走,其中就有刚到京的柳亚子。柳后来在圆明园大发牢骚,像章士钊这样的北洋反动政客,杜月笙门下清客,如今竟然成为了贵宾,受到中共的非常礼遇,为了礼遇他们,然而轻待到了自己头上。其实,柳亚子当时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章士钊与毛泽东交情之深厚,绝不是他们这些民主人士可比的。 


从表面看,章士钊和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挚友,杨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毛和章在1920年见过一面,以后几乎没有接触,1945年两人在重庆还有过一次见面,那时毛正参加和国民党和谈。1949年以后章士钊就受到了毛泽东的特殊礼遇,其中原因在毛认识章的养女章含之后,才由毛透露给章含之(1962年,毛泽东邀请章和养女章含之出席宴请宣统皇帝,席后毛对章含之大感兴趣,请仍在读书的章含之当自己英文教师,自此毛与章老师来往密切),由章在她书中说出,原因是章士钊曾给了年轻的毛润之一大笔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毛泽东为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勤工俭学,急需筹集一笔数额较大的经费。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给自己的好友章士钊写了信,毛泽东到上海找章士钊,章士钊筹钱的方式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找到大资本家穆藕初,穆筹集了一万块钱,经章士钊给了毛泽东;另一种说法是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努力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集了两万银元。毛泽东拿到这一大笔款子后,十分之八做了好多人去欧洲的路费,留下两千元搞自己的《湘江评论》。1963年毛泽东开始还债,尽管章士钊说这钱不是自己的,坚持不要,但毛泽东就是坚持要还,并称这是自己稿费给章的生活补贴,以后每年春节,毛泽东必定让秘书送2000元,一送十年。

 

正因为章士钊早年对名不见经传的毛泽东有雪中送炭的义举,所以毛泽东才对章士钊特别关照。章士钊在民国教育总长任上,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建国后只是把罪行全推到段祺瑞身上,其本人安然无恙,无人再敢提及此事;章士钊抽鸦片烟的爱好戒不掉,毛泽东就特批恩人可以继续抽,没有鸦片烟不要紧,“特供”维持。“文革”中,“革命小将”们不理解毛主席的一片苦心,抄家把章士钊的烟枪也抄走了,这可要了老人家的命根子。章士钊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被送回,章家也被特别保护了起来。

 

马连良和章士钊都是靠“特供”抽鸦片烟的名人,但结果大不一样,即使“文革”来了,有毛主席的大力保护,章士钊还可以一直抽下去;而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革命小将”抄家后没有几个月,就遽然长逝了。

 

参考资料:

 

1、《大沉浮——时代人物的命运》,凤凰周刊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2、《走上政坛的文化大师》,木易、苏学恕编著,改革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延伸阅读:马连良之死


1951年,周恩来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大陆,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曾找人算命卜卦。为马连良算命卜卦的,就是曾为杜月笙、徐开垒等人所信服的大星相家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大师谓马老板云:“你还有十五年大运。”马连良夫人陈慧琏女士顿感迷惑,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时至1966年,正是马连良离开香港十五年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革命的形式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抢。马连良未能幸免,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被砸碎在地,刹那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忙着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了人。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着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


马连良在牛棚里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了——老先生烟瘾上来了。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看着马连良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


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癑(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


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合葬于梅家墓地———万华山青松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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