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读懂八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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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为国格而战
文| 许倬云
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日本军队发动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次大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过去中国被外族征服，战争都是使用冷兵器，双方力量不会十分悬殊；但这一次，却是日本人以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进攻，而中国的军队还没有足够的现代装备来抵抗。因此，这一场战争使中国方面的损失极为巨大，不仅兵员伤亡数百万，城市被轰炸，乡村被掳掠，千万百姓逃亡内地，老弱转于沟壑，壮者疲于奔命，而且战线后面沦陷区的百姓，也忍受了八年的耻辱。
1986年，我在美国召开一个纪念抗战五十年的讨论会，当时有位听众举手提问：“许教授，这八年抗战究竟所为何来？”我的回答：“人有人格，国有国格。这八年抗战争的是国格，经受百年的苦难和屈辱，不经过这一次的大战争，中国人站不起来。”到今天，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有人再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还是一样。毕竟，正是在1942年抗战期间，列强取消了百年来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可以抬头立足于世界。
1937年的世界，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欧洲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重新建国，再度成为欧洲的强国。德国在屈辱之下努力重振残局，也是在危机意识下，全国力量集中于恢复国家尊严。希特勒趁潮而起，挟德国人要自强的决心，揽权于一身，成立了一个高度专制的集权体制。意大利也是在努力自强的局面下，墨索里尼建立了一个集权体制。他们的敌人一英国和法国，曾经竭尽全力压制德国复兴，也对意大利甚为藐视，然而这两个国家联合的力量，竟然不能压制住德意的扩张和侵略。东欧的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经过列宁和斯大林两代的经营，苏俄的政权也是一个集权体制。
日本建立东亚霸权，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雄踞东方的大帝国。少壮派军人已经将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经营成日本扩张的后方基地，用当地的资源和人力生产日本的战备武器；中国的台湾则是日本经营已久的南进基地，自从取得台湾以后，日本以台湾的糖和米供给日本的需要，日本自己的农夫可以释放到工业生产领域或充当战争的兵源。美国当时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各处军备竞争的场合下，美国以新大陆的资源和新兴的工业产品左右逢源，赚取了极大的利润。因此，当时的世界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中国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准备，而且日本也不容许中国有准备的时间。于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势下，打了八年艰苦的全民战争，只因为不甘成为亡国奴。
蒋介石面临日本的步步紧逼，抓住这十年光阴勉强建立了一个有限度的现代国家，工业的生产还不够，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也不够。他抓住了孙中山建国阶段理论中的“训政时期”，既没有制宪，也没有认真地发展民主制度。在那种国际氛围下，蒋介石也建立了一个专制的集权体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实质上成为中国的强人统治者，国民党机器也转化为集权体制的工具。同时，蒋介石也在大圈子里画了小圈子，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尤其在军中，他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要求军人向他个人效忠。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来自德国，而他自己的子弟兵有不少在德国和意大利留过学，带回来欧洲纳粹和法西斯的观念；他自己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对于日本的军事体制和军人专政的情形当然非常熟悉。这种种因素使中国沦于独裁统治的局面。不过，这也是当时的实际需要，以中国国力之弱及十余年内战分裂的后遗症，蒋介石的独裁体制不仅他自己振振有词，而且也获得当时若干人的赞同。可是，这种专制独裁的政权是一把双刃剑，在危急的时候，确实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努力一掷；然而，权力是会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腐蚀人的速度和程度尤其惊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可是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放弃独裁体制。他和国民党的政权，终于成为大家批评和厌弃的对象，最后沦于败亡。这把刀的刀刃伤了他自己，也伤了中国。
▲日军正在扫荡村庄
没有凯旋的战争
中国一向是一个天下国家，关着门自成一个局面。俗话说“天高皇帝远”，普通的国民对于国家的政治其实不太关心，他们的归宿感小则存在于乡邻亲族，大则在于一省一县。也因为这种认识，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在许多老百姓心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地方的军阀也自以为他们在保卫乡里，在建设地方。国家意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只有在大城市里面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身居内地农村的一般老百姓，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中央政府的存在。他们对外人的认识，往往仅是在面对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时，感觉到中国人和他们不一样，也感觉到被他们欺负。
这八年的战争，却将中国的老百姓惊醒了。他们才知道，日本人的飞机并不因为他们在内地而不来投弹；他们也才知道，日本军队一路杀过来，亲人被杀害，乡里被掳掠，都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是日本要征服的对象。八年的辛酸和血泪，日本人用火光和死亡，为中国人铸造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做到全国总动员的能力，可是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当时全体的中国人都不知不觉地投入了这场空前的战争。从沿海到华中，战火所及之处，千万老百姓抛弃家园，万里跋涉走向内地。至于内地的省份，以四川为例，一个省的资源和粮食要供给八年战争的大部分消耗，维持数千万难民、上千万兵员的生存补给，用四川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打国仗”。四川、湖南、湖北、陕西、云南、贵州、广西各处的居民，常常就让出来自己的房子，安顿迁移到内地的学校、机关和工厂。他们的子弟，一批批开往前线，投入毁灭性的战争。敌后的农村，时时刻刻要准备着日本的搜索队进入村子掠取物资，他们也欺负妇女，杀害青年。在敌后，“鬼子进村了！”是个催命的声音。
开战之初，中国用已经训练好的现代部队，在沿海地区尽力堵住日本军队的进攻。上海一战损失最大，中国刚起步发展的空军初试啼声，抵抗日本的空袭，支持陆军作战，半年内，这一支还在萌芽状态的空军人机损失严重；中国海军残余的军舰，都在长江口上自沉于马当（马当山名。在江西省彭泽县东北，北临长江。山形似马，故名。），使日本的大型军舰不能驶入长江。在淞沪战场上，中央政府的直属部队也是伤亡惨重，因为日本以近岸的军舰，用强大的炮火轰炸中国的阵地。台儿庄一役，中央部队和原来是地方部队的桂军、冯军和川军等协力作战，以四比一的伤亡歼灭了日本一个半师团。战况的激烈和牺牲的重大，可以川军一个师为例：中国军队合围之势快要完成时，他们急行军投入战场，堵住了一个缺口，将日军完全包围在内；战役结束后，这个师从师长以下，全员殉国。南京陷落，中央部队在大别山区和日军缠斗数月，消耗日军精锐。这些惨烈的战役至少向世界宣示，也向中国人自己表明，中国人即便是拼了血肉也要打赢这场战争。
我自己当时只是八岁的儿童，在沙市家门口眼看着一支川军部队出川奔赴前线，望不见边的青年士兵，都是来自农村，每人只有一杆枪、两条子弹袋，蹲坐在路边暂时休息。母亲和家人，正如同邻居们一样，烧开了水送给这些青年人饮用，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此去不可能再回来。也正是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八岁的儿童，忽然成人了。八年以后，战争结束，我们又在复员途中经过沙市，那一幕幕情景，历历在目。
全民抗战八年的战史，有太多东西需要重新整理和报道：台儿庄之役外，上海战场上八百壮士弹尽援绝，退守四行仓库，还有年年夏天和秋天的会战等。到最后，还有日本打通陆上交通的第一号作战，大举进攻，中国几乎招架不住。八年间，中国奋起抵抗，有许多悲壮的事迹。例如，第十军死守衡阳常德到最后一兵一卒；远征军从印度打回来，在缅甸丛林中寸土必争；华北敌后游击区共产党组织的百团大战和其他敌后抗战等。至于平民被杀害的事，南京大屠杀是最著名的悲剧；还有河北农村的“三光”灾害，杀光、烧光、抢光；重庆三次被烧成白地，其他城市也在炸弹下全毁、半毁。整整八年，中国损失七百万兵员，其中包括两百多位将级军官；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不下两千万，间接因饥饿、疾病而死的又有二三千万。这是一场亘古未见的浩劫。在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国只是得到一个惨胜。
▲淞沪会战时期老照片
抗战前，中国的现代城市和工商业都在沿海地带，最深入内地也不过到武汉为止。既然要长期抗战，中国必须将这些沿海地区的设备迁入内地，当时有六百多家公私工厂迁入四川。迁川的工厂设备，先以轮船载运到武汉、沙市和宜昌，再用木船转驳进入川江。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沙市江面上满满的都是白木船，等待着小火轮拖运。这些工厂，后来分布在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各地。有些工厂的设备，在内地翻砂复制，一个工厂变成几个工厂。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设备，维持了八年的民用军需。战后，这些工厂都没有迁回原处，而是留在内地成为内地工业化的种子。许多技术人员也留在内地，培训内地的技工。经过这一次折腾，中国的工业化地区，才扩展到沿海以外。
同样地，当时在沿海一带的大专院校也纷纷内迁。例如，北大、清华先搬到长沙，然后师生又步行进入云南。在昆明，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成为西南联大，八年战争期间弦歌不辍，老师们夹着讲义逃警报，在树底下还给同学们讲课。其他许多院校也纷纷迁入内地各处，远到甘肃的西北联大，近处的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等，都是中国培育未来建国人才的地方。甚至中学生也纷纷内迁，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他们步行数千里到达不受空袭威胁的地点，组织成许多国立的“临中”和“联中”。这些十四五岁就开始上路的青年，在最偏僻的角落，一边军训，一边上课，然后投入大学。到抗战胜利时，当时的初中生也快要从大学毕业了。数十万的青年离乡背井，很多人的家庭还留在故乡，他们一无所有，也一无依傍，只是为了要在中国自由的土地上受教育。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政府拨给他几个师的经费，让他可以维持这些学生的生活。这些由公费维持生活的学生们，是此后两岸中国建设的主力军。
中国的研究单位也纷纷内迁，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分散迁入不受空袭威胁的内地农村。以我曾经服务的史语所为例，就是搬到四川南充的李庄，借用当地大户人家的房屋。没有电灯，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在八年之中同仁们没有中断过研究。在南京的实验农场，种牛、种猪、种鸡等，都是步行和乘木船入川。当时外国的新闻报道这些农场的动物，鸡蹲在牛背上，一群猪赶着走，小猪也放在牛背上和车上，拖拖拉拉地居然到了重庆。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抗日从军同学
在内地的难民，加上当地居民，还有前线的兵员，大家的生活只能依靠内地少数几个省份的粮食供应。大家吃的都是“八宝饭”，包含稗子、沙粒等，只是因为粮食不够，再禁不起筛选和‘清理。我们那一代人身材都比较矮小，就是因为成长时期营养不够所致。内地的医药不够用，尤其在日本封锁了沿海所有港口，也封锁了缅甸进入中国的通道之后，外国生产的药品，最后只有飞越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中美两国被迫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这条空中通道被称做“驼峰航线”。）一条路可以运入内地。于是，伤兵们躺在地上等待治疗，没有麻醉药也没有止痛剂，活生生地用高粱酒喷在伤口上，截断受伤的肢体。我曾经在湖北靠近前线的农村看到过，一次战役下来，数百个伤兵运回村子的晒谷场上，哀号呻吟之声日夜不断，三天以后，没有剩下几个人了。一般老百姓也只有重新依赖传统医药，例如，治疗疟疾没有现代的奎宁，只有用白杨树的树皮熬汤治病。日本人用飞机轰炸，往往一个城市能够被他们去掉一半，重庆曾经三次被炸成平地，那些受伤的平民百姓，能够活着回来的也没几个。
这八年的颠沛流离和艰难困苦，中国人熬过来了，他们不愿意投降。然而，人是血肉动物，这么辛苦的日子哪能没有反应？
以知识分子而论，抗战开始时一般大学教员衣食丰足有余，到抗战第三年开头，因为物资缺乏，物价腾涨，薪资却不能调整，生活就变得困难了。以我记忆所及，全民抗战刚开始时，我们家里买鸡蛋，一枚银元可以买一箩筐；到抗战第三年以后，鸡蛋已经是个奢侈品。当时因为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涨了不下百倍，一般大学教授衣食都不能周全，许多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的教员都必须从事副业贴补家用。一旦生病，能治活的不多，以我老师李济先生为例，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因为买不起药，在抗战期间夭折。
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人人都会有怨言。再加上蒋介石以“战时必须服从一个领袖”的理由，排除异己，封锁舆论，更引起知识分子的愤怒。所以，知识分子很少有对蒋介石满意的，一般老百姓当然也是怨声载道，他们不能说话，知识分子却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声望极高，大家盼望他成为挽救中国败亡的领袖，到抗战中期以后，却是集全国的怨恨于一身。这一转换，正是共产党统战的好时机，结成了统一的抗日战线。国共两党的形势优劣，就在抗战中期完全颠倒。抗战胜利后，内战立刻发生，中国没有真正复原，又陷入战火。五年内战，国民党政权彻底瓦解的根本原因，一则是国民党丧失了沿海的城市，不能以城市作为基地继续成长和建设中国；二则就是战争期间民心大失，大家希望穷则变、变则通。当然，历史证明，变了不一定真能通。简单的一句话：八年全民抗战，中国的资源和时间都用尽了，如果战后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中国可以再度出发。可是，这个时机终于在战火中烧尽！
▲1939年河北阜平小伙子们踊跃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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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1：大国霸业的兴废》丨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先后执教于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选题策划丨这儿有好书
编辑丨修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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