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林登：喜洲十年记
喜林苑三个院子的房间都住满了，只能试试其他酒店。这里距离大理古城约20公里，酒店还不多。搜索时发现，喜洲的酒店几乎都以这样的方式显示自己所在位置：近喜林苑；距离喜林苑200米……2008年才开业的喜林苑，成了千年古镇喜洲的重要参照点。
2006年，美国人Brian从大理政府手上接管了国宝级文物杨品相宅，准备把它改建成酒店喜林苑。一个国宝级文物，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这在中国是第一次。
清末至民国初年，喜洲商业之风大盛，最盛时，本地有数百家商号，并在上海、武汉、香港、东南亚等地开设分号，成为驰名中外的“喜洲商帮”。最有影响力的商帮，有 “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之说。
杨品相宅，即喜洲商帮“八中家”之一的杨品相的家宅。杨品相自幼跟随叔叔——喜洲商帮“四大家”之一的杨鸿春——学习经商，后来与家兄联合开设“光明”商号，主营黄金、外币与棉纱，在大陆各地及香港开展业务，名列喜洲商帮“八中家”。
1947年，47岁的杨品相在喜洲修建自己的宅院，共两院、一个马厩，一共1800平方米。因为曾在上海生活过，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第一个门楼；由此门入宅，是精彩的飞檐斗拱，这是白族典型的三滴水门楼制式，下雨时，雨滴逐次落至第一、第二飞檐，最后落至地面，意为财源滚滚。上面还有精美的壁画，是用猪血、母乳、金粉调配而成的颜料绘成的彩绘雕花，历经七十载，仍不褪色；宅院的屋顶是天蓝色，再镶上金色木雕贴片……各处细节都处理得当，不愧国宝级文物。
接管杨品相宅之前，Brian带着他的家人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全国旅行，从四川康定到浙江乌镇，从广东开平到甘肃夏河，他一直希望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兴盛之地，找一座老宅子做酒店。但除了喜洲，其他地方都不敢做这样大胆的尝试。
Brian为自己取了中文名林登，邀请整个喜洲古镇的人一起参与改建，以白族的传统手法，细细打理这座老宅。两年后，喜林苑正式开业，成为当年全国最出色的精品酒店。
合理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林登以少有的耐心和诚意修缮一座老宅，并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深入了解、体验并保护当地。
那一年，我当时所在的旅行杂志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可持续保护大奖”，聚焦点是那些“以非凡的勇气、毅力和智慧改变旅行目的地风貌的杰出人士和团队”，我推荐了喜林苑，记得当年写的授奖词如下：
“来自美国的Brian夫妻在旅行途中邂逅了风貌淳朴的大理喜洲古镇，并对其一见钟情。他们卖掉美国的房子，举家迁往喜洲，租下一幢荒废已久的白族民居。这座原属杨姓富商的三重院落在依照传统样式精心修复后，成为精品会所喜林苑。
Brian还创建了包括寺院修复、山间健行、禅学修行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来引导当地人增强对自身所在地的信心，并让旅行者尊重当地习俗、文化。喜林苑向我们展示了最佳目的地的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与他们一起融入原真生活。”
2008年之后的十年间，喜林苑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林登也在杨品相宅之外，将喜洲商帮四大家之一的严宝成的家宅宝成府、八中家之一的杨卓然的宅家杨卓然府，相继接管下来，成为喜林苑的第二、第三个院子。而我们，在远程交往近十年后，终于见面了。
在杨品相宅，林登从他那间完全中式化的书房走出来迎我，比我想象中更为高大，背心、短裤、球鞋，及肩的金发随风飘荡，笑容灿若霞光，生机勃勃得像一株热带雨林里的顶层乔木，完全不像年过半百。
他带我穿过第一个院子，第二个院子，根据之前的马厩改成的第三个院子，爬上旋转楼梯，来到二楼那个著名的屋顶露台，十年前，我们的摄影师就是在这里为他拍了获奖照片。
环视四周，苍山在西，洱海在东，白族院落有规律地散布在平畴沃野上，稻田上几棵历史悠久的大青树，标记出一个个村落的核心位置。三三两两的美国人时不时从稻田上或者村子里走来，那是在这里上暑期课程的美国明德大学的师生们。这样的课程，喜林苑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进行，林登和奥巴马的女儿曾就读的美国西德维尔高中、上海美国学校、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都在合作类似的教育项目。每个项目，林登都会辅助设计在地文化课程。也有三三两两的中国人不时进到院子里、上到露台来，那是酒店入住客人外，每天远道而来参观的游人，喜林苑早已成为喜洲重要的目的地。
他在露台上和我回忆过去三十年里，他在中国的各种奇遇。他原本在芝加哥洗地毯，因为来到中国，命运才开始向他打开无数可能性。如今，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典雅的汉字。
傍晚来了，金灿灿的晚霞开始从苍山顶像整个洱海上空蔓延，这是一天里最好的时光。他带我走路去看其他两个院子，路上经过数十家商铺和路边摊，和几十个晚饭后出来溜达的邻居相遇，他灿烂地笑着和所有人打招呼（甚至是用白族话）：嗨，生意好吗？今天的粑粑卖完了吗？吃晚饭了吗？大家整齐地回应他：村长好呀……
▲喜林苑杨品相宅的外墙，已经成为喜洲的标志性景观。
行李&林登
1.
行李：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美国的学生，听管家说，他们每年会来这里四五个月，是上什么课程？研究喜洲吗？
林登：我们和很多学校都在合作一些教育项目，你看到的是美国明德大学在这里开设的一门和环境相关的课程。他们每年将四分之一的课程放在校外执行，会去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和喜林苑已经合作好几年了。在喜洲，他们会和村民一起拍纪录片、做口述，也会研究这里的鸟类、植物，每个学生离开前都要做一本关于喜洲的书作为作业。
行李：这些书会留在酒店吗？
林登：会的，我们会放在酒店的图书馆里。杨品相宅的图书管里有2000多本书，有我们自己的藏书，也有学生们的作业。我们也和上海美国学校的学生合作，他们的方式是，每个学生都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和他一起吃饭，玩，最后给老人拍一段视频，请他们讲述喜洲的历史。有些老人已经八九十岁，孩子们问起他们一生里最困难、最后悔的事，很多人都会哭，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记录，现在杨卓然府的图书馆里已经存了100多个视频。
行李：学生这期间就住在酒店？
林登：我们现在喜洲一共有三个院子：杨品相宅、宝成府、杨卓然院。杨品相宅和宝成府是精品酒店，和学校合作的院子主要是杨卓然院。有时学生多，也会住在宝成府。
行李：听说和喜林苑合作的都是美国最好的高中和大学，你在美国算是名人了吗？
林登：哈哈还可以吧，美国人觉得我非常爱中国。上个月在美国芝加哥、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演讲，我告诉他们，我很骄傲我是一个美国人，也很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不冲突。
行李：你来中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林登：1983年。
行李：去北京吗？
林登：是的，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中国吗？我爸爸是文盲，妈妈高中都没毕业，所以我从小就很独立，16岁开始就每周工作40小时。等到上大学的年纪，家里没钱，就去了一个相对便宜的社区大学，同时在一个洗地毯的公司兼职工作。美国的社区大学，头两年很便宜，第三年会很贵，我上不起，就转到一个夜校，晚上上课，白天工作。
1983年的某一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教授家里洗地毯，他家墙上有一幅世界地图，凡是去过的地方都会插上一个红标，那天他对我说：“嗨，小伙子，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红标放在中国的位置上？”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中国在哪里，因为我没受什么教育……”大概觉得我有一点可怜，他说，你过来跟我坐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刚从中国回来——你想想，1983年就来过中国，他一定是非常知名的教授，但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中国政府希望在美国找一些英语老师去中国，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的英语很糟糕。
行李：为什么？
林登：因为我不是从很好的大学毕业的，但我想试一试。第二天去夜校查询，发现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个独立留学生的奖学金，我决定申请一下，我想他们肯定不会要我，我只是普通工人阶级的孩子。但是三个月后，中国大使馆给我打电话，说决定给我奖学金去北京大学念书。我说：真的吗？我连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哪个位置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会选我？他们说：因为你是无产阶级的孩子。
那年8月28日，我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大学。8月30日，我在学校附近跑步，突然有一辆黄色奔驰车在我身边停下，车上下来三个人，我不认识他们，而且一句中文不会讲，但是有人过来帮我翻译。后来才知道，三位分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导演、演员，他们要拍一部电影，是1949年以后国内第一部以外国人为主角的电影，他们希望我可以演那个主角。我说我不会中文，他们说没问题，后期会配音。就这样，我演了那部电影，《他来自太平洋》。
行李：啊？
林登：拍电影的过程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过来采访我，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1984年，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主演了一部电影？我拍了四个月，但北京大学一直没有过问，所以我一次课都没上过。我和广播公司的人说，我的签证时效是两年时间，拍完电影后能不能转到你们公司？我知道境外媒体可以拿到更长时间的签证。他们说可以试试，我做了一个月实习生，他们觉得还不错，就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行李：真是不可思议！
林登：是的，我来中国前，没有任何希望，没有方向，“美国梦”也是失败的，我爸爸妈妈的美国梦也是失败的，来到中国以后，才发现生活的意义。所以中国就像我的师父一样，我这样一个在美国没有多少机会的美国小伙子，就这样被中国“领养”了。后来重新回到美国时，我转到了斯坦福大学，并且获得了他们的最高奖学金。在美国念社区大学时，我连斯坦福大学都没听说过，那斯坦福为什么愿意要我？不是因为我洗地毯洗得好，是因为我来过中国，而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期间，采访过邓小平在内的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几位国家领导人。
行李：你上辈子可能是中国人。
林登：可能是。1989年，我在斯坦福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梦”。因为我在中国得到这样的机会，觉得应该对中国有一份责任在。喜林苑就是这样一份责任，这也是第一次有外国人拿到国家级的文物，再次修缮、使用。其实政府的风险也很大，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看到我对中国的热爱，他们愿意冒险试试。我不是传教士，我不是要来教中国什么东西，我是来保护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的瑰宝。
就像当年那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觉得我可怜，大理政府可能也觉得我有点可怜，有一点天真，一个美国人，带着一个五岁、一个八岁的两个孩子，不在美国上学，还卖掉在美国的房子，把所有钱投在这里，要保护我们的文化。
行李：你那时的中国梦是怎样的梦想？
林登：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都觉得中国贫穷、落后、思想保守，但我在那次演讲里告诉美国人：我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我觉得它会好起来，而且肯定会影响到全世界。那时我已经去过日本，日语说得也很好，美国人很惊讶我为什么没有搬到日本去，而是在讴歌中国，那时他们觉得，世界的未来主要看日本。
▲学生们随当地人一起生活，从这里开始了解“乡土中国”，也把他们的观察留在这里。
2.
行李：那你为什么不去日本定居？
林登：因为我太喜欢中国，而且如果没有中国，我不会有今天，更不会来到大理。我来大理，不是因为这里空气好，气候好，不是因为这里有很多酒吧、咖啡厅，不是因为这里有海景房，海景房里有很大的浴缸，上面漂着很多玫瑰花瓣。我来大理，是因为这里的人非常包容，他们愿意支持我的梦想。喜林苑如果在北京，可能会碰到很多阻碍，但是这里非常包容。
我已经在大理住了差不多15年，这15年的变化非常大，而且我感觉不是很乐观，但这个变化不是政府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导致的，他们因为大理的气候、空气，来到大理，对在地文化不感兴趣，和当地没有交流，也不提供任何贡献，天天飘在咖啡厅和酒吧里，看看星星、洱海，喝着法国的葡萄酒，玩自拍……我觉得这不是大理文化，这是他们想象的大理。融在一个当地村子里，这个很难，需要时间，需要热情，他们没有兴趣，都躲在一个城堡里，比如躲在山水间里，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外国人躲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我看来，现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太少了。
行李：这番话真是振聋发聩呀，尤其是从一个美国人口中说出来。
林登：我去过120个国家，非常理解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大理原来有一块自己的画布，但这些知识分子好像看不见这块画布，就是要重新画一幅新的，他们只想将上海的田子坊、北京的798、成都的宽窄巷……移植到大理来，他们只想把原来的生活搬来大理，但这些东西大理不需要，我不需要，只有他们自己需要。大理本地人需要什么呢？需要那些外地人融入他们的生活。现在大家都在提“新大理文化”，我觉得新大理文化应该非常丰富，而不仅仅是这些人的生活。
杨品相宅这个院子只有16间客房，但有60个员工，而且都是本地员工，而那些房价3000元/晚的酒店，可能是16间客房，配5名员工，他们的钱都跑到哪了？投资在哪儿了？投资在5万元一个的科勒浴缸上了，这使我感觉非常糟糕。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愿意冒险来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因为如果没有中国，我还在洗地毯，也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智慧以后会引导全世界。但大理那些知识分子，躲在山水间里喝着法国葡萄酒，觉得他们是新时代的李白，但是他们没有做什么……
行李：这是过去几年来，关于大理新移民最严肃的“批评”了。
林登：我可能说得比较极端。我非常了解为什么有海景房，如果我在武汉做生意，天天在写字楼里，跑到大理来，根本不想来体验当地文化，只想来休息，我们需要一些逃离大都市的东西。只是现在大家都在开发海景房，需要一些提醒，使大理可持续的发展，让未来的旅行者有不同的追求。如果所有人都追求豪华浴缸，这个文化就消失了。
可是中国的文化，大理、喜洲的文化，不仅是你们的，也是全世界的，如果为了迎合一种短期的时尚和潮流，把现有资源全部破坏，这个太可惜了。
行李：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推崇美国、学习美国，但大家那时理解的美国其实并非真正的美国，至少不是全部的美国，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美国人对荒野的追求，对孤独的追求，对每个地方本土文化的追求，并非只有高楼大厦、高速度和高效率。至少从你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美国精神。
林登：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当我听到其他人对中国有不好的想法时，会很难过，就好象在批评我父亲一样。当我在芝加哥、旧金山演讲时，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被中国洗脑了？哈哈哈。所以当我看到来大理的那些知识分子，把时间都花在人民路上，天天泡酒吧、泡咖啡馆，对当地文化没有提供多少贡献时，感觉很糟糕。
▲喜林苑使这些历史悠久、独特的院子获得重生，入住本身即是阅读历史。
3.
行李：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回到八十年代？你在北京大学拍了那部电影后，之后又有哪些经历？
林登：我拍完电影后就直接转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才二十一二岁，就直接搬去了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而不是住在北京大学。外交公寓里住的都是些年纪偏大的外国人，我感觉没多大意思，就通过拍电影时认识的朋友，帮我转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宿舍里，在南锣鼓巷旁边的东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的气氛很好，宿舍里的人大多是演员，也愿意跟外国人交流。
再后来，我去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被邀请到南京大学做一个演讲。演讲结束，他们说下学期有一个交流项目，中国的南京大学和美国的哈普斯金大学互相交换学生到对方学校去上研究生课程，每个学校都需要会中文和英文的人，但南京大学找不到会两种语言的人，就找到我，问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我多少薪水，我说很好，比我爸爸赚的钱还要多，他们说，如果给我一个更好的奖学金，愿不愿意到南京去？我很愿意，因为我原来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愿意付那么多钱让我念硕士，当然很好。
行李：好像在中国，你常常被天上掉下的馅饼儿砸中……
林登：因为我喜欢运动，在南大的第一个星期，我去篮球场打球，结果在那里遇见了我现在的太太。她是来自旧金山的第三代华裔，正好在南京大学上汉语课，她的母语是英语，但第一眼看见她时，我以为她是中国人，那时中国人和美国人谈恋爱非常敏感，后来知道她是华侨时，我才放松地跟她一起了。
好象也是缘份，现在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伙伴，就不会有喜林苑。她和我的想法差不多，很支持我的事业。她觉得如果没有来中国，没有见到我，就没有这样一种冒险的生活，可能就会追求一种普通生活。
行李：的确是缘分。你在南京念完硕士后又回了美国？
林登：是的，为了追求我太太，我考到了斯坦福大学，因为她家乡在那座城市。我在斯坦福念和教育相关的博士学位，写博士论文期间，遇见一家瑞典公司，他们正好要投资国际教育，需要一个人来帮忙，就把我挖过去了。
1990年，我在布拉格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学校，后来在匈牙利、阿根廷、叙利亚等等很多地方，都做了很多有趣的项目，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写完论文，但是做这样的项目，很有成就感。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觉得应该慢慢转到新的行业，要不然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国外。
行李：第一个孩子哪年出生的？
林登：1995年。
行李：已经也23岁了。
林登：对。现在旧金山工作，刚毕业。今年5月12日我回美国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学校在毕业生里选了最有影响力、最独特的八个学生，第一个就是我儿子。
老二在1998年出生，他们两个都有12年是在家庭里完成教育的，背景非常独特。2004年我们全家一起来到大理时，老大9岁，老二6岁。那时我们把美国的房子卖掉，拿着60万美金，那是我们所有的积蓄，来到大理。
行李：为什么回美国那么多年后，2004年决定回到中国来？
林登：美国的确吸引着全世界很多人，我可以留在美国，生活会很舒服，但心里一直觉得还不够，也觉得对中国好象不够尽责任。我爸爸因为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工作很糟糕，所以他一直鼓励我追求自己的梦想。2004年，孩子们到了一定年龄，可以带着他们到处跑，我和太太也可以教他们念书，我想至少可以用两年来试一试。
两年内，我们跑遍了中国，去景德镇、黟县、歙县、乌镇、凤凰、开平、康定、夏河……想看看可以把“喜林苑”放在什么地方。
行李：为什么想做酒店？
林登：酒店只是我们的一个平台，一个机构而已，其实是想做教育。结果跑了那么多地方，喜洲人最欢迎我们。杨品相宅有1800平方米，那么大的老房子，在中国有多少呢？而且正好属于政府，政府能够接受，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我记得当时政府去我们住的客栈，看到地上有两个床垫，我的两个孩子就睡在那里，他们很感动，觉得这个外国人很有热情——如果属于18家老百姓，我要和18家人谈，我不一定有能力谈成。
行李：为什么喜欢喜洲？
林登：我喜欢喜洲，不是因为这里的天气、空气、风景，中国有这种好环境的地方很多，我来到喜洲，是因为这里的文化还是活的。
行李：你为什么不去大理古城做酒店？
林登：喜林苑建成之前，我们有两年时间住在古城。来喜洲，一是因为杨品相宅这个院子非常难得，它是国宝级文物。二是我不太喜欢古城的氛围，古城那会儿已经有很多外地人、外国人，但我想跟我不一样的人玩，如果我喜欢和外国人玩，那我可以直接留在美国。喜林苑建成后，我只有有事情要办时才去古城，而且我的大部分客人也不太去古城，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就喜欢在喜洲和各个村子里待着。因为他们不想了解星巴克文化，不想了解酒吧文化，他们要了解中国的农耕文化，所以愿意来到这里。
▲两个美国人，因为热爱冒险而走到一起，来中国，是他们最大的、最快乐、最值得的冒险。
4.
上世纪八十年代，林登在中国做了很多旅行，他写过文章回顾那时的旅行。他那时的旅行风格，已经窥见了未来喜林苑的方向。而他对大理当下旅游现状的“批判”，也振聋发聩，使人反省：
30年前的12月，我暂别了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跳上了一趟驶往新疆的列车。我那本类似于护照的旅行许可证上，除了一枚西安的印戳外，再无其它。公安局禁止我前往陕西以西的任何地方，所以我的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如同偷渡进入一个国家。
那个年代旅游业还未兴起，旅行的目的仅仅限于探亲访友和经商。火车车次很少，所以常常出现“一座难求”的情况。在去往乌鲁木齐的长达75小时的漫长旅途中，直到第三天我才有了座位。第一天我一直站在车厢连接处的走道里，接着我在硬座车厢的地板上度过了第二天。到达乌鲁木齐时，我下车就被逮捕了（这是我第一次被逮捕，而后的整个八十年代中期，我总共被抓了13次）。他们命令我即刻返程，但我没有理会，仍旧继续搭车西进。
对中国内陆偏远地区的探索，只进入到少数独自旅行者的视野。在五个星期的新疆之行中，我没有遇到其他任何为旅行而旅行的人。我花了四天时间搭卡车偷偷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喀什，并尝试着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地区，一如既往，再次被警告，请即刻返程……
那时在中国的旅行，是一件非常新鲜刺激的事，尽管对身体来说是个负担。旅途中总是充满了挑战：偷偷潜入闭塞的城市，寻找愿意接受外国人的旅馆，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为买一张去往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票。但是，文化差异与精神挑战一直驱使着我不停地前行。旅行，以未知的探索以及超越传统与常规的冒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自我认知的机会。旅行之于我，最大的乐趣在于，远离自己的安乐窝。八十年代的中国，充满各种各样的经历，能让人充分享受到如此的“乐趣”。
如今，中国的旅游已经变得“干净而奢华”，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千里迢迢地飞往西部，与无数游客一道，上演东施效颦般重温过往的戏码，骑骑骆驼，摆造型与牦牛合影，漫步于那些充斥着酒吧和兜售来自义乌的旅游纪念品小商店的所谓的古城之中。大多数外国游客都拒绝来这些肤浅的乏味的旅游胜地。然而，由于中国国内新兴的旅游市场如此庞大，并且受舒适度和熟悉度的主导，中国未来的旅游产业将会出现更多这样商业化的娱乐消遣模式。
最令我失望的是（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创立“喜林苑”的原因），中国地域特色的缺失，精神家园的破坏，这种缺失造成人们与其生活空间的冲击。
古老的建筑和物质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物理特性，多多少少能激发人们的团结性，并为他们提供一种关于过往记忆的有形载体。然而，中国城市的同质化，包括中国城市景观中对西方建筑形式的盲目吸收与滥用，对于那些已经被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建筑，更是雪上加霜。
同时，旅游也被这种病态的地域特色的缺失所影响着。旅居者更多地受到新建的奢华酒店带来的感官影响，而不是个人体验。“大胆尝试”的含义被不断降级，就算有所谓的尝试，也只是在西式风格的酒吧街上吃本地菜亦或是买一件民族服饰（尽管穿着这件衣服的人全然不知，它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民族），又或是依傍着牦牛摆拍，虽然它的主人只是一个装扮成当地少数民族的外乡人。
人们对地方感缺乏尊重和兴趣，因为这些旅行者大部分是城市居民，缺乏这种意识。大部分旅居者追求的仅仅是家庭舒适感的复制品。他们衡量个人体验的标准，仅仅限于酒店的奢华程度，房间内电视机的尺寸以及前台装饰的大理石数量。
在大理，这种趋势非常明显。成百上千新建的酒店耸立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洱海边上，但这些酒店极少有白族传统的建筑风格。他们对大理繁衍了千年的文化传统缺乏应有的尊重。譬如当地人家面朝洱海的房子，十年前是不怎么值钱的，现在他们把房子租给外地人，外地人拆掉了老屋，自鸣得意地兴修起一些像是从北京798照搬过来的建筑。
这些新修的建筑物破坏了原始的建筑构造，房东却带着够花一两年的钱离开了村子。那些距离洱海一两百米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房子，被空荡荡地废弃在那里。重建无望，因为他们没有无敌海景——这是那些新建酒店的唯一卖点。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过周围村庄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然而我始终相信，开发需立足于经济增长和文化保护平衡的基础之上，才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这个世界从未见证过在20年的时间里，旅游市场从极少到年度近十亿客流量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增加能使任何一个系统超负荷，更不用说对于已经遭受了有形、无形破坏的传统文化。我很高兴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大好河山，并且可以舒服地享受旅程，不必再经历30年前那种没有座位的火车之旅。但我呼吁所有旅行者：无论中外游客，在选择目的地时，请更多地关注社会。
喜林苑一直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在约束中求得保护与发展。我们培训当地员工，在学校当志愿者，从村子里采购食材支持当地经济，协助大理州政府进行旅游规划，为参观的学生、客人以及志愿者建立社区服务项目。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引进外地建筑和员工，更多是凭借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来帮助村民们树立自信。这个小镇接纳我们，我们也融入了他们。我们驻进他们的精神庇佑所，他们也给我们的客人留下最真实深刻的体验。这些最特别的体验，就是旅行的灵魂所在。
5.
行李：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说汉语的？
林登：我从来没有学过，但我到南京大学时基本可以听得很清楚，我在南大的硕士论文是写“关于瞿秋白对艺术的贡献”，也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语言不是大问题。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语言只是工具而已，我当然可以说得更好，但我觉得我应该把时间更多地放在和村民一起，和客人一起，这更重要。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当我和大家说起这里的优秀文化时，有时会更有说服力。
为什么我要跟美国最好的学校，要和奥巴马女儿曾经就读的学校合作？因为那里的学生都是我们未来的领导，政治、经济、文化，未来各个方面的领导。如果他们有机会来喜洲待五个月，可能一辈子都会对中国有情怀。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战略，会影响美国未来的领导，他们会因为这五个月的深入了解，而尊重中国。
行李：你在喜洲十年了，你是怎么看喜洲的？
林登：现在的喜洲肯定是更漂亮了，而且所有改造都由同济、清华的建筑系来做，他们有一个标准，不允许新建。但这些都是硬件，软件没有人在乎。这些年，喜洲也有了一些变化，当古城的租金越来越贵，很多人选择到喜洲来。我一直鼓励喜洲人应该更骄傲、更挑剔，要学会说No，如果你不够尊重当地，你的钱就没有价值，我们不要。我也希望以后所有的酒店，至少要根据房费，有一定比例的当地员工，这样老板就不会仅仅把钱投资在科勒的浴缸、意大利的牛皮沙发、法国的葡萄酒上，这样就可以和当地一起发展，有机会培训村里人，他们也可以留在村子里，不会全部跑出去打工。我希望我们放慢速度，让当地人赶上，也让他们受益。
我刚刚在清华和复旦两所大学做了演讲，下个月还会去北京的盖茨基金会演讲，大家为什么对我有兴趣？因为他们觉得我代表了一种追梦者，我就是要鼓励一些人，可以超越盈利，以文化为目标。
行李：几年前我看过你一个纪录片，当时你正准备在无锡做酒店，后来没有做吗？
林登：其实设计平面图我们都做了，但后来没做。那是的面积很大，政府最初投资3000万，我希望把房费控制在1500-2000元/晚以下。后来政府的投资追加到9000万，希望房费是3000元/晚以上，而且他们希望我绝大多数时间都能待在无锡。
从我的角度，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只能接待有钱人，没有教育机构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不需要投那么多钱，也不需要超级豪华，也想更多时间待在云南。后来给他们介绍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我自己就回来了。
行李：原来你在设定房价时，是这么考虑的。“喜林苑”的名字是什么时候想好的？我以为跟喜洲有关系呢。
林登：是跟喜洲有关，我的中文名又叫“林登”，而“苑”，比较像文人的居所，于是就叫“喜林苑”。
行李：你已经去过了120个国家，没有另外一个地方让你想去做个喜林苑吗？
林登：没有，我现在剑川县做新的喜林苑，我希望将来只在云南省境内。有很多人来邀请我去，但我最担心邀请的人只看到“喜林苑”这一个酒店品牌，而不是其他附加的文化属性。在喜洲，我希望喜林苑成为村子里的公共空间，而不仅仅是一家酒店。我们的文化也不仅仅停留在酒店的围墙之内，整个村子都是酒店的一部分。
美国的产品，全世界都有，NBA、变形金刚、米老鼠、苹果、星巴克……可是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你认识哪个中国人？他们会说李小龙。这个太糟糕了，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文化，他们只认识一个李小龙。所以我最大的责任就是帮助增加中国的软实力，传播给全世界，是不是有点像传教士？
行李：有点像。
林登：是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教士。
▲那个芝加哥的Brian,已经成功成为喜洲的村长。
采访：Daisy
照片提供：林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