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详谈国服演变与民族人文精神
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该民族对生命存在和民族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文思想、精神灵魂。民族的人文精神是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思想方法、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表征；亦是这个民族实践民族自我发展的主导意识的表现。民族的人文精神无形中指导着这个民族的价值趋向、为人处事、行为选择、审美导向，指点着人的行止、喜怒、美丑、态度、中和等。
自鸦片战争以降，一些人把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耻辱归咎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甚至视儒学为主犯，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它虚掉的是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之心，是中华民族自强、自达、自律之心，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族自悲、自虐、自卑之心、之行的滋长。使一些人产生了殖民地意识，崇洋媚外，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东西弃之犹恐不及。
20世纪初以来，西学铺天盖地而来，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和误导，一切以学西方为先进，以学中学为落后，于是有中西、新旧之争。而这一论争的天秤是向西学倾斜的。因此，西学成为人们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目标，所以，学西方便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如火如茶地展开了。一切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范式为范式，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标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这样问题。
在西学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层面都被置于西学法庭之下，重新进行价值审判、价值重估。在西学掌握现代性专利权的情境下，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被视为非现代性的，丧失了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在西方现代性学术规范的观照下、统摄下，中华民族绵延了两千多年，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全面退缩；在学术思想层面，具有生命智慧和智能创造的学术方式、表达方式、言说方式，统统丧失了其合法性，被置于西方学术思想哲学合法性的非法地位。这就是说，在西方价值观念、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为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自已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大化流行、唯变所适、生生不息，并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的合法地位却被西学所否定，中华民族传统话语、言说方式被西方话语、言说方式所取代，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哲学问思方式被西方致思方式所代替。这样，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出现了断裂现象，加上中国现代文化学术、思想哲学和教育的单向化，也加剧了这个断裂的拉大。这使中华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以至思维和书写方式都被逐渐纳入西方学术规范、思维模式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自已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譬如说我们现在都没有自己的衣服穿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尽管服装店里衣服琳琅满目、名牌无数；大街上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然而我们只要出席重要会议，或接待外国人，都会通知我们要穿“正装”。开始我搞不清楚什么是“正装”？总要问问清楚，后来不问也知道是穿“西装”了。“西装”顾名思义就是西方的服饰，而非中华民族自己的服饰，所以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衣服穿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反对服饰的多样化，拒斥不同民族、不同服饰的交流、吸收、互渗、互补，但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出现，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表征，应该有自己中华民族的服饰。这种服饰文化既吸收古今中外服饰文化之优，又适合现代人需要的服饰，暂名之曰“国服”。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文化，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标志和文化符号，通俗地讲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照牌；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乃至宗教信仰的表现。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譬如佛教和尚和尼姑的服饰，道教道士有道士的服饰）。这种认同感是文化的亲和力、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假如我们认同“西装”为“正装”，即为中华民族正统的服装，那么，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认同西方的服饰文化，慢慢地就会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亲切感，而对中华民族自已的文化（包括服饰文化）产生一种疏离感。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的气质、品格、神韵就会丧失，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个性光彩、特殊魅力就会淡出淡化。
中西人文精神归属于两大文化体系，各善其善，善人其善。尽管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中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学术为学术来剪裁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哲学，但仍然没有获得西方的认同。譬如说中国哲学，虽然我们依照西方哲学之谓哲学来选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家仍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就是说，中国哲学按西方哲学的样式来剪裁、缝制，自以为穿上了“西装”，但西方哲学并不认同。同理，中国人穿上西装，甚至穿得比西方人还西化，我想西方人也不会说你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并影响东南亚地区。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朔源到旧石器时代，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①]用兽皮来缝制衣服，后世圣人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坤）。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②]。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意蕴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这是依据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的“观”和“法”，取代表天的乾和代表地的坤，即天玄地黄，而分上衣的天、玄与下裳的坤、黄，亦即上为天、为阳，下为地、为阴。这样，上衣下裳之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的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具体的形而下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一开始，便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便是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③]，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④]。至周代有所改变，“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⑤]。郑玄注：“冕服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为绣。”[⑥]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它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份、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于时致治平矣”，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
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女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杨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⑦]。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武德七年（624）颁行，对皇帝、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为准，分为紫绯、绿、青等[⑧]。宋代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降纱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会、亲耕及视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阅，天子之戒服也；中兴之后则有之”[⑨]。诸臣、士庶人服饰规定：“公服，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⑩]端拱二年（989），“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11]。后禁白衫，祗用于凶服，许用紫衫。明代对皇帝冕服、后妃冠服、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文武官寇报、命妇冠服、内外官亲属冠服、内使冠服、侍仪以下冠服、士服冠服，乐工冠服、军隶冠服、外蕃冠服、僧道服色等都做了规定。
隋朝服饰
服饰文化亦深为历代士大夫、思想家所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著，便认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宋时士大夫遵照“君子正其衣冠”，重视衣冠之饰。司马光《涑水家仪》规定每日早盥漱并“栉总具冠带”，家宴时，“卑幼成服序立”，要求严格。朱熹认为，“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这是为人的初步，“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12]甚至对如何着衣脱衣都有规定。朱熹制定的祭祀、冠婚服饰为官方所认可，他又撰《君臣服议》，探讨了丧服问题。
宋时士大夫的审美价值趋向深衣。司马光“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13]”对深衣情有独钟。朱熹撰《深衣制度（并图）》：“裁用细白布，度用指尺。”“衣二幅不裁，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14]。圆袂，方领，曲裾，衣裳皆缘，大带，缁冠，幅巾。庆元时朱熹被打入《伪学逆党籍》深衣被目为“怪服”。服饰文化亦受政治的影响。
深衣
朱熹把服饰文化作为辨别华夷的标志。他说：“而今衣服未得复古，且要辨得华夷。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炀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以下服绿，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时著，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时服，便是今时公服，则无时不服。”[15]公服起于隋炀帝的游幸，唐时改窄为阔，并以此公服为常服，又有省服，作为常服，宋代公服，即宋时省服。隋文帝舍北周服制而采北齐服制，炀帝大业元年（605）由牛弘等依古制，增删旧令，重新制定服制，唐宋又进行改革。
两宋时，道学（理学）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便流行一种“道服”。崇宁初，衣服尚窄缘，有“褒衣博带”的元祐之风。南宋绍兴时，陈公辅讲程颐之徒“幅巾大袖，高视阔步”[16]。朱熹认为，道服是参照孔子弟子衣服而来，“看古贤如孔门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有此意。古画亦未有上领者。惟是唐时人便服此，盖自唐初已杂五胡之服矣”[17]。这种“道服”，随着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庆元二年（1195）申严道学之禁，道学被目为“伪学逆党”的严重政治问题。叶翥和刘德秀奏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18]”在这种情境下，“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19]。以变易家冠，表明与朱熹的“伪学逆党”相区别，衣冠成为一种学说的标志。这种情况，在现在看来似乎费解，但也好理解。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封、资、修狗头”的时候，妇女烫发、穿高跟鞋，在街上都要被红卫兵剃成阴阳头和削去高跟的时代，假如穿“西装”，肯定被视为要打倒的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而必须改穿“解放服”。辛亥革命以后，虽出现了西式服装，但仍以长袍马褂，旗袍为主，平民多穿衫、袄、裙等。又有所谓“中山装”等。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族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它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它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地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中，形成了它显明的特点，即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在这些特点中，尽管有些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的需求。
第一，唯变所适性。中华民族服饰随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样式有大变、有小变，有大改、有小改，并不时出现新样式。每个王朝建立后，在因袭前朝服饰时，也总要做些改革，以显示新王朝的所新。秦汉时依“五德终始”思想，各朝所尚之色有异。即使是同一王朝内亦不断变化，唐初，士庶不得穿赤黄色。武德四年（621）下敕定三品以上著紫袍，五品以上穿朱，六品以下直至庶民均著黄袍，而与唐初只许皇帝服赤黄袍衫不同。
服饰即使是祖制，也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明嘉靖八年世宗对张璁说：“‘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恒掩裳。裳制如帷，而今两幅。朕意衣但当与裳要下齐，而露裳之六章，如何？’已又谕璁以变更祖制为疑。”[20]对衣掩裳问题，张璁做了回答：“臣考礼制，衣不掩裳，与圣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义各有取，衣自不容掩裳。……今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于典籍无所准。内阁所藏图注，盖因官司织造，循习讹谬，今订正之，乃复祖制，非有变更。”[21]世宗同意张璁意见，择吉更正其制，玄衣黄裳，衣裳各六章，衣六章古以绘，改当以织。服饰改革都是适应当时需要的，并非固定不变。
第二，等级制度性。服饰文化作为礼制的重要内容，故二十四史大都修有《舆服志》，有的置于《礼仪志》中。礼以别，乐以和。礼就是区别贵贱上下的，因此，服饰表现等级的差分，便是其应有之义。隋唐五代时皇帝穿赭黄色袍衫，“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与贵臣通服，唐高祖亦服赭黄袍，“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22]。各品官员亦加区别：紫为三品、绯为四品、浅绯为五品、深绿为六品、浅绿为七品、深青为八品、浅青为九品之服，[23]并加以固定化和制度化，不得僭越。开元上年（716）唐玄宗曾颁《禁僭用服色诏》。自唐太宗制定各品服色后，到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出现在品服内穿不合自己品服各色衣袄。服色的僭越，造成“贵贱莫辨”。即使是外穿品服，不敢有违礼仪服制，但内衣也被限定于品服之内，亦可见贵贱之辨的严格。
第三，多样并蓄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各有自己民族服饰，一直沿袭到现在，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多样性、丰富性。契丹族在后唐明宗时阿保机已是“被锦袍，大带垂后”，在入主黄河流域后，采用汉、契丹两制并行服饰。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兼容并蓄。吐谷浑男子穿长裙缯帽。党项人多服裘褐，后建西夏国，元昊反对其父附宋而衣锦绮，他制定衣冠制度，“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文武百官服紫衣、绯衣。“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毬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24]元昊下令国人剃发，不从则杀，以复鲜卑之旧。女真族早年俗好衣白，栎发垂肩，与契丹异，贵贱以布的精细为别，贫富皆衣皮御寒。金建国后仿宋朝舆服制度，《全史•舆服志》有载：“章宗时（1190-1208），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竖笔，以别于朝服。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与夫窄紫、展皂等事。”[25]官员和士人“许服花纱绫罗丝绸”，又制定衣服通制，以使贵贱有等。
另外，西域诸民族，如高昌、于阗接近中原服装，焉耆、龟兹男子剪发，穿锦袍；南方民族众多，各有自己民族的服饰，较普遍是披毡，吐蕃的服饰主要穿毡衣或皮衣。各民族在交往中互相学习吸收，服饰文化得以繁荣。譬如文成公主到吐蕃后，把中原服饰带到那里，学穿中原式服装，也保留自己的服饰。中原亦吸收各民族的服饰，唐初流行“胡服”，为窄袖袍衫。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一种“非华风”的时世妆，即椎髻赭面，嘴唇涂黑，是受吐蕃的影响，又一种“回鹘装”对中原也有影响。各民族服饰在交往中兼容并蓄，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共同做出了贡献。
第四，民族人文性。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它以人的生命、生产、生活为本，使人的生命充满意义，生产更为方便，生活更为美好；它以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选取适合自己民族生活环境、生产条件所需要的服饰；它以对自己民族生命、生活的深切的关怀，体现自己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服饰，来打扮自己；它是体现一个民族典章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标志，一个民族在发展中可以历经改朝换代，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符号标志之一的服饰文化，会传承下来。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面，在当代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合中可转生为既体现中华民族民族人文精神的，又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新国服；既传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又适合于现代中国人审美观念所需要的新国服。
为此，一是要引起政府的重视。虽然不必像以往政府那样颁布《衣服令》，把服饰纳入国家礼制体系，但急须制作代表国家、民族尊严的，凸显中华民族民族人文精神的新国服（公服）。当我们参加某种重要会议，或代表国家参加某项活动时，当通知我们要穿“正装”时，我们所穿的是“新国服”，而不是“西装”。女性是“新式旗袍”，而不是西服。据报导：“京城的外国游客以及在此工作的欧洲人，购物时却对中国女性传统服装旗袍情有独钟。被遗忘多年之后，旗袍重新以雅致的风格和独特的东方韵味，令崇尚时尚的人们趋之若鹜……时装设计师认为，旗袍将女性的美丽完全展现了出来，立领会让女性昂首挺胸而非无精打采，侧边开衩令行走更为方便，步态摇曳间更是活色生香……虽然旗袍并未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但在一些重大场合，它是不可或缺的点缀。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上，新娘总是穿着一袭象征喜庆的红色旗袍，袅袅婷婷地出现在新郎和亲朋面前。在外交酒会和音乐会上，哪怕是样式最简单的旗袍，都会抢尽最妖娆的晚礼服的风头。”[26]既然传统旗袍能在外交场合抢尽风头，难道不能设计出在外交场合抢尽风头的男性服装？这就是说，民族的便是世界的，服饰文化尤其如此。凭借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一定能设计出华美大度的新国服。
二是国人的广泛参与，这是关系着每个人的穿衣问题。除“公服”外，历代都有“便服”，现代便服可吸取传统种类繁多、颜色各异的便服，以及外国的便服，取长补短，综合创新，设计出体现中华民族风格、韵味的新便服。便服不仅可花花绿绿，丰富多彩，而且有数千种式样、颜色可供选择，也可以穿西装，可以自由自在的穿着。
三是职服。现在不同职业、也设计了表征该职业的服饰，如小学、中学、军人、公安、民警等，但没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和韵味，可综合创新，以便设计出既适宜又方便，可供各职业需要的各种职业服饰。它可分为常服与便服，常服是在从事该项职业所穿的衣服，表征其职业性质，人们从服饰上就知道其所从事职业，便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百姓的咨询，以及社会所关照，便服是不从事该项职业时平常生活中所穿的服饰，以有益生活方式的调节和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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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舆服志》，《后汉书》卷30，第3661页，中华书局，1965。
[②] 同上。《宋史•舆服志一》卷149，第3477-3478页，有一段相似的记载，“以是知舆服始于黄帝，成于唐虞，历复及商，而大备于周。周衰列国肆为侈汰。秦并之，揽上选以供服御，其次以赐百官，始有大驾，法驾之制，又自天子以至牧守，各有卤簿焉。”
[③]同上。
[④]《舆服志》，《后汉书》卷30，第3662页，中华书局，1965。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参见，《礼仪志七》，《隋书》卷12，第254-274页，中华书局，1973。
[⑧]参见《车服志》《新唐书》卷24，第514-524页，中华书局，1975。
[⑨]《舆服志三》，《宋史》卷151，第3517页，中华书局，1977。
[⑩]《舆服志》，《宋史》卷153，第3561页，中华书局，1977。
[11]同上，第3574页。
[12]朱熹《训学斋规》《朱熹遗集》卷3，《朱熹集》第567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13]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9，第210页，中华书局，1983。
[14]《朱文公文集》卷68，《四部丛刊初编》本。
[15]《礼八》，《朱子语类》卷91，第2328页，中华书局，1986。
[16]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
[17]《礼八》，《朱子语类》卷91，第2326页，中华书局，1986。
[18]《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80，第873-874页，中华书局，1977。
[19]《朱熹传》，《宋史》卷429，第12768页，中华书局，1977。
[20]《舆服志二》，《明史》卷66，第1617页，中华书局，1974。
[21] 同上。
[22]《车服志》，《新唐书》卷24，第527页，中华书局，1975。
[23] 参见《车服志》，《新唐书》卷24，第529页，中华书局，1975。
[24]《夏国上》，《宋史》卷485，第13993页，中华书局，1977。
[25]《舆服志中》，《金史》卷43，第975-976页，中华书局，1995。
[26] 见《外国人喜欢旗袍》，《参考消息》200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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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文，男，西历一九三五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和合学概论》、《新人学导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船山思想研究》等。
原文标题：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
来源：《中州学刊》2006年第五期
作者：张立文
本期主编：雅晴
责任编辑：子虚
美术编辑：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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