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还是耶诞节：文化交流？宗教自由？

公元691年，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本•麦尔旺在耶路撒冷修建一座清真寺，称“大石圆顶寺”；705年，哈里发麦尔旺又修建了“阿克萨寺”。大石圆顶寺和阿克萨寺都修建在犹太教圣殿的遗址上，它下面就是西墙，是当今世界犹太人的第一圣址。

在犹太人的圣地修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亲密的“文明对话”了。但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带来的却是永远难以化解的仇怨和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从中世纪的十字军，到现在的阿以战争，都是这种“文明对话”的直接成果。在儒家的圣地修建基督教堂，如果真的能称为一种“文明对话”，那就和伊斯兰教与犹太-基督教的这种对话方式没有什么两样。它的对话工具不是纸笔和书卷，而是刀剑与枪炮。今天，双方的争论还只是口头上的；但若此堂一建，不要说曲阜一地，恐怕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将拜此种文明对话之赐，陷入永无宁日的冲突之中。这对儒家固然是一种巨大的耻辱，但对爱好和平的基督徒而言，恐怕也是一个不愿看到的结果。

有人说，在曲阜修建教堂，考验的是儒家的宽容；十教授的联名反对，被认为是文化强权和顽固的保守主义。确实，这个事件是对中国学者的宽容与自由的考验，但该接受考验的恰恰是那些基督徒和捍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将自己的教堂修建到孔庙的大门口，不懂得尊重他人（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他人”）的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谈什么宽容？打着文明对话的旗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妄谈自由，还有什么比这更象文化强权的？十教授从未否定过基督教的教义，也不曾蔑视基督徒的信仰，当然更没有主张把孔庙修到哪家教堂的门口。他们只是记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恭恭敬敬地请入侵者退避三舍。如果这也算作文化强权，那些基督徒的面目该算什么呢？

在讨论中，有人回忆起古代皇帝的胸襟，说今天的儒家学者还比不上古代帝王。这些人们应该记得，就在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陷入血腥的战争的时候，中国文化曾以怎样的胸襟接纳天主教信仰。康熙皇帝虽然并不知道西洋人好不容易才颁布的，主张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但他又是题诗，又是写对联，与传教士们切磋绘画，交流算学。就在法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的时候，天主教却在中国自由地发展着。世界上恐怕很少能有如此胸襟的帝王和如此宽容的文化了。但是，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却谕令禁止中国教徒拜孔子和祖先。康熙皇帝多次派使者与教皇商谈，请求撤销禁令；也数次接见教皇特使，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直到确信教皇已经不可能收回禁命，康熙才禁止传教。等到1939年，教皇取消了禁令，中西礼仪之争才宣告终结。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常识。

任何文明中的宗教自由，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宗教自由，绝不是允许对方有侮辱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自由；没有自信而强大的文明主体，怎么谈得上对话与自由？今天的基督徒，远远没有利玛窦的胸襟，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却超过了英诺森十世；今天的十教授，其耐心并不亚于康熙皇帝，而他们为中国文化所做的，却比康熙皇帝温和得多。

英诺森十世要做的，是不准信仰基督的部分中国人祭孔和祭祖；但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所做的，却是要以高大的教堂直逼儒家的圣地孔庙大殿。康熙皇帝在与教皇多次交涉未果之后，宣布不准天主教传教；但十教授所希望的，只是让中国的基督徒对孔子不要那么盛气凌人。康熙皇帝面对的，是对中国文化毫无知识的教皇，将祭孔祭祖宣布为异端；但今天的十教授面对的，却是自称孔子后裔的基督教牧师，号称代表基督教来和儒家对话了。

因此，有人还拿出了一个理由，说既然曲阜没有什么圣地的气氛了，既然连孔子的后裔都不愿守住这个传统了，为什么还要重视这块地方呢？基督徒以此为名，来破坏礼乐文明的象征，简直是趁火打劫的强盗行为，和当年的哈里发趁着犹太人不在耶路撒冷，修建两个清真寺一样。确实，儒家从来没有像犹太教那样宣称，只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真正的圣殿；儒家的真正中心也确实不在曲阜了。不过，曲阜三孔却和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征意义，始终是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礼乐文明的标志。这些基督徒破坏的，不仅是曲阜，不仅是儒家，而且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基督徒的尊严与道德，是他们宣称的“文明对话”与“宗教自由”，这些可贵的现代精神。

文章标题：文明对话？宗教自由？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

本期主编：雅晴

责任编辑：彭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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