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性选举究竟何时到来？——从“特朗普革命”到“后特朗普时代”
作者简介
王一鸣，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政研室，部门专家，博士。
内容提要
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深度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按照关键性选举理论，特朗普的出现既是美国政党体系裂变更迭的必然规律，也是两党长期回避楔子议题所引致的必然结果，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在第七政党体系出现了由体系转折期向体系衰败期裂变的显著征兆。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关键性选举相比，本文认为，尽管特朗普成功掀起了民粹主义革命，但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出现的叛变州数量较少，选民议题偏好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尚未引致决定性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本质上是两场争议极大、影响极深、但尚未背离常规意涵的选举。然而，“特朗普革命”的政治遗产在“后特朗普时代”仍在深度作用于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推动了两党的政党纲领同步向左右两端分化离散，促进了两党内部民粹主义派系的快速崛起，两大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关系因之触发了新一轮的重构周期，“特朗普时代”未能实现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将在“后特朗普时代”得以沿承，最终将引致一场注定到来的关键性选举。
【关键词】：关键性选举；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政治极化；身份政治；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深度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2016年，特朗普在一场极富“关键性”的选举中成功掀起了美国的民粹主义革命，将自身塑造为反移民、反建制、反全球化的克里斯玛，赤裸裸地叩问本土白人选民的身份认同，成功激发了其拥戴者与憎恶者以总统为分水岭进行选民联盟重组。四年过后，美国在一场看似同样“关键”的选举中暂时告别了特朗普时代，历经了国会暴乱与二次弹劾，特朗普在整个社会的深度分裂中离开白宫。然而，悲愤难平的特朗普选民犹在，为“特朗普主义”裹挟的共和党右翼犹在，被特朗普戳破的美国社会伤痕犹在，“特朗普革命”的政治遗产在“后特朗普时代”仍在深度作用于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第七政党体系已然出现了由体系转折期向体系衰败期裂变更迭的显著征兆，两大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关系因之触发了新一轮的重构周期。
毋庸置疑，因由特朗普的出现，过往的这些年之于美国选举政治史至为“关键”，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2016年或者2020年就是一场政治学理论意义上的“关键性选举”。按照美国选举政治有关研究，关键性选举是“美国政治变革的代言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治和政策进程”“不仅统治了学界，而且渗入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客竞选和政策制定都要以之为准绳”“其周期性和体系性的划分已经成为选举政治研究无法绕过的框架”，很多学者将之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理论之一”。关键性选举的研究视域聚焦于美国选举政治的中长期变化和结构性因素，侧重考察选民的政党认同、投票行为、议题偏好与政党的竞选纲领、政策主张、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分析选举政治格局、内政外交政策和政党政治走向的重要窗口。作为一门专业的选举政治理论，关键性选举有其独立的概念体系和明确的判断标准，这类选举往往发生在国家转折、社会变迁的关键历史节点，并伴有结构环境的巨大变化、社会矛盾的紧张凸显、阶层利益的严重分化、文化价值的根本冲突等诸多表征。在政党与选民基于选举的深刻互动中，新的选民联盟渐次形成、新的政党纲领不断革新、新的楔子议题逐步显现，从而给选民的投票偏好、政党的路向选择和执政者的政策理念带来深远影响。由上，2016年或者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性”绝对不能简单任由特朗普的吸睛效应进行定义，而要经由政治学视角下的“关键性选举”理论进行系统检验，才能更为准确地定位特朗普之于美国选举政治的历史意涵，更为深刻地把握特朗普革命对政党选民联盟的重组作用，更富预见性地研判“后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党政治博弈的基本路向。
一、什么是关键性选举？
（一）关键性选举理论的确立与发展
在西方选举政治理论中，选民投票行为研究一般可分为三个主要路径：社会心理学路径、社会学路径和理性选择路径。关键性选举概念源生于社会心理学路径下的政党认同理论。在该理论看来，在影响个人政治态度发展的所有因素中，政党认同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投票决定是通过政党认同这个工具来过滤个人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并最终在选民心理层面建立起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与忠诚感。对许多选民而言，并不是在投票的那一刻才做出决定，投票不过是在重新确认自己长期以来业已形成的政党认同。20世纪50年代，以奥古斯·坎贝尔为首的密歇根学派开创了这一研究路经，并在密歇根大学成立了全国选举研究中心，自1952年起便开始监测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及联盟分布情况。1960年，中心出版《美国选民》一书，将政党认同界定为一种人们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倾向，与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及生活环境有着极大关联，选民对政党的态度和社会关系是环境对个人投票行为施加影响的基础，从而用群体特征而非个人态度来解释选民的投票偏好，用社会过程而非竞选过程来解释这种投票偏好的形成。为了形象阐述这一理论，该书提出著名的“因果漏斗模型”，距离投票时间由远及近，列述了社会人口学、政党认同、议题偏好、候选人倾向四项选民投票影响因子。总体来看，密歇根学派对于政党认同的理解是结构性的、静态性的，“政党认同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它从生命的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晚年”。尽管“因果漏斗模型”没有完全否定政党认同的变化可能，并在近周期预留了议题态度和候选人偏好两个理论解释的弹性豁口，但总体上对于政党认同转移存在一种本能的拒斥，认为这种转移仅在极其激烈的竞选中才会偶然出现。
面对战后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上下跳跃、两党交替轮流执政、独立选民和背叛选民日益增多的客观现实，单维、静态的政党认同理论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学界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多维、动态的政党认同转变原因分析。作为关键性选举理论的奠基人，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以下简称“基”）通过对美国大选历史数据的梳理，发现政党认同绝非一成不变。在1952年《民主党的未来》一文中，基提出其中的一些选举“选民参与程度很深、强度很大，不同选民群体之间的力量分配出现了深刻调整，新的可持续的选举团体初步形成”。在基看来，尽管选民的政党忠诚是一个先验的、长期的、稳定的过程，但政党认同会受时代性、情势性、突发性议题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选民联盟缓慢而持续的变化会在一定阶段内导致政党力量平衡发生单方向转移，而关键性选举的研究任务就是去寻找那些深刻影响选民政党忠诚的选举背后的因素。1955年，基发表奠基性的《关键性选举理论》一文，以1896年和1932年大选为案例，首次提出关键性选举的基本概念——“疾速瓦解既有选举格局，同时生成具有可持续性的新的选举格局”。四年后，基在《持续性重组与政党体系》一文中再次提出政党重组概念，认为政党重组不是通过一次关键性选举就能够确定下来的，而是要通过一连串竞选的胜利反复巩固。詹姆斯·桑奎斯特将这一政党平衡力量缓慢转移的阶段定义为“政党重组期”。由此，基率先确立了关键性选举的概念体系，“关键性选举”和“持久的政党选民重组”这两个概念解释了选民改变政党认同的两种机理：前者强调新议题的出现使选民的政党忠诚和投票行为发生急剧而突然的变化；后者强调选民联盟缓慢而持续的阶段性变化对政党平衡的转移作用。
基为关键性选举理论搭建了一个框架性的研究纲领，成功地将过去由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专栏记者和时评分析员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个更为明确而专门的领域。由于离世较早，基没有能够就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挖掘，留下了许多遗憾。首先，就选举的基本形式而言，基在论文中只是简单做出“关键性选举”和“非关键性选举”的二元划分，真正对于选举类别划分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奥古斯·坎贝尔。1966年，坎贝尔在《总统选举的分类》一文中提出“维持性选举”“偏离性选举”和“恢复性选举”等细分概念。其中，“维持性选举”指的是选举结果保持了两党的既有格局与选民认同。“偏离性选举”指的是选举结果未能客观反映两党的力量对比，部分选民的投票偏好发生变化并导致了意外结局，但这种变化往往是短期的、暂时性的，往往受到候选人某项极具吸引力的政策主张或强烈的个人特质影响，选民内心的政党忠诚并未改变。在下一次选举中，这部分叛变选民很可能重新回到自己所支持的党派，这样便构成了“恢复性选举”；而如果接连很多次竞选，选民仍然没有回归原本的政党忠诚，则构成了促成政党重组的“关键性选举”。在此基础上，杰拉德·庞伯在一篇同样名为《总统选举的分类》的文章中补充了另外一种情形，当执政党力量足够强大时，往往能够在保住执政地位的同时承受选民基本盘发生规模有限的重组调整，庞伯称为“转换性选举”，佩得西克将之定义为“非关键性政党重组”。总体来看，基只是从竞选激烈程度上来判断选举关键与否，后续出现的细分概念则更加深入、准确地对选举性质做出界定。
其次，基没有对关键性选举的源生动力提供理论解释，这项工作主要由该理论的另一位奠基人沃尔特·波哈姆完成。1970年，波哈姆在《关键性选举和美国政治的动力》一书中提出，关键性选举发生的源生动因是周期性累积的政治压力。在一次政党重组结束后，整个社会将不断面对新的楔子议题的挑战，直至升级到一个难以抑制的“沸点”，最终在一次标志性事件的刺激下完成新一轮政党重组——“懒惰的政治惯性与注定的政治变革始终是动态、辩证的两极”。波哈姆明确提出关键性选举发生的四个步骤：第一步，国家政治经济体系运行出现问题，引发新的楔子议题，两党忙于内部党争对潜在矛盾选择无视；第二步，第三方势力爆发并冲击失效的两党政治，围绕新议题的出现，两党政治极化开始显著增强；第三步，两党开始正视问题并调整各自的政党纲领；第四步，两党出现内部派系更迭，建制派开始式微并由新生的党内力量取代。波哈姆将关键性选举视为两党政治无视选民需求、滞后于社会矛盾变化的直接结果，提出了体系平稳期、体系转折期、体系衰败期三个阶段。桑奎斯特认同波哈姆的这一划分：在体系平稳期，主导党逐步引导选民忘却旧时代的楔子议题；在体系转折期，主导党受到选民惩罚并失去多数党地位；在体系衰败期，两党责任意识显著增强，开始直面当前体系的楔子议题，其结果往往引致下一轮的政党重组。
（二）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性选举
迄今为止，美国建国以来一共完成了59次总统选举，事后回看，并非每一次选举都那么重要，并非每位总统都具有足够的执政合法性与历史影响力，都能够深刻地改变美国国运和政党党运。事实上，按照奥古斯·坎贝尔对于选举类别的划分，绝大部分总统选举都属于常规性选举、偏离性选举或恢复性选举，美国选举政治学界给予关注的关键性选举不超过7次，真正得到主流学界普遍认可的基本上只有1860年、1896年、1932年这3次选举。在关键性选举的划分和界定问题上，重要的理论奠基人仍然是沃尔特·波哈姆。除了选举的动力理论，关于选举周期和政党体系的划分是波哈姆另外一项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美国的选举政治研究中，选举周期理论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关键性选举理论，其中以施莱辛格父子的历史周期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老施莱辛格认为，美国选举政治史平均以11.5年为周期，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摆动；小施莱辛格对其父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每隔三十年左右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分别代表公共目的与私人利益的党派之间会出现一次轮替。类似观点的代表还包括亨廷顿，提出美国社会在信仰狂热和信仰消极两极之间来回摆动，每60年会出现一次激情信条的密集涌现。麦克利兰则将外交与内政结合起来考察，认为美国公众对于权力和扩张的交替需求导致了改革和战争两种政策的循环反复。克林伯格则在另一项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外交史存在内向政策和外向政策的更替循环。
选举周期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选举结果，对于选举背后的选民诉求、投票偏好缺乏深入分析，至多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梳理。波哈姆的贡献在于将选举周期研究与关键性选举分析结合起来——“关键性选举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存在一个显著统一的周期性”。1967年，波哈姆在其参与编著的《美国政党体系》一书中提出，美国的政党重组每30-38年发生一次，一个政党体系基本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美国历史上已经在1828年、1860年、1894年、1932年前后完成了四次政党重组。三年后，波哈姆在《关键性选举和美国政治的动力》一书中建立了回归模型，通过定量分析验证了政党选民联盟周期性重组的理论假定，晚年他针对理论进行回顾时再次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对于周期长短，学界观点多有不一。保罗·贝克赞同波哈姆，认为政党重组大概每30年发生一次，关键性选举后便是漫长的常规政治时间。赖克利则认为政党重组周期会长至50-60年，美国历史上仅有1800年、1860年和1932年选举能够真正算作关键性选举。总体来看，尽管周期划分标准多有不同，但在对美国选举政治关键节点的理解上，学界普遍认同对于几大政党体系的划分，即：
（1）第一政党体系，以美国两党制正式确立为标志，国家权力从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向南部农场转移，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汉密尔顿主义与杰弗逊主义的经久对抗，楔子议题是美国国家身份的确立与个人、州、联邦层面的权力界定。（2）第二政党体系，以亚当斯派和杰克逊派的根本对立为标志，现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完成历史性组建，这一体系诞生了全新的选举政治体系和动员模式，楔子议题是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和参与权。（3）第三政党体系，以林肯结束内战、天下一统为标志，民主、共和两党南北对峙的当代分野格局正式确立，这一体系的楔子议题是美国内战与工业崛起。（4）第四政党体系，以工业选民战胜农业选民、金本位制战胜金银双本位制为标志，美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不公引发了工农阶层的分野对抗，这一体系的楔子议题是“大恐慌”之后的国家路向选择问题。（5）第五政党体系，以罗斯福历史性地开启四次总统任期、颁布新政为标志，民主党成功打造了一个由南方白人、工会工人、少数族裔、低收入者、天主教徒组成的“世纪基本盘”，这一体系的楔子议题有两项，一是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是美国如何走向战争并确立战后霸权。
罗斯福“新政”以来，学界对于是否存在新一轮政党选民联盟重组始终存有争议，在尼克松“南方战略”、里根“保守主义”、克林顿“第三条道路”能否被定义为关键性选举上观点不一。客观来看，1964年戈德华特革命性塑造当代共和党保守主义，深入民主党腹地抢走“老南方”五州，1968年尼克松“南方战略”大获全胜，1980年、1984年里根以拿下几乎所有州的恐怖优势获得两次大胜，共和党在克林顿以前的6次总统竞选中赢了5次。此后，民主党迎来根本性转折，克林顿在1992年率领新民主党重塑罗斯福新政联盟，成功开辟“第三条道路”，将太平洋沿岸、五大湖区、新英格兰地区打造为民主党新的大本营，其影响力直接蔓延至2016年其妻子希拉里和2020年新民主党草创者拜登的竞选。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共和与民主两党先后进行了政党路向上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改革，选民分野进一步清晰、政治极化进一步增强，反文化运动和全球化运动先后成为两个时代的楔子议题，理应各存在一次改变两党政治命途的关键性选举。
然而反对观点认为，在第六政党体系，民主党自始至终并未失去对政府的有效控制，国会多数党地位一直保持到了1994年，共和党在联邦和地方层面的各级竞选中没有任何优势。在第七政党体系，共和党在1994年和2010年两次带来国会议席翻盘、希拉里两次竞选失败均表明克林顿主义并未确立统治性的体系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性选举的理论效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质疑。1972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埃夫拉姆·哈斯坦恩提出政党选民联盟解体理论，他们发现与政党重组同步存在的状况在于，越来越多的选民在放弃原有的政党忠诚后没有立即投靠另一个政党，而是成为独立的中间选民或不投票选民，伴随选民政党认同度的减少和投票积极性的降低，未来很可能不会再出现固定的政党联盟。一批学者先后提出多项影响政党选民联盟忠诚度的依据，包括“婴儿潮”一代政党认同的疾速降低，大众传媒兴起稀释了党媒依附，初选制度改革、国会“削藩”减弱了政党控制力，“水门事件”严重降低了政党信任度和选举投票率，等等。在该理论代表性学者大卫·梅休看来，关键性选举理论在选举政治界的统治地位被高估了，其理论范式太过经验主义、太过两分法、太依靠主观想象、结论又往往太过死板。正如拜伦·谢弗所言，关键性选举理论总是喜欢扮演神秘主义，仿佛在1960年代、1970年代注定要发生些什么事情，这种感觉简直像是在“等待戈多”。政党选民联盟解体理论断言，由于现代社会群体利益的变动性和选民流动加快，选民联盟解体和政党忠诚削弱将使得稳定的政党体系不复存在，选举不再以政党为中心，而变成了以候选人或某个议题为中心。按照保罗·克莱普纳的判断，1968年很可能已经启动了一个长达30年的联盟离散周期，伴随着两党政治的进一步极化，政党选民联盟重组不会再发生。图1为政党重组理论关于七次政党体系的分布情况。
（三）特朗普时代的关键性选举争议
尽管学界对于第六、第七政党体系的存在与否尚无定论，但这丝毫不妨碍2016年特朗普掀起的民粹主义革命持续引发有关新一轮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的巨大争议。早至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伴随特朗普总统候选人身份的确认，彼时就有声音判断，共和党正在从一个代表大企业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代表蓝领工人的政党，这将引发美国历史上的第八轮政党重组。总统大选前，“新美国研究中心”的选举政治专家李·杜特曼曾做出准确判断，本届选举过后的共和党会分裂为民族民粹主义与商业建制主义两翼，前者会最终获胜；民主党会分裂为精英保守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两翼；前者会最终获胜。特朗普胜选后首次参加保守派行动会议时，80％的与会保守派人士都认为其正在深刻地改变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必将带来新的政党重组。这其中，2016年总统选举过后，关于特朗普与美国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最为重要的两本著作，其一是埃默里大学选举政治专家艾伦·阿布拉莫威茨教授所著的《大联盟：竞争、政党重组与特朗普的崛起》，该书认为两党长时间的极化和内耗已经在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集聚了足够的不稳定因素，特朗普的执政将成为决定性的催化剂，推动美国实现新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这种效应会在特朗普离任后变得更加显著。其二是共和党大战略家布拉德·托德所著的《大起义：民粹主义联盟重塑美国政治》，该书深入分析了2016年特朗普胜选的民粹主义根基，认为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融合已经成为共和党新的政党路向，这一路向将重塑美国选举政治的基础轴心。
反对观点也始终存在，主要认为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民分布与罗姆尼在2012年没有本质不同，特朗普最终的胜选只是更为出色地动员了共和党的基本盘。如果按照庞伯对选举类别的划分，这场选举只是一次重较而非重组，最多也只能被算作一场“转换性选举”。2020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关于本次选举“关键性”的讨论显著减少。因由特朗普的失败，2020年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回归传统的总统选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带否决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关键性”。特朗普在4年前带来摇摆州集体“赤化”的民粹主义革命并不持久，共和党的特朗普选区在选举过后大面积坍塌，甚至还丢掉了部分阳光地带的传统腹地。如果按照奥古斯·坎贝尔对选举类别的划分，2016年很有可能只是发生了一场由小规模选民背离所引致的“偏离性选举”，而2020年则成为一场针对2016年的“恢复性选举”。
国内研究方面，张业亮教授2004年发表的《“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是第一篇系统性梳理关键性选举理论的论文中，针对第六、第七政党体系有关争议，该文认为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未能形成具有广泛基础和持久的政党联盟，政党选民联盟重组和政党选民联盟解体两种趋向并存将长期主导美国选举政治的走向。谢韬教授在选举周期判定上则观点鲜明，认为1968年和1992年两次总统选举理应位居关键性选举之列，并在2012年的论文极富前瞻性地预判，美国将在2016年或2020年前后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周期、一个新的政党时代。付随鑫通过两党DW-NOMINAT分值分析，提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的政党重组深刻改变了两党的选民基础和意识形态，直接促成了共和党的右转和民主党的左转，特朗普的执政将延续并强化这一政治极化趋势。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成功以后，国内相关研究分析开始显著增多，比如强舸教授明确提出，特朗普重塑了1960年以来共和党的选民基础，铁锈地带蓝领改换门庭、楔子议题的巨变、公共政策的根本转向标志着美国迎来了久违的关键性选举。王浩指出，共和党在2016年发起了“北方战略”，打造了“南部—中西部—铁锈地带”政治联盟，在这次政党重组之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将由新自由主义向古典自由主义靠近，社会政策将由多元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在有关“特朗普革命”是否引致政党重组这一问题上，刁大明认为目前判断的时机还远未成熟，“2016年大选显现出的暂时变动是否将被固定为一种长周期趋势，需要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中加以验证。如果特朗普主导下调整的共和党得以继续维持甚至强化对蓝领中下层群体和中西部地区的控制，就有更多证据断定这次‘政党重组’与‘区域主义’变动的连贯性特质，进而指明美国政治‘新周期’的方向。这也意味着，‘特朗普联盟’所开启的只是一个旧周期的尾声或是一个新周期序曲的漫长前奏”。
尽管学界对于关键性选举的发生周期存在较大争议，但在判定方法上始终遵循着一定的标准体系。经综合参考，本文提出的标准主要为：一是两党的政党纲领和政治哲学发生方向性调整，在自由—中间—保守立场之间出现明显位移；二是选民的政党认同和两党的选区格局实现根本性重塑，重组形成新的政党选民联盟；三是选民关注议题凸显出新的时代性特征，政党体系之间的议题偏好存在显著差异。结合以上标准，我们首先来看为什么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选举最多只能被界定为一场旧周期尾声阶段的常规性选举，而绝非关键性选举。
二、为什么
“特朗普革命”尚未带来一场关键性选举？
（一）两党的政党纲领和政治哲学保持了连贯性
尼克松总统曾将越南战争后的美国选举政治生态喻为“保守的美国对抗激进的美国”。这一表述十分准确，在“保守的美国”一翼，自1964年共和党党代会戈德华特在演讲中引用西塞罗的名言——“捍卫自由时的极端并不是罪恶，追求正义时的温和也绝非美德”起，从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到金·里奇“与美国契约”再到特朗普“民粹主义革命”，共和党意识形态至上的右翼领袖自始至终保持着政治哲学的连贯性。通过践行极端主义以拒斥普遍主义，通过代言白人选民进而代言美国，这是共和党在过往半个世纪的根本路向选择。在美国选举政治的传统叙事里，本土白人选民被描绘为种族压迫者、阶层维护者、资本食利者，平权运动以后，他们在道义上没有任何立足之地，除了对1965年以前的美国种族史进行忏悔；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伴随移民持续涌入，本土白人选民是唯一需要做出牺牲的选民群体。从戈德华特到特朗普，共和党右翼自始至终都是这部分选民的天然护卫者，在政党立场和政治哲学的意义上，“特朗普主义”并无新奇之处。
以白人选民最为关注的移民政策为例，“9·11”事件发生后，共和党在整个国家面临的巨大恐慌中被历史性地塑造为本土选民的护卫者，“排外主义”正式跻身第七政党体系的楔子议题。小布什政府任内，美国通过了《全面移民改革法》和首部《安全围栏法案》，正式启动了共和党21世纪的“建墙伟业”。2007年麦凯恩竞选时期，共和党已经开始向右翼选民全面妥协，“尽管我认为立栅栏的效果很差，但是如果他们（白人选民）想要的话，我会去建造这该死的篱笆”。2012年罗姆尼败选后，共和党一度希望回调政党纲领，在“尸检”报告中将失败教训归结为移民政策过于激进、对少数族裔选民吸引力不足。然而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共和党众议院二号人物埃里克·坎托因温和的移民政策遭到茶党围剿并落选，极大震惊了共和党阵营。早在特朗普出现以前，共和党的反移民立场已然牢不可破，特朗普民粹主义革命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得这一立场变得更加坚定、更加粗野，从而成功动员了更加深入、更为广泛的白人选民基本盘。一如移民问题，特朗普政府诸多政策理念均有着深刻的共和党右翼土壤作为根基，在此前的共和党政府均有先例可循。比如，小布什执政6个月完成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这与特朗普所用时间几乎完全相同；小布什政府首项贸易政策就是对中国、欧盟加征钢材关税，这与特朗普的贸易战节奏完全一致；小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战略，任内废除了《京都议定书》和《反导条约》、拒绝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特朗普则打出“美国第一”口号，在“退群”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从政党纲领角度看，尽管特朗普以政治素人身份参选，但“特朗普主义”在本质上仍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党保守主义运动的自然延伸，只不过在姿态上向前迈出了以往未曾有过的一大步，对本土白人选民展现出更强的煽动性和更大的动员力。
民主党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导致政党分裂以来，“激进的美国”一翼就此陨落。平权运动以后的二十年间，民主党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政党哲学，却始终无法唤醒选民的政治信仰，“再也没有机会说到他们充满激情的目标和热情似火的梦想”。面对共和党“南方战略”的巨大胜利，民主党在重重压力之下开始了对于政党路向的深刻反思，党内大战略家达顿于70年代出版的《变化的权力之源》成为这次反思的风向标。在达顿看来，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民财富的累积引发了社会阶层的权力变迁，罗斯福“新政”确立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基本盘将成为社会革新的阻碍力量，民主党应该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青年选民和职业精英靠拢，他们才是美国未来的希望。20年过后，面对世纪之交的人口政治变迁，约翰·朱迪斯和瑞·泰克希拉在《即将出现的民主党优势》一书中提出同样观点，认为妇女、职业精英和拉丁裔将作为新世纪的三股主要力量，将美国推向进步的中间主义。美国越是变得多种族化、越是成为一个后工业社会，民主党的党铭越具备吸引力，民主党就会越为壮大。
克林顿是民主党内第一位深刻思考并坚定执行了这一理念转向的总统候选人。作为第七政党体系的揭幕人，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中毫不掩饰地宣布自己“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而是一个“新民主党人”、一个“中间派”“这里只有一个蓬勃的新民主党和一个疲倦的旧共和党”“美国应该走不偏左也不偏右的第三条道路”。克林顿敏感地意识到“冷战”结束正在疾速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面貌、政治生态和选民结构，里根政府的巨额债务、老布什政府的经济滞胀正在给美国社会带来挫败感，教条的保守主义在新生的时代机遇面前已经成为共和党的负资产。作为一名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第三条道路”大胆沿承了共和党的小政府传统，拒绝扩大社会福利面，坚定支持自由贸易政策，成功将民主党打造为新兴科技产业和知识精英的政治代言人。1992年，老布什身携“冷战”和海湾战争两场重大胜利仍然败选，深刻论证了民主党“第三条道路”的合法性。在克林顿以后，无论是竞选失败的戈尔、希拉里，还是竞选成功的奥巴马、拜登，任何一位自由派民主党候选人都无法摆脱克林顿主义的佑庇。戈尔在总统选战前最后两周曾反复表示，“我从未希望见到另一个大政府时代，我是坚信有限政府的人，我不相信哪个政府能够包治百病”。奥巴马当选后首次亮明身份就是在新民主党联盟成员会议上宣布“我是一名新民主党人”“我将支持自由和公平贸易”“我非常关注回归保护主义”。奥巴马未竟的TTIP与TPP协议堪称克林顿NAFTA协议的跨洋版本，“快轨贸易谈判授权”的通过更是为总统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广开绿灯。希拉里两次竞选始终高度奉行克林顿的中间路线，在所有候选人之中，希拉里的减税意愿最为强烈，基建方案最为明确，并且是唯一一名提出平衡财政预算主张的候选人。2020年，拜登的竞选几乎完全被定性为一场从属于旧时代的选举，拜登与克林顿同为新民主党的早期初创者，又曾经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在安全、经贸、医保等领域对新民主党人的政策传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延续，温和的中间主义最终成为民主党横贯整个第七政党体系的政治哲学。
（二）两党的选民联盟和选区格局保持了稳定性
第七政党体系塑造以来，两党的核心选民联盟始终高度稳固，在2016年以前的五次总统选举中，美国全部50个州和1个特区中有40个州没有转换过立场，保持了高度的投票忠诚。伴随两党政治极化的不断增强，双方选民的政党认同更加笃定，政党选民联盟也因之愈发固化。2016年选前数据显示，共和党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选民中有53％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这一数字在2004年只有31%；当共和党人在不断右转的同时，民主党人的左转也很剧烈，60%的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选民认为自己是自由派，这一数字在2004年只有49%，在1994年只有30%。面对清晰的党派分野，选民叛变行为愈发难以出现，从2016年到2020年，特朗普选民与非特朗普选民在连续的选举对抗中完成了政党忠诚的重组、校对与固化，两次选举结果对比将深刻揭示本轮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是否具有“关键”效应。
2016年，特朗普看似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粹主义革命，但如果与2012年的罗姆尼竞选作以细分对比，特朗普选民和罗姆尼选民的选票偏差均不超过2％、选民黏合度高达96％。这其中，选票差距最大的一项是白人产业工人选民，2000年小布什革命性地将胜选率提高至17％(前值为-1%)，2016年特朗普令人难以置信地将这一数字一举扩大至39%。特朗普没有为共和党吸纳新的选民群体，但更充分地调动了既有联盟的选民热情。这是特朗普和罗姆尼的选民群体中唯一失黏的部分，也是最为决定性的部分。同理，希拉里败选也不是因为出现了选民群体背叛，而是源于基本盘动员不足。2016年拉丁裔、黑人选民投票率出现了3%、7%的下跌，为198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在投票日，上届选举中曾经支持奥巴马的选民有440万放弃了投票。这些选票流失并未构成背叛，但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希拉里的竞选绩效。
2020年，疫情肆虐、经济波动和种族问题在大选前形成复杂而尖锐的干扰变量，两党的选票分布并未保持2016年的连贯线性，四年前的背叛选民在四年后的投票偏好较为分散，特朗普未能如其所吹嘘的那样再次夯实选民基本盘，拜登也远未按照选前预期带来一场民主党的蓝色浪潮。从数据看，尽管特朗普采取了激进的反移民政策，但特朗普在少数族裔选民中的支持度不降反升，黑人、拉丁裔和亚裔选票分别上升了4、3和5个百分点。共和党在弱势群体中也收获了更多的选票回流，比如LGBTQ选民对共和党人的投票就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历史性的3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拜登在选前对少数族裔选民志在必得，甚至口出狂言，“让我来告诉你(黑人选民)，如果你还在思考是支持我还是支持特朗普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不是一名合格的黑人”。然而从选举结果看，拜登创下了1960年以来民主党候选人黑人得票率的最低值，拜登选前令人震惊的预估胜选率，主要泡沫正是出现在以黑人选民为首的少数族裔选票上。事后再看，拜登在2020年的胜选原因与四年前的特朗普几乎完全相同，提供关键助力的仍是本土白人选民。出于对特朗普民粹主义革命的反感，共和党持中间立场的温和派选民在2020年选择了沉默，导致特朗普在白人选民中的得票率从39%下降为31%。从政党选民联盟重组角度看，本土白人选民时隔四年再次掌握了选举决定权，但背叛选民流向较为分散、总体数量较少、投票偏好受到选前干扰变量影响较大，政党忠诚尚未被完全固化，我们无法贸然做出关键性选举已经发生的结论。
由于两党选民联盟并未出现决定性重组，因而从选区层面上看，出现的叛变州数量总体较少。2016年，全美仅有7个州出现了叛变行为，2020年进一步缩减为5个，拜登只是利用了特朗普极度昏聩的执政绩效，勉强对新民主党人的蓝墙工程作了简单修补。与此前的关键性选举相比，在1932年、1968年和1992年，全美叛变州数量分别达到了35个、34个和22个（参见前文图1），与近两届选举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历数第七政党体系以来的各届选举，按照奥古斯·坎贝尔的界定，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连任选举毫无意外隶属“维持性选举”；2000年与2008年两次总统竞选，获胜方所取得的叛变州竟然完全一样，以教科书般的案例深刻说明部分民主党选民在2000年选择了叛变，使当年的竞选成为“偏离性选举”，2008年这部分选民重新回归政党忠诚，从而构成了“恢复性选举”。同样的故事发生在2016年和2020年的“铁锈”地带，居于密尔沃基、费城和底特律郊区的白人选民在2016年宣誓了对特朗普的忠诚，但在四年后又重新皈依了民主党。如此看来，近三十年美国选举政治的结构变迁与其说发生了一次或者两次“关键性选举”，毋宁反复出现了多轮“偏离性选举”与“恢复性选举”，特朗普在2016年的突然绽出最多只能被视为是一场“转换性选举”，短期内剧烈冲击了美国的选举政治格局，但总体规模和量能有限，“特朗普时代”结束后，民主党重新恢复了对于第七政党体系绝对意义上的统治地位。
（三）两党和选民聚焦的楔子议题保持了同一性
20世纪以来，历数美国几轮政党体系的楔子议题，都呈现出同一的时代性特征。第四政党体系主要聚焦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农阶层分化问题；第五政党体系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应对“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发展路向问题，第六政党体系主要围绕共和党的保守主义革命和民主党的反文化运动展开。对于第七政党体系而言，这一体系的揭幕人克林顿早在1992年竞选中就明确指出新时代美国社会的楔子议题——“笨蛋，是经济！”整个九十年代，面对里根政府留下的巨额债务和老布什政府无法应对的经济滞胀，民主党牢牢把住了美国选民的核心关切，一举打开了束缚经济增长的桎梏。克林顿任内为美国创造了186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从7.5%下降至4%，GDP年均增速达到4%，通货膨胀率和经济波动率均降至5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足足翻了三倍，民主党政府成功降低了国债比率，打开了贸易全球化的大门，推动了高科技产业、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克林顿的判断虽然准确，也利用“克林顿主义”将这一经济潜力最大限度释放了出来，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新民主党人过于偏重全球化和高科技带来的经济增长契机，过于仰赖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职业精英选民，客观上忽视了不公正的全球化分配效应所引发的阶级分化、种族矛盾和产业失衡。统计数据显示，自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美国累计丢掉了450万份就业岗位；白人男性产业工人收入的中位数大幅下跌了20个百分点，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一数字跌幅最大，高达14个百分点。民主党对移民的拥戴和对本土白人的冷落最终导致受害者情绪从左翼转向右翼。“白人产业工人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男性，很难再看到自己前行的道路，是那种无奈而注定的命运感促使他们最终选择了特朗普。”
民主党准确捕捉到第七政党体系的楔子议题，却又亲手将之抛弃。克林顿在1992年令人震惊的胜选中一举拿下了里根民主党人，出于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这部分选民中的绝大部分在2016年选择了投身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革命。在两党政治的极化对抗下，民主党渐渐忽视了通过经济政策去吸引这部分关键的摇摆选民，而是开始聚焦于如何凸显自身的政党进步性，气候、环保、死刑、同性恋等标签议题较多充斥政党纲领，当81%的特朗普选民表示生活比半个世纪以前更糟了的时候，59%的希拉里选民则认为生活正在变好。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表明，在第七政党体系的转折期，民主党开始拒绝接受克林顿为整个体系确立的楔子议题，完全无视自由贸易政策给蓝领产业工人带来的巨大冲击。这部分心存不满的选民与十九世纪末的农民阶层一样、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者一样、与60年代的平权主义者一样，都迫切希望民主党能够在楔子问题上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回应，适度放缓自由贸易步伐。然而这些贯穿第七政党体系的呼声自始至终未能引起民主党方面的足够重视，直接导致了奥巴马任内国会和地方选举的崩盘、促成了2016年希拉里的败选和此后与日俱深、难以修复的政党分裂，两党左右两翼同步出现的民粹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极化的产物，并充分利用了政党政治进入重组状态后的碎片极化，实现了自身“政治空间”的最大化。尽管特朗普成功掀起了民粹主义革命，但是革命仅仅带来了一次小规模的选民背叛与回归，促成了两场略显意外的“偏离性选举”与“恢复性选举”。2020年共和党的败选深刻说明，“特朗普革命”所能够即刻生成的选举量能相对有限，特朗普只是恰如其分地令自己嵌入美国社会已然无法掩盖的矛盾现实，扮演了选民希望有人来扮演的角色，但尚无法在特朗普时代直接促成一场关键性选举。然而这一轮规模有限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成功将部分选民从民主、共和两党阵营分离出来，宣誓了对于“特朗普主义”的个体忠诚，并在后特朗普时代迅速号令集结，形成了一股打破美国选举政治旧有格局的第三方势力，给两党同步造成了影响深远的重度分裂，逼迫左右两派直面当前体系的楔子议题，直接改变了美国政党政治博弈的演进路向，这是特朗普为美国选举政治格局留下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遗产，最终可能将美国引致一场酝酿已久的关键性选举。
三、为什么
“后特朗普时代”正在酝酿一场关键性选举？
2020年总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始终拒绝接受败选现实，不断煽动共和党极右翼选民激进情绪，引发国会骚乱和二次弹劾，最终在共和党的严重内讧中从白宫离场。选前最后几个月，特朗普运用几乎完全一致的方法煽动民主党极左翼选民的反抗情绪，将进步派的激进理念标榜为整个民主党的政党纲领，成功牵引了民主党在选战关键阶段的政党议程。在特朗普时代的尾声阶段，特朗普开始有意识地参与两党选举政治的议程设置和生态建构，推动两党的政党纲领同步向左右两端分化离散，民主党进步派的异军突起和共和党特朗普党团的号令集结是其标志性的两大成就。尽管特朗普本人被迫从选举政治的历史舞台暂时离场，但他给两党政治带来的深度分裂仍在延续，这成功保住了特朗普民粹主义革命的政治遗产，使得特朗普时代未能实现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得以在后特朗普时代继续沿承。
在美国选举政治史上，这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关键性选举叙事。1892年总统选举，第三党候选人威廉·布赖恩仅从共和党基本盘分离出西部白银运动四州，但1896年布赖恩党团与民主、共和两党激烈混战的复杂局面已经初现轮廓；1964年总统选举，戈德华特仅抢下民主党“老南方”腹地五州，短短四年后，尼克松革命性的“南方战略”所向披靡、大获全胜。在这两次选举中，第三方党团势力的组建均起到风向标般的重要作用，正如波哈姆关键性选举理论所描绘的，布赖恩的人民党和华莱士的独立党在几乎同样的时间节点上强势爆发，导致主流政党和党内主流派系同步遭遇民粹主义的洗礼和惩罚，1892年、1964年没有成为关键性选举年份，但最终成全了1896年、1968年的次届选举。目前来看，尽管“特朗普革命”未能在特朗普任内直接促成一场关键性选举，但特朗普几乎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将第七政党体系由体系转折期拖入体系衰败期，成功启动了一个“新周期的序曲”，深刻冲击了失效的两党政治，深度重塑了两党政党路向，从而为后特朗普时代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打开了通路。
（一）特朗普与共和党的激进右倾
21世纪以来，伴随外部移民大量流入，选民结构日趋年轻化、多元化，共和党逐步面临愈发严重的选民基本盘量能不足问题。历数第七政党体系的8次总统选举，民主党人的胜选往往赢得极为轻松，共和党人的胜选则总是步履维艰。为了激发选民基本盘量能，共和党在2012年罗姆尼败选后及时启动了政党路向的深刻反思，其成果就是前文提及的“尸检”报告，报告敦促共和党施行全面的移民改革，向中间路线靠拢、向少数选民靠拢。早在报告出炉当天，还是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就曾在推特上嘲笑“这只是共和党建制派在为扩大捐助寻找借口”。2016年竞选阶段，特朗普坚决反对向中间路线靠拢，明确提出最为激进的“建墙”政策，并坚信自己能够解决共和党基本盘的量能问题，“为什么共和党高层看不到我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选民，我正在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政党！”从结果上看，特朗普出现在共和党政党纲领最为犹疑不定的关键节点，并通过选举胜利和后期执政统一了政党意志，坚定了持续右倾推进保守主义运动的政党路向。这一根本转折不仅改变了共和党，而且决定性地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因由对特朗普极度厌恶或死心拥戴，两党选民倾巢而出，用手中的选票重新宣誓自身的政党忠诚，并一举带动了整个社会选举热情的空前繁荣。2016年总统选举，美国选民投票率一举提高至61.4％，2020年进一步大幅攀升至66.9％，创下120年来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的峰值，即便是败选的特朗普也拿下了历史性的7400万张选票。这其中，白人草根阶层的投票率提升最为显著，共和党的相对收益显著超过民主党，特朗普的激进方案一举解决了困扰共和党多年的选举量能问题。
尽管特朗普此前在共和党毫无根基，但扩大的选民基本盘和高度稳定的支持率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党内合法性，“罕见地在毫无组织化准备的情况下就直接‘接管’了共和党、掌握了对共和党有主导性的塑造能力”。出于对特朗普选民的极度敬畏，党内议员在政策制定和议题表态上中规中矩、格外谨慎，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都小心翼翼地保持与总统投票偏好的一致性，最大限度地遵从总统的政策理念，并显著超过奥巴马时期民主党议员对总统的支持度。面对民主党发起的一轮又一轮弹劾动议，共和党议员在国会众志成城，自始至终坚定捍卫总统立场。特别是，自2018年中期选举以来，党内出现明显的特朗普党团，各地候选人竭力模仿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路线，高调标榜“圈外人”属性，甚至打出“比特朗普还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色彩高度凸显。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主义已经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在各级选举战场延续政治生命的唯一救赎，否则只能被迫离开政坛。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就职以来，在国会两院任职的全部293名共和党人中，已经有高达132名议员选择退休或辞职，占比高达45％。因由特朗普的存在，共和党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没有发生重大党内议题分歧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干干净净的清党运动。民调数据显示，在特朗普时代，45％的共和党选民认为自己支持的是特朗普本人，而非共和党，这一数字足以支撑特朗普打造一个从属于自身的第三方党团。如果对政治立场进行细分，仅有19％的共和党选民将自己视为原本党内最为主流的保守派共和党人，18％的选民认为自己是特朗普共和党人，仅比前者少1％，远远超过排名居后的福音派共和党人和温和派共和党人。
特朗普成功同化了共和党，成功凝聚了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个体忠诚，这一效应在特朗普选举失败后被彻底激化，直接促成共和党的严重分裂。特朗普离任后，在如何定义其政治遗产这一根本问题上，党内出现了沿袭民粹主义与复辟传统主义两派意见，以众议院三号人物利兹·切尼为代表的传统右翼旗帜鲜明与特朗普割席，意欲彻底肃清特朗普主义对共和党的残余影响；与此同时，立场激进的茶党一翼则明确提出“如果共和党有未来，则必须要成为一个工人党”，意欲全盘继承特朗普的政治衣钵和选民联盟。在特朗普时代，共和党的团结度远胜民主党，但在特朗普离场以后，共和党内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两派势力同步开展了对另一方的政治清算，最终导致了利兹·切尼被党内罢免，特朗普党团获得完胜。在一场令人失望的选举失败过后，整个政党几乎没有开展任何的战略反思，就开始毫不犹豫地继续向着更加保守的方向坚定迈进，这在以往共和党败选后是从未出现过的。这一现象深刻说明，“特朗普并不从属于这个政治体系，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颠覆者，而绝非合格的政党领袖”。从一开始，特朗普选民就是从属于特朗普本人的，特朗普给予共和党的政治恩惠并不具备可继承性和可持续性。如果共和党在后特朗普时代无法找出能够沿袭“特朗普主义”的合格候选人，这部分好不容易获得的选民增量并无法得到继承。无论特朗普会否组建第三方势力，都会有相当规模的共和党选民在下一轮总统选举中选择背叛或者沉默。美国选举政治史已经多次印证具有克里斯玛属性的独立政党领袖将如何引致关键性选举的发生，1892年的威廉·布赖恩、1968年的乔治·华莱士、1992年的罗斯·佩罗均是例证，而无论人民党（选票比例8.5％）、独立党（选票比例13.5％）、还是改革党（选票比例18.9％），其所得到的选民支持度和政治影响力都远远无法与特朗普相提并论，共和党在败选后愈发坚定的激进右倾是整个政党为“特朗普主义”所成功反噬的最显著表征。
（二）特朗普与民主党的深度分裂
对于民主党而言，第七政党体系的首要政治教益就是遵循“克林顿主义”确立的“第三条道路”，抢占中间选民，避免走向极端。自克林顿以来，党内的新民主党一翼始终占据着绝对意义上的统治地位，2004年、2016年和2020年，新民主党人三次压制了党内的进步派力量，迫使同样来自佛蒙特州的两名参议员霍华德·迪恩和伯尼·桑德斯在三次竞选中半途离场。对于民主党而言，温和的中间主义是第七政党体系的绝对主线，共和党敢于为“特朗普主义”重塑甚至反噬，民主党则自始至终坚决拒斥任何可能的“桑德斯化”倾向。2004年，时任参议员的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新民主党人和进步派民主党人双重身份呼吁政党统一，“这里没有一个自由的美国和一个保守的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国”。2018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总结中期选举胜利经验时颇有感慨地讲到，“永远不要疏离持中间立场的温和派选民，是他们使我们没有走得太左”“只要占据了中间偏左选民群体，我们就占据了主流、占据了胜利”。2021年，拜登在就职典礼上再次呼吁，“我们必须结束这场红蓝对立的非内战”“为所有的美国人服务”。
如果不是特朗普出现，民主党进步派很难迎来政治翻身的历史机运。面对共和党的右倾民粹主义，进步派毫无压力地以左倾民粹主义从容应对，共和党极右翼决意为白人选民捍卫其本土身份，民主党极左翼则选择为白人选民争取其公平权益，在政党纲领的对抗上丝毫不落下风，抢在党内温和派之前扛起了反特朗普的大旗，并以之为政治工具不断捞取选民资源。2016年总统选举，桑德斯与沃伦在攻击特朗普方面明显更加自如、更加猛烈，希拉里则背负了较大的派系包袱；2018年国会选举，纽约州第14选区的奥卡西奥·科特兹一举将民主党4号人物、佩洛西属意的政治继承人乔·克劳利拉落马下，震惊美国政坛。与此同时，进步派在党内大面积蚕食温和派议席，成功在116届国会众议院占据96席，超过新民主党的90席和蓝狗联盟的24席，首次成为党内第一大派系。选后数据显示，真正在共和党选区攻城拔寨的依然是党内主流的温和派议员，而进步派收获的议席绝大部分是在民主党的安全选区通过挖自家墙脚取得的，特朗普则成为进步派壮大自身、分裂民主党的关键媒介。注意到这一点之后，2020年总统选战阶段，特朗普开始主动出击民主党进步派，饶有兴趣地建构并干预民主党的选举议程。他先是主动对被其称为“AOC Plus Three”的民主党四名女性众议员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称她们“来自世界上最糟糕、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应该回去帮助她们自己的祖国，以煽动进步派的反击炮火。而后，特朗普几乎是在以挑衅的姿态坐迎进步派搞起轰轰烈烈的“通乌门”调查，改变民主党的选举议程设置，大幅压缩更具竞争力的温和派候选人的选举存在感，导致拜登在党内初选阶段的选情一度严重告急。特朗普在各个场合大放厥词，称“今天的民主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暴力、更加危险、更加疯狂”“疯狂的对手正在被仇恨、偏见和暴力所驱使，他们想要毁掉你们、毁掉我们的国家”。“民主党现在由四名充满暴力的极左翼分子领导着，他们正在撕裂美国，破坏我们所相信的一切价值”“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标签标榜自己，投民主党的票就是在支持社会主义，就是在毁掉美国梦！”通过这些言论，特朗普主动将自己标为靶心吸引炮火，成功给民主党贴上了疯狂社会主义者的标签，成功将极左理念标榜为民主党的政党纲领，成功促进了民主党的深度分裂。正如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斯所言，“民主党本应以就业为核心议题，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然而‘反特朗普’成为他们目前唯一能够树立的标签，特朗普已经把民主党击破了”。
在特朗普时代，因由共和党人刻意的煽动与挑衅，民主党内温和派与进步派的党争博弈与日俱深。在进步派看来，自己毫无疑问代表着民主党的明天，进步派提出的政策主张确有其进步之处，选择的民粹路线更加贴合当下实际，凝聚的拉丁裔和青年选民是民主党更为亟须的增量基本盘。正如奥卡西奥·科特兹所言，“在任何其他国家，乔·拜登和我都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政党”，这个进步派“小分队”将自己称为下一个十年的左翼茶党，其政治口号直接标榜为“让我们改变民主党”，其政治关怀执着于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其政治理想是从根本上改造民主党在第七政党体系的政治路向，彻底放弃不温不火的中间主义，重新唤醒20世纪60年代那个更加信奉价值与激情的旧派政党。这严重触犯了新民主党人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迫使拜登在竞选中多次表态，“我想讲得清楚一些，我并不会让自己变得疯狂”。新民主党的政治立场自始至终是温和的中间主义，其解决第七政党体系楔子议题的基本方案是改良主义式的，而绝非激进的右倾或者左倾革命。在政党路线这一关键问题上，民主党内两大派系的冲突原本就是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当特朗普端坐于白宫之时，民主党尚具有团结一致的内在动力，反“特朗普主义”是唯一能够将“蓝色马赛克”拼贴起来的黏合剂。如今特朗普已经从白宫离场，民主党的内聚力开始疾速崩塌。从半年来的执政绩效上看，拜登政府在推动民主党政治议程时始终瞻前顾后、备受掣肘，无论气候政策、移民政策还是基建政策，新民主党人的既定方针总会受到共和党人和党内进步派的双重夹击。尽管拜登竭尽全力在两党之间、党内派系之间弥合裂痕，但取得的平衡成效极为有限。在后特朗普时代，尽管两大政党同时面对严重的管党治党问题，但民主党的政党分裂历时更久、伤痕更深、更加难以调和，较之于共和党呈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两大派系的政治摊牌只是一个时间命题、而绝非一个会否命题。
四、结语
最后，让我们把时针重新拨回至特朗普革命爆发的2016年。那一年，特朗普以政治素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对于深陷党争角力的民主与共和两党而言，特朗普毫无意外是一名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共和党对于这名扭曲夸大政党劣根性的党员无所适从，民主党对于这场几近侮辱的失败极度愤怒，在此后的四年里始终汲汲于扳回政治颜面，并在2020年极其惊险地完成了复仇。然而两党此前从未想到、也根本不愿意承认的是，在与特朗普缠斗和耗泄的过程中，两党的党铭和纲领不可避免地为后者深度濡染，两党的分裂与极化无可阻遏地进入加速区间，最终成功驱动第七政党体系出现结构性裂变。在这一短暂而复杂的过程中，特朗普极富历史偶发性的政治实践对两党的政党路向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他以一种近乎鲁莽的激进为共和党带来了神谕般的政治启示，与此同时，一把手将民主党推向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混沌。
对于共和党而言，纵贯第七政党体系，从金·里奇契约、华尔街运动到特朗普革命，党内的保守派草蛇灰线般地勾连出了一条隐匿的政治叙事，共和党人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他们从来就不需要像民主党人一样汲汲于追求那些看似高贵的政治理念，“共和党是美国政府中的天然党，美国本就是一个右派国家”，共和党人只需要将自己最为纯粹的政治本能展露出来，与本土选民沆瀣一气，重新回到白人至上的老路，就可以以最廉价的政治成本持续性地代言美国。自戈德华特以来，共和党的政党领袖永远在讲述大抵雷同的政治叙事，能不能当上总统，完全是看候选人的思想右倾是否坚决。特朗普是后里根时代共和党最为重要的政治实验，实验大获成功，共和党清晰地触碰到了本土选民的保守底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如何继续为美国代言——越保守、越美国，越激进、越正确！
对于民主党而言，无论进步派还是温和派，都隐隐地将特朗普在2016年的突然绽出视为一项历史的馈赠。双方都对此抱以政治上的乐观态度，并决意利用这次难得的政治机遇打造一个政党中兴的长周期，复制罗斯福在20世纪几乎同一时段的历史伟业。然而，两大派系在理解和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的方式选择上显著不同，进步派义无反顾地决定以极左对抗极右、以“堕落”对抗“堕落”，他们并非是在真诚地反对特朗普，而仅仅为了在党内实现逆天改命、抢占C位。然而，新民主党人仍然是第七政党体系当仁不让的话事人，温和派过去是、现在是、未来相当时间内始终是党内的主流派系，拜登政府已经决定利用2020年的选举胜利将“第三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将特朗普时代的一切意外永远地掩盖下去，喧闹很快消散，僭主终将离场，美国选举政坛总会再次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民主党内两大派系过去可以相安无事、混混沌沌地过日子，至少在拜登看来，此后或许依然可以。
未来的某个转折时刻，我们或许会想起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出的胜利宣言——“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够拯救它”。事后再看，至少在选举政治的意义上，特朗普并没有夸大其词。在“特朗普时代”，共和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下拥抱民粹主义，民主党进步派坚定不移地向上拔高了自身的政治哲学，特朗普将自身横亘于几乎所有楔子议题的正中间，迫使两党的党铭向左右两端同步离散，刺激双方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重新寻找各自的政党路向。特朗普的败选是第七政党体系最为重要的转折节点，围绕如何定义和清算特朗普时代的政治遗产这一关键议题，两党内部的民粹主义派系几乎同步完成了各自的号令集结和角色逆袭，决意在2022年、2024年继续打着特朗普和反特朗普的旗号与党内的温和派系比权量力、一争高下。与其说后特朗普时代寓意着一场革命的终结，不如说一切才刚刚开启。这场革命所留下的绝不仅仅只是一场国会山暴乱，而是对两党各自政党路向的深刻反思与系统重构。这一问题不解决，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有能力凝聚原有的选民联盟，能够有勇气直面第七政党体系的楔子议题。从特朗普革命到后特朗普时代，美国选民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身份叩问与政治宣誓，美国社会的选举政治生态集聚了裂变更迭的政治动能，一旦新的政治变革出现，选民手中再次写下的选票将不仅是对特朗普时代的宣判，更将是对于整个第七政党体系的彻底宣判。彼时，一场久违的关键性选举或将真正到来。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一辑 总第十三辑,人大国政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