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强奸过多少次？我以为大家都被强奸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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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罪孽
文丨戴维·希普勒
译丨陈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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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十岁的女孩坐在一个空着的秋千上，她和坐在旁边的秋千上的社工聊着。那个小女孩问道：“你被强奸过多少次？”
这个问题问得漫不经心，仿佛只是在谈话中随便一提。社工“芭芭拉”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
“我说我从没被强奸过，她觉得很吃惊。”芭芭拉回忆说。
“‘我以为大家都被强奸过呢，’”她记得那个女孩这么说。
“她的朋友们在学校谈到这个，”芭芭拉说，“那都是家常便饭。”
那是芭芭拉在谈到性虐待大肆蔓延，侵扰美国无数家庭时的一段开场白。那个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危儿童辅导项目中的第一个个案，老师发现学生有在生活中遇到麻烦的迹象，便把她们委托给社工。芭芭拉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努力为十三个男孩女孩提供帮助，其中有十二个人受过性骚扰，她说。他们经常坐在她身边，坐在秋千上，或者坐在车上，对她讲述那段经历，这样他们就不必看到她的面部反应。那个十岁（女孩）的被自己的父亲施暴。他已经六十七岁了。
芭芭拉很好奇她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她母亲酗酒成性，她经常出入寄养之家。“这样一个甜美的小女孩，”芭芭拉说，“她真的很惨。她能熬到二十岁都算不错了。”
熬下去。那是芭芭拉最乐观的一种预测，她的预测差点就对了。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年轻女子怀孕了，而且不清楚那三个男人中哪个是孩子的爸爸。
在贫困边缘生存的女性中，有很多竟然都是性虐待中的幸存者，这令人意想不到。她们遭受的创伤就像一大笔债务，在发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把她们压垮。但和债务不同的是，她们不能通过宣告破产来将它抹去。她们的未来因她们的过去而残缺不全，在她们解释自身情况的时候，它会不期而至。有时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她们就将这段过去坦诚相告，有时在我们见了四五次面之后，她们才会拐弯抹角地说出来。虽然我从未问过那个问题，但是我采访过的贫穷女性终归会提到她们小时候曾经遭受性虐待的事情。
……
性虐待困扰着所有阶级，所有种族。在这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因此美国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感到震惊。受害人们克服了她们不该有的羞耻感，控诉神父、叔伯、家人的朋友和父亲们。然而还有很多情况被隐瞒了起来，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穷孩子们比有钱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吗？物质匮乏的家庭是不是也缺乏保护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免受这种难以磨灭的伤害的方法？性骚扰在不安宁的家庭中是不是更加普遍？这些家庭中只有单身母亲，男友如走马灯一般，有人酗酒、吸毒，还有大人深夜值班工作时间很长，不在家中。
众所周知的是，这种创伤和穷人们身上常见的残疾一样，会使人日渐衰弱。无助感会渐渐侵入一个遭受性虐待的孩子的内心。如果像许多受害者声称的一样，这种感觉会延续到成年阶段，那么它可能会摧毁人们的信念，让她们认为生活是不可控制的。她们丧失了生活由自己做主的观念，也不相信现在做出的选择能改变今后的生活。一种令人失去勇气的无力感开始出现在她们心中，而且其他不利条件也在剥夺那些身处或濒临贫穷困境的人们做出改变的能力，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侵蚀着她们的内心。
童年的性骚扰经历会破坏一个人成年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从而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前景。在所有贫穷家庭中，大约有51%的家庭是由单身女性支撑的，还有10%的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单身男性，这就意味着61%的家庭只有一个工薪族，这对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是巨大的缺陷。那些到头来要照顾孩子女性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从那些父亲那里得到充足的子女抚养费。
一个人无法建立健康的婚恋伴侣关系的原因有很多，性虐待是其中之一。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内心的无力感可能会让其屈服并求助于一种逃避的方式，精神病学家将这种方式称为“分离性状态，”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心理上感受到一种抽离感，听任性侵行为在眼前发生。在遭受其他包括战争在内的创伤的受害者身上也能观察到相同的现象。这种灵魂出窍的体验会给受害者一种获得保护的感觉，其表现是冷淡和情感疏离，这些表现在事件发生之后会持续数年，甚至一生。孩子们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在成年人的生活中，重复的创伤会侵蚀业已形成的人格结构，”哈佛医学院的一名精神病学家朱蒂斯·刘易斯·赫曼称，“但是童年时期的重复创伤能形成和扭曲人格。”
幸存者的亲密关系是在对保护和关爱的渴望，以及对抛弃或剥削挥之不去的恐惧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寻求拯救的过程中，她也许会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这个人似乎会给她一个承诺，与她建立一段特别的，充满关爱的关系。她一直害怕自己会被操控或者背叛，但是她试图用将她爱慕的人理想化的方式，不让时刻萦绕心中的恐惧靠近自己。
然而，那个被选中的人难免达不到她幻想中的标准。当她失望的时候，她可能会激烈地毁谤那个人，而那个人正是她不久前还爱慕着的对象。普通的人际冲突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焦虑、抑郁或者愤怒。在这个幸存者的头脑中，稍有怠慢就会让她想起过往被无情地忽略的经历，一点点伤害就会让她想起过往被故意残忍地对待的经历……因此，幸存者发展出了一段紧张的，不稳定的关系，这段关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着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戏码。
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虐待可能会导致过早的性行为。一项研究发现“情感失依，特别是早年的情感失依可能会使青少年倾向于通过性行为和早孕来寻求情感上的亲密感。”另外一项根据以孟菲斯城1026非裔美国年轻女性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非性方面的身体虐待与早孕并不相关，而性虐待则与早孕相关。在年幼时曾受到性骚扰的女孩往往会在年纪较轻的时候就自愿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平均数为14.9比15.6），而且她们怀孕的时间会更早（平均数为16.7比17.4）。“临床医生应当考虑将称自己童年时曾受性虐待的青少年视为过早性行为的高危人群，”该报告总结，“这些青少年们应当接受恰当的计划生育咨询，并参与精神健康咨询，以降低早孕风险。”他们应该这么做，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他们是穷人，那就更是如此了。
另外，在低收入家庭中，性虐待还会将贫穷传送给下一代。在富裕人群中也有虐待现象，但是尽管他们自己也有痛苦的隐情，小康之家还是有其他方法推动他们的孩子前进。父母的雄心壮志和高期望，成功的压力，受教育机会，追求专业成就的动力，这一切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权利意识和机遇。幸存者们参与到令人焦虑的困难工作中，并以此为乐，这在某些家庭中意味着卓越的学术成就。
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动力系统则大不相同，虐待行为累积起来就是多重压力的连环冲击。研究人员们通过投票的方式估计，总体上来说，四个或五个女孩中有一个是受到性虐待的，但是这个百分比在低收入单身母亲中可能会升得更高。报道福利改革的记者们遇到过许多贫穷的女性，她们提到自己正遭受性虐待，向自己的母亲寻求保护但却得不到母亲的信任，她们的安全感被撕得粉碎，曾经像避难所一样的家也不复存在。当我对一个白人记者说到新英格兰秋千上的那个女孩时，这个曾经就这个主题写过文章的记者露出了困惑的神情。她不是白人吗？他问。她是，我说，那个城镇上基本上都是白人。卡拉·金和其他许多对我说自己曾遭受虐待的女性都是白人。好吧，他承认，他以为这个问题和黑人文化有关。他似乎没料到自己的看法是一种偏见。
温蒂·韦克斯勒刚刚停止领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救助金，在我们进行第二次谈话的时候，她已经计划好了要怎么花手里的那点钱了。在这次谈话中，她开始谈到自己遭受过的强暴，这些经历和她儿时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他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蒙上伤疤，强迫自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努力工作，尽情欢笑，为自己身有残疾的女儿做一个榜样。
她对自己的生母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头四年是在哪两户寄养家庭度过的。“他们会为了任何一件小事打我们 ，”她在谈到第一家的时候这么说，“他们有个两岁的孩子。她也是领养过来的……我记得有一天；那简直就像个不断重现的噩梦，它好像不肯放过我。（那个养母）把那个小女孩带到地下室里打。我想是那个小女孩尿在自己身上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上了，她气疯了，因为她得打扫干净。突然之间，我听不到叫声了。那个女人上了楼，但那个孩子没有。我害怕了，我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她说，‘怎么？你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我记得我对她说的是不想。她叫人来带我走，他们来了，然后我就到了下一个寄养家庭。”温蒂一直不知道那个小女孩还活着还是死了。
第二个家也没有给她提供庇护。他们还领养了一个叫“宝拉”的孩子，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他们对这两个儿子管得很松。“这几个男孩经常把我和宝拉带到地下室去，脱下我们的裤子，做——”温蒂没有把话说完，“一些让你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情，不管年纪多大了也不会。永远不会忘记。到你死的那一天，你也不会忘记。”
然后她又得救了，这次她被一个离了婚又没有孩子的女人收养了。“她收养我的时候说我看起来就像有厌食症的人，”温蒂回忆说。“她说我的头发乱七八糟，衣服很脏，而且她说我的牙齿发绿。她说这些牙还在我嘴里可真是个奇迹。她说，‘我救了你。’”
但是事实证明，她没有完全得救。她的养母经常把她扔给保姆，这时温蒂经常和保姆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经常做同样的事情，”温蒂记得，“把我带到浴室之类的地方，让我做奇怪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肛交体验。我想我当时才上二年级……我妈从来都不相信我的话。她不相信我，认为我是在撒谎因为当她问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完全不知情。”
和许多遭受虐待的女人一样，温蒂在和男人相处方面有问题，在处理亲密关系方面有问题，在信任和爱方面有问题。她的母亲竭力争取让她不要走上贫穷的快车道。怀孕，未婚生子，退学，和残暴的男人混到一起，围着救济金打转，在低收入工作中换来换去的青少年往往会而走上这条道路。她母亲盼着她能上大学，而且温蒂已经被霍华德大学录取了，但就在她高中毕业的那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很害怕，不敢告诉她的母亲。她刚把事情告诉母亲，她母亲就坚持要她去堕胎。
温蒂反抗了，然后还是心有不甘地去做了手术。后来医生告诉她，她怀了一对双胞胎。“手术后，我回过身，那些人体器官都装在一个瓶子里，”她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那真是太残忍了，如果你要让我经历那样的事情，就不要把结果摆在那里。”温蒂和她的母亲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尊重的鸿沟。
每次怀孕都没有好下场，就像每段关系一样。没有一样是能开花结果的；她很多年都没有生孩子或结婚，没有成功怀上孩子，也没有得到温情的爱侣。一个孩子夭折了。温蒂解除过一次婚约，因为那个男人打了她。因为害怕再有孩子死去，她会因此痛苦无依，所以她堕了两次胎。她孤身一人，与养母关系疏远，经济状况不稳定，付不起霍华德大学的学费，只好转到了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又在拿到学位之前退学。然后她遇到了另外一个让她想嫁的男人——在她发现他的缺点的时候，她取消了婚礼仪式。“好像是在婚礼前一周左右，”温蒂说，“我发现他在吸毒，我只好放手。但是我肚子里还有孩子。我最后还是失去了那个孩子，那孩子死了。那孩子活了八个小时，然后死了。”
她在美国机场、肯德基和其他地方打零工，但她赚不到足够的钱买自己的房子。她和不同的男人搬来搬去，有时候她会无家可归，住在收容所里。她又怀孕了，她决定这次即使孩子的父亲不愿意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她也要找个孩子。“我说如果我把她甩掉，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如果我让这种事情发生的话。而且我许下了诺言，不再做这种事。我必须告诉我自己：停止奔跑。恐惧现在应该结束了。处理这件事情。在我怀孕的整段时间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爱这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
这孩子是个女孩，她给她起名叫琪雅拉。这孩子提前了三个月来到这个世界上，重2磅1盎司，在温蒂还住着收容所的时候，她出生在哥伦比亚特区综合医院里。“因为我无家可归，所以她们把我看得粪土不如，”她说，“那些护士好像以为我啥都不懂，我就是从街上来的某个蠢家伙。”她为自己说话，强调他人要尊重她。她没有得到过尊重。
她女儿的诞生不是一件喜事。“因为她太早就要出生了，他们一个劲地告诉我，我的子宫没在收缩。我宫缩了三天了。他们一个劲地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说我感染了。我告诉他们，如果我感染了，那这种抗感染药我都吃了三天了，怎么还是那样呢？……他们一起把我接上检测仪就走了。我无法呼叫护士。一方面那个设备坏了。他们没来检查确认我的情况是否正常。然后我只好拿上两个监测仪，裹上被单，走到走廊里，从走廊里一直走到护士站，说，‘拜托，我已经呼叫了你们三个小时了。我的胎心监测仪需要多点润滑剂——这个监测仪在嘟嘟响，我都快被它搞疯了。我的子宫在收缩。我需要有人来检查确认一切正常’，你懂的。”
“她们说，‘那你干嘛在走廊里？’”
“我说，‘因为我一直在拼命引起你们的注意。我一直在大叫。我不应该大叫的。’……我说，‘你们对我就像对自费病人 一样，对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出生……看到了把，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没钱的人的。”
然后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她被告知，收容所不接受新生儿，而那个早产的婴儿一从医院里放出来就得送去寄养家庭，直到温蒂有地方住为止。“我对他们说，‘没门儿，’”温蒂说，“‘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能养我的孩子。我在寄养家庭待过。我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只有一条路了。“我咬紧牙根：打电话给我母亲。我说，‘喂，我生了这个孩子，我知道我们有分歧，但是除了我之外，我不会让其他人养我的孩子。’我说，‘我需要在你那里待到我找到公寓为止。在我听够你絮叨之前，我会去找一间公寓的。’我就这么做了。我母亲同意了。我想那是我第一次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尊重。”
第二个打击来了：琪雅拉八个月大的时候被诊断，她因出生前或出生时受到大脑损伤而患上大脑性麻痹。这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可爱的，爱笑的，流着口水的孩子，她到了蹒跚学步的年纪——只可惜她无法学步。她永远也无法行走；她注定要坐轮椅。她快四岁的时候还几乎连话都不会说，而且她的话从来都说不顺。
如果不是有这些残疾，那种典型的模式也许就会被打破，因为琪雅拉的经历和温蒂早年受到的创伤完全不同。“我打琪雅拉的屁股，”温蒂承认，“但是她绝对，绝对是做了什么错事。我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打她屁股。我可能只会拍拍她的腿。我不会用皮带。我不会用板子。”温蒂认为，她母亲用严厉和担忧的方式表现了母亲的爱，不管她付出了多少，那都是对她早年受到的一些剥夺和虐待的补偿。
但是即便是在她努力扮演一个慈爱的母亲角色时，温蒂还是无法从受虐的过去中脱离出来，这段过去成为她和男人建立爱侣关系的障碍。到她终于要结婚的时候，她还是选错了。她的丈夫患有躁郁症，他不帮她，反而还和她作对。结婚两个月后，他从一家熟食店辞职了，因为他“想靠我吃软饭”，她说。他们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她坐在家里，不愿意帮她照顾孩子，抱怨她做的食物不好吃，还异想天开地想象她和办公室同事在打情骂俏，醋意大发地打电话恐吓她办公室里的同事。“他非常没有安全感，”温蒂说，“他会对我发脾气，因为我一直叫他‘把你的黑屁股从这里挪开，去找份工作！’”他喝醉了。他想打她，“我把他鼻涕都打出来了，”她说着，愤怒地大笑，“我抓起电话对准他的眉心就是一记。”她又大笑了起来。“我一拳打到他的脸上，我还想用衣架把他勒死。”她很爽地咆哮了一声，“我用一个煎锅打得他晕头转向……那是一个旧的铸铁煎锅。”她一直笑，一直笑。他逃走了，而她提出了离婚申请。
人们常常会发现，从性虐待中熬过来的人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有保护欲，有时候保护得过了头，他们对孩子不停地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会摧毁年轻人探索和学习的创造性倾向。温蒂有一些焦虑的表现，但是很难说其中有多大成分是源自于她自己的过去，有多少是由于她的大女儿的疾病。温蒂宠溺着孩子，尽职尽责，她决意要让琪雅拉生命中的所有可能性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就像她这么晚才开始努力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一样。她现在有了一个以身作则的理由。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不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挫折或者其他的什么事情。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强者去克服那些事情，”温蒂勇敢地说，“我要让她看我怎么克服我的困难，我希望这样能给她影响，鼓励她去克服自己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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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文章来源： 《穷忙》 著/希普勒(美) 译/陈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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