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
摘要
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追求大国目标、提高国际地位和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增大，并不断推动成立或加入多个多边合作组织，以提升影响力和实现其远大抱负。但印度并非对每一项多边合作都抱有同样的兴趣，还称今后都不参加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这一做法反映了印度采取猎鹿博弈中放弃“捕鹿”而“捕兔”的行为。中印两国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组织较多，且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并非都选择合作的策略，但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大国，无论其如何选择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猎鹿博弈视角，运用博弈论中的合作—非合作博弈理论，选择中印共同参与的四个多边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印度博弈过程中始终坚持非合作博弈，即在多边合作中本应追求集体利益时却更多考虑自身利益的得失，这决定了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的策略选择。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印度策略选择对中国及多边合作的影响，以期减小成员国的损失，或创造一些条件让印度选择合作策略，以促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关键词：印度 多边合作 猎鹿博弈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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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冷战后，由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参与的多边合作越来越多，国际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近年来，印度和中国作为重要新兴经济体，国情及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相同或相似之处众多，印度追求 “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梦，中国追求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两国都渴望改革现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提高国际地位，而参加或主导区域性、全球性的多边合作组织，是提高国际地位、扩大影响力、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路径。尽管两国都同时参与了多个多边合作组织，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两国如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分歧。如何在多边组织中加强协调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由于印度在多边合作中既积极参与合作博弈，又常常出现 “摇摆”，并陷入 “猎鹿博弈”的困境。本文主要从合作—非合作博弈的角度，选择上海合作组织 (SCO)、金砖国家 (BRICS)、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BCIMEC)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四个案例，分析印度的策略选择以及影响印度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并研讨印度的策略选择对中国及其他成员国的影响，最后提出一些推动印度参与多边合作和深化中印合作的建议。
一、猎鹿博弈与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
猎鹿博弈作为一种多边合作的博弈，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存在两种思路。一是合作博弈，强调集体理性，合作共赢，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一是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各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区别不是前者研究合作，后者研究不合作，而是做出决策的过程是基于个人理性还是集体理性。在多边合作的猎鹿博弈过程中，各成员都追求集体理性，收益才会最大化 (即捕鹿而非捕兔)，所以猎鹿是追求集体利益与选择合作策略的统一。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个多边合作组织或每一次多边合作中，所有成员都会为了集体利益而选择合作或采取共同行动。在中印两国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中，印度始终有非合作博弈的思维，把自身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在自身利益得到满足时就选择合作，在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则选择背离。
（一）
猎鹿博弈的含义
猎鹿博弈(Stag Hunt Game，SHG)又称协调博弈或安全博弈，最早出现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他在该书中指出：“如果这是一个猎鹿的问题,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岗位；但是，如果一只野兔碰巧从他们中的一个够得着的地方经过，我们毫不怀疑他会毫无顾忌地去追它，当他捕到了兔以后，他的同伴们因此而没有捕到他们的猎获物这件事，他会不大在意。”假设一群猎人，猎物为鹿和兔子，他们互不知道对方选择的猎物。如果选择围鹿，并相互合作，就可以抓住鹿。但只要有一个猎人离开去抓兔子，鹿就会逃脱。背离者可以轻易得到兔子，而其他人则一无所获。但如果人人都去追兔子，则都可能有机会抓到兔子。由于选择不同，结果也不同。尽管猎鹿的收益明显高于猎兔，但猎鹿需要合作，而猎兔不需要合作也能成功。所以，在猎鹿时，一方的背离会给其他成员造成损失。在此情况下，要达到纳什均衡，要么所有猎人都选择合作，要么都选择背离。可见，要成功捕捉到鹿，即获得最大收益的前提条件是，每个成员愿意合作并且相信其他成员也会选择合作。
（二）
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猎鹿博弈的选项
在猎鹿博弈困境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只有两个选项，合作或不合作 (背离)。在多边合作中，成员国采取参与加入视为选择合作策略，采取不加入、暂时不加入或加入后“退群”视为选择背离策略。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仅选择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且我们假定中印两国参与的多边合作也如一群猎人，相互合作去抓鹿。在中国及其他成员国都选择猎鹿的情况下, 印度有两个策略选项：
第一，合作。印度在有中国参与或倡议的多边合作中选择合作策略——猎鹿，也就是获得最大的共同的收益。此时，印度不仅自身能获得最大收益，其他成员国也能获得最大收益，即相互合作带来互利共赢的局面。
第二，背离。印度在中国参与或倡议的多边合作中选择背离策略，即选择不合作而去猎兔，以获取单独收益。依据猎鹿博弈理论，只要有成员背离，背离者能够获得一定收益，但其他成员则一无所获。但在现实情况中、印度选择背离策略，可获得一定收益 (得兔)，而其他成员国可能有一定收益，也可能没有收益，甚至利益受损，但一定无法获得所有成员共同合作所带来的预期收益 (得鹿)。
由此可见，印度无论选择合作还是背离，都能带来收益，只是收益大小不同，但对于其他参与者而言，则达不到预期收益。尽管中印都参与了许多合作组织并有不少成功的合作，然而本文不判断各多边合作对印度利益的大小，仅选择其中的SCO、BRICS、BCIMEC、RCEP四个案例，以此分析其选择合作还是背离的各种因素及其带来的影响。
二、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合作
共同合作不仅自身能获得收益和扩大影响力，而且其他成员国也会受益。印度在SCO和BRICS中选择了合作的策略，期望像猎鹿博弈那样与成员国一起“捕鹿”，获取更大利益。印度加入SCO是其追求大国目标的有力实践，保证了印度不仅是南亚地区的主导者，而且是中亚地缘政治的有力塑造者和推动力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印、中、俄、巴举行了“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这是印度寻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并在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复苏中展现自己的又一次努力。印度在这两个案例中是抱着非合作博弈心态加入的，因为其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契合，所以印度选择了合作的策略。虽然印度的参与会给所有成员国带来一定收益，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因为国家利益的差异，印度的参与对中国而言，仍是有利有弊。
（一）
印度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原因与策略
SCO的前身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机制，起初是为了解决边境安全问题。2001年6月正式成为一个永久性政府间区域安全组织，以维护地区和成员国的安全为首要任务。所以，安全合作是SCO的重点合作领域，其核心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7年月，印度正式加入该组织。
1、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选择合作的原因
第一，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印度作为南亚大国，自认为在相邻的中亚也拥有优势，并一直希望与中亚建立经济和安全关系，以提升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冷战时期，由于中亚五国为苏联的加盟国家，印度与其关系一般。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而印度忙于处理内政以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中亚投入有限。之后，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中亚的战略地位以及丰富的资源使其进入印度的视野。例如印度油气资源大量依赖进口，而俄罗斯和中亚拥有丰富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是印度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但印度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渠道不畅，许多协议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中国在此期间与中亚国家广泛开展了基础设施、油气管道、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相对于中国，印度与中亚不仅在经贸合作上微乎其微，而且在文化、军事安全等议题上的交流也非常少，这客观上导致中亚成为印度忽视的地区。但面对中国在中亚的行动与显著成绩，印度并不希望中国独大，先后提出“接触中亚”、“反恐伙伴”以及“连接中亚”的战略，并不断加大对中亚的关注与投入。2015年7月莫迪总理接连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双边历史渊源、旅游、文化交流、网络安全、铀矿开发、国防、安全合作、军事、打击恐怖主义、印度瑜伽和印度医学、气候变化等广泛议题进行了讨论，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建立良好经 济和安全关系,提升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印度加入SCO，既能够促进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和能源合作，从而缓解国内能源紧张状况，又能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提升其影响力并“抗衡”中国。
第二，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印度长期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威胁，仅在2010年至2015年，印度国内就发生了60多次恐怖袭击，有超过1100人在袭击中身亡。中亚是西亚、南亚、东亚和亚洲北部的陆上十字路口，地理区位独特，再加上民族的多样性和宗教的复杂性，给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极端思想跨国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打击“三股势力”成为SCO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地处南亚的印度也深受中亚极端恐怖主义的困扰，与SCO成员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遏制跨国恐怖活动和跨国犯罪十分重要。印度如果加入SCO，就可以互相借鉴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经验，加强安全防务合作，与所有成员国一起织就一张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网络，同时还能在核查对方国家涉恐人员身份信息、共享情报、协调行动、移交罪犯等方面提供便利，并以此强化印度在中亚的存在。
第三，可借SCO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是印度的重要军事伙伴和防卫伙伴，双方建立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是印度加入SCO的最主要支持者。因为印度加SCO对印俄两国有诸多共同益处，除进行武器、能源、反恐等领域合作外，制衡中国是两国的共同战略考量。另外，俄罗斯支持印度加入SCO的意图还在于避免印度完全倒向西方，并尝试联合印度对抗西方。并且，SCO也被印度视为缓和中印关系，以及加强与俄罗斯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四，遏制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一直把中巴作为敌人或对手。对中巴关系一直持敌对态度，而中国在中亚和SCO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为了遏制中巴并打破中国在SCO的主导地位，印度十分期望加SCO。而印度制衡中国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在印太地区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在欧亚大陆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制衡中国。再加上，巴基斯坦对加入SCO表现出巨大的兴趣。印度认为，倘若巴基斯坦加入SCO而印度不加入，势必会加强中巴关系，那么巴基斯坦的势力将延伸至阿克赛钦地区，很可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借口借道阿克赛钦对印控克什米尔形成居高临下的包围之势，从而进一步威胁印度的国家安全。而印度加入SCO后，可以随时“监视”巴基斯坦，并伺机限制巴基斯坦的利益。
2、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总体持合作的态度
印度对SCO的态度经历了观察和谋求加入两个阶段。印度刚开始并不看好SCO，还长期无视SCO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一方面担心加入SCO后会受到中国的裹胁，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美国的感受，因此其对SCO一直持谨慎观望的态度。直至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SCO成员国要求美国从中亚撤军，印度才开始重视SCO的影响力。2005年印度开始真正接触SCO并谋求加入，还向SCO申请观察员国地位。当年印度成为观察员。随着SCO在边境安全、反恐合作等多领域沟通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印度越发认为有加SCO的必要性。特别是随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加速了印度加入SCO的决心。首先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印度担心阿富汗的动乱会影响印度边境安全，滋生恐怖主义。基于这种考量，印度认为加入SCO能够提供介入阿富汗局势的平台。其次是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后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俄罗斯想拉拢印度增加自己的友俄力量扩展外交空间，所以在支持印度加入SCO问题上态度积极。最后是SCO通过《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程序》和 《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案，这为SCO扩员打开了大门。2014年印度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SCO成员国首脑扩大会议上递交加入SCO的申请书。2015年7月，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的SCO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SCO程序的决议。2017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的SCO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印度与巴基斯坦获得了正式成员国地位。
从猎鹿博弈的视角看，印度对参与SCO持合作态度，并希望通过对巴施压、反恐等获取最大利益，但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深化各领域安全合作，在边境地区不举行针对另一方的军事活动,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同时, 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深入推进经贸合作。而印度对大国地位、国家安全等目标的追求限于自身实力往往难达预期目的，这使得印度始终认为SCO是由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旨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印度对SCO的战略利益诉求并没有对金砖国家那么高，印度国内的主流舆论对SCO的态度也相对消极。
（二）
印度参与金砖国家的原因与策略
2001年12月，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 (Jim O’Neil) 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由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组成的词与Brick (金砖)类似，因此被译为“金砖四国”。奥尼尔提出的这一概念迅速获得了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方面的认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在此背景下，2009年６月，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 就全球经济治理交换了看法，并在会后发表了“金砖四国”联合声明。这次会晤既标志着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也意味着金砖机制开始从概念和谈资变成国际政治中的大事。2010年南非加入后，其英文单词变为“BRICS”，并改称“金砖国家”。
1、印度在金砖国家中选择合作的原因
第一，基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印度一直希望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而参与全球治理是一条重要途径。除参加SCO等外，BRICS也是其看重的一个方向。首先，BRICS是基于共同利益而聚在一起的组织。BRICS原为金砖四国，成立背景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而新兴国家经济欣欣向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新兴国家拿出解决方案，伸出援手，促 进经济复苏。这是金砖四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好机会。印度决定与中、俄、巴西和南非走到一起，合力应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冲击，向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的“印度活力”，借此担当大国责任，提升影响力，从而实现其大国目标。同时，金砖国家来自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地跨欧亚的俄罗斯, 与这些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会拓宽其外交空间，给印度提供跨大陆发挥国 际影响力的平台。而且，新兴国家开展多边外交、参与或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是改革现有国际机制、打破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印度还认识到，在无法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及国际规范的情况下，要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获得反映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应该对现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进行改革，这一点也是印度和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最大的利益交集。除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外，BRICS还能够 为印度与新兴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调立场提供对话平台。最后，BRICS中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人理事国，印度希望在BRICS框架内加强与中、俄的关系，以期获得中俄对印度“入常”及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支持。
第二，可为印度协调大国关系提供舞台。印度与俄罗斯有共同利益和长期的军备合作，并对俄罗斯武器形成依赖，这使得印度对俄罗斯有特殊的感情。印度与中国的矛盾由来已久，BRICS平台为印度与中国提供了沟通谈判的机会，这可减少战略竞争，防止两国关系恶化以及其他层面的“脱钩”。俄罗斯是BRICS的积极参与者，也可通过BRICS在中印两国之间扮演“和事佬”的角色。2020年1月举行的BRICS峰会就对解决中印的 边界对峙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印度对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强烈不满，也希望借助BRICS平台来协调。
第三，BRICS的特性对印度具有吸引力。其一，成员的新兴国家特性。BRICS所有成员国都是新兴国家，印度认为，作为其亲密伙伴的俄罗斯在BRICS中能够与其共同有效制衡中国，避免被中国主导。而且，印度常常将BRICS与G７相比，认为BRICS是新兴大国俱乐部，在暂不能参加G７的情况下，一向视自己为新兴大国领头羊的印度自然不能缺席其中。其二，BRICS没有强制约束力。BRICS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宪章的机制，这意味着BRICS是一个没有强大约束力的多边合作平台，这对于强调追求战略自主的印度来说，也具有吸引力。
第四，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一是BRICS的应急储备可提升卢比汇率的稳定性，从而为印度提供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二是印度希望借助BRICS平台吸引成员国来印投资，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例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资金、技术方面能够为印度的 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提供帮助。目前，印度正在大力推进“印度制造”，而中国正在进行结构升级，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有利于印度承接 中国的产业,进而发展印度制造业。三是可以扩大对成员国的出口，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四是获取经济发展资源。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都拥有丰 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可以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和工业动力。五是BRICS在食品、贸易投资、科技方面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特别是庞大的人口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印度经济快速增长。
２、印度在金砖国家中总体持合作的态度
印度对许多合作机制反应较慢，但“金砖四国”概念提出后其反应迅速，并给予了认同。印度还预测，与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组成的多边合作组织，可以媲美西方七国集团。特别是印度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离不开巴西和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合作将让印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最终在21世纪30年代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因此，印度对金砖四国合作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在2006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2008年5月，印度应俄罗斯的邀请，派外交部长前往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联大场合之外的会晤，开启了金砖国家合作序幕。同年11月，印度财政部长在巴西圣保罗参加金砖四国财长联席会议，呼吁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2009年6月，印度领导人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首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签署了《“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之后，印度领导人出席了每一届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于2012年、2016年和2021年主办了三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三）
印度选择合作的共同因素
2020年印度宣布退出RCEP时宣称，印度不愿意参与有中国参与的多边合作组织，但并没有说会退出SCO和BRICS。这说明印度是在推行有选择的合作策略。印度之所以会在某些组织中选择合作的策略，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其重要考量。
1、该合作有利于印度提高国际地位，符合其大国外交政策。作为追求大国目标的一部分，SCO和BRICS机制与印度外交政策中的“连接中亚”及“东向行动”(Act East)高度契合。印度选择合作还有拓展外交发展空间的考量，其希望借助多边合作平台加强与印度原本影响力较弱甚至影响不到的地区的合作。加入这些合作平台，可以借助整体的力量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并借机获得中、俄、巴西等区域大国在“入常”与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议题上对印度的支持，推动建立一个能反映自身实力变化的国际格局, 从而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实现大国目标。
２、多边合作中有所谓的能够制衡中国的成员国参与。印度不希望中国主导任何一个多边合作组织或者平台, 但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中国在多边合作中的影响力，只能联合其他大国共同制衡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中都有俄罗斯, 印度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政治军事大国, 与其在多边合作中联手能够有效制衡中国的主导地位。
3、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从印度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来看，当国内利益阶层认为参与合作符合其利益或有助于实现其利益时，国内就少有反对之声。但一旦稍有利益受损，其国内反对声音就特别大。所以，只有在印度认为该多边合作有利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时，其才会积极考虑并选择合作的策略。
（四）
印度选择合作给中方带来的影响
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无论选择合作还是背离策略，其对中国都有影响。其选择合作时，对中国也是有利也有弊。
1、积极影响
印度在人口、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上体量巨大。印度的加入，无论是在SCO还是在BRICS中，组织力量都大大增强，并将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更大影响。所以，印度加入有利于壮大该组织的实力，扩大合作规模和增强组织的潜力与影响力, 提高组织的权威性和覆盖面, 使国际力量对比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倾斜。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成员国的国际地位, 推动旧有国际体系变革, 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 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例如SCO为印巴边界争端提供了调解协商的平台, 有利于稳定地区环境; 有利于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地区安全; 有利于扩大SCO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促进合作领域多元化，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投资、能源等合作，也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样，金砖国家有了印度的参与，也可以扩大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组织话语权和影响力。BRICS如果能团结一致，整体的谈判力量将显著增加，其对国际经济规则调整与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更大，有利于完善全球治理。未来，BRICS一旦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统一市场, 在货币结算、投资、贸易和关税等方面达成一致, 进而形成经济圈, 将有力抵御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依托SCO和BRICS既可促进与成员国的关系，又可与印度搭建一个新的对话沟通平台。通过这两个机制进行对话沟通协调, 有利于加强双方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提升战略互信，消除两国误解，避免安全困境，在边界问题上保持沟通, 为两国发展长期稳定关系奠定基调, 为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条件。另外，还有利于形成合力共同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于发挥区域影响力, 提升中国与西方国家谈判议价的能力, 提高国际地位, 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有利于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药方, 为中国构建国际组织积累经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2、消极影响
第一，印度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可能会损耗多边合作甚至使其瘫痪。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更多持负面态度, 印度参与之后, 对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形成制衡，并常常在一些议题上持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议题就不能及时达成一致,从而影响组织的合作成效。另一方面, 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复杂，两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 并互相视对方为仇敌。许多成员国担忧印巴矛盾可能会破坏SCO的合作气氛,最终使合作瘫痪。
第二，成员国可能会感到自身在合作组织中的权重和价值有所减小。中国是组织内经济体量最大的成员国, 印度很可能会占用中国在组织内的领导力权重，并与中国争夺对成员国的影响力。就SCO而言，一方面，一些成员国担忧印巴加入后会使组织内原本就紧张的资源倾向于南亚两国，组织的工作重心也可能因为印巴的加入而偏离中亚。另一方面，印度参与后，与印度有矛盾的国家可能会为了反对印度而反对SCO的一些决议，削弱SCO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组织活力，并降低执行效率甚至引发一些成员国在会议上消极对话，阻碍SCO的发展。
第三，印度加入SCO的实际意图值得关注。自印度与美国在2020年10月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后，双方关系已达到“准盟友”级别。印美关系日益走近, 将会对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造成严重影响。印度作为SCO和BRICS的重要成员，美国很可能会利用印度干扰、牵制这两个组织的合作进程和相关行动的顺利开展。所以，成员国必须警惕印度成为美国打入这两个组织的楔子, 让美国在外部削弱这两个组织的影响力甚至瓦解这两个组织。
二、印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背离
在猎鹿博弈中，只要有成员背离， 其他成员可能一无所获, 但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如此。印度即使在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多边合作中选择背离，其他成员国也可能获益。印度虽然一直参与且没有宣布要退出BCIMEC，但实际上暗中选择了背离策略，导致许多承诺和合作无法顺利进行, 成员国长期不能得到应有收益。2020年印度在RCEP中再次选择背离策略，也将使成员国达不到预期合作的收益，但从另一角度看，不断抬高要价的印度选择退出，对成员国未必一定是坏事。
（一）
印度背离孟中印缅走廊的原因与策略
BCIMEC的概念最早可溯源至20世纪90年代末，最初由中印两国的学者、智库主导，并得到了四国的积极响应，但如今进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与印度的态度有关。2013-2017年“一轨”层面的BCIMEC 联合工作组召开了三次会议，就各方关切的重点领域开展了联合研究, 还对合作框架进行了讨论。然而到目前为止, 由于印度的拖延，BCIMEC建设仍处于政府间的议题讨论阶段，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印度不但在BCIMEC中长期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合作诚意，相反还另有打算，推进其主导的“季风计划”、“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印日自由走廊”以及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这大大冲淡了缅甸和孟加拉国对BCIMEC 的热情，也迫使成员国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中缅或中缅孟经济走廊。
１、印度选择背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原因
第一，担忧国防和边境安全，维护自己在南亚的势力范围。印度对中国的偏见根深蒂固，长期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前印度将巴基斯坦视为现实敌人，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 印度将中国视为直接的军事威胁，并积极防止中国“渗透”。特别是中国日益强大后，其担心和忧虑日盛。印度认为，由于 BCIMEC经过其安全问题突出的东北部，走廊建设以及中国与其邻国修建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会给商品走私、人口拐卖、恐怖活动等提供便利，甚至臆想会有利于中国的军事行动。即使是正常的经贸活动，印度也不放心。目前，中国是孟加拉国和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也是南亚国家主要的外资来源国，还承接了印度洋周边一些国家的港口建设。印度认为，中国是在构筑“珍珠链”，意在建立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基地，削弱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遏制印度崛起。同样，BCIMEC项目会对印度在该地区的地位构成重大挑战，其邻国可能会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平衡印度的影响力，减少对印度的依赖，或者说这些邻国会利用中国来对抗印度，而印度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考虑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印度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印度东侧的孟加拉国和缅甸，很可能会联合位于西侧的巴基斯坦对印度形成夹击之势。一旦战争爆发，将对印度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陆地公路和铁路联系的改善，中国的战略选择会成倍增加。为了应对中国的军事集结，印度已公布了庞大的军队和国防建设计划。尽管2020年疫情之下印度经济衰退，但其军费预算达65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2021财年的国防预算更是高达712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超过20%。
第二，担心中国产品大量进入印度，冲击国内市场。有专家指出，中印两国在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实现经贸合作共赢，与两国合作的附加收益、合作成本以及其中一国合作而另一国竞争所带来的损失和投机收益有关。印度认为，BCIMEC建设将扩大中国产品对印的输入，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冲击其制造业发展。如果印度选择合作策略，BCIMEC给印度所带来的收益小于中国，这让印度感觉到吃亏。另外，一向以大国为外交重点的印度自感该合作并不能给印度追求大国目标带来更多收益，反而给中方在该区域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情况下，印度认为，选择竞争策略获得的投机收益要大于选择合作的收益。因此，印度转而选择了单独创建或参与以自己为主导的多边合作平台。
第三，合作机制不成熟，互动层级低，背离成本小。BCIMEC至今未形成良好的日常沟通机制、也未互设代表处，更没有常驻总部机构或定期举办峰会。从这一意义上看，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多边合作组织，联合工作组会议和论坛是该多边合作仅有的对话机制，这使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建立在无任何相关协议及规则基础上的松散的结构。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最初由专家学者和智库机构推动，属于民间的“二轨”机制，一直面临政府不够重视、参与不深的问题。1999年至2012年，印度尽管表面上对孟中印缅合作很积极，但实际上除在印度举办的会议外，在其他国家举办的会议都极少派高官参会。2013年之后，四国成立了BCIMEC 联合工作组，先后在中国昆明、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印度加尔各答举行会议，但印度派出的政府代表级别仍然较低。而学术层面的2013年、2015年、2019年在孟加拉国、缅甸、中国云南举办的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第11-13次会议，印度参会代表也以学者居多。这使得 BCIMEC 的互动层级整体较低，许多想法与项目很难上升到国家合作层面。另外，由于BCIMEC机制较松散，会议成果以“声明”、“倡议”、“纪要” 为主，对各成员没有约束力。正是因为机制不够成熟以及达成的协议没有约束力，加之印度在会谈时“斤斤计较”和参加人员难以决策，导致印度背离BCIMEC合作的成本非常小，可以随意选择加入或退出，使得BCIMEC 建设走走停停。
２、印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选择背离的策略
第一，采取“慢慢来”的拖延战术。印度长期以边境安全和利益平衡为由,多次在会议中声称要“加强研究”、“不用着急慢慢来”、“成熟后再升轨”、“先民间后官方”，其派出的代表往往都是学者。尽管中方和缅甸特别是缅甸都以官方为主，但孟方受印度的影响，从开始的官方参加较多到后来也以学者为主。2013年启动召开的政府层面的 BCIMEC 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上，孟、中、缅三国代表都是副部级, 而印度只派出外交部联秘代表。之后的两次工作组会议印度也基本承袭这一传统，未派出高官参会。这也反映出印度对BCIMEC 建设不积极的态度。
第二，出台替代方案，建立以印度为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平台对冲中国影响力。印度为配合其“东向政策” (Look East Policy) 和“东向行动政策” (Act East Policy），2001年年就援助建设了德穆—葛礼瓦的被称为“印缅友谊公路 (India-Myanmar Friendship Road)” 的高等级公路，之后又积极推动与缅甸和泰国达成共建印度曼尼普尔邦莫雷 (Moreh)—缅甸实皆省达武县 (Tamu)—泰国达府省湄索 (Mae Sot) 的高速公路的协议。莫迪执政后，加快了“东进”步伐，不仅在印度东北部大规模建设公路、铁道，而且把印缅泰公路延伸至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与日本提出的东西经济走廊 (East-West Economic Corridor，EWEC)对接，同时还推动印度加尔各答港与缅甸实兑港 (Sittwe) 连接，并将这些项目纳入BIMSTEC。在水运方面，为了改善印缅的连通性，印度于2008年发起并全额资助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其目的是寻求一条通过缅甸的替代方案, 将货物直接运输到印度东北部地区。莫迪还推介萨迦马拉项目 (Sagarmala)，计划投资缅甸的实兑港，推进与伊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家的设施联通，提升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战略地位，打通印度到太平洋的通道。另外，印度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扩大自身地缘政治优势，加强了自己主导成立的区域合作组织。例如，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和“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以深化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2015年在印度的推动下南亚四国宣布成立“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机制，2016年６月四国签署了“机动车辆通行协议”。由于印度主导的区域合作与中国提出的BCIMEC 和澜湄合作 (LMC) 等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希望替代中国、相互竞争的意图明显。特别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2017年和2020年连续发生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后，印度对中国提出的倡议或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更不感兴趣。目前，印度已逐步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边缘化,并利用自己主导的多边合作平台对成员国加强控制。例如2020年９月印度宣布向马尔代夫贷款25亿美元，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加大投资减少马尔代夫对中国的依赖。
（二）
印度背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原因与策略
RCEP是一项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宏伟计划, 旨在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第五大经济体印度与东盟以及澳大利亚、韩国和新西兰一起纳入一个区域贸易组织。按人口计算, 该贸易区将是世界最大的贸易组织，GDP、出口额都分别占全球总量的约30％。据估算，到2025年RCEP将为世界创造6440亿美元收入。RCEP还可以整合该地区的市场和生产中心，将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区域化， 使亚洲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可减少亚洲自由贸易区之间的重叠, 以免亚洲成为一个由多种贸易规则组成的混乱的“面条碗”。然而印度宁愿选择猎鹿博弈中的单干取小利“捕兔”，也不愿与成员国一起获取大利“捕鹿”。
１、印度选择背离RCEP的原因
RCEP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是一致的，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亚洲地区建立更紧密的经贸伙伴关系，但地缘政治的变化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日益关注影响了印度加入RCEP的决定。
第一，印度国内利益阶层担心其经济受到冲击。印度国内党派、利益集团众多，莫迪政府必须考虑农民、工人、商人等不同群体、党派、团体、行业、宗教信仰的利益，这些人不愿意承受加入 RCEP 后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如果这些选民因利益受损而不支持莫迪将严重打击其执政基础。由于担心竞争，印度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出现逆转。例如，印度2018/2019年度预算中，许多产品的进口关税都有所增加。从2020年2月1日开始，印度再次宣布提高电子产品、鞋类、玩具、家具等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鞋类的税率从25％上调至35％，玩具从20％上调至60％，座椅、灯具和床垫等家具从20％提高至25％，风扇、剃须刀、热水器、烤箱等产品从10％提高到20％，等等。印度提高关税的理由是促进“印度制造”，但实际是贸易保护。印度认为，由于自己与RCEP中的10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开放市场会阻碍自身工业增长。因为签署RCEP而可能受到影响的行业包括钢铁、塑料、铜、铝、机床、化工、纺织品和制药等，这些行业将受到廉价进口的影响，数百万人可能因工厂倒闭而失业。在农产品领域，印度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传统耕作方式，农产品竞争力弱，农民一直靠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一旦降低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的农产品、乳畜产品等将冲击其农业，并影响几亿农民的生计，这引发了其国内农民大规模的抗议。尽管不加入RCEP和提高关税对提高竞争力不利，但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减少反对声音，获取民心。
第二，RCEP没有满足印度的所谓利益关切，希望中国在RCEP框架内做更大的让步。印度认为，尽管自己货物贸易竞争力有限，但服务贸易竞争力强。2020年其计算机软件和，特别是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比中国还多。2019年中国服务出口金额为2800亿美元，而印度达2140亿美元，与中国差距不大，且印度服务贸易顺差达350亿美元。因此，印度在RCEP谈判中对服务贸易尤为关切，但其他成员国更重视货物贸易，这让印度感到，加入RCEP不能使其服务业优势得到很好的发挥，从而导致服务贸易增加的顺差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扩大的逆差。印度还认为，中国众多产品在印度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如果中国失去印度市场将遭受巨大损失。所以，印度以其自身市场对中国至关重要为裹胁，要求中国降低大米等产品的贸易关税并修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A)。另外，印度还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农产品，以解决日益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但现实的问题是，印度要求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在中国没有竞争力。
第三，担心中国主导RCEP。由于印度一直在追求大国目标, 但中国的崛起速度远超印度，印度视中国为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处处怀有戒心。印度视南亚—印度洋地区为自己的 “后院”,一向反对中国进入其势力范围。印度担心签署RCEP后,中国将更加顺理成章地进入自己的“后院”,借此扩大影响力, 威胁自身的战略安全。虽然RCEP是由东盟主导，但东盟经济总量不到中国的一半, 且中国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当于RCEP其他成员国的总和,由此印度对东盟能否真正主导RCEP感到怀疑。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在寻求经济和技术升级，RCEP对降低关税、跨境贸易便利化和标准化与原产地规则的结合将引发供应链重组, 将提高中国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增强其工业核心的外部导向, 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区域重心和力量中心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趋势，创造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依赖。还有一种声音强调，一旦签署RCEP，成员国国内市场将充斥着中国制造的产品，从而引发中国是想借RCEP之手将其他成员国变成其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的担忧。同时，RCEP将增加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协议将使中国能够加强与邻国的经济联系和双边关系，并向中国商品开放新市场，最终成为被中国“剥削”以及受中国影响和控制的“依附国家”。另外，印度认为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等机构，而这些机构的建设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目的是要在整个地区建立一个基于依赖关系的实体和战略基础设施网络。
第四，基于国际环境的战略考量。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印度钢铁等征收关税，使本就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印度农业、制造业更难以承受RCEP要求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冲击，国内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美国已把印度视为“印太战略” 的关键一环和重要支点,，并强调印度作为印太地区杰出的合作伙伴的作用和“四方机制”合作的重要性，这让印度感觉自己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而美国鼓励印度加入“印太战略”并希望其退出RCEP。在美国的利诱和施压下，奉行实用主义外交策略的印度，一边考虑到自己主导 RCEP已没有可能，另一边考虑到加入世界主要大国针对中国而联合搭建的战略平台，于是在利益最大化原则面前选择不加入RCEP，并随后向欧美抛出愿意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商签自贸协定。这典型地反映了印度中途背离猎鹿合作而抓捕兔子的博弈心态。
2、印度选择背离RCEP的策略
由于长期不开放市场、经济结构不合理、贸易失衡等因素，印度担心签署 RCEP后会造成更大的贸易失衡，从而对其经济造成冲击，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印度在参加RCEP问题上一直顾虑重重。2019年11月印度借口几个关键问题未解决而拒绝签订协议。2020年7月正式宣布退出RCEP之后，又马上与欧盟进行贸易磋商，并表示愿意与“脱欧”的英国以及美国等商签自由贸易协定。
第一，期望与美国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印度感到难以独自应对中国“威胁”，就积极通过外力来平衡中国影响力，而与美国更紧密地结盟就是其最好选择。2020年2月特朗普访印，大肆宣传美印特殊伙伴关系及印度的战略意义，推销“印太战略”，达成了新的军购协议。10月美印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在军事情报信息交流方面达到准盟友级别。拜登当选后，莫迪打电话祝贺并表示要加强合作。2021年2月印美日澳举行外长电话会议。3月首次举行四国领导人视频会议，同月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 (Lloyd Austin) 访问印度，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 (Ajit Doval)、防长拉杰纳特·辛格 (Rajnath Singh)进行了会谈，还拜会了印度总理莫迪，讨论了亚洲安全等问题，双方同意加强军事、情报、后勤等领域的合作。4月印度第二轮疫情暴发后，莫迪舍近求远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得到了美国提供抗疫支持的承诺。印度之所以日益紧跟美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认为, 美国是唯一一个比中国强大的国家，通过美国来实现亚洲力量平衡符合其利益。由于印美在平衡中国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已成为印度平衡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潜在伙伴，而获得美国的支持可以阻止中国侵犯印度的利益。为此，印度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不仅致力于“使印太地区成为一个共享经济增长、繁荣和安全的地区”，而且与美日澳主办“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加强四边安全合作。这体现了其巩固印度洋霸主地位的想法，且针对中国的意味更加明显。
第二，继续保护国内市场,防范外来竞争。中国长期以来都采取开放的政策,但印度始终对国内保护严重。RCEP旨在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以建立高质量互惠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然而自2018年4月RCEP谈判加速后，印度采取了与RCEP截然相反的措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从总体看, 印度自1995年修订“反倾销法”以来就频繁发动反倾销调查，中国深受其害。截止到2019年,印度共发起972次反倾销调查, 居全球首位, 其中针对中国的达232次。2020年以来受边境对峙和疫情影响, 印度针对中国的措施更多。例如2020年4月，印度商工部修改了外国直接投资 (FDI) 政策,将其中的“自动审批”改成由政府事先批准来自与印度接壤的陆地边界国家的外国投资, 以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对国内公司的“机会性收购”。而且该限制措施涵盖绿地投资、兼并收购、证券投资、风险投资等几乎所有的投资类型，还对国防、航天、核能及其他行业的投资做出了禁止投资的规定，而允许投资领域的资金占比也不得超过26％。但与印度接壤的国家除中国外，都没有能力向印度进行大规模投资，此举明显针对中国。7月，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将267款APP列入黑名单。9月，印度财政部表示,将对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的“中国制造”药品征收反倾销税。2021年1月25日，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发出通知，将于６月永久禁止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5月，印度排除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参与其5G建设。这背后都有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事实上，印度长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主要采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限制进口。然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违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还会陷入“产业弱—保护产业—产业竞争压力小—产业弱”的恶性循环之中。正是由于印度长期实施过度保护的政策,才导致其工业竞争力不强。
（三）
印度选择背离的共同因素
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 但印度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常采取有选择性地参加区域合作组织，或者即便参加了多边组织也常设置障碍。特别是当以下因素都出现时，印度选择背离策略的可能性更大。
1、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印度对中国一直有排斥心理，在BCIMEC中只有中印两个大国，但印度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中国，而其他成员不仅不能制衡中国，还期盼与中国加强合作，这可能使中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BCIMEC反映的情况看，印度并非不想参加该区域合作，也不是不想与其他成员合作，而是不想让中国扩大影响力。而印度主导的区域合作都尽可能排除中国以及中国的伙伴巴基斯坦。同时，印度的排他性还是双向的，既排除中国加入印度主导的区域合作，也对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持排斥拒绝态度。印度主导的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以及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南盟、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印度洋海军论坛等阻止中国成为正式成员, 或不邀请中国参加。日本和东盟拉拢印度加入RCEP的本意是希望印度平衡中国在RCEP中的影响力, 但是印度加入其中却不只是想阻止中国成为RCEP主导国, 还想加快实施“东向行动政策”,削弱中国影响力, 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这实际上是既“去中国化”又“去东盟化”。同样，印度加快与美日澳联合推进“印太战略”也有此目的。这已背离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将东盟逐渐边缘化。
2、认知错位。由于与中国发展差距拉大，印度总是患得患失，对中国臆想增多。其中之一便是担忧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进行所谓的扩张，影响其国家安全。印度东北部一直存在分离主义，印方怀疑阿萨姆邦、“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那加兰邦等地分离势力有中方暗中资助。印度还臆想，中国在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资助印度分离势力，中国可能从BCIMEC调配军队夺取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由此，印度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怀有敌意，认为中国在印度周边邻国的合作对印度构成了军事威胁,并且在与印度争夺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而中国从未将印度当作对手，并始终展现积极合作的姿态。同时，印度将外交政策和军事资源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应对中国方面，但中国的挑战主要来自美国。这意味着,印度视中国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为“抢蛋糕者”，但中国视印度为“做大蛋糕”的合作者之一。认知错位是印度选择背离策略的重要原因。
3、多边合作中没有可以说服印度的国家。目前，除印度主导的多边合作外，印度参与的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印太战略”等，这些多边合作要么有美国, 要么有俄罗斯参加。印度在军事上与美国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贸易上对美国处于顺差地位，并渴望得到美国的投资和技术来推动“印度制造”和提高创新能力，在联合国“入常”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上印度也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与美国交好有利于印度实现大国目标，并且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印美有一致立场。所以，美国是唯一一个对印施压有效的国家。俄罗斯虽然实力不如美国，但与印度具有传统友谊，印度的军备对俄罗斯依赖严重，且俄罗斯还是自然资源、军事、国土面积上的大国,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对印度的鼓动是很有效的。而印度背离的多边合作例如 BCIMEC和RCEP，既没有俄罗斯的鼓动,也没有美国的施压，美国反而还劝说印度不要加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很难被其他国家说服。
4、没有完全满足印度的“要求”。印度在中印都参与的多边合作中总是要价很高，会提出一些额外或过分的要求和利益，并且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在与成员谈判时常采取措施博取他人同情，以己之短攻人之所长，希望借此得到对方的巨大让步。一旦没有满足其过分要求, 便开始背离合作轨道。所以，印度在多边合作中总是打小算盘，尽量博取看得见的短期收益，满足国内政治选票与经济利益诉求，特别是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短期收益不大时，会立即选择背离策略。
（四）
印度选择背离给各方带来的影响
尽管印度选择背离有“打击中国”和赚取小利益的因素，但即使是印度选择合作,对中国而言也是有利有弊。总的来看，对区域合作的影响更大一些，消极影响更多一些,而对中国影响不大。
1、积极影响
第一，合作效率会有所提高。印度是许多多边合作的搅局者，也是中国的主要竞争者和反对者之一。没有印度参与的多边合作, 印度自然无法阻挠中国的提议,这避免了因为与印度有矛盾而产生的不必要的争吵, 大家在议题推进方面会顺利很多, 也为他国提供了更多展现的机会。例如, 印度退出 RCEP 后，与印度有矛盾的国家就不需要再担心其阻挠, 反而加强了 RCEP 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他成员也不用再担心美国利用印度从中搅局。
第二，成员国在合作中的权重和价值会有所上升。由于组织内的资源始终有限,没有印度,可以更加集中有效地进行资源分配。所以，在话语权重和组织内资源一定的情况下, 印度背离后由于成员国数量减少, 剩下的成员国所能分配到的份额会相应上升。
２、消极影响
第一，影响合作效益。印度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和经济体量都比较大，印度背离后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合作规模和经济增长空间的缩小。 由于成员国享受不到印度的发展红利, 会达不到原来预期所有成员国都选择合作时的规模效益。 例如 BCIMEC, 因为印度的背离, 四国原本期望合作带来的预期收益不少化为乌有或利益缩减, 中国被迫选择与孟加拉国、缅甸进行双边、三边合作来代替原来的方案, 但这样的合作效益能否大于四国共同推进BCIMEC 的利益是未知的。
第二，影响部分成员国的参与热情。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在 RCEP 中突然背离，破坏了成员国间的信任。严重影响到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热情，并多多少少使 RCEP 参与国人心涣散。同时,印度背离还可能引发不良的示范效应,这不利于亚洲的团结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建设。 例如东盟和日本就担忧缺少了印度对中国的牵制，其利益可能受到影响。
第三，增加了区域合作的不确定性，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谈判中总是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期待他国给自己特别优惠，并且得寸进尺, 这违背了国际合作中的互利共赢、平等相待和共同利益原则。这使得印度参与的多边合作只顾自身利益而不考虑整体利益, 只看短期利益而不看长远利益，短视和自私的心态暴露无遗。特别是当他国不能全部满足其要求后，便滥用职权，选择背离，人为制造合作障碍，这严重损害了各国战略互信和地区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并增加了区域合作的不确定性。对中印而言,还极易造成误解误判，影响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更影响“一带一路”和中印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四，削弱多边组织影响力。印度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其背离无疑会缩小多边合作组织的成员数量和经济规模，使得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减小。
四、推动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选择合作的对策建议
中印两国既存在互信不足, 又存在认知偏差, 再加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影响，使得中印两国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但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而印度正在追求大国目标，渴望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地位。印度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在特朗普、拜登政府的打压下遇到了挫折，甚至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对外合作问题，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为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做出贡献。印度还认为，中国迫切希望印度站在自己这边, 以增加改变世界秩序的权力。印度在这种逻辑之下会不断向中国提高要价，在中国没有满足其要求之前会选择与美国合作, 但这些合作总体上是短期的、有限的，目的是给中国施加更多压力，从而在未来的谈判或合作中掌握更多的筹码。但也应看到中印共同利益众多，两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等国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印度对合作的期望值, 推动其在猎鹿博弈中选择“捕鹿”，从而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更倾向于选择合作的策略。
（一）
提高国际地位，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和印度都充分认识到,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外部发展空间、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两国都赞成建立多极化的世界秩序，都支持更民主的国际经济体制。但单个新兴国家不足以撼动现有的世界格局，只有联合起来才更有效。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贸易、能源安全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广泛议题上进行了协调。例如中印在气候变化、全球贸易等议题上的协调对过去几年的国际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认为，全球化的力量使中印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利益有了某种程度的趋同，因为中印两国都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并更深刻地融入全球金融网络。同时，两国都反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将全球贸易与劳工和环境标准挂钩，双方还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和全球贸易谈判中保持相同立场，从而使两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们希望看到发达国家的农业贸易进一步自由化，收紧反倾销措施的规则，并确保劳工和环境等非贸易相关问题不被允许进入世 贸组织。这两个国家都反对工业化国家提出的碳排放上限, 并抵制西方开放农业市场的压力。如果中印携手合作，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由于中印在许多议题上拥有一致的立场，双方可以这些议题作为切入点，加强合作。例如，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改革问题上，都要求改变现状,加强新兴国家的话语权,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建立一个能反映此消彼长的世界格局。又如两国在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看法相似,都呼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这些都是可以合作的领域。
中印作为新兴经济体，要提升大国地位需要借助国际多边机制。而创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是提高国际地位、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举措，这也增加了两国合作的内在需求。BRICS和SCO已证明中印两国可以在互谅互让的框架内进行合作, 因为双方在其中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利益，而且这两个多边组织已经开始撼动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另外，中印还可以在政治、经贸、跨境人员流动、金融、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打击毒品走私、水资源、反恐、军事、货币等领域联手推动建立双边、多边的合作平台，从而提高两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
拓展共同利益，拉紧利益纽带
在国际政治层面，中印两国有共同的关切, 需要通过加强沟通合作来弥补信任赤字。两国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都反对霸权主义、恐怖主义, 都对美国在世界各地使用军事力量表示担忧。中印还十分重视捍卫自身的国家主权, 反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 无论是塞尔维亚、科索沃、伊拉克，还是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 两国都强烈反对美国的干涉。所以，中国和印度在抵制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并表现出“对主权特权的保守态度”。
在能源资源安全方面, 中印对能源资源有巨大需求, 在确保能源资源安全领域拥有合作空间。如果两国在第三方国家竞标石油资源时加强信息交流，联手竞购石油和天然气资产，比两国争夺能源资源项目要好得多，也可实现互利共赢。中印作为一个拥有27亿人口的大市场,倘若两国能在油气价格和结算方面达成一致, 将有利于提高两国对石油的定价权, 减少油气价格波动对自身的影响，也有利于与石油生产国保持稳定的贸易关系, 并有力避开美国的制裁大棒, 甚至冲击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另外，两国都是有核国家，中国在民用核能方面技术成熟,双方也可加强合作。在经济领域，中印两国有巨大的互补性, 并且在产业链关系上存在上下游关系。印度正在推进“印度制造”,试图与中国经济 “脱钩” 来平衡贸易逆差、打击中国并不现实, 因为中印早已形成国际分工，在产业链上已形成紧密关系。实际上, 中国一直是印度出口贸易的主要贡献者。例如中国在印度投资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出口导向型企业, 既扩大了印度出口，还发展了“印度制造”。印度引以为傲的仿制药,其药品原材料和化学制剂主要进口自中国;另一主要出口产品——软件服务业,也需要中国制造的计算机、服务器、通讯设备提供支持。印度进口自中国的其他产品——电子零部件、工业设备和医疗器械同样是发展“印度制造”的重要支撑。这种强烈的经济互补和上下游关系, 是印度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如果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并强行与中国经济脱钩，势必会影响印度经济及制造业发展, 冲击印度的出口创汇。2020年是印度疫情暴发、经济增长严重下滑的一年，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中中国厂商占的比重仍然高达77％。中国还帮助印度发展互联网科技、建设通信网络, 印度获得了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的大量投资。加强中印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既有利于印度制造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出口创汇，也有利于中国扩展产品市场和业务，还可以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是一种双赢、多赢的合作关系。 面对中印在南亚和东南亚众多的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整合、对接，可以推动更多国家一起“捕鹿”而非背离去“捕兔”，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恶性竞争，提升合作成效。中印两个大国作为邻国，两国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合作利益远大于分歧。莫迪曾指出，中印关系是 “两个身体、一种精神”。双方加强合作对各自发展、地区及世界都是机遇，利在两国、惠及周边与世界。为此，中印需要增加人员往来与对话，经常加强战略沟通，充分交换意见,准确传递彼此战略意图，积极达成更多共识，以把握合作的大方向,增强战略互信, 稳定双边关系。中印应积极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交流彼此治国理政经验,寻求最大公约数,突出共性,缩小分歧, 有效管控危机，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不断积累正能量, 并且充分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加强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领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区域自由贸易。 在多边合作中, 要加强在地区、国际事务上的沟通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反对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促进共同繁荣发展,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
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方的发展
中国和印度先后进行开放，同处于崛起的阶段，但两国未富、未强就 陷入安全困境。尽管目前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但是不信任度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印度看来，中国是一个日益增长、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其野心很可能重塑地区和全球力量,给印度利益带来有害后果。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项目，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吉大港、汉班托特港等正常的商业项目, 都被印度解读为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是中国借“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为其海军建设军事设施和搜集情报，以弥补中国在印度洋相对于印度海军的劣势, 其实质是为了遏制印度。印度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和竞争对手，同样中国对印度近年来与美日澳走近也感到不安。印度为了回应中国，不断推进“东向行动政策”，与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军事联系，还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加强在南海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印度洋地区, 印度还与波斯湾国家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其目的是试图建立对华动态平衡，对冲中国的影响力。由于双方对各自的对外战略都持怀疑态度, 难以取得相互信任。如果双方继续对抗下去，对两国崛起都是不利的。这需要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方的发展,回归到合作的轨道上。
目前，中印两国单凭自己的实力无法动摇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产业分工、科学技术以及规则、标准等方面的支配地位。印度崛起需要良好外部环境, 其愿景是不允许“多边主义衰退”, 不论区域冲突如何，印度都必须继续寻求将多边框架制度化。就中印双方长远利益而言，需要共同分担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带来的挑战，印度还可以在中美之间充当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而获得国际影响力。但印度崛起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制造业不发达等问题, 而中国的资金、技术、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经验都比印度丰富，印度若想实现“新印度”目标，中国可以在这些领域提供帮助。同时，印度还需要中国维持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需要中国在联合国改革和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的支持。即使在区域合作方面，如果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能够有效限制竞争, 也可以有效避开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中出现的僵局,拓展更多共同利益。另外，印度若想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避免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棋子，也应该与中国合作。所以，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方的发展，凝聚更多力量，达成更多共识，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才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本文载于《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转自南亚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