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抛弃过去有些矫情甚至小资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泥土。」九月到十月，密集地拜访了国内做有机种植的农场，“分享收获”是这一程的最后一站。“分享收获”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石嫣、程存旺夫妇于2012年创办，在北京的通州区和顺义区建有三个基地，我们约在了顺义的柳庄户村。农场就在路边，一下车，我以为扑面而来的就是菜地，却像闯入了一所食物学校。在一个北方乡村的普通院落里，角角落落都讲述着石嫣、程存旺以及他们共同的恩师，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的故事，他们对食物的理解，在土地上的实践。那些来自国内外数不胜数的荣誉、奖章，只能屈居在一些缝隙里。越过院落，才是后面的菜地，一半大棚，一半裸露，分列在一条木质长廊两侧，长廊顶上垂挂着数百个真实的葫芦，两侧的土墙上详实地分享了农场的所有种植技法。大棚里种着当季的蔬菜，草莓、大葱、花菜、辣椒等等，裸露的地里全是用来榨油的向日葵，所有作物，全都饱满、鲜活、有力。蹲在地上闻到辣椒呛人的味道时，用力才能托起向日葵沉甸甸的瓜盘时，我有些夸张的掉下了眼泪。想起今年读到的一本书，《春山》，里边写诗人王维，“又落了几天雨，雨水让土地和草木吸走了。别墅柴门外，路边的松、杨、宫槐都油亮了，蓬勃、焕发。蛙鸣、蝉鸣比鸟叫还突兀而有力，这是夏声了。王维心知夏天到了，但身子还是凉浸浸的。他想写首诗，把自己比作耷在棚架上的豇豆。但他没有写。因为他走近看了，豇豆在阳光下十分饱满、晶莹，没一点蔫样。这让他喜悦、赞叹……自愧不如。”“豇豆在阳光下十分饱满、晶莹，没一点蔫样。这让他喜悦、赞叹……自愧不如。”面对这片菜地，面对向日葵，我也生出了这份喜悦、赞叹，和自愧不如。我们每天吃着这些蔬菜，为什么没有变得饱满、晶莹、没一点蔫样，而是走向了反面呢？
▲向日葵成熟了，孩子们会来农场一起打葵花、榨葵花油。亲自劳动过，对食物就会生出一份爱惜之意。
在有机农业领域，石嫣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2008年，还在研究生期间，就去美国农场干了半年活儿，是第一个去美国务农的大学生。回国后，先后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分享收获有机农场、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每份事业都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开拓者。与此同时，翻译了有机农业领域内最重要的几本著作：《四千年的农夫》，是一个美国土壤学家对中国一百多年前有机种植的详实记录；《分享收获》，全球最早探索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场指导手册；《慢是美好的》，讲述一位传统投资人在土地上的转身。她在美国种地的故事，也写进了《从土地到餐桌的变革》这本书里。她获过全球性的最高荣誉，也被数百家媒体报道过，但是当她从长廊那头走向我时，就是这样，瘦瘦的、黑黑的、朴朴素素的、结结实实的，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饱满、晶莹、没一点蔫样，像所有健康的作物那样。石嫣所有的事业都是和爱人程存旺共度的：农场一起创立，书一起翻译，从大学时代一路走到今天。和她聊天期间，程存旺忙着接待访客、在电话里技术指导其他农友、筹备即将开业的有机厨房……稍有闲暇，就在长桌那头坐下，埋头干活儿，一句闲话没有。只在石嫣说自己以前也是城市人时，头也不抬地戏谑道，“哟，城市人了不起呀。”农场有公共的食堂（餐厅），食堂里，一边悬挂着农产品和由农产品加工的艺术品，一边用各种张贴着的提示告诉大家：珍惜食物、爱护土地。挨着办公室的角落，陈列着她们的译作和著作，以及一本主要针对新农人培训的《分享收获手册》，扉页上写着：工作于乡村，价值始于乡村，也留于乡村，让农民成为让人骄傲的职业。人的快乐之源本不依赖物质，在土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中，获得真实生活的平衡、快乐，体验四季更替。遵循天地人和谐的生命农业的原理，吃健康的食物，成为健康的农人，反过来滋养健康自由的土壤。传播我们对生命和生活之道的理解，建立人与土地间的联系，回归生命之本。」办公室外的墙上展示着“大地之子”的不同项目：针对想做农业的新农人进行CSA培训；针对都市人健康饮食的“新吃货”培训；针对孩子的“大地小脚丫”活动；农场也进入城市，设计校园菜地、社区菜地、屋顶农庄等都市农业项目……而今，“分享收获”已经有1500个会员，CSA联盟在全国有超过1000多个主体。所谓“大地之子”，是说，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珍惜食物”、“大地之子”这样的语言，我们都不陌生，耳熟能详。甚至早在十年前，我还以记者的身份，去到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气候大会，一路拜访有机餐厅、有机农场、生态社区。但因为那时自己没有真实的生活，一切都是错过。十年后，再次与这一切相遇，面对和我同龄的石嫣，面对饱满、晶莹的土地和作物，我掉下了复杂的眼泪。
▲从一个城里人到新农人，挺容易的。石嫣说，我想抛弃过去有些矫情甚至小资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泥土。
石嫣：是，平常我们在这儿吃饭，也在这儿做活动：新农人CSA培训、新吃货培训等等，是一个真正的多功能厅。现在准备做一个“有机厨房”，那边正在忙的是我同事，原来在北京城里开过一家有机餐厅“山野朴食”，最早在我们这里工作，后来也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工作过。今年因为疫情，餐厅关了，现在决定回来，依托农场做一个“有机厨房”，这里门口就是菜园，后面库房里还有300多种全国各地的有机产品，隔壁还有我们的一个果园基地，没有比这更好的条件了。行李：刚才等你期间，看完了角角落落的陈列、提示——饭前的感恩词，洗碗时如何在各个环节都节省资源等等，心里生起一份珍惜之意，一口干净的食物，多么来之不易。也很羞愧，吃了几十年的饭，之前竟然从未有过这种情感。一直觉得自己不是浪费的人，但其实浪费的惯性和那种理所当然的消费者思维，已经深入整个生活模式里，买菜、点菜时，总会习惯有富余，放久了，或者吃不完，也就随手一扔。过去一直觉得吃饭只是个人习惯，从未想过来到我们的餐盘前，离开我们的餐盘后，食物的整个旅程，以及我们个人的消费习惯和整个食物体系的关系。真是羞愧呀，那时只在社会意识、文化思想里关心着世界。我从一个月前才因为工作原因，开始深入了解有机领域，那之前，不过模模糊糊听到有机，而你们已经探索了一二十年。石嫣：是，我们已经推动了十多年，全国社会生态农业联盟主体也有1000多个，关于我们这儿的媒体报道也挺多的，同事统计过，说有800多篇，但大众对有机食物还是很模糊的。我们做的这些事，并不顺应当下的消费主义，难，是必然的。大家说起有机，最深的印象就是觉得贵。我们有一个会员，夫妻两年收入50多万，但他要还房贷，要送孩子去国外参加夏令营等等，所有东西都排完后，最后才是吃的食物。如果有机农业能够从种子到餐桌的整个链条也能获得常规体系的支持，有机食品的价格自然也会降低。为什么我们有钱之后会购买一辆BMW汽车，却在支付真正食品的价格时总是认为贵呢？要改变的，是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态度。行李：有位老师根据她所在社区的生活样本，详细统计过整整两年的食物消费，如果每天都吃有机的食物，包括调味品，全年也就是人均5000元左右，主要还是消费观念。过去一个月拜访了一圈做有机农业的，大家在经济上都很困难，你们还好吗？石嫣：如果只是活着，我们是没问题的，最大的困难是在乡村做事遇到的发展瓶颈。在这里做事，受制于很多东西，不像城市里，创业不用想着以后住在哪里，安家在哪里，孩子以后上学在哪里这些问题，因为城市的发展路径都是前人给铺好的，无非是选择问题，而在乡村，很多条件需要我们自己创造，特别是原来的乡村发展政策，大部分匹配的是资本下乡的工业化政策，而当下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的是生态化人才下乡、资源下乡，而相应的这些政策还非常少。我们看到乡村大量闲置资产（比如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的同时，也看到很多返乡青年在乡村可以使用的资源却极度稀缺，相应的支持政策还没有调整过来。我们认识的一个老师最近在福州乡下建民宿，当他想要不用水泥铺路而是用透气的石砖，甚至还是他自己花钱时，就不让你修——政策都是工业化思路，就像你只有养一万只鸡才有补贴，生态养殖却没有支持，所以我们的困难并不是说——石嫣：对，生态农业的种植技术，只要用心学，有个两三年，种出菜来是没有问题的。土地是不会骗人的，只要用心，用好的种子，好的管理，肯定能长出东西来，只不过多少的问题。至于市场供货，就是一点点发展，我们最近三四年也没有刻意推广，但消费者前期建立了信任，就一点点滚动，形成影响，至少可以养活我们。但我们的初心并不只是养活自己，而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真正在乡村安居乐业，现在“分享收获”的团队已经有30多个年轻人了，都是外地来的。他在农场做一份工作，挣钱后，并不一定想去城里买房、安家，但乡村在这一块儿是完全空白的，一方面是大量闲置的农田、农业设施、集体建设用地，一方面你又没法用这些资源——未来几年，整个乡村可能会有大的变化，但过去我们做农业的十多年里，限制你在乡村真正扎根和发展的东西太多了。在乡村，要不就是本村的小农户，要不就是资本下乡，像我们这种，就只能一步步发展，从政策部门到最本地村民，一点点建立信任。行李：目前做有机农业的农场、新农人，绝大部分还是各自为政。石嫣：是，所以下一个十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把CSA合作社做起来，让现在分散的生产者更好的连接起来，让未来的返乡青年、小农户，按标准生产，我们通过合作社来支持销售，解决他的后顾之忧。现在的情况是，哪怕我们这样稍微大一点的农场，像有机肥、植保，甚至大棚换棉被换薄膜这样的事，都是单家独户干。我也参加一些政策的讨论，发现农业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真正的农业生产者和小农户的声音。如果未来十年把合作社做好，会内化我们的力量，我想增强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力量感，让这个群体的声音发出来。石嫣：市集面对的，还是好多个体的农户，但我们要做的合作社，是将生产者组建成一个新的集体。未来我们不再以一个农场对外，有点像是日韩的农协，就是为农民服务的协会，更有组织的力量。石嫣：类似，但形式不一定是那种。韩国有一个韩莎林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简称产消合作社，消费者有50万个家庭，生产者有3000个，占韩国总人口的2.5%，所以他们形成的力量可以影响政策、影响社会很多东西。最主要的是，能够帮助有机农户把东西卖出去。合作社也和公司不同，公司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合作社最终是为社员服务，是让社员利益最大化，我们希望能搭建这样的产消平台。▲农场一角。农场不只种菜卖菜，农场是一所关于食物的学校，关于生命的学校。
行李：CSA在有机圈内推行一些年了，但大众还是不太了解，可以用通俗化的语言和我们介绍一下吗？石嫣：CSA即社区支持农业，1970s兴起于在日本、德国、瑞士，最初的出现是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在CSA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这样，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这份收益对生产者来说是公平的，而消费者也获得了有机种植的健康产品。说简单一点，这个模式就是在农场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销、互信、友好的关系，让生产者有稳定的市场份额，而消费者吃到健康的食物。有人说，CSA是一种类似物物交换的方式，你今年用钱支持一个本地农民，来年可以获得免费的健康的农产品。行李：“社区支持农业”，我们有小区、街道，但那应该都不是你说的社区，我自己这些年常去大理，有大理人说，全国只有一个社区，在大理。虽然有些夸张，但可见真正的社区并不多。这个“社区”，是怎样一个社区？它们支持的农业，又是一种怎样的农业？石嫣：在这里，社区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有共同消费理念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所支持的农业，是生态、健康、公平的有机农业；是本地化的、新鲜的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者群体和单个或者群体的生产者，由于相似或者相同的目的，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稳定、长期的契约关系，支持本地的、有机的健康生产。这种健康的生产方式就是有机农业。行李：有机农业、永续农业、自然农法……这些词这些年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他们是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环境下的使用，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差异？石嫣：有机农业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和高深，英文organic（有机的）这个词有“古老的”这层意思，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几乎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有机耕作，只是近代工业化以来，我们开始将昆虫等凡是可能影响人类收获的均看作害虫，将能除掉杂草的农药当做高科技，将能迅速催长的化肥当做先进。而现在，中国农业几乎已经成为面源污染、立体污染的罪魁祸首。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永续农业、可持续农业、生物动力农业等，不要为这些概念所困惑，其实它们讲的都是一个道理：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同时要让这种健康可持续。国际慢食运动（Slow Food）创始人佩特里尼说过，即使你不用化学物质，但你还是以大量生产某种单一品种的方式，消除了生物多样性。它们可能是有机的，但它们与环境不相融，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毁坏。农业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如果没有对农业、农民真实恳切的尊重与关怀，一味追求有机和健康，是不是一种舍本逐末呢？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原则。比起上面那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是否透明，消费者是否了解农民的生产方式。任何可以被定义的标准都是为了产业服务的。只有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有了对有机产业的需求后，原来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有机标签才正式进入产业流程——行李：从“有机标签”走到“有机产业”，用了几十年？石嫣：是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人开始反思农业资本化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而形成有机农业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工业化农业进一步加剧了食品安全和环境危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农业部开始规范有机农业这一行业，并颁布了有机农业国家标准。对产业来说，标准只是最低准则，而对国际有机农业运动组织来说，标准只是一个门槛。可以被标准化的只有那些可以被测量的标准，而更多的原则，比如“公平和关爱”，不能被做成标准。有机农业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需要终身去学习和追寻，某种程度上，有机就是生活，就是生命。行李：“有机就是生活，就是生命”，这话太有力量了。石嫣：社区支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这些概念不只是一个概念，也不只是不用农药、化肥，而是农民和土地之间建立“负责任的连接”的必然选择，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亲身去实践的，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CSA的精髓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彼此承诺、共担风险。人类出现以来，人与土地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与土地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少的人知道自己餐桌上的食物从何而来，很多人从超市、食品店获取大量食品，由于贸易变得自由了，大量的食品旅行数百英里、数千英里甚至数万英里来到消费者手里，农业的运输系统变成了能源密集型系统，只有10%的石化燃料能量用在了食品生产环节，其他90%都被用在包装、运输和营销上。CSA并不仅仅是一种直销模式，农民和消费者要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共创、共建、共享的环境。我们需要将自己和一个小型农场联系起来，不仅仅是吃有机食品，还要理解农业的生产过程，调整自己的支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甚至建立新的价值观。
▲农场的夏令营活动。
行李：你可以一直念书下去，做个职业学者的，是怎么走到新农人这条路上来的？石嫣：我原来一直读书，2008年，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通过美国农业贸易与政策研究所（IATP）的帮助，去美国一个农场做了半年农民。是真正做农民，每天都干活儿，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五点，浑身又累又臭，每天吃完饭就想睡觉。农场有个18岁的美国女孩，也做实习生，人家扛大柱子，一背就背起来了，而我26岁，就是一个虚弱的书生。那种苦，开始时真受不了，但后来发现，还真是应了古人那句话，人要想成长，必须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石嫣：农场在明尼苏达州，由两个修女姐妹——凯和安妮特——建立，他们的父母1944年买下农场，后来姐妹两继承了农场的一部分，1996年把农场命名为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时，一个宇航员看到了地球从月球地平线升起来的壮阔景象，她们希望这个农场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范例，让人们了解到，我们不能脱离地球而独自存在。当时在农场，跟监狱差不多，周边没有其他城镇，我不能开车，农场没有手机，也没信号，白天都在干活，只有晚上回到住的地方上一下网。原来在学校时，晚上熬夜到两三点，早晨十一点才起床，作息混乱，在农场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第一次吃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时，那味道太不一样了。半年之后回到学校，发现胃口再也接受不了以前的食物了。那半年整个状态都有很大变化，很多以前觉得必不可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重要，反而在那种极简的状态里，找到了生活的价值。农场的生活需要系统性。一个农民，既得是种地的好把式，还要尽可能制作面包、披萨、酸奶、草莓酱这些农业加工品。农民既要是一个工程师，要知道如何修理机械、如何手工制作一些工具，还要是个艺术家，懂得如何规划整个农场的景观，最后还要了解如何将产品销售出去。在和大自然合作的过程中，农民实实在在地创造了财富，但人类并没有给与食物更多的重视，我们吃了食物，但不知道它们——那些从太阳、土壤、水、空气中汲取生命力量的植物——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农民在生产食物的过程中付出了这么多辛苦——还有哪一项产品的生产周期能超过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在各种严酷的天气中经历考验，可为何食物却是最廉价的呢？行李：我在你那本《从土地到餐桌的变革》书里，读到你写的这段文字，“物品腐败了，只要埋进土里，就可以分解出干净的植物养料，人也如此，如果堕落了，只要接近泥土，就可以成为清洁而健康的人。播种时，我的手与土地融为一体。希望种子快快成长时，我的心与阳光融为一体。浇水时，我的手与水融为一体，渴望滋润大地和幼苗。施肥时，我的心与肥料融为一体，渴望供给幼苗充足的养分。于是，吃到苹果时，我的身体与大地融为一体。”“食物来之不易”、“农民与大自然合作”，这样一些简单的道理，如果不亲身耕种，就永远不明白，我们的接受力和理解力都很差。石嫣：是呀，很多时候，我们把别人的帮助和大自然的恩赐看作理所当然，于是，挥霍着，把享乐放在第一位。在农场生活久了，会发自内心的感谢大自然的恩赐。我们每天中午会休息一小时，也会轮流做饭、洗碗。因为轮流做饭，所以每天都能品尝到不同人的手艺，我们享受食物带给我们的惊喜，也感谢食物带给我们生命。经常有人来农场吃饭，在外面吃惯了快餐和垃圾食品，在农场，所有蔬菜都来自地里，每种菜都是当天的厨师用心烹制的，人们会更加感恩种植和烹制食物的人，更珍惜食物的来之不易。每顿饭前，凯都会带领着我们做祷告，感谢阳光、水、土壤给予我们食物，感谢种植了这些蔬菜的人，还要感谢当天厨师的精心准备，有时候还会吟诵一首关于农业和爱的小诗。我最初还很不习惯，但后来渐渐领会到，这和宗教信仰没有关系，这样一顿饭，饱含了自然的给予、我们在土地上的劳动以及厨师烹饪的劳动，从田园到餐桌的过程，全部展现在我们眼前。行李：你去农场，其实是另一种读书，当时老师推荐你去的初衷是什么？石嫣：本来是要去学习美国的CSA是如何运营的，但其实那半年并没有让我学到多少农业技术（后来自己经营农场，才知道中国农民更懂得如何在小块土地上获得更多收益），也没有学到多少农场经营的管理经验（那家农场只有33个会员，而我们现在的会员数已经有1500多个），但在农场的半年生活，有一颗种子扎下了根：在地上锄草，与大地平行，感觉自己很渺小；吃到自己种植的食物，不用担心食品安全，这不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吗？人类本来是使用物品，却在现代化生活里迷失了自己，被太多的物品所使用，被太多的“不够”所控制。那一年我26岁。行李：我26岁才刚开始工作，一直到十多年后才真正接触有机农业，而你已经做了十年新农人，有了这么真实、结实的生活。昨晚从金鹏家打车回酒店，路上整整堵了两小时，路过国贸、大望路，当生活开始转向后，再回看这些以前特别熟悉的地方，想着我们的生活多么虚妄，不知道在忙碌着、追求着些什么。石嫣：我老师做过一项研究，新农人里，70%的生产者都是亏损状况，但这70%里，想继续做的还有70%。别的产业亏损了可以离开，破产了可以不干，为什么这个行业里的人，都亏着还要继续做？当一个人回到乡村做农业，开始从种菜开始，过上一种真实的生活后，只要能够满足温饱，他就没办法再去过另外一种虚假的生活。行李：今年我也在家里尝试了一米菜园，哪怕我这样疏于打理，一年也可以不断产出，土地待我们如此丰厚。石嫣：是啊，其他东西有骗人的时候，但土地不会骗人。大家总以为有机农业会饿死人，当你真正生活在土地上就会发现，是你吃不吃得完，而不是饿不饿死人的问题，土地给与你的，比你一己需求的，远远多得多。 ▲在美国当农民。
行李：去美国做农民前，你一直在农业大学这个体系里念书，这期间对食物、农业，有深入的了解吗？石嫣：我本科在河北农业大学，但我学的是农业经济管理。那时绝大部分农业大学正在走经历一个“去农业化”的过程，因为农学专业不好就业，很多农业大学的课都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我大学四年都没下过乡。硕士在中国人民大学，跟着温铁军老师读书，是我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温老师把我们直接“扔”到乡村调研，但该调研什么，毫无概念。记得第一次下乡，温老师对我和一个师姐说，你俩去山西霍家沟村待个把礼拜。当时就懵了，去个把礼拜？去那儿干吗？那两年我们跑了几十个乡村，我刚开始做的课题是“乡村对抗性冲突的转换机制”研究，当时温老师在做一项研究，发现从2000年开始，来北京上访的数量陡增，我帮温老师整理书信时，也看到很多在信上按着血印的投诉。他在全国选了一些矛盾比较大、但还没有激烈到一发不可收拾的案例点，看如何去转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比如通过合作社，通过乡村文化。我去过山东莱州一个沿海的小村子，村委因为跟征地有关的案子，导致了矛盾冲突。我们跟着村书记、村大队调研走访，在村会计那里看账本、做记录，采访普通村民……用白描的方式，写这个村子的故事、历史、案例。记得我们去了四个学生，两个男生，两个女生，住在村子里一个闲置的院子里，这屋住俩女生，那屋住俩男生，特别冷。每天中午都去村里的小饭店吃饭，村民待我们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在城市里完全不一样。借助这些调研，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也确实感受到了乡村的痛，现在留在乡村的主要人群，是我们称作“386199”的妇女、儿童、老人。农业是在保护水土这些人类的公共品，很难在农民艰难求取生计的同时，再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回到乡村，承担责任和改变现状。但回到学校后，大家还是都去争取发论文，争取博士毕业后找一份怎样的工作……在乡村感受的那份痛，那时显得很割裂。我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不明白，没有在其中找到自己。但隐隐约约在想：有没有可能不再把农民和农村只作为研究对象？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去改变现状？行李：真幸运，然后就去了美国，在美国，以亲自劳动的方式，解决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石嫣：其实去美国是很偶然的机会，IATP原来也资助很多中国的教授去看美国的新兴农业，但大家也就是走马观花看看就走了，所以他们希望资助一个学生，用半年时间，就在一个农场里，跟着农场主生活。去美国是我人生中第二个转折点，从美国回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恍惚，有一点出世的感觉。行李：之前做乡村调研时想改变现状，从美国回来后做了什么？石嫣：当时学校有一个基地，是温老师在凤凰山脚下申请的一块试验田，我回国后就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做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在不考虑商业模式的背景下，看如何实现CSA的模式。后来的小毛驴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一个美国的CSA概念，一点点落实下来。现在想起来，那时特别理想化。比如当时招募会员时要收钱，我们坚持必须上门收钱，因为要先给人家讲我们的理念，认同理念后才能成为会员，那时每天晚上五六点从农场坐公交车出发到城里，拜访1-2位客户，再坐公交回农场，基本都十来点了。很幸运，我们第一年就招募了五六十个会员。石嫣：对，还有“强迫”（笑），这个对我的锻炼挺大的。我们又要做生产，又要做销售、客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做这些的，平常清高得很，让人骂两句，肯定心里质疑为什么要做这事，那几年把自己往更深层面锻炼了一下。还有突如其来的社会关注，2009年做小毛驴后，突然有了一大波媒体报道，基本都是从“女博士做农民”这样的角度，还引来了很多投资人，形形色色的。因为来参观的人太多，就想，我们办一个大会吧？这样大家每年不用来小毛驴学习，来参加大会就好了，于是从2010年开始办第一期CSA大会。那一年也做了农夫市集，小毛驴也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创始人，当时，有个日本艺术家在小毛驴租地种菜，我们俩聊天时，她说最近参加了一个消费者发起的市集活动，但没几个真正的农户参与，我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些农户，当时天福园的张志敏老师、芳嘉苑、圣林、吃素的餐厅都跟我们互动比较多，要不咱们组织一个农夫市集也行。就这样，她找场地、筹划，我们组织农户，第一次就六七个机构，在芳草地一个艺术区举办了第一次农夫市集。我们当时还从农场运了很多土到芳草地那个艺术区，计划做一些都市农业的展示。行李：小毛驴有地，有市集，有会员，还租地给艺术家，当时的形态这么多元？石嫣：是，我们还办过丰收节，第一次就来了2000人，现在很难想象。没有经费，没太多策划，也没什么活动，就是在地里拔萝卜、在田间地头开研讨会，通过微博发了一条信息，就来了那么多人。能感受到，大家当时有一种对乡村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设计一种可能性，因为这些元素我在美国都看过，比如农夫市集，比如“一米菜园”，美国半年，我一方面参与种植，一方面研读各种资料，把CSA体系和整个新型农业都弄明白了，回来后，无非是把这些东西怎么纳入到小毛驴的版图里去，如何动员大家参与。小毛驴最有意思的是把各方力量集合起来，我现在都记忆犹新，2009年有一个收大白菜的活动，当时邀请了天福园在内的几个农场，还有“自然之友”、“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机构，想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虽然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农场，但从来没有门户之见，只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都受益。结果活动那天突然下大雪，我们想，肯定一个人都不来了，没想到来了一百多人，你可以想象那时大家的热情。通过小毛驴的实践，我觉得CSA在中国是可行的，这件事绝对可以做成一份事业。当然也没白读书，你知道西方整个现代化的进程，比如欧洲、美国，整个社会节奏都慢下来了，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们现在虽然还处在每个人都想成为马云的阶段，但我们必然会面对同样的未来。石嫣：那个阶段多多少少还是比较小资，还有些自我，对乡村运行机制的了解也很有限。后来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团队内部开始出现矛盾，包括决策机制都是乱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有意见就吵。大家吵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应不应该接受媒体报道，应不应该服务于城市的中产阶级。石嫣：当时团队里有一波人创办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3年由中共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等在河北定州翟城村联合发起成立），他们就是服务农民，但小毛驴租地给市民，来的人都开着车，我们就吵架，吵了三年。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吃好的食物，某种程度上，服务他们的同时，不就服务于农民了吗？石嫣：从这十年我们走过的路可以看到，2009年创办小毛驴的时候，90%的生产者都在生产生鲜，但现在我们库房里有300多种产品，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十几年前，你说要一个有机萨琪玛，那不可能的，首先没有生产有机芝麻的，生产有机花生油的也没有，大家都处在种花生、小麦的阶段。行李：“小毛驴”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北方乡村的气息扑面而来。石嫣：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当时养了一头小毛驴，我们在想名字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那头毛驴，那就叫小毛驴吧。行李：我特别喜欢“分享收获”这几个字，想起《华严经》里说，众生的土地，众生耕耘，众生享受。石嫣：叫“分享收获”，是因为我们翻译了一本书，《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是由伊丽莎白·亨德森和罗宾·范·恩两人合著的，罗宾·范·恩是美国第一家CSA农场（著名的印第安线条农场）的创建人。作者伊丽莎白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转基因技术是专利化的、独享的，而CSA这种理念是分享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创办分享收获的初心，让我们的农场成为所有想要做出改变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地方，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份事业推动力量的一部分。行李：你们翻译了好几本书，《四千年的农夫》、《慢是美好的》，感觉这几本书涵盖了有机农业的不同层面。石嫣：其实我们翻译的几本书，也有一条隐性的线索在。第一本书，《四千年的农夫》，也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在我从美国临回国前，IATP的所长跟我说，石嫣你读没读过这本书？如果没有读过，你应该看看。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的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来中国、日本、朝鲜考察了农业技术，回去写了一本书，《四千年的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他给我的英文原版书现在还在我这儿呢，都快散架了，特旧。等我回国安顿得差不多了才拿出来看，结果一看就被震惊到了，一百多年前，这个美国人也被中国的农业给震惊到了。他在书里详细描述了中国农业的各种技术，比如堆肥，我们现在的堆肥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农民已经践行了上千年。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和智慧，只是我们过去了解太少。后来我常形容，我本来是想去美国取一本洋经，结果取了一本中国的经回来。《四千年的农夫》几乎引领了西方近一百年的有机农业，后来但凡比它晚出的书，包括著名的《农业圣经》，都会引用《四千年的农夫》。他关注农民如何制作堆肥，如何回收所有剩余物和废弃物，包括人类的排泄物，这些看似微小的举措，使得中国的土地生产率远远超过美国任何地方。第二本翻译的书就是《分享收获》，讲如何建立CSA农场，写得特别细，包括如何定价，如何寻找你的客户，有不同国家的案例，是一本技术性的指导手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伊丽莎白·亨德森就是因为《四千年的农夫》而进入有机农业领域的。有了《四千年的农夫》的有机种植技术，有了《分享收获》里CSA的运营方式，还需要明白，钱如何在社会上更加良性的流动。于是，第三本翻译的书就是《慢是美好的——货币与自然共处的奥秘》，这本书的英文题目更好，《Slow Money》，慢钱，作者伍迪·塔什是一位投资人,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到：钱就像大粪一样，你把它用到土地里，就能滋养生命，但如果滥用资本，投入污染行业，就会使这些行业得不到正向发展。这本书谈土壤投资，当然有它的局限性，但至少在思想上比较早关注有机领域，以前的投资人只想着利益最大化，这本书开始引领社会的投资方向。把这三本书翻译完后，再加上小毛驴的实践，再做“分享收获”时，我们所有的框架就很清晰了。▲农场的四季菜蔬。
慢钱有足够的潜力使资本退出永无止境的消费循环，同时也使资本不再只聚焦于市场，相反，它能将资本带入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在这种经济形式下，人们关注的是商品的质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才是经济的基础呢？显然，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肥沃的土壤，如果我们像使用合成肥料一样用钱达到目的，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必将只是暂时的假象，但如果我们像使用农家肥一样用钱达到目的，我们则有可能创造一种建立在与自然长期和谐相处基础上的经济形式，同时衍生出一群新型投资者，他们拒绝一切违背人性的利益。这是一种新的经济，一种强调和谐和商品质量的经济，一种诚信、耐心、健康的经济，一种决定我们未来的经济。在这个金融体系异化得极其复杂的时代，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来提出这些触及根本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能找到像和谐处理农产品、农民与土壤肥力之间关系的方法来解决投资问题，那么现在取得的虚假进步还能持续多久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孕育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和文化的过程。文明是个大范畴，但只要土壤消失了，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要不再对土壤进行投资，土壤也就不再有价值。这本书没有空洞的理论和复杂的方法，有的只是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一些关于处理作物、土壤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想法，这些想法由一位30年来既从事风险投资又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在分析一手资料、努力消除风险投资的负面基础上提出的，约翰·多尔将它们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财富积累”。除了土壤腐蚀之外，还有一种在起作用的腐蚀，即社会资本的腐蚀、社会自身的腐蚀及对事物认识体系的腐蚀。慢钱并不来源于经济学家的头脑，相反，它产生于农民、消费者、企业家和投资者所采取的小举措中。一个名叫乔伊·萨拉汀的农夫说道，有机是一项长期斗争中的一部分，这场长期斗争的发起者是征服者公司，由孟山都公司推至高潮。他告诉有机农夫：你们永远要记住，你们不是一个行业。不，你们是一项运动。它始于第一批反对征服者的本土居民发起的运动。你们正和现代世界的征服者即跨国公司作斗争，因为跨国公司会将生活印上他们的专属标志，破坏生活的多样性。想想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吧，那时投资者投资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他们留给世界一些非常美好的事物。大多数情况下，生产者都是一些工匠，他们一般都在当地一些经济规模较小的作坊里工作。因此这些手工品的消费可以支撑当地农业的发展。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经济模型。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回到过去。但是这么做却是能帮我们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我们不应该把现有的体系看作一个绝对的体系，事实上，这个体系亟需改变，而且它也必将会有所改变。慢钱并非为风险资本家准备的，它并非仅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耐心和信仰、希望通过创造社会责任来与传统风险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的风险资本。慢钱是为自然资本家准备的。历经四个月，一粒看似渺小的番茄种子成长了近1000倍，让最伟大的飞行员都相形见绌。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告诉人们要向大自然学习，让人类的活动与万物生长和自然的神秘相协调。我认为传统的农民就是营养师的原型，正如一位赤裸的矿工就是开采者原型一样。开采者可以是一位专家，但作为营养师原型的农民则不是。开采者的标准是效率，营养师的标准是关爱。开采者的目标是获利，种植者的目标则是健康，包括他所耕种的土地、他自己、他自己的家庭、他所生活的社会以及国家的健康。开采者关心的只是土地在多长的时间内生长出作物，这些作物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利润；相比而言，种植者关心的问题更复杂、困难，他们关心的是土地的承载能力有多大？……种植者会使自己成为与自然相适应、相协调。典型的开采者是为某个组织服务的，种植者则是为土地、家庭和社会服务的。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经济病，而是文化病的经济症状。我们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思考、如何生存的问题。解决办法并不在经济学家和投资银行家的手中，而是在诗人的心中，以及每一个将钱投入到“市场”中的男人、女人的投资组合中。在没有充分认识到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土地承载能力以及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之前，不可能开创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时代。慢食运动创建者卡洛·彼特尼说，已经到了不得不寻求新的经济模式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自我约束、尊重自然和艺术、由政治和人性控制的经济模式。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更自然和谐的经济关系。这就是慢钱的潜在作用。」
▲这些了不起的工作者，和它们工作的土壤，最值得投资。
石嫣：分享收获属于完全的创业，小毛驴当时由政府免租三年，基础设施也全部由政府建好，我们只需要去运营，但分享收获的一切投入：基础建设、人工、种子、肥料……都要通过卖菜挣回来。但我们一点一点走过来了，比如怎样生产、销售，怎样把品类做丰富——小毛驴那会儿，蔬菜品类特别少，有次我们去给会员配送，会员直接把菜箱从屋里扔了出来，冲我嚷道：“你们把我的脸都快吃绿了！”当时小毛驴没那么多大棚，所以那一个月都是叶类菜，你想想，北京的5月份都吃什么？菠菜、生菜、小白菜，每周都是这些。行李：北京的消费者真是可爱呀，我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也听说了很多可爱的故事，比如消费者喜欢某个农产品，但嫌价格贵，尝试讲价，最后妥协，原价购买，但农户已经不肯卖给他了，觉得不是一类人。石嫣：与生产者交朋友，摒弃“消费者是上帝”心态。有人说有机农民就是一个中医，我说有机农民还是一个哲人。作为消费者，我们常常说我就想买好东西，我有钱，当然有人卖给我。我承认，有钱可以买到超市里的有机产品，但你相信是真正的健康吗？你又如何保证这个当下的健康是可持续的呢？现在做真正有机农业的人，哪个没有理念？谁也不会因为你有钱就卖给你东西。不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就很难吃到真正的健康食品。当生产者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先想到怎么帮助他度过难关，还是先考虑责备和逃避？这也是目前复杂的城乡关系交恶的原因，有机农业不能普及推广的原因不在农业本身，在农业之外。自救和互救，关键在于你的心态。行李：“不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就很难吃到真正的健康食品。”记住了。我们自己也在农场订菜，农场不允许点菜，每个季节就那些菜。但刚才在你们仓库看到，今天配送的菜品有63类，这已经足够丰富了。仓库里的300多种物品，包括了床上用品、内衣、洗漱用品，一个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全部都有了。石嫣：是，后我们让品类一点点丰富了起来，“分享收获”就是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做农业，不能光讲理念——所以你看我们几本书都是在小毛驴阶段写（翻译）的，做分享收获后，就完全投入到日常的战斗中去了，也不能光让他们支持我们，我们的产品质量、配送服务，也要提上去。要让大家改变消费观念，就需要真正为他们考虑，维系他们长期的消费，现在我们的种类还算齐全，但和电商比，还是很少。行李：也需要转换消费意识，环保，首先是心灵的环保，把心里的杂念和垃圾淘洗掉，把过去的消费观念代谢掉。健康、完整的生活，其实不必要那么东西，就像早餐，五星酒店可以提供一两百种，但胃的辨识度、消化能力，都处理不了的。“分享收获”也在通过显性的、隐性的方式，传递着食物的教育。除了吃饭前的感恩词，我最感触的地方，是在洗碗池那里，提示大家如何洗碗，比如节约用水（水龙头水量开小），比如用麦麸洗碗（对环境没有污染），比如第二遍洗碗的麦麸水倒入“杜绝食物浪费桶”，可以继续回到地里……以前说起环保，觉得那都是荒野里的事，比如保护一个物种，和城市无关，也觉得那都是大机构的事，和个人无关。但在这里，看到了自己可以做的很多事，以及过去对这些事的忽视，很羞愧。石嫣：人的觉知需要一个建立的过程，那年在美国农场，每个人轮流刷碗。有一天轮到我，我就“啪”一下，把水量开到最大。农场的人走过来帮我关小，说，“不需要用那么多的水”。当时我挺愤怒的，心想，“你管我这么多！”所以生活的教育特别重要，如果告诉你要珍惜水，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当每一天都这样生活的时候，就一点一滴渗透进身体里了。以前的自己对生活没有觉知，觉得所有的资源都是无限的，并不清楚这些东西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是真正在土地上生活的时候，人会自然回到根本的状态。在农场里，特别容易看到一切的起点和终点，所有东西都可以循环使用，万物从生到死都在土地上发生，而土地接纳一切。行李：整个有机农业领域，横向对比其他人，你们在名、利上都堪称成功，也算某种“成功人士”了。石嫣：我在《从土地到餐桌的变革》里写过，农民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职业，他们提供最重要的公共品：食物，保护最重要的公共品：土地和水；转换最重要的公共品：阳光；孕育最重要的公共品：种子。而我们自己，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也不是一首田园牧歌，在乡村，见证了从土到土的循环，也更知道珍惜——食用品相不好的菜品、剩余物回收、穿二手衣服、饮食以蔬食为主。乡土生活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也拉远了人与消费的距离。就像在美国农场那半年一样，是土地与自然赋予人的爱与信任改变了我的足迹。我对于成功有不同的理解，所有的个人成功都是对应历史的某一个时刻或者时间段落，而真正负责任地保护我们的环境，才是让我们这个地球母亲可以永续发展的长久的成功。
▲农场百草园。
文字：Daisy
照片：分享收获农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