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交战略的变与不变 :兼论莫迪政府对华进攻性策略选择
作者介绍
谢超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政治与安全、印度外交与大国关系等
文章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1期，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当前学界关于莫迪政府的外交战略是否颠覆了印度传统外交模式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认为莫迪执政后印度的外交实践总体保持在一个延续性的框架内。莫迪政府虽然继承了印度大国梦想传统，但认为印度已经是大国 ,主要任务是如何维持和利用印度的大国地位。印度战略界一直具有把中国视为重要参考对象的传统，只是不同时期表述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中国是被界定为印度的现实威胁还是潜在威胁，或者说印度战略界的分歧在于中国是哪种性质的威胁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莫迪政府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日益从零和思维的角度看待中国的行为，所采取的制衡策略并没有严格区分权力制衡和威胁制衡，且不断主动加强冲突和对抗的频度和力度。莫迪政府在对华方向的进攻性态势突出表现在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的对峙危机中，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莫迪政府对华采取了多种充满进攻性的主动策略。本文认为莫迪政府受限于自身实力不足，将己方充满进攻性的策略成败寄希望于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在主权受损情况下依然保持克制。印度对华策略的进攻性与自身的侥幸心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一个先天不足、注定失败的策略。
【关 键 词】印度外交 战略自主 中印关系 边境对峙 进攻性威慑
本文认为，印度外交战略和实践存在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其中既有来自体系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大国间竞争制约了印度外交选项，也有来自印度独特战略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还经历了印度政权更迭的考验，特别是在国大党一党独大时代结束之后，执政党轮替和更换并没有导致印度外交和军事战略发生性质上的变化。本文提出了对莫迪政府外交战略方向的不同研判，并力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印度战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印度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国际地位的？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对华政策在印度外交战略中占据怎样的位置？随着世界权力的中心全面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印度当前的战略是否有助于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通过审视印度战略的演变路径，本文希望揭示莫迪政府当前的外交战略和对华策略的性质并提出我方应对策略。
一、印度外交战略理念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独立后的印度面临冷战环境对其外交的严峻考验，当时印度选择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建立自己的阵营，即不结盟国家阵营，目标是帮助印度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坚持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这项战略能够发挥一定的效果，主要得益于印度自身独特的地缘优势，由于次大陆并不是当时体系内两大超级大国开展激烈战略竞争的主要焦点，使得印度并没有面临紧迫的站队压力。
（一）印度外交战略中的独立自主理念及其影响
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主要的外交目标是保持印度的独立自主地位，执行的不结盟政策帮助印度赢得了较多国际支持。作为一个刚赢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希望摆脱大国政治的束缚，以推进自身的国家建设，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关系和提升国际地位。这一战略的效果也比较明显，印度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对立阵营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抵御住了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不结盟也因此成为冷战期间印度外交的主要标签之一。从宏观层次来看，次大陆相对次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印度发展相对独立外交理念和开展相应外交实践的重要原因，也因此使得美国和苏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与对手保持合作关系，印度由此成为冷战期间极少数能够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保持一定程度战略合作的地区强国之一。
尽管人们没有就大战略的定义达成一致，但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大战略应该至少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和平与战争给予同样的重视；二是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时，目标应与手段相匹配。对于尼赫鲁思想对印度外交战略的影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尼赫鲁的战略帮助印度提升了自身国际地位，相对于独立后印度有限的国力，它能成为冷战期间美苏之外持续发挥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说明尼赫鲁外交理念匹配了相应的手段。尼赫鲁的外交理念对历届印度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因为尼赫鲁是独立后印度外交理念的创建者和主要实践者，还因为尼赫鲁的继任者夏斯特里（1964-1966年间任印度总理）并没有太多外交经验。夏斯特里之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尼赫鲁外孙拉吉夫·甘地都先后担任过印度总理，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较长时间内都秉持了尼赫鲁主义的外交理念。冷战结束后，有机会上台执政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也基本延续了尼赫鲁的外交理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冷战期间印度战略就停止演变。政治学上有一个关键节点的概念，一些重大事件可以带来国家政策或战略的调整。例如1962年印度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印度军队耻辱性的失败不仅导致时任印度防长梅农（Krishna Menon）辞职，印军内部也开始审视自身的战略态势。自此，中国成为印度外交和军事战略思考的重要参考对象。冷战时期印度外交遇到的另一个节点事件至少还应该包括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美国的间接干预。当时因为忌惮外部干预，印度选择与苏联签订军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选择派遣“企业”号航母进入孟加拉湾震慑印度，这也被认为是刺激当时的印度英迪拉政府于197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外部原因之一，英迪拉政府借此对外彰显印度的核实力。从总体来看，在尼赫鲁确立的印度外交理念中，保持战略自主可以说既是印度外交战略的目标，也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历届印度政府更多的是着眼于如何运用这一理念和手段来应对新环境下印度外交面临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印度战略界日益发现自身战略自主地位更多地受到美国单极霸权的影响，建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实力加成的综合国力成为国际地位竞争的基础。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国际体系的唯一霸主，与体系内唯一超级大国结盟成为很多国家的外交选择。单极霸权体系下，不结盟运动日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但印度仍总体上坚持了战略自主，只不过印度在国际层面更加青睐制度化的古典多边主义外交，例如利用所谓四国集团（QUAD）制衡中国和进行国家间资源交换，从而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在区域外交层次，印度致力于提高“在受到外部干扰最小的情况下追求国家利益的能力”。因此，印度虽然事实上已经抛弃了不结盟政策，但通过微调其战略自主策略，总体保持了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灵活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帮助印度保持了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印度国力总体处于上升通道，即便在20世纪末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也并没有摆脱前任国大党政府时期形成的战略路径。但是，不结盟战略无法帮助印度在单极霸权体系下的国际舞台上走得更远。从20世纪90年代末瓦杰帕伊任期开始，印度政府开始微调对外战略，先后提出了包括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s）、战略联系（Strategic Connectedness）或多重结盟（Multi-alignment）等多种概念，这成为新的国际环境下印度政府调试战略自主理念的新提法。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与法国签订了第一个战略伙伴协议，奠定了印度战略伙伴政策的基础。此时的印度，不仅与包括美国、法国和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合作，也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这一策略得到随后的国大党辛格政府的承继。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届印度政府基本保持了国家战略的延续性。印度外交战略的演变具备明显的延续性，例如国大党的拉奥政府原计划于1995年12月进行核试验，最终在印度人民党的瓦杰帕伊任内进行；同样，瓦杰帕伊时期努力与美国达成核协议，最终是国大党的曼莫汉·辛格付出高昂政治成本的情况下才成功签署该协议。这种外交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帮助印度延续了在国际舞台两面逢源的外交地位，使得印度从美欧国家获取更多高精尖技术，美国还主导和帮助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同时印度也得以加入诸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BRICS Bank）这样的新兴多边机构。
2014年之后，莫迪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使得印度出现了新的一党独大体系，印度外交也呈现出更多特点。回到开始部分提出的问题，本文认为与其前任相比，莫迪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多于变化，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莫迪时期印度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莫迪的外交政策与过去相比有很多新的特点，但总体战略与前任领导人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考察在不结盟政策、次大陆政策、文化软实力、国际权力转移（对华政策）、推行民主、地方政府在印度外交中的作用，可以发现莫迪政府在以上重要议题上的外交战略并没有带来颠覆性的变化。由于印度的核心国家利益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即便在印度主要外交议题上，莫迪政府因政党利益和个人兴趣可能有参与程度的变化，但以前参与的议题现在仍在参与，以前限制参与的议题也仍保持限制参与。
从莫迪政府的外交实践来看，更审慎的判断应该是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仍保持在一个延续的框架内，巴斯鲁尔也认为“莫迪任内的印度外交是从其前任留下的基础出发的，总体呈现延续性”。霍尔也认同这一观点，强调虽然莫迪为印度外交带来进取的一面，但是“他并没有修改印度外交的总体目标和手段”。莫迪时期印度外交体现的延续性在于他认为印度已经是大国，这是他承袭印度所谓大国梦想的主要体现，只是他的主要任务转而是如何维持和利用印度的大国地位。
从莫迪政府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来看，也支持了这一判断。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日益强调自身的“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2019年连任后相关特征更加明显，而自印度独立以来所强调的世俗主义特征则日益消减。“印度教特性”思想家们将印度教性（Hindu-ness）等同于印度性（Indian-ness），并借此重建印度教的男子气概和力量传统。印度内政的变化让学界开始思考相关意识形态特征对于印度外交和安全战略带来的影响。但是，在莫迪的外交安全战略中，迄今为止并未出现统一的“印度教特性”特征，莫迪政府仍在有选择性地制定专门的“印度教特性”外交政策，这样的外交动向使得印度外交和安全战略不会迎来大的变革，既有的很多外交政策和实践也得以延续。因此，本文认为印度对外战略理念有所演变，但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所代表的“印度教特性”思想并没有取代印度自独立以来形成的安全和外交战略传统。在莫迪政府的外交实践中，特定情况下会调用“印度教特性”叙述以呼应国内政治中的多数统治需求，但总体保持了稳定性和延续性。
前文提到1962年之后，印度外交和军事战略开始把中国视为重要的参考对象，一直视中国为印度国家安全的威胁，只是不同时期表述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中国是被界定为印度的现实威胁还是潜在威胁，或者说印度战略界的分歧在于中国是哪种性质的威胁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所谓“中国威胁”。莫迪政府上台后继承了这一对华认知传统，并日益通过零和思维的角度看待中国的行为。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国内开始盛行所谓中国围堵印度崛起的论调，中国的任何行为都可能被视为是针对印度的，这为莫迪政府从制衡和冲突的视角制定对华策略提供了充分借口。
印度传统的外交策略是权力制衡，目的是在不损害行动自由的前提下，确保获得主要伙伴的物资支持和政治支持。对于与中国的关系，印方倾向于认为喜马拉雅山脉是天然屏障，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和险峻地形限制中方的后勤补给能力，印方则从己方一侧的后勤补给优势获益。冷战期间，印方还自诩拥有更强大和先进的空中优势，因此至少在冷战结束之前，虽然当时印度视中国为不友好国家，但是认为中国威胁程度不如巴基斯坦，或者更盛行的说法是巴基斯坦是紧迫威胁，中国是潜在威胁。在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对华认知在印度已属温和，此时印度战略界至少还能接受这样一种认知，即中国的行为并不都是针对印度的。
在威胁制衡过程中，威胁来源国的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成为关键变量。考虑到中国与印度地理位置接近，具备相对于印度的进攻能力优势，且两国历史上也曾经爆发过边境冲突，因此中国具备成为印度国家安全“假想敌”的必要条件。2010年以后，中国GDP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也在稳步上升。从实力对比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绝对实力还是相对实力，印度与中国的差距都在扩大，印度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开始发生改变并日趋负面。在中印两国综合实力发展日益不平衡的情况下，印度寄希望于通过制衡策略重新获取与中国关系互动中的主动地位。但国际关系中很多案例已经证明，当一国夸大某特定国家的威胁时，所采取的制衡策略并不会严格区分权力制衡和威胁制衡，往往会主动加强冲突和对抗的频度和力度。
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战略界。在多重结盟（multi-alignment）政策指导下，印度与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中国竞争对手发展了密切的伙伴关系。莫迪上任后延续了这一政策。因此印度对华威胁的负面认知并不是莫迪任内所独有的，而是延续了印度国内此前逐渐演变的对华认知，有着清晰且明确的延续性。面对中国的崛起，莫迪政府思考的其实已经是制衡方式和制衡力度的大小等问题。印度安全策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传统进一步放大了莫迪政府的对华负面安全认知，这成为一个时期以来影响双方关系走势的主要变量。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莫迪政府一方面对外宣称不寻求制衡任何特定国家，另一方面其外交实践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制衡对象。
进入21世纪之后，印度国内日益认为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上升是对自己的威胁，当前印度国内关于中印之间存在安全困境的说法愈发增多。在对华负面认知与安全焦虑下，印度战略界对于印中关系的认知日益悲观和负面，认为未来印中安全困境缓和的可能性很小，只会不断加深。在假想的“两线作战”模式之下，印方开始讨论需要在中印边境部署额外的打击力量，同时讨论印方战略应该从大规模常规力量机动转向更加灵活的进攻策略。类似战略有很多具体内容，但总体来说印度对华军事战略要从拒止性威慑转向惩罚性威慑，前者强调慑止敌人侵占领土，后者强调对敌人施加更大惩罚的进攻态势。
需要强调的是，早在莫迪的前任辛格政府任内就已经开始相关讨论。当时的印度开始坚定推进边境地区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印方反对和阻扰中国在己方一侧修建国防基础设施的理由自相矛盾。在此之前，印度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是排斥开展边境建设的，原因是担心更方便对手快捷地占领印度纵深部领土。但2004年，时任印度外秘萨仁山（Shyam Saran）建议沿实控线加强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时任印度总理辛格采纳相关建议，之后印度开始加强中印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印度前后对待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态度和取得的进展，印方确信这也是向外界传达一个坚定的备战信号（combat worthiness）。此时加强基础设施的逻辑已经变成有助于印度军事力量的前置投放，体现了印方在边境地区的进攻性战略思维。
印度战略界一些人士坚持认为2006年青藏铁路的通车直接改变了中印边境的游戏规则，中方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后勤补给能力至少提高了三倍。有印方专家提出，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中方有能力在一个月之内向中印边境地区部署10-12个师；更悲观的估计是中方有能力快速部署33个师。印方战略界的这种盲目猜想无法帮助他们客观认识中国和制定对华战略。2012年，一群印度战略界精英人士共同发布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报告，肆意渲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建议印度应该坚持执行不结盟2.0战略，在具体议题上与其他国家结盟应对中国。该政策文件提出印度士兵可以从边境薄弱地带进入并占领中国领土作为谈判筹码，该选项已在最高级别上进行了讨论，并且据信这也是印度军方的战略选项。2012年，印方在中印边境地区部署6个装甲团，配备348辆坦克和3个机械化步兵营。这充分表明了印度对华战略的底层强权逻辑：因为中国（可能）威胁印度，那么印度应加强对中国的威慑，甚至采用先发制人式的入侵方式来加以应对。这也表明，其实早在莫迪政府就任之前，印度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并积极准备在对华方向上采取进攻性威慑战略。
莫迪就任后不久，就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马苏德·阿兹哈尔（Masood Azhar）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等问题持续主动制造对华紧张态势。随后印度公开抵制中国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类似敌视态度不仅冲击中印经济合作，还影响到印度如何看待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合作，中国与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甚至马尔代夫等国家的合作，也在冲击印度战略界敏感的神经。2017年发生的洞朗对峙更是严重损害了双边关系。在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印度政府积极加强了印美军事合作，签署了系列军事合作协议。印度所谓“多向结盟”策略也逐渐看到收获，美国对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提议和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等诉求给予了政治支持，还在其它国际组织和事务中主动配合，提升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
莫迪上台之后还展现了执行惩罚性威慑战略的政治决心。2016年1月印度乌里（Uri）空军基地遇袭之后，莫迪政府宣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展开了报复行动；2019年普尔瓦马（Pulwama）袭击之后，莫迪政府宣称对巴基斯坦境内巴拉科特（Balakot）的一处疑似训练营进行空袭报复行动。虽然这些行动的战略作用有限，但莫迪政府借此对公众宣示了有别于前任们的政治决心，反而得到印度国内的很多赞扬和支持之声。这种依靠渲染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带来的民众好感和高支持率给莫迪政府的外交实践带来了虚高的信息，莫迪政府在外交上的调子始终保持很高。在莫迪政府看来，印度的安全利益是在南亚和印度洋北部继续保持有利于自己的实力平衡，任何改变这一平衡态势的外部力量都被视为是对印度安全利益的威胁。
印度政府的这种大国心态与印中综合实力的现实差距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印度对华战略认知和实践的独特态势。在2021年初的一次讲话中，印度外长苏杰生认为印中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但印方在极力缩小与中国的差距，他借此进一步宣称印度认为中方不会坐视印方在边境地区的大规模建设和追赶行为。但苏杰生也注意到其实印方在边境地区的基建努力更多，只是随着中方相应地加强了边境建设，双方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但苏杰生仍坚持认为印方无法接受与中方的边境基础设施的差距，“正如去年（即2020年，笔者注）所发生的那样，这带来了严重后果”。苏杰生将中印冲突归咎于中方的基建能力过强，这也符合莫迪上任以来对华基本态度，即在诸多问题上指责中方，而对自身主动执行的对华进攻性战略态势只字不提。
2016年，印度政府启动修建一条255公里长的战略公路，连接陶贝奥迪、列城与前线哨所，陶贝奥迪（Daulat Beg Oldie，DBO)是中印实控线的头部位置，距离喀喇昆仑山口不过十几公里，直指我疆藏连接地带。陶贝奥迪有印军建设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用机场“前进机场（ALG）”，通向印度最偏北的军事哨所，同时连接印度在中印边境西段的重要城市列城。沿线还配备了大量军用活动便桥（Bailey bridge），印度在其实控线一侧的多年经营开始见到成果，但也加大了双方军事人员在巡逻重叠区域相遇的概率，这也成为2020年中印边境西段对峙危机发生的背景。
为了适配印度对大国战略的定位，莫迪上任之后提出了印度军事改革的方向，在2015年12月的联合指挥官会议（Combined Commanders Conference）上，莫迪提出印度军事改革的方向：缩小军队规模，更好地利用现代军事技术，重视网络和空间技术的价值，推动各军种联合作战等。“如今，各大国都在减小军队规模，更多地依赖技术提升军事能力，而我们却在不断寻求扩大我们的军队规模。很难在扩大部队规模的同时实现军事现代化，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需要的是灵活、机动的军队，这支军队应当依赖技术，而不仅仅是靠士兵的勇气”。
2019年，印军启动新的联合作战架构，成立了国防网络署（Defence Cyber Agency）、国防太空署（Defence Space Agency）和特别行动部（Special Operation Division）。2020年1月，拉瓦特担任莫迪政府新任命的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ce Staff）职位，全面负责制定推进印度军事改革计划和建立印度三军协同作战机制。拉瓦特还负责掌控新组建的国防部军事事务局（department of military affairs），该局负责军队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负责预算采购，这有利于扩展该局对印度军改事务的影响力。例如在拉瓦特的主导下，该局提出了一份涵盖101种国防物资的进口禁运清单，响应和推动莫迪政府的武器装备国产化计划。
拉瓦特也努力加强军队对政府政治议程的响应，例如在2020年印度暴发新冠疫情之后，拉瓦特宣布调整军队采购程序，加大对本土设备的采购力度。拉瓦特在军队层面支持莫迪政府正在推进的“Atmanirbhar（自给自足的印度）”经济改革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瓦特在军队建设上推进“印度制造”的努力将不仅是莫迪政府疫情防控和经济改革的试金石，有关措施能否执行到位还将检验国防参谋长在提升印度军政协调能力方面的作用，而拉瓦特2021年12月因飞机失事而亡故之后，新任国防参谋长迟迟未能到位，让莫迪的军改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印方在此次对峙危机中尝试了多种充满主动进攻性的策略，在一些策略上甚至做法很坚决且很成功，但都未能迫使中国在核心主张上做出任何让步。从军事实力对比的角度来看，印方长期在中印边境囤积重兵并占据兵员数量优势，印度更忌惮的是中方的综合实力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方能够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引入新盟友或拆解对手同盟，可以有效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从而增加己方谈判筹码。此次对峙期间，印度战略界即鼓吹印美结盟以提升印度在边境对峙中的谈判地位。印度政府也有所行动，积极推进印美军事合作，例如2020年10月双方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被外界认为是印度成为美国准盟友的标志。2020年11月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印度邀请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四国集团成员，其中印度和美国都派出了航母参演，积极展示四国集团的海上威慑力。在中印边境对峙问题上，美国也有深度介入，美驻印大使在离任之际透露双方在对峙期间有着密切的情报合作。印美两国在特朗普任内的军事合作水平大幅提升，拜登上任以后延续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势头。可以说，印度在利用美国支持给中国施压的策略执行上很成功，但显然印度政府低估了中方维护主权利益的决心和实力，印方联美制华的策略并未能改变它在对峙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的现实。
对峙危机发生前后，印度的疫情仍在发展，但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不降反升，从2020年1月的76%上升到4月底的83%。即便后来印度疫情失控，莫迪的民调支持率仍居高不下，11月疫情严重的比哈尔邦地方选举，印人党也再次获胜。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正是疫情期间的高支持率所带来的虚假自信，促使莫迪政府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作出冒险举动。在对峙期间，莫迪政府还主动将对抗带入经济领域，对中国在印企业和投资进行制裁。但这对解决危机帮助不大，印方的对华经济制裁反而带来明显的反噬作用，极大地冲击了印度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但无论如何，这种零和思维主导了莫迪政府的系列决策。在对峙期间，莫迪政府展示了对观众成本策略的娴熟运用，通过例如抵制中国货，打击在印中国企业、封杀中国APP在印度运营等，对外发出了明确的示强信号，向国内民众展示了与华对抗的坚决姿态。这既是经济制裁手段，也是明确的观众成本信号，却未能迫使中方让步。
中方十分熟悉印方这种炒作国内民意来提升谈判位置的伎俩，仅在莫迪任内双方就多次进入边境对峙危机，这次与莫迪任内前几次对峙危机如出一辙。研究发现，莫迪政府有多种手段操纵观众成本信号，它甚至可以在危机谈判结束后修正己方谈判目标并宣称获胜，从而利用信息优势避免观众成本的处罚。此次在中印边境西段对峙问题上亦是如此，莫迪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脱离接触，但印度媒体没有获得任何事前消息，直到印度防长第二天的讲话之后才跟进报道；在印度国内，反对党要求防长做出进一步解释也没有得到回应。针对反对派提出的质疑，印度国防部在2月12日还专门发声明予以驳斥，指出印度没有割让任何领土。莫迪政府利用政府的信息优势成功地控制了危机解决方案可能引起的国内民意反弹。
总体来看，莫迪政府既无法依靠展示国内民意去迫使中方让步，也不会因为主动对外作出让步而受到国内惩罚。在实现初步的脱离接触后，印方仍维持了大部分对华经济制裁措施，并在国际社会继续游说印度替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前景，这表明对华经济部分脱钩和全球供应链替代是印方既定战略，印方在对峙期间激发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帮助减少了政策辩论的时间，起到了加速相关政策出台的作用。
印度国内一直存在中国是印度的安全威胁，中国觊觎印度领土等刻板认知，莫迪政府任内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任何行为，无论是否指向印度，都可能引起印度国内的不安和躁动。莫迪政府提出的对华进攻性威慑战略秉承了印度对华传统思维，但是考虑到当前中方的综合实力，没有人会相信印军有能力从陆上对中国施加惩罚。印方虽在边境地区有着保持人数优势的传统，而中方的高机动能力，使得中方在边境地区的山地作战中可以快速动员，有效抵消印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战略界人士建议印军强行封锁临近的中巴经济走廊，但是就连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印度军事评论员巴拉特·卡纳德（Bharat Karnad）也认为这不会带来可信威慑。印度曾经认为自己具备相对于中国的空军实力优势，但是21世纪以来，这些自信逐渐被中国空军的飞速发展所打破。印度国内关于中方或双方空军实力的分析文章非常多，尽管印方仍有声音认为两国空军实力相当，但总体认为印方正在逐渐丧失在中印边境地区的空中优势。在中国战机克服高原作战障碍之后，印军感受的实力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印方的战备动作之外，印方还高度警惕海上方向面临的挑战。例如莫迪政府发现2014-2018年间，中方下水的新舰只总载水量已经超过了印度海军舰只载水量之和。中国海军在亚丁湾开展的系列护航行动，更是被印度战略界人士解读为中国海军全面进入蓝海时代和向印度洋进军的标志。印度一直把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后院，印度海军对于印度洋地区的动态保持高度警惕。冷战期间，印度对于美军在印度洋的存在颇多微词，美军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一直是印方的关切点之一。印军更倾向于将冲突引入中国境内或强调针对中国的公海目标或资产。印度不断出现印方应主动扩大冲突领域对中国施加惩罚的声音，也不乏印度应从海上对中国发起新的挑战的论调。之所以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提出海上实力对比，是因为印度始终有一些声音认为，印方一旦在陆路边境上处于劣势，可以寻求在印度洋上对中国的公海资产发起挑战。显然，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使得印度实施这一潜在反制策略的难度增加。
中国是核武器国家，印度也拥有核武器，核威慑的事实存在限制了两国之间常规战争的烈度和规模。但是莫迪上任以来，印度对华安全焦虑和零和思维使得双方小规模边境对峙事件频发。此次中印边境西段对峙中，印方对华策略开始具备惩罚性威慑特征，这引发了中方的强硬反制。此次对峙，中方认为印方是现状改变者的理由或许更加充分。我们将视野提前至2019年8月，彼时莫迪政府宣布划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为两个联邦直辖领地，包含了中方主权内的拉达克地区，严重侵犯了中方主权和国家利益，这被认为是印度单方面改变中印西部边境现状的肇始点。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印方意图不断蚕食我领土，我方通过防御性增加己方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让印军看到蚕食行动将无法取得成功。此次对峙结束后，中方可以更有效地监控和拒止印度在我边境西段可能发起的争控行动。
莫迪政府上任以后继承了印度对华认知传统，并且在对华态度上日益采取更具进攻性的主动策略，这在与中国的数次边境对峙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进攻性威慑的本质就在于通过主动进攻获取谈判筹码，底层逻辑其实是实力原则，即强者获得最大利益，通过抢夺对手的资产，然后用原本属于对手的资产来与对手交换，自己实际没有付出成本或者只是付出了极低成本（发动进攻所需成本）。对于印度来说，受限于自身实力，它很难真正实现自身所谓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角色或控制印度洋的目标。由于在对华方向上印度实力并不占优，印度对华威慑战略并非是依赖实力原则，嫁接的反而是时间原则，希望通过时间的延续等待谈判桌上出现有利条件，也就是期待延长冲突持续时间的方式制造威慑效果。这使得印度威慑战略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能否顺利攻取对手的有价值资产，二是能否持续守住夺来的资产，直到达成冲突解决方案。这一战略的矛盾之处还在于，它迫使印度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将己方充满进攻性的威慑战略成败寄希望于更强大的对手在主权受损的情况下会保持克制。因此不难看出，印度相关策略的进攻性与自身的侥幸心理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一个先天不足、注定失败的策略，一如此前印度所谓的冷启动战略。
与印方积极实行进攻性威慑战略不同，中方秉持的是积极防御方针，匹配自身的快速机动和部署能力，可以有效帮助抵御外国威胁。在此次对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演练了千里机动和跨昼夜火力打击项目。报道称，演习动员了数千名伞兵、装甲车和装备，这些士兵和装甲车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被运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国西北高原的一个不明地点，“仅仅用了几个小时”。中方的强硬反制措施将有效提高印军实现其进攻性目标的难度。此次对峙期间，中方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将足够的人员和装备快速机动，及时到达对峙区域附近，从而快速形成了人数对等的局面，甚至能在局部地区形成人数优势。这与此前印军在边境地区往往能占据人数绝对优势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方在此次对峙中的斗争策略既体现了己方实力，更体现了自己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
尽管如此，中国战略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印度对华策略的变化之处和延续性所在。当前莫迪政府在制衡中国方面具备较高的主动性，因此一个基本判断是美国和日本在帮助印度制衡中国，印度本身也通过与美国、日本和其他中国竞争对手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在积极执行制衡中国的政策，美印这种以利益互补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特定议题上有着深入的合作。莫迪任内加强了边境地区印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方也开始重视边境国防建设之后，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研发制造能力方面的差距就体现了出来，印方感觉到有望缩小的差距再次被拉大，而印方对此的反应是升级对华敌意和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威慑战略。2019年莫迪政府连任以来，自认为完成了所谓印度国族再造任务，印度全社会也对此有着虚假的自信心，推动莫迪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出台多项激进政策，加大在对华政策中的对冲力度。不过国家间竞争最终是实力的比拼，这种实力既包括军事和经济等实力的积累，也包括让自己的民众能够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因此加快自身发展才是解决自身问题的关键。
（责任编辑：段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