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到底谁影响了谁？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引爆“国际会议”冲突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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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日的体验怎么形容呢？好像没有一个词可以概括。一切都是生命里前所未有的：在来到Almagro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西班牙小城。

刚听导师说要去她家开这个国际会议，我的脑袋周围就是各种泡泡：导师家是大城堡吗？或许是欧洲贵族后裔？说不定是宫殿？

后来听系里的人说，导师的父亲是西班牙著名的建筑师。于是我对建筑师设计的自己家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真正见到这个特别的房子，才发现原来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虽然没有我想象的高大，却非常舒适，有很多合理的细节，再加上多元文化的装饰、当地手工匠人经手的家居品，这座几乎从废墟中改造出来的住家堪称完美！甚至可以用来开国际会议。

导师Taciana说她准备把这个建筑改成博物馆，而且已经开始操作了。

我觉得特别幸运能够认识她，因为我们有好多相似的地方，最重要的东西是共同的理想，我也曾想象把自己的家弄成博物馆的模样。

会议以外有好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例如当我走进市中心的戏院，看到了之前在西班牙语教科书里看到的景象：最古老、最西班牙特色的戏院惊现在我眼前。Taciana每一餐都安排了不同的当地特色菜，她真是完美的女主人！

不过时间有限，很多美好的小细节或许可以留待将来去回忆。我只想记下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收获。

与会的除了马自大东亚研究中心的几个参加此项目的老师，还有来自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海德堡大学等名校的历史学家。在他们中间我简直就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但是他们都特别平易近人啦。

尽管历史学的视角是我不熟悉的，很多他们所讲的东西对我来说有一定的理论断层，但是我也真是近距离的观察了一下欧洲学者的工作和研究方式，受益良多，感触也不少。所以想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

1

首先说一下这个项目，它的题目是：典型时期——欧洲历史在东亚的应用，这是一个欧盟的学术项目，集合了上述一些大学的不同专业的学者。

开会期间我基本一直是噤若寒蝉，因为历史学家讨论的问题我确实知之甚少，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搞懂他们研究的内容。

经过一个上午的聆听，我发现其实这个项目旨在阐发一个历史学的方法论，即把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历史时期（例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概念，把它所呈现的特征、具体表现、代表人物、影响等等一系列相关元素捏合在一起，应用在其它地区的一些类似历史时期上。

比如Pablo讲到的“文艺复兴”这个概念被梁启超和胡适用来类比中国19世纪10-20年代的文化改革，还有Martin讲的英国的扩张历史对日本太平洋扩张政策的影响。他们俩的论文是这个项目最核心理论的产物。

但是其它学者的发表并没有带有这么明显的“欧洲历史典型时期被东亚人借鉴应用”的说服力。所以会上他们就激烈讨论应该如何在自己的论文中强化这个因素。

其实即使Pablo所说的梁启超、胡适曾把中国文化改革跟欧洲文艺复兴相比，也不见得他们就真正应用了“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我认为类比和应用还是有些距离的，何况类比是发生在西方人作为受众的时刻。

也就是说，这种类比的真正意义可能仅是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变革，而并非旨在利用文艺复兴这个西方概念去实施自己的改革。历史的借鉴意义在什么层次上去分析，我感觉并不清晰。

整个上午的会议我没有发言，讨论环节主要集中在对项目的未来走向、方法论、论文切入点这些问题上。给我感觉这个项目的出发点不够坚实，摇摇晃晃的。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论题，多多少少跟欧洲的概念在东方的应用有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像Martin、Pablo那样贴近项目的主题。

中午饭时间，我就隔着饭桌向Pablo提问，先是问了几个跟他的演讲有关的问题，当我问他：你是否认为有中国的典型时期在欧洲的应用？

他先是没听清，然后我导师在旁边帮我又说了一遍，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正好都停下说话，听到了Pablo有点犹疑的回应，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Martin便问我刚才问的什么问题。

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Martin

于是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或许这个问题太犀利，大家都沉默了，气氛有点尴尬。

于是我解释说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国家项目鼓励大家研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提倡“文化走出去”，而在欧洲呢，又正好相反。

我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哪来的胆量说了一句：我认为这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视角的项目，好像欧洲与中国的学者无法相互学习，只能做相反方向的研究。

其实我的潜台词是：不管是欧洲政府的项目还是中国政府的项目都在鼓励文化自大。

于是一位老师说“因为这是一个欧盟的项目，我们得找欧洲政府拿钱。”大家都笑了。

我答道：“对，从这个意义上我能够理解。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研究其实很大程度受到了钱和权利的影响，而不是自由的研究，你们难道不这样想？”说完这句，沉默像冰一样冻住了大家的脸。

五秒钟后，Martin解释说我们最终是要落到历史应用的方法论上的。我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是心里还在想，方法论或许是这其中最客观而有价值的东西了，既然如此，到底是欧洲典型时期还是中国典型时期，又或许是日本典型时期在其它任何时空的影响，其实根本不重要，谁影响了谁，谁借鉴了谁，这只对政客重要，但是我们并不是政客呀！为什么要带上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歧呢？

我在饭桌上不小心表达的真实想法在下午的会议上产生了后果。很明显我中午说的话在其它老师脑海里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下午Daniel的发表结束后，Martin评论说或许这个项目的主题限定得有点狭隘，并不一定每一个人的研究都要像他和Pablo的一样找到一个欧洲的时间概念被东亚人拿来应用。

我记不清他具体怎么说的，但是大概意思是早晨强调的论文框架应该做一些调整。我的发表是当天最后一个，开了近十小时会，大家明显都有些体力不支。我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我研究的内容，省略掉很多有趣细节。

后来Martin打断了我，他说想问问我关于午饭上我的言论。

当时我已经为午饭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言论尴尬癌晚期了一下午，赶紧趁机找补说：“对不起，我中午说的可能是胡说八道。”

大家都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Martin不无挑衅性地问我：既然你中午说这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项目，那你做的这个题目还是欧洲文化向东传播的例证啊，你怎么解释？

我说我本来是想研究第一部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经典——《明心宝鉴》。

这时导师也出来帮忙解释，说是她的影响导致我重新选题。

Martin不依不饶地问我：那你现在做了这个题目，在中国学术圈可以生存吗？我跟他讲因为我研究的这部作品很少有人研究，算是稀缺资源，而且中国也有宗教研究方面的杂志可以发表传教史方面的文章，中国的文学审查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格，另外这篇文章已经被翻成英文，也可以尝试找国际杂志发表。

Martin还是不满足，他说：“我并不是担心中国的文学审查，我就想听听你认为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我说：“我想作为学者应该是传播和生产知识，而不是挑起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他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放过了我。 

2

虽然我的言论激起了一些冲突，但我并不后悔说了这些。

首先导师没怪我，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我想意识形态冲突本身就客观存在，并不是我沉默就可以消除的，而且为什么在意识形态冲突面前粉饰太平，美其名曰“求同存异”的总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

我既然参与了这个会议，那我就是与会者，我有我的观点和视角，或许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聆听，但我要保留说话的权利啊！何况我觉得我说的也没什么错，分寸上并不超越界限。

说到底，如果只认为欧洲历史是理想典型，它影响了世界各个地区，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甚至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应该借鉴欧洲历史，这就是赤裸裸地把欧洲文化凌驾于其它一切文化之上，强调文化扩张，那么这样的欧洲项目我不参加也罢。

管你喜不喜欢我的发言，我才不会当民族文化的叛徒。我是来求学的，我的研究因其客观中立真实而具有价值。而且学者不应该被当时代的政客拿来当枪使，而应该把人类深远的福祉作为自身使命，就这样。

不过有些学者是抱着强我民族的心态，努力为本国文化开拓疆土，这样的学者到处都是，不光欧洲有，中国也比比皆是。是人就有其自身属性：国籍、种族、性别，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有属性就有立场，这是无法规避的。

我说我不当本民族文化的叛徒，这也是一种立场，但这不代表我就有什么民族主义优越感。欧洲也有世界闻名的汉学家，像法国的艾田蒲，没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而且卓有成绩。

但我想，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迎合政治，清高的学者会说是为了民族利益。为了民族利益当然没错，但是这个民族利益有没有被政治利用，而更贴近政治利益？

所以，学术研究需要学人的操守和良心，观点必须基于客观的态度和严谨的求证。每个国家的文化、历史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有好东西，告诉别人，这是分享，是水乳交融，能推动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包容。但如果一味强调本国文化的优势，就成了强加，有什么益处呢？

最终成了欧洲学者抱着欧洲中心论在那里自说自话，中国学者抱着中国传统精神在那里自说自话。不是很可悲吗？

尽管与会的都是了解中国、日本历史的欧洲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会有些微减轻：对共产党政府、毛泽东时代的批评还是普遍的。所以我就在想，也不一定分歧都来自偏见，既然做过深入的研究仍然采取反对的态度，或许中国体制本身确实还是有些许不合理的地方。

当然，并不是说欧美政治制度就有多完美，我们同样可以诟病西方制度，同样也可以怀疑他们的视角和材料是否可靠。然而我们也得警惕，以历史为鉴，而不是故意抹杀历史。

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历史观确实太片面了，大量令人不快的回忆被隐藏起来，成为现实中的禁忌。我担心这样一来，中国历史永远都在一个死循环里，什么都不会改变，历史无法向前推进。

我们应该原谅不堪的过去，然而如果我们已经遗忘了它，又何谈原谅呢？当我们的记忆出现大片空白，只好用别人的记忆来填补它。

从我记事以来，国内的图书市场就看得到大量西方经典，我们对西方的借鉴也好，学习也罢，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

而反过来呢，在欧洲我们竟然还是那个被边缘的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能借鉴他人的自我审视和批判，却无法以客观而全面的视角反观自身。

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欧美文化充斥中国人的视野，这难道全是因着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根由？

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怎样告诉其他国家和种族的人我们的历史真实？我们是怎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五千年，到今天依然屹立不倒？很多中国人会自豪地告诉他们中国历史辉煌灿烂的一面，当被问到积贫积弱的历史、政府的腐败、社会的瓦解、人民惨遭饥荒，难道说这都是宣传的谎言？

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教训要自己总结，如果要欧洲人、美国人告诉我们，那中国文化就已然被边缘化了，或者被贬低了。

近些年来尽管有更多人敬畏中国的国力，但是钱毕竟无法赢得欣赏与尊重，更无法带来深层的理解与和平。更开启不了民智。所以我深切地感到，作为中国的学人，我们任重道远，绝没有时间继续干傻事。

研究应该全面、真实、客观。一味地强调国家项目、教育部项目只能让中国文科学者越来越失去学术的中立性。没有学术自由，发表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宣传品，而很难产生经典。

3

最后想说一下开完这个会另一个技术性的收获。抛开项目主题不说，我认为欧洲学者的工作方式很值得学习。

在这样一个纯文科的项目里，他们不断吸收优秀成员，频繁交流。本学期这样面对面的会议至少就有两次，视频会议几乎每周或每两周举行一次。还利用dropbox等信息平台分享资源、通过文字交流思想。

整个团队的协作很充分，大家互相都了解对方在做什么、有什么研究计划，并且相互提供帮助和建设性意见。我觉得这种直接的工作方式即使在国内理科的项目组恐怕也不多见。

国内的项目组永远都是导师、负责人的意见大于天。在这个项目框架中，他们策划着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光是学术发表，还包括网站、在博物馆办展览、国际圆桌会议等等等，真可谓别开生面，丰富多彩。每个人都非常积极地为项目添砖加瓦，就连设计logo这样的事都不惜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去做。

而在国内，或许开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跟我无关、于我无益，何必多事”的心态，听着别人的演讲，已经在想去幼儿园接孩子、晚上有饭局这些生活里的烟火了。

所以，我饭桌上的一句闲话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正说明他们对每位项目组成员即使不是平等以待，也是比较重视的。否则，我是哪根葱啊？一个博士在读，研究的东西跟项目主题也没太大关系，何必要理会我说了什么？当然，反过来说，对每位项目组成员也有很高要求。

以上便是这次会议我想记录下来的一些收获，还有自己不成熟的思考。我想不管我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是否绝对正确并没有所谓，如果有人批评我的言论，我很欢迎。

只要你是想说服我，而不是想打压我，我认为都没问题。

很多道理、事情说了和没说就不一样，写了和没写更不一样。

我还是坚信：过程永远大于结果。因为过程是自己的，而结果是上天给的。所以，我应该勇敢一点，“放飞自我”，不停地写，勇敢地写下去。

作者简介

肖音，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讲师，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标题：欧洲项目会议（Almagro 2017 May 25-27）

 来源：作者授权

 作者：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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