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

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

作者

孟庆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于

2017年第5期《边界与海洋研究》，武大边海微信公众平台

摘要

一百多年来，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成为中印关系最大的影响因子。近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给中国不时制造麻烦。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水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独立之前就已有的“大国架子”及后来滋长的“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等不正常心态。

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非法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在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印度挑起该事件的动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外，心理上则是上述四种心态叠加、交织的结果和反应。印度的心态和洞朗事件更彰显中印边界争端罕见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艰巨性。

印度此次在洞朗制造事端，与它在边界问题上迄今为止坚持顽固立场、不时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偶然所为，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动因，是其在多种心态作用和驱使下战略焦躁的反应。

一、印度经久未变的四种心态

1.放不下的“大国架子”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国的“印度中心论”，全面继承了英印政府时期英国的政略和战略，认为只有印度才有资格填补英国撤离后在南亚留下的空缺，尽快“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尼赫鲁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将来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为了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内面临的严峻的经济、政治困局，比英印政府时期更加热衷于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疆土和势力范围，大搞地区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这种似乎天生就有的“大国架子”决定了印度的如下行为特点：一是作为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却在南亚赤裸裸地推行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印度在1949年6月趁锡金内乱派兵进驻锡金；1950年与锡金签订“和平条约”，正式把后者变为印度的“保护国”；1973年4月悍然军事占领了锡金， 1975年5月正式宣布锡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印度也对不丹加紧渗透和控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不丹的“保护国”自居，代不丹处理对外事务，甚至把不丹作为其“北部防线”一部分列入印度版图；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不丹的渗透和控制，在不丹大肆培植亲印势力。印度在尼泊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主导作用，对其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也一直以“老大”自居。

二是对中国拥有主权的西藏地区一直抱持殖民心态。尼赫鲁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印度政府虽然后来接受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但从未明确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骨子里不愿放弃此前在西藏的“特权”。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西藏的“念念不舍”是紧密相连的，犹如孪生兄弟。三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前宗主国及对印提供援助的大“金主”美国面前，印度有时也端着“大国架子”。如在1962年9月下旬中印关系已经极度紧张、印度急需军事援助时，英国坚持要以国际市场价向印度出售武器，尼赫鲁心有不满但又无奈地嘲讽英国是印度曾经的“老板”。四是在对外事务中只考虑自己的一己私利，全然不为地区的发展着想，行事时常不顾国际关系准则。

2.难理喻的“瑜亮情结”

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前，印度简直就是世界“宠儿”，美苏阵营里均有不少国家竞相提供援助。但在1962年边界战争中惨败后，印度觉得自己在国际上大丢面子。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之前印度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但很快被中国赶上并超越，尤其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更是被甩得越来越远，这让印度深感失落。中印两国相比，中国大胆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发展模式；而跟中国人口规模相近的印度，一直没有探索到并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与当前的中国相比，不论是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印度均不在一个层级。在此情况下，处于焦虑之中的印度对中国滋长了难以启齿的“瑜亮情结”：在偌大亚洲，既已有我印度，为何还出来个中国！

3.散不去的“怨妇心态”

印度除在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不如中国之外，加深其对中国不满、甚至敌意的原因，是它迄今一直片面、错误、不讲理地认为对中国有大恩而未获回报。印度自以为，它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的种种压力，很早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万隆会议等重大问题上帮了中国，其内心深处殷切期望能从中国得到回报——主要是指望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接受或默认其立场，但一直未能如愿。

根据印度军史内部资料的说法，1954年4月中印签定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然而，“印度虽然通过一纸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境问题上得到任何补偿”。特别要指出的是，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力挽“危局”，短短几天内展现出来的超凡个人魅力和新中国大放异彩的务实、灵活外交，都大大出乎尼赫鲁的意料，后者的心态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此后，尼赫鲁原引以为傲的“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引路人”的心态开始扭曲，中国作为对手的成分开始上升，而作为“兄弟”和伙伴的比重悄然下降。此后，不但外交上，而且在诸多方面（体育等算少数例外），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都爱拿印度与中国对比，对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超越印度的成就感到不可接受、难以容忍。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与南亚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军事合作，也被印度视为编织遏制、包围它的“珍珠链”。

4.驱不走的“政治正确”

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迅速恶化后，印度政要纷纷开始把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威胁，“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1962年中国开始边界自卫反击战前夕，英国驻新德里官员认为议会的压力使得尼赫鲁的对华态度趋于强硬。对于外界对尼赫鲁不断施压所产生的影响，印度军史内部资料不加修饰地指出：“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党，在迫使尼赫鲁并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

“政治正确”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印度对于1962年战争的惨败，在感到莫大羞辱之余，也有一大“收获”，即其领导人认为这场惨败帮助它解决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促进民众团结、提升民族精神。印度利用战败带来的羞辱，在国内制造“悲情”，培育“复仇决心”，纵容和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众多政治领袖通过制造边界紧张来维持和提高国内的支持度，谋取自身和所在党派的私利。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成为印度国内的“政治正确”。

二、印度洞朗挑衅的动因分析

印度虽然有“立足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流大国”的雄心，但显然缺乏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资源和手段。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莫迪凭借民众高支持率上台后志得意满，连续推出改革措施，在外交上异常活跃，其“新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经济上许多指标难以兑现竞选诺言，国家债台高筑。国内形势的动荡不稳激化了国内矛盾。在此种情况下，印度选择在洞朗制造事端，既有国内转移矛盾焦点的考虑，也有国际谋“势”取“实”的意图。

1.意在转移国内矛盾，提升国民精神，凝聚民众团结。民族主义情结很深的莫迪靠其地方治理的业绩和对选民的诸多承诺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后急于迅速加强国力，接连推出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面额纸币、税改等激进政策，损害了不少普通民众的利益，引起国内不满，多地爆发示威游行甚至动荡。

此外，与中国接壤各邦，因经济发展缓慢、与印度南部地区差距拉大，离心倾向加重，再加上中国“一带一路”落地项目的“示范”效应，使得印国内分歧更难弥合。对付这种局面，莫迪政府用的还是尼赫鲁时期惯用的套路：制造边界事端，给民族主义情绪加温，企图转移民众视线，摆脱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困境。此乃印度政府派军队侵入洞朗的主要意图之一。

2.企图加强或保持对南亚邻国的控制和影响。印度一向不尊重南亚众邻国，对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尤为敏感，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作为中印之间的“夹心小国”，不丹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均受印度控制，是迄今为止南亚地区唯一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但印度对不丹政府同中国的接触仍怀有高度戒心，近年来的反应尤为敏感。印度此次在洞朗制造事端，显然有通过对中国“秀肌肉”警告不丹和尼泊尔的意涵。

3.试图博取国际上的支持和同情。印度一直利用边界争端在国际上抹黑、讽刺和挖苦中国，一向在边界问题上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和弱者，以图利用西方国家和媒体对它这个“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厚爱和偏爱，通过在边界争端及西藏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和制造麻烦，从国外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军事援助和政治、道义上的支持。

4.意欲给中国制造麻烦，增加谈判筹码。近一两年，印度利用西藏分裂势力、台独势力、南海问题等频频给中国制造麻烦，意欲增加在边界争端和其他涉华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但鉴于中国体量及影响力的快速发展，以及战略和心理上的超凡定力，印度的小动作收效甚微。为了对付中国，印度近年来外交上日趋借重美国、日本等域外因素。但因各怀鬼胎，印、美、日虽加强了合作，实乃相互利用关系，谋“势”显然大于取“实”。美、俄、日、法、以等国出售给印度的武器装备，价格要远远高于给其他国家或国际市场的价格。但对喜欢被“忽悠”的印度来说，美国的许愿的确是给它打的强心剂，使其多了不少底气。

对于印度打美、日牌意图增加对抗中国筹码的后果和前景，外国媒体看得很清。2009年11月，墨西哥媒体批评英国等西方国家挑拨中印关系，指出中印两国应合作前行，冲突只会让英美得利。2011年4月，韩国媒体认为印度选在印度洋、东南亚和南中国海与中国展开广泛对抗是很不理智的行为。印度为缓解国内矛盾、谋求大国形象，选择与本应是伙伴的中国进行对抗，长此以往，恐将自食苦果。

5.军事冒险与战略赌博。对中国，印度要为1962年战争的军事惨败以及蒙受的“羞辱”寻机“复仇”的“决心”，再加上前述四种挥之不去的心态，促使其冒险一试。如果它真的认为其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受到威胁，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实施将对其边界局势、发展战略和安全态势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通过军事手段寻找出路也可能成为其选项之一。再考虑到印度的政治领袖和政党利用和操控边界问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惯常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靠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甚至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势力）支持上台执政的莫迪，认为印度已进入独立以来最强盛的时期，与中国对峙时是不会轻易“服软”的。

对美日来说，为了遏华的共同目的对印度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到底能走多远，恐怕它们自己目前也尚无决策，但印度为了与中国“对赌”，自己筹码有限，只得指望美日“出资”。印度在洞朗出手，假借不丹名义，自以为钻了一个空子，是想借此突入我国领土，并准备在受到抵抗时大喊大叫，大造国际舆论，真若发生军事冲突，无论胜败，它都能在国内外“收获”不菲。

因此，印度有可能认为它在洞朗呈现的“赌徒”决心越大，美日出的“赌资”就会越多。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印度把在洞朗挑事当作给美国的投名状。莫迪访美、洞朗挑事和特朗普点名让印度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值得仔细玩味。现在，洞朗事件虽已结束，但印度此后继续借助美日支持冒险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结语

我们要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认识到不断制造麻烦的“难缠”的印度将是决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如用军事手段解决，就双方实力而言，打败印度不难，但打服印度不易。与印度这个“牛皮糖”邻居相处，经过努力，可以维持“和”，却难实现“睦”。印度选择在洞朗滋事的时机和手法，自有其特定的考量，最终受挫，足见其国大难言眼宽，计诡未必高明。莫迪总理起自草根，敢断手狠，挟地方政绩而入主中央政府之后，急于做出成绩。他和他的内阁成员，不吝口出狂言，“五年后给出一个新印度”、“2040年赶超美国”……这样的话语背后，无不反映出其严重焦虑的心态。此种情绪，结合前述四种固有心态，有理由断定，印度以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再次制造洞朗事件之类的事端，兴许不会是小概率事件。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洞朗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国人和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的超凡定力、坚定立场、军事实力、外交努力、舆论影响力以及中国所拥有的大国胸怀和超大格局，中国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必将成为国际上的经典案例。它也启示我们，中印两个大国邻居终归还是要和平相处，中印关系还是要置于我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框架之内。我们极而言之，退一万步讲，即使有朝一日真的不得不与印度兵戎相见，那也是以打促和，不能忘掉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