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民建发起人胡厥文：仅靠办实业救不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民建中央原主席胡厥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于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胡厥文是民建发起人之一，他晚年曾忆及创建民建的经过，当中一些细节，至今听来仍十分鲜活和生动。
《胡厥文同志生平》稿有这样一段话，述及民建成立的背景：“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国内市场，而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胡厥文同志和其他进步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单单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在重庆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经过多次酝酿，他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及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的火热斗争中。”
这是一段概括性的记述，胡厥文晚年，对这段经历有过更为细致和具体的回忆。
胡厥文年轻时，曾以实业救国为志向。他在二十来岁时就抱定这样的人生宗旨：一不当官，二不为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1918年，他从北京高等专门工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汉阳铁工厂，主动放弃助理工程师的职位，从工人干起，当过钳工、化铁工等。1921年，26岁的胡厥文断然决定变卖祖传土地等家产，筹资创办新民机器厂，从此开始了实业救国的人生实践。此后，他又相继创办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器砖瓦公司、石城窑厂等企业，并于 1927年后，连续十年担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抗战初期，又担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办实业的志向、贡献及所起的“龙头”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那么，在抗战胜利之际，胡厥文为什么又转变人生角色，投身到政治活动当中去了呢？对此，参与创办民建的孙起孟曾有一段“专题”式的回忆：厥老几次对我讲起他投身政治活动的认识经过。他说，抗战时期，民族工业家前赴后继，为支援抗战付出巨大牺牲，而民族工商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当局的种种限制。抗战胜利，本以为“天亮了”，我们面对的却是一片黑暗。这使我感到，没有民主开明的政治，就无法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我在湖南祁阳办新民机器厂湘厂时，在住宅的甬道上用石子嵌了八个字：“抗战必胜”、“建国在政”。这个“政”就是要民主。抗战胜利了，当局为了弄权营私，竟然取消了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陷民族工业于绝境，迫使我不得不下决心要在政治上斗一斗。厥老还说过，马克思主义我不懂，但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我原以为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势不两立的，但后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理由也说得坦诚而简单。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有利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公和诚以及符合我国情况的政策，使我这个本来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并且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
黄培炎手书的“民建进行步骤”
这个“认识经过”，便是胡厥文年届半百时还要去“从政”的缘由，至于一些具体过程，胡厥文晚年也屡有忆及。
1945年 8月 21日下午，胡厥文在重庆六厂联合办事处接待了到访的黄炎培和杨卫玉。谈及胜利后的国家前途，三人一致认为，在建设中，重工业是首要问题。民族工业界不能只埋首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胡厥文还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工商界人士大多不关心也不擅长政治活动，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还“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参与，才能相得益彰”。他们当即议决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参与组织的筹备工作。
隔了几天，8月26日下午，黄炎培到机场迎接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当晚即兴冲冲地来到胡家，加上章乃器和杨卫玉，几个人再一次商讨组建政团问题。黄炎培还拿出毛泽东当天在机场的书面谈话，其中说到：“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国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大家就此展开热议，也更增加了组织政团的紧迫感。
9月 17日，毛泽东在曾家岩张治中住宅举行茶会，招待一些工商界人士，胡厥文应邀出席。随后，胡与李烛尘、颜耀秋、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共同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胡厥文称这是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会见，这次会见和稍后的另一次会见。对于民建的成立，甚至可以说是一针催生剂。胡厥文后来回忆说：在会见时，毛主席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我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作战中发展壮大，为取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显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毛泽东主席的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又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接见了重庆工商界各团体的负责人。这次，毛主席向我们谈到了国内外的革命大好形势、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共产党对民族工商界的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发展道路，以及民族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应抱的态度，使在座的多数人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阴谋也有所警惕。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加快了筹备自己政治团体的步伐。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起草了纲领，商定了组织名称，讨论了政治主张、组织原则，制定了章程草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流行一种所谓“星期聚餐”，每周择一日以饭局的形式清谈，如“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等等，人数不限，大体以职业分圈。上海工商实业界的“星五聚餐会”发端于 20世纪 20年代末，由一些民族资本家发起。抗战爆发后大批企业西迁，“星五聚餐会”由上海而香港，而重庆，一直延续至抗战胜利后。昆明、贵阳、成都、武汉等城市也举办过类似的“星五聚餐会”。在重庆操持“星五聚餐会”的主要是西南实业协会，胡厥文后来回忆：“当时重庆有个‘星五聚餐会’，是由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组织的，参加的人多数是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员厂家的负责人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星五聚餐会”顾名思义，每周五聚餐一次，话题广泛而随意，国家大事、经济形势、生意状况、国货境遇、外交内政等无所不谈。从1941年到 1948年，“星五聚餐会”共举办了 300多次，后来逐渐成为工商实业界关于经济问题的论坛活动，经常请各方面知名人士就实业界关心的问题作报告并进行讨论，演讲也随之成为“星五聚餐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演讲内容包括经济信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实业生产、国际形势等等。1945年 10月 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向实业界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据胡厥文回忆，当时许多实业界人士正处在停工歇业、借贷无门的当口，对未来甚感茫然，很想听听共产党人的看法，因而那天听者空前踊跃，连门外都站满了人。周恩来说，为了战后工业建设，首先就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取决于和平和民主两件事。关于民主，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况却是管制得太多，统制得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经济，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的这番话，“对民主建国会确定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的帮助”。
1945年 12月 16日，民建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图为大会通过的成立宣言、政纲及章程
经过数月的酝酿筹备，12月 16日下午，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发起签名共 134人。会议推举胡厥文、黄炎培、黄墨涵为主席团成员。胡厥文首先致开幕词，黄炎培报告民建的筹备经过，章乃器等数位会员致辞发言。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监事会，通过了组织名称、组织原则、章程、政纲和成立宣言。至此，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政治团体诞生了。
民建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商业界和与之有联系的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团结和觉悟。他们纷纷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主救国的大道，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始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胡厥文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时，道出了这样一段心路历程：我从立志实业救国，到投身抗战拯救民族危亡，从创立民主建国会，企图通过民主协商建设新中国，到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准备参加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在思想上经历了从实业救国到民主建国，从民主建国到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转变。我决心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1947年 10月曾以“展望”为题赋诗一首：
工业摧残尽，何劳建设忙！
临风挥血泪，嚼雪耐寒霜。
且看春花发，乃知土力强。
河山增锦绣，黾勉莫彷徨！
来源：《大道——多党合作历史和时代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