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方——再次奏响的“愚蠢进行曲”

【内容提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成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将重塑乌克兰、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有其内在逻辑，冷战后欧洲两种和平秩序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战事爆发的深层结构性因素。两种规范性模式的竞争以及对该地区空间配置的不同地缘政治意图加强了这种矛盾。双方无法调和冷战后欧洲秩序的两种愿景导致互不信任并发展为彻底的敌意。冲突的内在逻辑正是源于冷战后的欧洲未能建立一个包容性和不可分割的安全秩序。西方无视俄罗斯提出的三个安全关切是冲突爆发的直接原因。西方和乌克兰在战前的一系列行为加剧了俄罗斯的忧虑，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抵抗规模和俄罗斯军队作战能力、西方反应程度、俄民众战争意愿、自我伤害程度和后果的破坏性方面都作出了误判。俄罗斯发动这场有缘故却鲁莽的军事行动的前景难以预测，但这首“愚蠢进行曲”本可不必奏响。

【关键词】俄乌冲突 欧洲安全秩序 “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 乌克兰 北约

【作者简介】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朱积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英]  理查德·萨科瓦：《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方：再次奏响的“愚蠢进行曲”》，朱积慧译，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3期。

在2022年2月24日的讲话中，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出兵乌克兰辩解，他指出了两个关键目标——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这些目标一直遭到许多人的嘲笑，其中有合理的因素，然而，俄罗斯用这两个术语来指代战争目标，象征着一个漫长的冲突酝酿期到达高潮，最终蔓延成一场鲁莽而残酷的冲突。这场冲突很快变成了俄罗斯和西方代理人之间的战争，而军事行动带来的残酷影响却由乌克兰人民承受。这场战火将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重塑乌克兰、俄罗斯和西方。

本文旨在解释局势何以至此。应该强调的是，解释背后的逻辑并不意味着赞同它。事实上，多年来此类分析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性的结果。这场冲突是可预见、可预测的，最不幸的是，它是本可避免的。相反，我们看到一个自1945年以来动员程度最高的西方集体，其动员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冷战的高峰时期。欧洲的第二次冷战比预期时间短得多，并很快就变成整个战后时期欧洲大陆一直避免的热战。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和西方集体之间如何走到今天的战争局面？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研究普京出兵乌克兰的目的，并评估其背后的逻辑。本文假定普京是一个理性行为者，尽管他很可能犯了错误，一些过于简单化的分析认为他想重建某种程度上的苏联或俄罗斯帝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认为普京作出特别军事行动决定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心智失常的观点也不合理。从2019年年底开始，俄罗斯政权内部的平衡被打破，强硬派观点占据上风，结果是以压制独立政治反对派和批判性思想为特点的2020年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以及与乌克兰的对抗开始升级。很明显，在战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普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胁迫性外交的策略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而潜在的暴力威胁则适得其反。俄方可能早在2021年8月就作出了全面军事进攻的决定，而这一风险极高的决定有可能破坏俄20年来的国内发展成果。

在2月21日深夜的讲话中，这种紧张气氛显而易见，普京宣布俄罗斯将承认顿巴斯的两个分离共和国，即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在这次情绪激动、语重心长的演讲中，普京表达了他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如何创建现代乌克兰国家的独特看法，以及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的原因。在他演讲之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奇怪的电视直播会议，每个成员都被要求对这一行动表明态度，从而使他们都成为行动的同谋。

本文将首先研究后冷战时期和平秩序中的紧张和矛盾，以及最终冲突背后的原因，然后分析战前动态。

一 没有和平的和平

1989年第一次冷战结束时出现了两个和平体系，用当时的专门术语来说是新的世界秩序。第一个是美国、苏联、中国和其他战胜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同建立的，形式是联合国系统及其相关的国际法、准则和实践机构。这是一个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集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和人权于一体的国际体系。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禁止将战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并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一个框架。由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苏联、中国、法国和英国所组成的内部“权力协调”为宪章中的和平秩序奠定了基础。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改革时，呼吁将这个国际体系作为文明和发展的典范。这种和平秩序建立在修订版的大国政治基础上，包括权力制衡、缓冲地带国家和势力范围等相关内容。然而，它所倡导的国际政治类型对大国逻辑进行了修正。这是一种基于主权国际主义的模式，所有大国和小国的各自利益都受到尊重,强调主权原则被基于宪章体系的国际主义所调和，但仍然属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传统。

第二个“新世界秩序”是仅由美国创造和领导的，也在二战结束后产生。19世纪英国充当了自由贸易和开放航行的倡导者，1945年后美国承担了这一角色。这是一个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模式，由两个关键要素组成：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协议框架内创建的开放贸易和金融体系，以及随着第一次冷战加剧而形成并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签约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冷战中的“自由主义”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反共产主义”，而不是“自由民主”，但它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框架，最终成功战胜了对手苏联。这是一套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霸权式”和平秩序。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这套秩序不仅宣布胜利，还宣称其具有“普世性”，即美国声称其领导的霸权式和平是全球适用、普世遵循的，不可能再有某国单独的“势力范围”。实际上，这是全球性的门罗主义。冷战时期的两极化已经消失，在随后的单极化时代，没有国家再对这一论断发起挑战。俄罗斯领导人心怀抱怨，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则利用这个机会“悄然崛起”。这种模式不能被称为经典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因为其核心是扩张主义的权力体系。因此，这种扩张性体系（在外人看来具有侵略性）通常被描述为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

后冷战秩序的两种模式——《联合国宪章》和自由主义和平体系，并非完全不相容，因为两者都借鉴了二战后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两个秩序原则在冷战结束时被纳入各种国际文件。事实上，为后冷战时代的创始文件——1975年8月通过的《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就反映出国家有选择安全结盟的主权权利同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随后在后冷战时代的所有基础性文件中重复出现。1990年11月21日通过的《新欧洲巴黎宪章》（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预示着“一个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时代”，强调“欧洲正在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文件的重点是时间上的挑战，即战胜过去的阴影；但新的空间秩序带来了扩张的逻辑。这两种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1999年11月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会议通过了“欧洲安全宪章”（Charter forEuropean Security），重申了《新欧洲巴黎宪章》的基本原则。2010年12月，欧安组织第七届国家元首会议通过了纪念性的“阿斯塔纳宣言”，谈到了建立安全共同体的问题。在伊斯坦布尔峰会召开11年后，各国领导人再次承诺“建立一个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由、民主、共同和不可分割的欧洲—大西洋和欧亚安全共同体的愿景，其根基是一致的原则、共同的承诺和共同的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反复强调，这两项宣言都使成员国承诺 “实现不可分割的安全，并保证不折不扣地履行这一承诺”；各国选择其军事联盟的自由与“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加强其安全的义务”相平衡。

适度的善意和信任本可以使这两种模式之间达成某种和解。然而，两种不同空间视角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为第一次冷战而建立的欧洲—大西洋联盟体系在1989年后并没有解体，而是扩大到了苏联集团解体后腾出的真空区域。即使是北约扩张的最热情的倡导者，布热津斯基也明白欧洲安全分裂的后果，这与《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新欧洲巴黎宪章》和其他法案中的“不可分割”承诺相悖。他认为，应该向俄罗斯提供“一项它无法拒绝的协议”，即“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他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新的跨大陆的集体安全体系，这个体系超越了北约本身的扩张”。这将是美俄之间“成熟伙伴关系”的真正体现，可以避免俄罗斯产生被背叛的感受，这在当时备受赞誉。北约的扩张本来可以由某种强有力的泛大陆框架来调和，从而消除扩张的硬性边界，避免俄罗斯被牢牢地置于另一边。这符合冷战后的另一种空间观，即戈尔巴乔夫在 “欧洲共同家园”构想中所倡导的泛大陆主义，后来在“大欧洲”构想中得到了采纳。

两种规范性模式的竞争以及对该地区空间配置的不同地缘政治表述加强了这种矛盾。由于未能调和冷战后欧洲秩序的两种愿景，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产生，并发展为彻底的敌意。双方都认为真理和正义站在自己这一边，从而促使了对另一种选择的诋毁，甚至是对对手的妖魔化。经典的冷战“摩尼教主义”（Manicheanism）再现，程度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到2022年，俄罗斯领导人认为这场竞赛将更为平等。美国的实力已经相对下降，而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苏联和一个勉强生存的俄罗斯，而是一个经济已经复苏、由一个“精明而有经验”的政治家领导的国家。俄罗斯试图改变以北约为中心的和平秩序，建立一个更加多边的秩序，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这种重塑后冷战机制的雄心勃勃的尝试不可能在那些现有机制运作良好的国家中得到很多支持，这将俄罗斯置于一个讨价还价的地位。30年来，俄罗斯的要求一直被忽视，因此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现在会被接受。至少一年来，俄罗斯一直公开蔑视欧洲伙伴，欧盟首当其冲，也许俄罗斯认为可以迫使美国作出某种让步，除非整个条约的行动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而它的失败证明俄罗斯可以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二   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条约

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提出诉求。2021年11月，因为北约驱逐俄罗斯驻布鲁塞尔代表团的8名外交官，俄罗斯与北约断绝外交关系。在俄罗斯将军事力量部署于乌克兰附近的背景下，2021年12月17日，俄罗斯提交了两份欧洲安全条约草案，重复梅德韦杰夫2009年提议的一些主题，其中一份针对美国，另一份针对北约。这些文件包含三个关键要求：（1）北约不再扩张，尤其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不能加入北约；（2）不在俄罗斯的边界部署武器或军事力量；（3）北约恢复到1997年5月签署北约—俄罗斯基础文件时的军事态势，这需要北约从这一时间节点之后加入的成员国家撤军，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多国战斗群。其他要求包括从欧洲撤走中程弹道导弹和进攻性武器系统，以及停止干涉俄罗斯内政。基础文件重点阐释了军事演习的危险性，其九条草案中有三条（第1、2和7条）提出了这个问题。第1条呼吁北约和俄罗斯“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在军事计划和进行演习时保持克制以减少最终危险局势的风险”。

军事和外交举措的结合迫使美俄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实质性对话，自1990年德国统一谈判以来尚属首次，这标志着俄罗斯的一项重大成就。普京早就表达了俄罗斯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2007年2月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30年来，俄罗斯的安全关切首次在最高外交级别中得到讨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得到了认真对待。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部署有所增加，北部的一支特遣队与白俄罗斯进行了演习，克里米亚的驻军也大大加强。胁迫性外交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没有人喜欢被人用枪指着脑袋进行谈判。

俄罗斯实际上是要求在欧洲安全事务中获得否决权，这是自1990年以来从未被授予的权利。这就是第一种和平秩序的危机外交，就西方大国而言，既然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自由主义和平秩序承诺了自由和繁荣，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自我防御性。美国与欧洲伙伴和北约合作，扩大其主导的后冷战和平秩序，并在1990~2021年期间有效压制了第一种模式的存在。批评者认为，没有必要重新审视巴黎、伊斯坦布尔和阿斯塔纳文件中制定的“赫尔辛基原则”，因此拒绝了召开第二次赫尔辛基会议的想法。更糟糕的是，主要的对话是在美国和俄罗斯高层之间进行的，最多只是与欧洲大国进行磋商，欧盟完全被边缘化，这一事实充满了某种第二次雅尔塔会议的意味，即小国的命运由大国决定。问题是，许多小国对俄罗斯的敌意是不可调和的，对俄罗斯的安全问题也是蔑视的，在他们的参与下，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但没有他们参与的协议都将缺乏合法性，并有悖于雅尔塔的逻辑。在没有重新召开第二次赫尔辛基会议的情况下，除非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某种协议，否则僵局就会持续。在提出安全条约草案时，俄罗斯表示如果谈判失败将采取“军事技术”应对措施，但没有说明将采取何种形式。

1月26日，美国的回应让俄罗斯感到失望，尽管这并不令人惊讶。北约拒绝了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书面保证要求，坚持认为“其他国家有权选择或改变安全安排”。北约回应将采取透明和建立信任的举措，如通报对方的军事演习、协商、建立热线，以及北约和俄罗斯重新建立各自代表团。美国的回应坚持维持扩张政策的“门户开放”，但准备讨论“美国和俄罗斯相互承诺不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进攻性陆基导弹系统和有战斗任务的永久性部队”。至于恢复到1997年的军事部署态势，华盛顿坚持认为他们目前的部署是“有限、相称的，并完全符合北约—俄罗斯基础文件的承诺”。

尽管俄罗斯应该“缩小”在乌克兰边境部署部队的规模，但仍承诺继续保持对话。美国准备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军控讨论，包括限制弹道导弹和装载核弹轰炸机的部署。新想法是建立一项“透明机制”以核实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两个北约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基地没有部署能够到达俄罗斯领土的战斧导弹，作为回报，美国将获得在俄罗斯选择两个导弹基地进行核查的机会。与北约回应的主要区别是，美国准备接受“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这是2010年“阿斯塔纳宣言”重申的原则。总之，美国的回应提供了有限的让步，比如对中程武器的军备控制，建立信任机制，加强透明度以及建立北约—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核查措施。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仍然比西方过去几十年愿意承诺的要多。欧洲安全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这是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的事情。

尽管外交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普京并不满意，他指出，“现在已经很清楚……俄罗斯的基本关切被忽略了。”更糟糕的是，他认为美国的战略是诱使俄罗斯卷入一场冲突，就像苏联在一代人之前入侵阿富汗所做的那样，从而削弱俄罗斯的力量：“我仍然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并不那么关心，尽管他们可能会在一旁思考这个问题。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俄罗斯的发展。这就是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乌克兰只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将我们卷入武装冲突，或者迫使其欧洲盟友对我们实施严厉的制裁，就像美国今天谈论的那样。”

他概述了乌克兰被接纳为北约成员后试图夺回克里米亚的情景：“让我们想象一下，乌克兰是北约成员并开始这些军事行动。我们是否应该与北约集团开战？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显然没有。”为了稳定局势，人们提出了各种想法，包括长期暂停乌克兰加入北约（无论如何，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近期会发生的事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保护自己，但同时承诺不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基地或部署军队、导弹和其他攻击武器。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时宣布保持中立，尽管在2004年秋季的“橙色革命”后，尤先科作为激进的支持西方国家的总统在其任期内取消了这一立场，但在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后又恢复了这一立场。在2014年12月之前，乌克兰的官方立场一直是中立，因此，中立是乌克兰传统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如果要恢复欧洲安全的平衡，顿巴斯冲突必须采取某种解决方式。

这种痛苦、失望和不妥协的态度体现在2022年2月17日递交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翰·沙利文的俄罗斯官方回应中。这份11页的文件全面批评了美国并表示俄罗斯发现俄方主要需求“没有获得建设性的答复”，包括保证不再进一步扩张，恢复1997年的军事力量部署态势。随着乌克兰边境对抗加深，“俄罗斯建议的一揽子交易的性质被忽视了，北约从中故意选择了‘简单方便’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又被‘扭曲’到为美国及其盟友创造利益的方向上”。文件强调不会“入侵”乌克兰，但重申了“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原则。美国对北约“门户开放”政策的坚持违背了北约自身的原则，在1991年6月6~7日的哥本哈根外长会议上，北约决定“不从欧洲不断变化的局势中获得片面的好处”，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或“孤立”它们，不“在欧洲大陆划出新的分界线”，为进一步的外交活动敞开大门，指出“我们建议共同制定一个新的‘安全等式’”。俄罗斯在回应中表示，如果俄罗斯不能得到必要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它将以“军事技术手段”作出反应。文件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手段的性质。在军备控制和减少风险方面，还有一些谈判的余地，但俄罗斯的主要关切却没有得到解决。此后，俄罗斯被迫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这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计划。

三 欧洲的战火

似乎一切都在走向战争，这是早有预料的，但随着俄罗斯于2月24日出兵乌克兰，战争真正开始却让人感到惊讶。所有的警告信号都在那里，但在21世纪，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发生全面战争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冲突的内在逻辑正是源于冷战后的欧洲未能建立一个包容性和不可分割的安全秩序。然而，直到2022年，俄罗斯一直将自己限制在短期和通常被动的干预中，如2008年8月在格鲁吉亚，俄方拒绝了向第比利斯继续进军的可能性，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以及2014年4月在顿巴斯。

在对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作出反应后，西方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许多西方领导人访问了莫斯科。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别积极，但在2月7日与普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次会晤中，他未能提供任何承诺。“诺曼底模式”的国家领导人（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战争前夕举行了会议，但很明显，乌克兰无意履行2015年2月的“新明斯克协议”，该协议为顿巴斯回归乌克兰主权提供了方案。乌克兰领导人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希望履行这些条款，这实际上相当于政体转型，但此类协议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双方对其含义有非常不同的表述，但都没有履行其义务。更糟糕的是，在战争前几天，两个分离共和国遭受了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大规模炮击。这符合长期以来的模式，自2018年以来，在活跃的敌对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中，80%以上来自顿巴斯一方。乌克兰中央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法律禁止在官方场合、教育和大众媒体中使用俄语甚至宣传俄罗斯文化。到2022年，乌克兰没有一所学校或大学提供俄语教育，尽管约18%的人口被官方认定为俄罗斯族，超过60%的人早先使用俄语作为其主要语言。国家的历史被改写，以展示纳粹合作者的有利形象，并否定任何对传统俄乌关系的积极表述。俄文报纸和电视频道被禁，反对派领导人维克多·梅德韦丘克被软禁。

被运入乌克兰的大量武器加剧了俄罗斯的担忧，区别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之间的标准早已被放弃。似乎所有的趋势都对俄罗斯不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莫斯科知道自2015年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训练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学习游击战术。泽连斯基总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加剧了俄罗斯的担忧，他在讲话中不仅重申了对“新明斯克协议”的反对，还表示乌克兰正在考虑退出“布达佩斯备忘录”并重新审查乌克兰的无核地位。他认为，1994年12月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所承诺的、作为乌克兰放弃驻扎在其领土上的苏联核力量的回报的安全保障已不再有效。这样的声明违反了乌克兰对1991年战略武器安全条约、1992年5月里斯本议定书以及相关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会受到谴责。伊朗和朝鲜因其实际或假定的发展核武器的野心而受到严厉制裁，但泽连斯基声明换来的是“雄辩的沉默”。

1月21日深夜，普京在一次情绪激动、错综复杂的演讲中警告说，俄罗斯的敌人正在利用乌克兰威胁俄罗斯的生存。他重提前一年文章中的一些论点，即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属于一个民族，尽管他没有论证属于同一个国家。尽管普京关于苏联赋予了乌克兰现代国家的形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邻国将部分领土划给乌克兰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但他的一些历史分析是错误的、有倾向性的。然而，论战的语气暗示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乌克兰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显错误的主张。他强调，进攻性武器的交付最终将使俄罗斯的防务无法实现，而这一天是在一年后还是20年后到来并不重要。几天前泽连斯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暗示乌克兰可以发展核武器，而西方的沉默应对在俄罗斯看来等于赞同。

很明显，在发动军事行动前普京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误判。首先，他低估了乌克兰抵抗的规模，并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能力。他似乎认为，猝不及防的闪电战会迫使乌克兰投降。与之相反，泽连斯基变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战时领导人，乌克兰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民众当然不会用面包和盐来欢迎俄罗斯军队。起初，俄军明确试图避免平民伤亡，但很快就放弃了。相反，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城镇的围攻战中陷入困境。在21世纪，试图用武力夺取基辅这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城市，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鲁莽的。

第二个是对西方反应的误判。俄罗斯高层声称已对所有可能的风险进行了评估，但俄很快发现低估了西方反应的程度，部分是因为在俄罗斯军队所到之处，乌克兰平民遭受了苦难，但背后的原因是对俄罗斯长期拒绝遵守自由主义霸权规则的怨恨。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让俄罗斯感到欣慰，普京在2月4日访问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期间签署的联合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然而，西方反应如此连续而剧烈，令人惊讶。在新任总理朔尔茨的领导下，德国立即冻结了“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监管审批程序，实际上终止了项目。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欧盟和英国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制裁，包括对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意外制裁，从而冻结了俄罗斯至少三分之二的“战争基金”，持有的大约6 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寡头也被制裁，其中许多人长期与普京没有任何关系。

俄罗斯经济刚刚开始从新冠疫情和早期俄乌危机中恢复，2022年经济预期增长约2.5％。在卢布暴跌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将出现至少10%的萎缩。西方公司从俄罗斯市场撤出，轻工制造业也停滞不前。例如，陶里亚蒂的拉达汽车生产因缺少德国零部件而停顿下来。西方发动了全面的经济战争，目标似乎不再局限于停止战争，而在于实现政权更迭。上一次对一个大国实施这样的制裁是罗斯福在1941年8月对日本的能源战争，结果是12月珍珠港事件的发生。这并不意味着对俄制裁不合适或没有必要，但这些制裁是有代价的。除能源出口产业外，俄罗斯的全球经济参与度相对较低，对俄制裁对欧洲（对美国几乎没有）会有破坏性的经济影响，还可能带来很高的政治成本。由于被逼到绝境，普京政权可能会受到刺激，采取“世界末日”方案。

第三个误判是高估了俄罗斯民众的战争意愿。2014年3月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时，俄罗斯社会出现了一股热潮（“克里米亚共识”现象），因为人们认为这次回归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此次行动却没有激发这样的情绪。在互联网时代，官方媒体的宣传和对战争批评者的删评作用有限。事实上，由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有如此多的家庭联系，乌克兰平民遭受的痛苦很快就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共鸣。战前的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人民没有战争狂热，即使是国家控制的大众媒体也没有做什么工作，让国民对一场与兄弟民族的战争作好准备。战争立即引起了一波愤慨，尽管有严厉的反抗议法律，但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谴责战争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战争第一周结束时，至少有7 020人被逮捕，精英阶层成员发表了谴责性声明。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显然士气低落，这表明如果冲突持续下去，将可能出现大规模叛逃。起初，伤亡数字是保密的，但为了反驳乌克兰的夸张说法，俄罗斯国防部承认，战斗首周就有大约500名俄军士兵死亡。

第四个误判实际上是前三个误判的综合，即战争破坏了俄罗斯政治秩序本身的稳定。这场战争也是一种自我伤害，对未来几代人都有破坏性后果。即使俄罗斯克服乌克兰的抵抗并占领主要城市，占领军也会卷入持久、野蛮和打击士气的游击战，这与拿破仑的部队在1808年5月不明智地对伊比利亚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后所承受的后果没有什么区别。正如二战后针对苏军的叛乱一样，乌克兰西部将成为游击战的蓄水池，邻国也是如此，尤其是波兰。即使在基辅建立了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它也不会享有合法性，特别是在野蛮的战争之后。此外，乌克兰将与白俄罗斯、俄罗斯同属一个政治空间，可能引起各种内部反对。与苏联不同的是，普京政权在政治建设方面为俄罗斯作出的贡献十分有限。甚至俄罗斯以主权国际主义的形式对国际现状进行的保守自卫也因战争而名誉扫地。俄罗斯决定性地从一个捍卫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体系、反对自由主义霸权的激进的新修正主义大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大国。这场战争改变了俄罗斯，再也回不去了。无论普京在位多久，他的未来都将困难重重。最终，很明显的是，在发动这样一场鲁莽并非完全没有缘故的战争后，俄罗斯未来的长期发展前景变得难以预测。

四 战事是否可以避免？

这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但一些尝试性的假设是有必要的。首先，有必要对普京的动机、战略甚至心理进行评估。如果他是一位持帝国思想者，意图重建苏联或俄罗斯帝国并进行领土扩张，那么按这样的逻辑，与这样一个人谈判实际上等于绥靖，这是徒劳和可耻的。这样的人会继续推进，直到遇到阻力，因此先发制人的制裁、武装其对手和加强防御性联盟是恰当的。在我们的例子中，由于西方在阿富汗的惨败以及2021年8月的混乱撤退，这样的人会抓住普遍认为西方处于混乱和分裂状态的机会，攻击下一个受害者，在这次冲突中，假设是乌克兰。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像泽连斯基和西方最后所做的那样，对这样一个人进行挑逗和诱导是否明智？如果普京非常敏感，很快就会感到被冒犯，虽然不能为结果开脱，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样一个人是否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但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如果普京一心想要扩大领土，那么他完全可以在2015年之后的任何时候吞并顿巴斯的两个分离主义政治实体。他没有这样做，也许有战术上的原因，但除了并入克里米亚之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领导人是出于老式帝国扩张主义的动机。资深新闻广播员弗拉基米尔·波兹纳提供的另一种解释更为可信。2018年秋季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认为是西方造就了普京。2000年普京上台后，试图解决北约扩张所引发的日益加深的安全困境。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于1999年3月加入，当时正值北约对塞尔维亚发起为期88天的轰炸行动。2000年，普京甚至询问美国总统克林顿俄罗斯是否可以加入北约，这个提议在当时被驳回了。在美国遭受“9·11”袭击后，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表示支持的人。小布什总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深化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剧了对俄罗斯的疏远。美国于2002年6月单方面废除反导条约，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启动了在东欧部署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然后不顾俄罗斯强烈抗议，于2008年4月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传递了加入北约可能性的信息。波兹纳认为，尽管有人抱怨俄罗斯的意见被忽视，但直到那时，普京的行为一直符合自由主义霸权的要求。波兹纳把这一点放在了两种和平秩序的大背景下。在他看来，1989年之后西方本可以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提供某种马歇尔计划，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一种适用于战后欧洲的伙伴关系。相反，美国追求的是他所说的霸权主义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紧张关系。

第二点是修正欧洲安全秩序是否能满足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从这个角度来看，最恰当的类比不是1939年而是1914年，芭芭拉·塔奇曼描述的“愚蠢进行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场可能只有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才想要的战争。与1914年一样，2022年的战争可能是由安全问题引发的，但其叙事很快就转向了认同和文明层面的威胁语言。俄方话语的重点是俄乌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而实际上，这场战争将使两国人民的关系倒退几代。普京过度痴迷于身份认同，这表明他对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动力机制缺乏了解。他表面上声称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但核心是他发动战争的做法本身就表明他未能理解乌克兰身份认同的持久性。这一点在2013年之前的顿巴斯就已经很明显了，当地民意调查显示，民众虽希望获得俄语身份的保障，但更希望在乌克兰国家的框架内进行。在分离领土以外的其他地区，这种情绪直到2014年后才有所加强。普京在战争开始时呼吁民众起来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压迫者，这表明他对局势缺乏了解，他在呼吁乌克兰士兵投奔俄罗斯方面亦是如此。身份认同在2014年3月的克里米亚起了作用，但是克里米亚的情况比较特殊。认为乌克兰人想再加入某种重建的斯拉夫兄弟情意的家庭是没有根据的。

本文并非要否定更宏观的安全视角。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俄罗斯2021年12月关于欧洲安全条约的提案及其野心。它们也是作为一揽子方案提出的，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对军事行动的掩护，而非严肃的谈判途径。俄罗斯大规模军事集结始于8月，有人认为那是普京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点，其余都是佯攻和虚张声势。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是否应当给局势火上浇油，让虚张声势成为现实？

为此，人们提出了许多想法，包括乌克兰被无限期暂停加入北约以及被永久性地“芬兰化”，即乌克兰保留其国内自主权，但在外交事务中的选择自由受到限制。“奥地利模式”也被提出，1955年的“奥地利国家条约”使奥地利承诺保持永久中立，以换得占领军撤离，奥地利由此得以繁荣发展。对这些建议不可避免的反驳是，乌克兰应该享有选择自己的联盟和外交政策的权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构成了《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中安全等式的一边，但等式的另一边是安全的不可分割性。所有这些文件都将冷战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和平秩序两种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内化。如果1962年10月美国对古巴自由选择接纳苏联核导弹的反制是正当的，那为什么乌克兰今天就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相反，批评者认为，任何妥协都会适得其反，只会助长“俄罗斯复仇主义情绪”。这的确是2014年2月政权更迭后乌克兰领导人的主导路线，它导致了灾难。因此，反批评者可以说，如果普京的俄罗斯是一头等待扑杀的猛兽，那么理智的做法应当是管理这头猛兽，而不是驱赶或者刺激它，并指望西方将其从随之而来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更糟糕的是，从俄罗斯领导人的角度来看，乌克兰被大西洋联盟用作遏制俄罗斯的一个平台。美国和北约利用了对普京政权根深蒂固的“恐俄症”，这一“恐俄症”导致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每隔六个月就会因俄罗斯不执行“明斯克协议”而重新对其进行制裁，但却几乎没有对乌克兰施加任何压力，迫使其履行协议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拒绝向乌克兰运送进攻性武器，因为他担心局势恶化，但自他之后，进攻性武器就开始涌入乌克兰，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更糟糕的是，西方大国对基辅政府强迫推行乌克兰化的计划始终保持沉默，这与欧盟和北约正式支持的规范背道而驰。俄罗斯领导人不难想象，北约将不遗余力对抗俄罗斯并限制其影响力。

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利益是什么？如何才能合理地满足这些利益？如果采用自由主义霸权模式，那么俄罗斯唯一的合法选择就是适应西方压倒性的物质和道德力量，接受其作为一个二等国家的地位。这样做会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利益，包括国内繁荣、外部合法性和地区和谐。这是战后德国和日本采取的选择，他们的成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有效性。唯一的问题是，俄罗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败国，它还保留着从苏联和帝国时代继承下来的大国雄心。这就是为什么叶利钦和普京追求现实主义的主权国际主义道路，与西方集体产生冲突。这样选择的俄罗斯不一定需要一个区域性的势力范围，但肯定需要一个安全范围。

这也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建立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尝试，特别是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而与之相对应的西方国家组织欧盟和北约则刻意拒绝与这两个组织进行任何持续的官方接触，暴露了其规范性理想主义表象下的霸权逻辑。自由主义霸权不可能接受替代方案，而一旦尝试构建一个新自由主义霸权，大西洋霸权就会借鉴其500年的帝国主义历史，发动全力打击。因此，像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等俄罗斯思想家认为西方主导时代已经结束的观点可能是武断和局限的。乌克兰战争及其造成的人类悲剧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场战争对俄罗斯可能充其量只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惨胜）。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对西方霸权的反叛将被粉碎，在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俄罗斯终将作为自由主义霸权的二等公民加入自由主义霸权的行列。西方许多人正乐见俄罗斯最终完全“去共产主义化”“去军事化”，失去其自我夸大的大国野心，并最终踏上“和平、繁荣和自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