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膜 | 西方女同性恋电影扫描
文／mag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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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同性恋题材长期成为电影创作的禁区，女同性恋题材尤甚。被男权叙事统治的电影圈没有兴趣，也无法容忍女性能够彼此相爱，建立一个和男人无关的情感世界。
欧洲对同性恋电影一开始比美国更加宽容，丹麦、瑞典、德国早在默片年代就出现过少量表现同性恋苗头的影片，莫里茨·斯蒂勒（Mauritz Stiller）和卡尔·西奥多·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都拍过带有同性之爱元素的影片，前者就是一名同性恋。
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风气较为开放，有的名导如F.W.茂瑙（F.W. Murnau）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公开生活，在当时颇为特立独行。《与众不同》（Anders als die Andern，1919）是德国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它最早对男同性恋作了正面和同情的表现。
十二年后，德国又拍摄了《穿制服的女孩》（Mädchen in Uniform，1931），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部女同电影，影片讲发生在一个寄宿女校的师生之恋。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时遭到严厉的删减，只剩下几个含蓄的眼神。影片批判了寄宿学校的僵化制度，也是对正在崛起的纳粹主义的挑衅，这导致它在德国被长期禁映。影片在后世广为流行要归功于七十年代的一批女权主义者，他们发掘出这部影片，并将之推送到各个电影节和回顾展，令其风靡世界。有趣的是，德国电影史的两大权威阐释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和洛特·H.艾斯纳（Lotte H. Eisner）对它的看法有所不同，当然这两人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总是不同。克拉考尔更多将《穿制服的女孩》视为对威权主义的勇敢反抗，艾斯纳不否认这一角度，不过她更强调影片中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其实这两种角度都没问题，只不过更显而易见的同性恋关系却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那才是影片让后来的拥趸最欣赏的地方。
《穿制服的女孩》在三十年代的欧美电影界即使不算女同电影的孤例，应当也是极为罕见的了。当时在明确的女同性恋电影之外，尚有一批打擦边球的女性调情影片。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在《摩洛哥》（Morocco，1930）里吻了一个女人，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在《瑞典女王》（Queen Christina，1933）里演一个双性恋的君主，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三人行》（These Three）改编自一个女同三角恋的戏剧，这些都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不多暗示。
欧洲在这方面走得稍微远点，有的喜剧电影喜欢表现女扮男装后的同性恋爱。在戏中，一个女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化装成男人，和另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比如丹麦电影《青春与疯狂》（Jugend und Tollheit，1912）里，一个女人扮成男人去追求自己的情敌，最后巧妙地赢得真正的心上人（男人）。德国的《美妙的裙子》（ExzellenzUnterrock，1920）、《堂娜·胡安那》（Doña Juana，1927）、《佛罗伦萨的小提琴手》（Der Geiger von Florenz，1927），以及原版的《维克多与维多利亚》（Viktor und Viktoria，1933）、《异想天开》（Capriccio，1938）都不脱这个套路。
六十年代之前，银幕上的女同性恋经常被表现为男子气的刻板形象，比如《铁窗红泪》（Caged，1950）中虐待成性的监狱长霍普·埃莫森（Hope Emerson），或《狂野边缘》（Walk on the Wild Side，1962）中饰演妓院老鸨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
那时候的女同性恋电影几乎没有好的结局，总是发生在寄宿学校、精神病院这种压抑不详的空间，在严厉的束缚下，恋情最后只能以悲剧甚至死亡收场。威廉·惠勒翻拍《三人行》的《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1961）最后，自我厌弃的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上吊自杀。修成正果的女同性恋情侣在电影中几乎没有，根据D.H.劳伦斯（D.H. Lawrence）短篇小说改编的《女狐》（The Fox，1967）里，一对女同恋人被一个闯入的男人瓦解了。美国成人电影先驱拉德利·梅茨格（Radley Metzger）在巴黎拍摄的《特蕾莎与伊莎贝尔》（Therese and Isabelle，1968）也是类似结局，一个女人参观早年就读的住宿学校，回忆起她和一个女孩的纯真恋情，她们许下永不分离的诺言，但后者被父母从学校接走，从此再也无法相见，前者只好离开学校回到未婚夫的身旁。
六十年代末审查体系的崩溃——这是外部社会更浩大的性解放和女权运动推动的结果——更多的同性恋电影出现了，当然包括女同电影。女同元素甚至作为一种色情元素被植入到低成本类型片和猎奇电影（exploitation film）中，1968-1974年间的一批吸血鬼电影便是利用这点，以女同性恋的性爱场面为噱头吸引男性观众。有学者的归纳，这类电影多采用一种双性恋的三角关系。一对异性情侣受到一个女同性恋吸血鬼的威胁，影片最后以情侣团圆，恢复男权秩序结束。
《乔治修女谋杀案》（The Killing of Sister George，1968）是第一部在美国被MPAA评级为X的女同电影，影片将一个女人的职业挫折与同性恋情的失败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反省价值。
《乔治修女谋杀案》
芭芭拉·汉默（Barbara Hammer）是七十年代一个多产的女同性恋电影作者，她以旧金山为基地，拍摄了很多女同主题的实验短片，以她为代表的一批同性恋实验影人（还有格雷塔·席勒[Greta Schiller]、杨·奥森伯格[Jan Oxenberg]等）深刻地启发了之后美国独立电影中的同性恋影片作者。
八十年代后，同性恋题材渐渐进入主流电影。《个人最佳》（Personal Best，1982）是第一部大成本的女同电影。明星云集的《千年血后》（The Hunger，1983）是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的处女作，他复活了吸血鬼女同片。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在片中构成了一组奇特的人物关系，德纳芙饰演的角色要奴役萨兰登，后者最后选择了自杀。影片似乎在暗示，同性欢愉的背后隐伏着难以承受的代价。
因为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者成为电影导演，这悄悄改变着银幕上对女同的刻画。
《爱的甘露》（Desert Hearts，1985）可能是第一部正面结局的女同影片。因为之前的许多女同片让女人最终回到男人身边，这等于是对同性恋爱价值的否定，这部影片中的恋人坚持到底，没人受到惩罚。它的导演堂娜·德奇（Donna Deitch）与原著小说作者都是女同性恋。差不多情况的还有《钓鱼去》（Go Fish，1994），由同性恋导演罗丝·特洛奇（Rose Troche）导演，她也倾向于给出一个光明的结尾。特洛奇后来还拍过女同题材的《拉字至上》（The L Word）电视剧。
《惊世狂花》在性爱处理上的大胆真实是同性恋电影的一次重大突破。
针对八、九十年代在独立电影界和电影节圈子里出现的大量同性恋电影，有人发明了「新酷儿电影」（New Queer Cinema）的术语，用来描述这一现象。这类电影的导演经常也是同性恋者，他们的作品形式极端，对性别身份的立场也咄咄逼人，让传统电影中的异性恋世界感到不安，也拒绝七、八十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推广同性恋者正面形象的单一诉求。所以，新酷儿电影里的主人公经常被描绘为边缘人群，以不苟同于社会主流的方式生活并恋爱着。其中较重要的女导演包括詹妮·利文斯顿（Jennie Livingston）、玛丽亚·玛根蒂（Maria Maggenti）、詹咪·巴比特（Jamie Babbit）、谢丽尔·邓耶（Cheryl Dunye）等。
以科幻电影闻名的沃卓斯基兄弟也是以酷儿电影出道，当时还没人知道两兄弟之一有特殊的性别认同。他们的处女作《惊世狂花》（Bound，1996）在性爱处理上的大胆真实是同性恋电影的一次重大突破，这可能是因为导演请来了苏茜·布莱特（Susie Bright）充当顾问。
瑞典电影《同窗的爱》（Fucking Åmål，1998）展现了中学生之间纯洁的初恋，它的结局也是正面积极的，当年在瑞典上映时曾击败过《泰坦尼克号》。
《高潮艺术》（High Art，1998）的导演丽莎·查罗登科（Lisa Cholodenko）是著名的女同性恋，她有一个吉他手女友。这部影片对两个女人之间的情爱关系表现得非常真实而笨拙。后来她还拍过《孩子们都很好》（The Kids Are All Right，2010），讲中年女同性恋夫妇通过捐精的方式，成功养育了两个积极向上、阳光健康的孩子，她们之后经历了婚外恋的考验，重新拯救了家庭。这部电影打破了不少同性恋电影的陈旧定式，以异性恋来考验同性恋，还触及了同性恋者组建完整家庭的议题。
相信今天的影迷能够更加自然地接受同性恋电影，不论是性爱场面的处理，还是对情感、家庭困惑的表达，同性恋电影和异性恋电影没有区别，都是情爱电影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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