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之外去发现中国︱“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本文转载自“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文化领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应运而生。

经过32年的努力，200种图书已经颇具规模，内容涉及中国从古及今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等方方方面，汇聚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也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奇迹。通过这套丛书，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世界各国的学者眼中的中国。

陈曦 | 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放眼海外，重新认识中国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起步于1980年代。那是一个知识界、出版界都极为活跃的年代。文化热方兴未艾，书界有多套丛书做得风生水起。

为了“做一套好书，走向全国”，1987年下半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周文彬找到了在北京读博的刘东。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

刘东是江苏人，师从李泽厚和庞朴两位先生。当时他做博士论文，参考了很多“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书，认为很有出版价值。

“当时一听这个名字就很兴奋。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感觉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启发很大。而且当时全国还没有这一类的书。”周文彬说。

当周文彬把这个消息带回社里时，社领导的意见却不太统一。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觉得出版社经济薄弱，出版这种大部头的系列丛书，未必有好的市场预期；还有就是认为，中国人应该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外国人研究中国是隔靴搔痒，没有什么价值。力主出版的是时任副总编辑史家骅。

现年87岁的史家骅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接触过很多海外资料，调入出版社工作后，他担任了《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一书的编辑，对海外社科研究的水平有所了解，所以支持这套书的出版。

“80年代，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亟需要了解国情。由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停顿多年，不知道在国外已经兴起了一门新学，叫‘中国学’，他们对我们有一些独到的看法。这对我们来说是值得借鉴的，所以这套书的价值恰恰在这个地方。”史家骅说。

第一本书，一鸣惊人

 “借鉴海外汉学，促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秉持着这样的出版宗旨，1988年，“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第一本书《中国的现代化》出版。

《中国的现代化》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专著，由以罗兹曼教授为首的九名美国学者花六年时间写成。这本书从中国晚清与西方交手并着手现代化谈起，一直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各个历史时期实施的政策作出了评估，展望了20世纪末中国可能进行的选择。

据刘东回忆，丛书还在立项时，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的沈宗美就已经在翻译《中国的现代化》，等到他们译完，很自然地就做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第一本书。

有趣的是，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但这本书却是买了版权的。当时南大中美文化中心实行双主任制，美方主任认为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于是，象征性地收了50美元的版权费。

《中国的现代化》出版后，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许多学者在今天谈及此书时，依然记忆犹新。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说，90年代他在南大给研究生上课，一直用这本书做教材。因为当时国内做现代化研究时，尚无相关的概念和界定，只能将别人的直接“拿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说，这本书对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影响非常大。80年代重启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其实就起源于这本书。

过程也非一帆风顺

起初，“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原计划出版三辑，并没有打算一直出下去。1989—1992年出齐的第一辑10种图书，包括《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等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兹著）、《儒家思想新论》（杜维明著）等。很快，这些著作赢得了一片喝彩。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读书界已经耳熟能详，成为最能代表江苏人民出版社形象的品牌。

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他带了20多年研究生，大量的阅读书目是在这套丛书里面，比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度》等等，他都曾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精读过。

但在30年的时间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停滞不前，最少的时候，每年仅出了两三种新书。

当时人们对丛书有一种认识——丛书就是一堆书，出完就结束。1999年，一位分管的领导找到当时的社长吴源谈话：“你们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得差不多了吧？”他觉得这套书经济上压力很大，想停止出版。吴源说，这套书社会影响很大，现在已经开始持平了，而且略有盈余。另外，这套书和一般的丛书不同，它是一门新的学科，也是一套知识体系，如果人家不断有好书出来，这套书就能坚持下去。后来，领导接受了吴源的意见。

据吴源回忆，党中央、国务院各个部门的很多负责人自己花钱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后来出版社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曾给他们赠过书。“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项兆伦自己花钱买我们这本书，一本不差。我到他家一看，我们的书全的，很惊讶。而且这套书，对他们帮助很大。”

引进了一个知识领域

就学术出版而言，能否长期坚持，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压力有直接关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说，他于2003年开始逐步接替周文彬，统筹负责丛书出版。到他接手的时候，丛书情况已经大有好转。社会各界反响很好，市场营销也不错，重印率90%以上，几乎所有的学术专业书店，都把这套丛书当成看家书，设有专柜。“在这种情况下，社内否定的声音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好好维护的呼声。”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是在2005年之后。此时，丛书开辟了两个子系列：“女性系列”和“海外学子系列”，同时酝酿第三个子系列——“环境研究系列”。丛书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普遍公认，其规模效应也开始凸显。

200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所在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组织出版“凤凰文库”，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整体纳入其中，实行资金补助。有了补助，就可以多买些版权，多出些好书。也是在这一年，丛书推出了15种新品，这在历史上是年度出书最多的一次。

如今，200种图书已经颇具规模。内容涉及中国从古及今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等方方方面，无所不包。作者囊括了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专家，如拉铁摩尔、费正清、史华兹、列文森、孔飞力、魏斐德以及宇文所安、彭慕兰、易劳逸、周锡瑞、滨下武志等。译者队伍也是蔚为大观，荟萃了一批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流学者，如何兆武、钱乘旦、陈谦平、陈红民、唐晓峰、李明欢、纪志刚、高晞等。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于1988年创办，迄今已30几年，从未中辍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的译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说，当年翻译《中国转向内在》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刚刚工作，发表的文章也很少，但是《中国转向内在》出版后，研究宋史和思想史的人，就把这本书当成是开给研究生的必读书，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她就成为一个“著名的译者”，也就是说，“作为一部名著的译者，也跟着沾光有名了”。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持续出版30余年，对中国学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丛书影响之大，甚至让刘东有了新的忧虑，“现在的年轻人唯恐研究做得不像美国汉学，连标题都设计得亦步亦趋，这是不对的”。

刘东直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引进的过程中，他的认识也有变化。一开始以为西方人帮我们说清楚了很多事，后来发现，西方汉学家的理论也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把中国说成长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补的和需要开刀的。各种学派林立，观点也有矛盾之处。

所以他认为，美国汉学应该只是一个参照系。“中国学者应该知道美国汉学的知识地图，知道它的所长和所短，还应该知道自己比它有更多的优势。如果一味跟着西方走，只会阻碍我们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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