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天冬：异端博物，草木繁城
站在2016年的门槛上，除了祝愿大家携带“行李”继续上路，还希望你们这一年多亲近自然，不只是在旅途中寻访山川，是在日常生活里，也能真正和花草树木交汇，她们会救赎你。所以，新年的第一篇访谈，我们选了这个人，非常美好，非常幽默，希望你们会视之为礼物。
（这3张无比精美的照片，是天冬分别在小满、处暑和大寒这3个节气的当天，按照一个主题，从自然界收集各种自然物，再分别精心摆拍成的照片。他为一年里的24节气都拍了照片，这组24节气图，在他众多脍炙人口的自然收集物的照片中，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天冬”已经是网红啦，从中学写小说起就有了遍布北京城的粉丝，现在的粉丝已经蔓延至港澳台，甚至海外啦，但我们都叫他本名：王辰。笔名“天冬”来自他喜欢的百合科植物雉隐天冬，这种植物长到一大丛时，听说雉鸡都能藏在里头，体型并不娇小的王辰，也想跟雉鸡一样，藏在郁郁葱葱的天冬底下。
在“天冬”底下，有两个旷日持久的签名：边三角四，人五人六；有了什么样的风光就要受什么样的伤。前者的意思是不主流，躲在角落里就好。后者是小柯的一句歌词，是想到自己要做的事，和别人的常规思路不一样，就必须承受更多。
这名字和签名指认了他的身份：一个低调的，喜欢植物的文学青年。喜欢植物，所以一直在做和植物相关的事，比如自然摄影，比如兜售他收集的树叶、种子、颜色等自然良品的淘宝店“野风集”，比如刚出版的记录花和草的两本小书《桃之夭夭》、《野草离离》；因为爱好文学，一直在写科普文章（已经是很著名的科普作家），也一直在写小说——在他的小说里，常常能看到一个拍照的，喜欢植物的主人公，他有多少影子，能在那个藏在天冬底下的少年身上找到呢？
天冬：本名王辰，小说家，科普作家，自然摄影师，现就职于《博物》杂志。
行李&天冬
行李：北京城里的孩子，你最早的野外是什么？
王辰：这个啊，说来话长，因为虽然是北京，但是北京和北京不一样。我从小其实就是在野外的，三十多年前，东直门外就是野外了。
行李：我一直以为你家在西直门外。
王辰：住西直门的是一个知名的昆虫摄影师唐志远。现在我对自然和野外的热爱，都是小时候闹的……小时候住在东直门外，当时其实基本和郊区差不多，外面有荒地、有小山坡、有刺猬过马路、有黄鼠狼夜里乱蹿。那时候我妈就带我去看动物、认植物、看星星、记录物候，是纯粹作为一种游戏，给小孩子的游戏。我觉得当初养成的对自然的热爱，是后面所有事情的直接起因，也是现在创作的源泉。所以大学专业我会选生物学，而且只喜欢宏观生物学，微观的细胞啊生化啊遗传啊，完全提不起劲。
行李：你妈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
王辰：因为我妈觉得这些事很好玩，她把她觉得好玩的事，带我一起玩。以前燕莎后边都是小树林和大水坑，我小时候在那捉过刺猬……
行李：你妈妈现在还喜欢这些么？东直门都变成城中心了。
王辰：我妈一直都喜欢，后来我种花（我所有种花的技能都是跟她学的）也是因为小时候就种。
行李：你文章里写到过科学家预备役野外考察，这个是什么阶段？
王辰：科学家预备役是因为最终我也没当成科学家，本来曾经想过要不要去搞专业研究，后来觉得，科研圈子的感觉和你能够隐隐察觉到的阴郁，和我当时的状态，彼此不搭调。当时我还年轻，有自己单纯的想法，不想把自己封闭在那个圈子里。而且，比我更合适做科研的人很多，我想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所以只是预备役，最终也没当成科学家。
行李：然后呢，你野外的版图是怎么一点点扩大的？
王辰：读研，跟老板到处跑，去了不少地方，见识了很多东西。大概从2003年开始，买了数码相机，开始拍照片，在网上和人交流，混到一些比较熟的朋友。然后从2004年开始给《博物》写稿，又认识了媒体这边的人，跟《博物》杂志以前的一群家伙开始到处跑。
（24节气中的立春、白露、夏至、霜降。）
行李：你是什么时候来《博物》的？
王辰：博物创刊那年应该是2004年 6月刊做北京周边的博物学，当时《博物》的编辑部主任徐健找我去做植物部分，然后就一直给博物写稿，毕业就过来做编辑。我不太擅长八面玲珑惹人喜爱，但运气比较好，会遇到少数一些合得来的朋友，所有的野外版图，都是以这些人为核心的。
行李：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有几个核心人，世界版图就形成了。
王辰：年轻的时候真的可以一个人一个世界，现在岁数大了，一个人不想乱跑。现在再出去，基本会选择跟一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一起跑，提前很久就商量线路，选择目标物种。毕竟慢慢年纪大一点了，能够自由支配外出拍照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为了效率，需要尽量规划好。
行李：北京周边博物学，具体是什么概念，都做了哪些内容？
王辰：以北京为地域范围，从博物学的不同领域和视角，纠集不同几个人外出探索，昆虫、鸟、植物、星空。
行李：在你们圈子内，博物学好像已经很平常，但对大众而言，博物学已经失传很久很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大家都在吹捧专家，忘了博物学家。
王辰：博物这个题目是《中国国家地理》总编单（之蔷）老师定的，徐健当时力主推广。其实我们当时也并不太流行说“博物学”这个概念，说“宏观生物学”多一点。现代科学和博物学，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要我说，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是认知世界、诠释世界的不同方法论，中国从文革之后的教育，太依赖西方科学体系，我自己现在主要会倡导自然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这个其实是审视博物学的另一个视角。单纯依靠自然科学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对博物学的理解其实也是片面的，要更全面的去了解，需要和文化结合。这个话题先这样吧。
行李：好，后面再谈。徐健会找到你，是因为当时你已经小有名气了？
王辰：是因为有人推荐，我一个北师大的师兄，比我大差不多8岁，叫孙锴，当时他建了一个“北京昆虫网”，但是想不仅仅介绍昆虫，就来找我，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大自然社区”论坛。他还找了唐志远等人。
行李：原来你们大家那么早就结识了。
王辰：是，然后2003年他出国，出国之前徐健找他，他给徐健推荐我。我很缺钱，我读书的时候一直缺钱。徐健找我，稿费不错，我很愉快。以及，孙锴后来回国，现在在《少年科学画报》当主编。
行李：高新宇一直夸赞上学时倒卖邮票挣的钱买了房子，你怎么缺钱？
王辰：我们虽然是大学同学，但高新宇那时就很会经营，在大学班级里倒买倒卖电话卡和国外邮票。我那时候就是写小说、弹吉他唱歌，我们俩真是俩极端。不过从大学时起，我们就算非常要好的朋友，直到现在都在媒体行业工作。
（为了上图第一张的台湾奴草，王辰曾亲自跑去台湾，结果除了奴草外，还在沿途邂逅到这些漂亮的野花：独蒜兰、玉山佛甲草、百合、滨玉蕊、羽唇叉柱兰。）
行李：你那时写什么主题的小说？
王辰：青春文学，校园生活，出版过两本：《坐在对岸的企鹅》、《南极圈外》。
行李：还弹吉他唱歌，怪不得他说你很早就有好大一帮女粉丝。
王辰：女粉丝都是觉得“这种动物有点意思”而已，北师大其实是个很死板的地方，至少生物系是这样，生物系要的分数高，很多孩子都是很辛苦才考上的，本科时课业压力也大。像我和高新宇这种，都是比较奇怪的。
行李：你不奇怪，但你在生物系就很奇怪，这不是所谓中文系的才子么。当初写小说的冲动和内容源泉是什么？
王辰：我从中学就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在成为一个科普作家或者自然摄影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自认为的小说家。幸亏没去中文系，我选了中文系的辅修课程，但是上了不到一学期就没继续读，太无聊了。创作和研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没继续读，也是因为生物系的课压力太大。我其实直到现在还在写小说，今年出了一个短篇集的电子版。当然其实我还是想出纸版的小说，虽然现在出书太难，人们也更缺乏阅读习惯，阅读纸书的习惯。
行李：你条件太好啦，文字过关了，又来生物系的领域，我发现你们博物学领域（请容忍我这么混淆称呼吧）的人都很能写，也写得好，像刘华杰什么的。
王辰：刘华杰老师也是文科出身，所以其实博物学这东西，只要你有兴趣，肯去研究，都能取得一定成就的。它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背景，其实相对来说很容易掌握。
行李：你现在事情很多，很杂，还坚持写小说，它有什么表达是你觉得其他文章都没法弥补的？
王辰：科普是一回事，小说是另一回事，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科普无论怎么表达，还是要有现实依据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不过我现在也不年轻了，写小说不是为了自己爽或者带着大家一起爽。就好比我小时候读名人故事，有一个记得特别清楚，是说小仲马写了一个剧本《私生子》，整个剧本都是为了最后一句话“是，叔叔”。我现在写小说，只要能在里面藏一两句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为了这个核心的东西，可以铺垫很多，甚至铺垫出一个世界，就是这种感觉。另外一点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写小说，写古诗词，就是不想让语言表达能力退化。写科普，耗人，会把语言表达能力磨平，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高要求的层面，不然再写几年就只能写新闻稿了。还是需要磨练，写不出东西的时候，觉得表达不顺畅的时候，去读书，去读非常喜欢的书，就好了。
行李：你平日都喜欢读哪类书？常看到你讥讽某个著名作家。
王辰：讽刺的还是少数，我属于每天不读一点纸书就难受的那种。书籍的话，专业方面喜爱清朝编写的《草木典》，这本书几乎成为我了解植物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可依赖的资料。非专业的书籍，我最喜爱的是村上春树先生的几本小说，无法取舍哪本排名在先，喜欢村上先生构筑世界的方式。每天睡前趴床上或者上厕所的时候需要读一会儿书，不然会沦落到要看手机，但手机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读书有本质不同。
行李：看你在新书的介绍里，讲到文章的写法，希望像评书相声武侠小说一样，关于文章，我们就先到这里吧。回到刚才孙锴等一帮核心朋友那里，我们继续聊你野外版图的展开，和几个核心朋友搭建的世界。
王辰：好，其实有几个人很重要，孙锴-唐志远-徐健，这是一条线，刚才大致说过。高新宇这边是另一条线，回头可以单独说。另外就是国家天文台的张超、昆明植物所的牛洋、北师大我的师弟们（韩烁、王继涛、魏来），这是又一条线。徐健那条线，是他们把他们的资源和经验迅速推荐给我，在某一个阶段跟他们混，自我成长很快。张超和师大那些师弟的线，则是非常非常让人放心，我现在去野外，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因为现在越来越觉得，一起外出的人很重要，互相对脾气、外出习惯互相适合，而且属于可以放心把背后交给他们的那种。我会在很多很多年里，选几个类似的特别值得信任的朋友。最后再说高新宇，其实我们俩一起外出的次数不是太多，读大学的时候，纯粹是因为几个原因：喜欢宏观生物学的东西、都是北京孩子（当时没宿舍，只能扎堆混在一起），毕业以后，我们是可以分享彼此的资源的，可以特别开放的分享，很重要。然后近几年参加过一些组织的活动，也有机会认识一些比较牛的前辈，比如老彭（彭建生），我和他们混的思路，通常都是他们觉得我的水平不错，愿意照顾我……老彭绝对是生态摄影前辈了，我们一起跑野外，住一个屋，很快就混熟了。
行李：你和他跑过哪些地方？是IBE（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徐健创立）的项目？
王辰：第一次是林芝的大峡谷，IBE的项目，第二次似乎也是IBE的项目啊！然后我去香格里拉找过他。其实我比较害怕在完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去探索陌生领域，跑过的几趟远途，基本也都是提前联系一下。唯一不同的是台湾，因为拿了项目，所以怎么都要去，当然最后也是得到了台湾几位老师的照顾。
行李：这些人，对你知识结构和视野影响大吗？
王辰：视野影响比较大，更重要的是，和他们一起，慢慢学会如何相处。知识结构主要是在研究生导师那里学到植物学的各种。在《博物》的工作，慢慢了解到科学传媒是怎么回事。毕业后，自己读的很多中国古代的东西会让我明白博物学和古代文化是怎么结合的，这部分基本是自己看书自己学。
行李：我看书很杂，但最爱看的，还是广义的游记，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晚清、民国时期由川入藏的商客、军人、僧侣写的行记，那时不论什么人，文字表达都很典雅，游记涉猎的内容很广，也很专业，远比现在的游记好看。
王辰：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不缺西方科学了，但是缺文化，自己的文化缺得很厉害，虽然现在一直有人提国学国学，但不幸我遇到的几位搞所谓国学的，有一些感觉神神叨叨的。其实科学和文化本来就不是割裂的，现在懂科学的没文化，读完博士，做完博士后，出来还是科技民工，还是一被忽悠就跟着热血，犯傻。会做事，不会做人。
（这是王辰最喜欢的高山流石滩地带，在一段荒芜的，只有乱石堆的世界里，开满了各种娇艳的花朵，从上至下分别是：宽叶变黑绳子草、槲叶雪兔子、总状绿绒蒿、蓝钟花。）
行李：我们还是聊聊你日常生活中和花草树木的交汇，以及收集癖吧。
王辰：哈哈哈哈，抱怨就到这里，你懂的。所以回归到日常生活，我觉得，能够了解一点大自然，接触一点，是可以让人的感觉变得舒缓美好的。硬要给一个定义，或许可以将之称为自我救赎。身处草木之间，用相机的镜头审视它们的美艳抑或奇特，生机抑或迟暮，那是一种平复，面对嘈杂烦扰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平复。那些花草，那些树木，它们所追求的，唯独奋力生长，散播后代，它们既不需要被歌颂，也不能够被诋毁。就是那么一种生涯，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空自羡慕。
行李：是很美好，但是在植物自己看来，其实也全是生存，只是它们的生存也给了我们无尽的美感，开个花落个叶，都很美。
王辰：植物就是植物，人类赋予的是第二层级意义，这些意义也有意思，但不是本原。我们自以为明了些什么，实则，那些植物们，或许并不需要理解。不过这个其实都无所谓，现在人们对自然的关注整体都太少，所以且不用说第几层级了。
行李：你们的“野风集”，和对自然的收集，这部分是怎么开始的？
王辰：其实最初通常都是随机的，很多创意会来源于非常偶然的想法。比如之前做的“自然收集物”系列，我们会觉得可以去拍二十四节气里的自然，但在惊蛰的时候，会恰好发现有掉落的鸟毛、去年的桃核、新的蚯蚓排泄物、最早开的花和掉落的花瓣、一些新芽，用同一幅图片无法把它们全部囊括进来，那么就尝试用收集摆放的方法。拍照的效果感觉不错，后面就可以详细规划。
自然收集物图片凑齐一个系列以后，有些朋友想要相关的产品，于是我们就印刷了本子。算是野风集的第一个产品，其实现在来看，比较粗糙，效果不好，但当时还是收到了许多朋友的肯定和鼓励。我们在那个时候发现，其实这种自然主题的产品，还是被大家认可的，可以做更多的尝试。毕竟我自己有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融入到整体策划中去，这样的产品，比单独做产品设计的人，更容易贴近自然主题。所以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打造野风集这个小店。
行李：因此会需要更多游历么？
王辰：需要的，在四处游历，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到更原本更自然的东西，也看到不同的人对自然的态度，能够看到很多创意，看到优秀的产品。如果做自然类的产品，绝对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瞎琢磨，原始的创造力和冲动是从感受和体验中来的，别人的优秀的思路也是必须看到才能学习的，所以现在做野风集，我和我老婆都需要外出。今年一起去台湾，在台北五天，逛了很多大店小店，对整体文创产品的思路，有很大启发，所以要继续去不同的地方。
行李：国内哪些地方对你们影响比较大？
王辰：台湾，因为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自然的保护，都比我们现在做得好，我们能够看到另一种模式，另一种结果。“啊，原来还可以这样！”就是这种感觉。如果做文创产品，台湾和日本，都是要去的地方。但如果说纯粹的自然，云南西藏新疆，永远都是我热爱的，和台湾感觉完全不同。如果可以，我希望每年能跑一次台湾，跑一次云南新疆西藏。
行李：云南新疆西藏，从你的视角聊聊对这些地方的感官吧。
王辰：首先是西藏和云南，高原，高原是一种整体感觉，有空气稀薄的原因，有辐射不同的原因，风的温度，声音的传导速度，都不同。啊，怎么抒情了！
行李：需要的需要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王辰：总之高原是一个很综合的感受，可以全方位去感受，不同感官一起作用，当然还有独特的景致和物种，我是希望每年可以上一次高原。以前我和昆明植物所的牛洋一起， 在香格里拉爬流石滩，说“爬流石滩有瘾”，你去爬过一次，去那里找野花，就会一直惦记，绝对还想去第二次，第三次，很多次。你亲自到了那个地方，就会明白，语言表达不清楚。我看过一次日全食（不是所有的日食都这样，只有日全食才行），天黑下来的时候，感觉躁动、心里有激烈的感觉，而且也是全感官共同左右，看完以后就迷上看日全食了，很多日食爱好者也是如此。爬流石滩和看日全食，意思差不多，经历过一次就能明白其中的美妙。
行李：流石滩在林线以上，雪线以下，那是普通人不太去到，去了也不太能理解的地带，确实很迷人，在一堆荒芜的石头堆、石头缝里，开出那么多娇艳的花。
王辰：不仅仅是植物种类不同，而是在更狂野的环境里，你自己变得渺小脆弱，不得不敬畏自然。渺小脆弱如你，能够把漂亮的野花照片拍回来，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行李：我还只是仅仅看过照片就上瘾了，那些硕大的、娇艳的，或者隐藏在石头缝里，和石头颜色接近的小花，都太美了，明年我们也去白马雪山的流石滩走走。
王辰：找老彭带着。
行李：云南你们主要是在白马雪山么？
王辰：香格里拉县城最近的是石卡山，之后是白马，周围还有大小雪山、碧沽天池。
行李：新疆呢？
王辰：新疆的感觉类似，不是高原，但是是荒野，空旷的，原始的，草原或者荒漠，基本是这样一种感受。这种感觉，新疆、云南、西藏，其实是相通的。我在西藏海拔4200的高原湖边高反，觉得可能会死在那，死了也不错。
行李：你还有高反？真是有点丢人呀。
王辰：我们从海拔3100爬到4500，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一直下雨。我当时还在感冒，一狠心还是跟着去了。其实也不是高反，是身体超负荷了。吃不下东西，蜷缩起来发抖，夜里起来撒尿，出了帐篷，抬头看见星空，星空让人害怕，还有雪山黑影。
行李：为什么？
王辰：压迫感，让人觉得自己渺小脆弱，完全无依无靠，所以死了也正常，当然我还是不想死的，但死在那里也许是不错的。那次是我第一次和老彭出野外，老彭给了很多照顾，这是题外话哈哈。
（王辰家窗台上的花园，从上到下分别是：山苦瓜、毛马齿苋、毛马齿苋的种子、龙潭荇菜、滨海珍珠菜。他在方寸间的阳台上，营造了一个宽广的野外世界。）
行李：我们再聊聊你家里种的那些花儿？以及奥森（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在《博物》杂志旁边）对你的意义？
王辰：奥森先说，因为意义没那么大，但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因为我看到奥森用了很多本土物种在做园林绿化，园林绿化我一直主张本土物种要更多的应用，咱们同样是学西方的东西学的，物种也学人家的，人家明明是自己的本土物种驯化了，咱们非得生搬硬套。
行李：哪些本土物种？
王辰：奥森地面的野花，是抱茎苦荬菜，还有成片的大花野豌豆，河里的香蒲。
行李：奥森对北京人来说，就是去跑个步，那里其实植物种类很多，但大家都不太认识，给大家列个物种清单吧？
王辰：列个三四十种没问题，但是太多了，就大致讲讲吧。河里主要是狭叶香蒲、小香蒲、芦苇、眼子菜、穿叶眼子菜、菹草，岸边湿地有水芹、旋覆花、柽柳、白茅、菖蒲。树木有一些专门栽种的，就不特意提了，有一些本土的东西比如山桃、美蔷薇、大叶铁线莲，草本有抱茎苦荬菜、大花野豌豆、点地梅、地黄。不拔、不推翻铺毫无特色的引种草坪，这其实很进步了，虽然也免不了种向日葵、柳叶马鞭草、大波斯菊之类的，毕竟老百姓的审美也要照顾。
行李：奥森在北京已经很好了，是公园，但比起城里那些皇家公园，不那么规整，就挺好了。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公园形态，而且毕竟那么大，也还比较野。
王辰：对，奥森的规划已经很不错了。我认识一个做奥森园林的年轻人，他说这么做比那些特别规整的要费劲，也费钱。你要的植物种类甚至没有苗圃专门供应，虽然都是本土的野花，但是没有苗圃，就很尴尬。
行李：那里是不是经常成为你补拍工作内容的场所？
王辰：一年会去十次八次，其实也不多。
行李：还没有我多。😄
王辰：是啊，一个月去两次就足够了，植物变化没那么快。
行李：你最忙的是季节变换的时候？
王辰：我似乎一年到头都很忙，冬天要整理资料和图片，室内拍的东西也拍不完，果然最忙还是冬天，因为春节要往前赶杂志哈哈，今天开的三月刊选题会……一句话把气氛打碎。
行李：那轻松点儿，聊聊你种的花儿吧。
王辰：种花也是，小时候我妈种，外婆也种，所以跟着学，长大了有自己的房子以后决定要种。
行李：多聊几句你外婆和妈妈吧，一个女性，爱种花儿，关键是种得好，对今天来说多稀缺呀。
王辰：啊就是那种热爱生活的样子，纯粹是她们的个人爱好，但是会把家里装扮得很美好，那个年代的人，其实这样的还不少，生活压力越大，越要找到自己的乐趣吧，虽然那个年代的生活压力每家都差不多。
行李：那个年代的人现在都在跳广场舞，她们跳吗？
王辰：不跳，跳广场舞的，感觉上很多是需要交流、需要被人关注的，比较底层的老人。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们，但希望他们在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也不要打扰其他人。这个道理其实换位想想就能明白了，但是如果说什么都说不通，一定要靠影响别人来获得自我存在感和满足感，我只能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虽然他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但是不能因为“我是牺牲品”就可以祸害别人。又跑题了。
行李：以前我们也常在家里种点花，但是感觉北京太难种了，尤其冬天。
王辰：北京不难，关键看你选什么种类，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种的大类。我家其实没地方，就在窗户外面弄了个护栏，在护栏里种，冬天就在电脑桌前面的窗台上种。
行李：都种些什么？
王辰：我比较擅长种那种“春天播种子秋天结新的种子之后死了明年再播的”，有一些是我家从我小时候就种的，大花马齿苋、茑萝、牵牛，有一些是我从各地带回来的喜欢的种子，比如滨海珍珠菜、琉璃繁缕。
行李：你们收集的种子，还会用来种下吗？
王辰：我收集种子主要是为了保存和拍照，如果决定要种，收集的方式和保存用的种子是不一样的，要种，保存活性优先，要保留，不长虫不发霉优先。
（王辰家收集的种子，他收集的种子，一部分用来拍照，一部分会直接用来种下，来年长出新种子来。）
行李：刚才你说到家里花儿的名字，想起中国以前的植物名字都好美，不像现在，要么是非常科学体系化的，要么是寓意发财幸福什么的。
王辰：对，中国古代植物的名字有很多有讲究，有八卦有故事，所以我才想要写“格物小事记”这套书，我从序里摘一段给你：
“这是什么花儿啊？”
当你和单纯热爱自然、乐于观察却并未能系统地学习过相关学科知识的朋友同行，当他们恰好知道你在大学读了生物学，上面那一句话，就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疑问句。无论行道树还是墙角的野草，无论挂着开业大吉的花篮还是黄昏时枯槁的老人推车贩卖的自家盆花，兴之所至，这个问题便会出现在你的耳畔。若能够回答得出，待你说出那种植物的名字，往往你会听到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第二个问题是尴尬，也是伤痛。我在大学里头，学了四年生物学，又学了三年植物学，专业是植物分类，而最基础的训练，就是识别不同的植物，并将它们按照固有体系，分门别类，归入各个级别的类群里，界门纲目科属种。然而，要回答“某个植物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的问题，在教科书里，大约十之八九找不到答案。
……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如今风行的教育方式开始大行其道，人们大都难以逃脱。以西方科学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教育框架，延伸到高校教育体系之中，进而延伸到人们的思考问题、认知世界的方式之中——这就是何以我学了七年生物学相关课程，依旧不能解答“某种植物为什么叫某个名字”的根源所在。这种现象，我国自古以来，约莫只有当下最为显著：先秦时的青年男女，就知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秦淮河畔的艺妓，能够详细解读何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至如今，纵然是植物学博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怕是不在少数。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大约也是这些方法论中的一种。人们用最原本的视角去观察自然，并加以解答，如今看来，那些说法或许怪力乱神，或许白痴弱智，抑或和如今的“科学”恰好不谋而合。我无意评判，只是将这些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记录整理，我想，当人们已然对西方科学熟稔于心的时候，遇到类似“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而难以解答的问题时，或许中国古代博物学的视角，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这亦是我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如今我们能够见得到太多基于西方科学体系之下的科普读物，而我只是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借中国古人的眼光，去诠释身边的自然界，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记得曾在一本小说里读到，倘使青年男女携手走在路边，男子随口便能说得出一草一木的名字，界门纲目科属种，以及相关传奇故事，你的女伴定会作痴呆状，将你尊为神奇的存在。那么，我想，学习过植物分类学的孩子们，或许能做到整个要求的前一半，而我所编写了这套丛书，则希望解决后一半的问题。——因为无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也好，西方博物学或者科学也罢，最为原本的初衷，是希望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的。
行李：挺好，一定买回来好好读。你这套丛书，几本书的书名也好听，《桃之夭夭》、《野草离离》、《杨柳依依》、《虫鸣寂寥》、《鸟语啁啾》，还很有诗经时代的风味，很朴素，很美。
王辰：我的植物文化类启蒙是潘富俊先生的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这么经典却又通俗的科普读物，很棒，现在终于可以把我自己的书（已经出版了的《桃之夭夭》、《野草离离》）送给潘先生了。
行李：这先出版的两本，大致内容是？
王辰：哈哈，还是从我书里直接摘给你吧：“若问我，这是两本怎么样的书，而必须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我要说：这是我自己真正喜爱的、用我自己的语言和心境讲述的、关于植物和人的琐碎故事。那里面有古人的事迹，或确有其实，或演绎神化，但章章段段都是记录于古代书籍上的片断。那里面有诗词佳句，或脍炙人口，或冷僻生涩，但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古人关乎植物的心绪。那里面也有如今这些植物的状况，我有亲身的经历，有听来的故事，有儿时的记忆，有作为科学家预备役野外考察时的艰辛，有作为不入流自然摄影师外出拍照时的欢愉，有作为姑且妄称老师传道解惑时的错愕，也有，作为一个平凡人物度过人生时，我和花草树木之间偶然交汇时留下的点滴烙印。——它们如初夏树影下一袭青衫弹着木吉他歌唱的少年，日光斑驳，错落着散漫于少年的肩头或发梢，它们就这样零乱铺洒，留在了书中的字里行间。”
行李：刚才自序里最后一段，提到你小说里青年男女携手散步指认花草名字一段，你会把你自己对植物的知识和情感，投射到小说里的主人公身上么？
王辰：所谓的投影肯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但从前读大学的时候写的小说，最初并没有特别的对自然的关注或者偏好，但现在写的，也许是刻意，会和自然的东西有一点点结合。虽然他的职业和自然无关（啊，但是和摄影有关）！
行李：所以嘛，还是会的。
王辰：我最新的小说就叫《异端博物志之草木繁城》，我称之为“10%植物、10%自我、80%无可名状……”，回来说花儿，其实我不太喜欢特别流行的那些花，比如多肉，觉得玩的人太多了。也不太喜欢刻意被人培育出来的园艺品种，更喜欢原生物种。我觉得花是可以成为流行消费的，但多肉之类的，因为流行得太快，变得肤浅了。很多资深多肉玩家是很值得敬佩的，但太多所谓的爱好者是跟风，就像很多小清新在客厅里要养一个琴叶榕，就是跟风，没意思，植物本来就是多样化的，都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自己种的花，而要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构建起来的所谓的流行，想想，怪没意思的，其实花卉市场上有很多东西，你去挑自己看得上眼的就好了。这跟谈恋爱一样，看上眼就得了。以及，我家换了一套房子，明年春天会搬到旁边一座楼，一层，有一个不到10平米的院子，可以种花，很开心。
行李：那个10平的小院子，你会营造怎样的生境？
王辰：慢慢来，想多尝试种各种东西，来确定哪些种类适合在我这里生长，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去尝试。
行李：真好。最后一个问题：你一直跑野外，活多，也累，为什么和我一样，一直没有瘦下来？以及，你看书也累眼，拍照也累眼，为什么视力还保持这么好？
王辰：天赋。就像有的人一辈子学不会微积分，有的人没学文科也会写小说一样。顺便说，其实我从小就好好刷牙，但牙一直不好，还显得黄。但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黄，却没有蛀牙。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天赋，基因决定的，我也才一直说，找到合适自己做的事，找到自己在人群中恰当的位置，就会很快乐。
行李：你这么说，会让那些好好刷牙想让牙变白的人绝望的。
王辰：但努力去刷总比不刷强，我自己就学不好微积分，但还是通过努力，拿了个及格的成绩，不努力，连及格都拿不到的。
行李：王辰你真是完美的人，除了常人都说你的那些优点，还有最珍稀的幽默。
王辰：幽默是因为小时候从广播里听相声和评书，环境影响造成的。北京天津之类的地方长大的孩子，多少有些理解。不过完美这个事，至少这么胖还是很不方便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上的问题会越来越明显，不过生物本身就是这么回事，到了岁数，不能强求。而且我通常对熟人才胡说八道，和不熟的人聊天，也是死板的。
行李：所以需要感谢让我们变成熟人的高新宇同学。
王辰：是的，感谢高新宇。
采访：Daisy
照片：王辰
统筹：赖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