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的惊天一跪是作秀吗？
因为各种机缘和关系，我在多个场合和方励有过接触，无论是在他劳雷影业的工作室还是多个文化活动的对谈现场。
他是一个很善谈的人，很愿意跟你“剖析”他的心声——即便在你跟他还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和属于在我们看来典型“商业成功者”的自信。
即便如此，在得知他昨天为了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排片少、而向各影院排片经理下跪、恳求支持——而且是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还是突然间有种错愕和莫名惊诧的感觉！
毕竟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业界大佬！
毕竟他对于《百鸟朝凤》而言，只是一个高级的“义工”！
毕竟男儿膝下有黄金……
毕竟……毕竟方励你并没有错没有罪。
视频画面中的方励，身着朴素，他失去了往日成功者的光环，他略显老态和疲惫的神色，令人悲悯，更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感慨：
做电影，真的好难啊……
方励生于1953年，基本上和我父亲同龄。看着年过60的他，想象着如果那是我的父亲跪在那里，滋味一定是难以表述的愁云惨淡。
经由网络的发酵，这一跪，跪出了悲壮，也跪出了可以预想的、随之而来的争议。
有小部分声音质疑说，这是一种炒作和作秀，要不然为何要搞网络直播？
如果从这个角度客观看，方励这一跪是有商业传播价值的，至少一时间我的朋友圈，被刷屏了，嗅觉灵敏的媒体蜂拥而至了。经由方励这样一次出于义气、悲愤甚至非理性而起的“行为艺术”，《百鸟朝凤》在《美国队长3》的一统天下中，再次回归到人们的主流关注中。
也正如我此刻正在键盘上的“码字”行为，没有这一跪，这篇文章就没有生产的原动力。
《百鸟朝凤》这部影片在近期的宣传中，发动了大量非常规的、其它电影难以学习和想象的“情感流”攻势——这当然得益于吴天明在西影厂以及之后所作所为所奠定的电影教父、改革家和悲剧英雄角色。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吸引了国内外的诸多大导和艺术家，从马丁·斯科塞斯、李安到张艺谋、黄建新、徐克、陈凯歌、贾樟柯、韩寒，从电影公司老板到院线老总、电影评论家们的力捧。
但可惜的是，这种力捧，只是道义上的。
情怀不能当饭吃。道义上的支持，换不来真金白银。《百鸟朝凤》需要的是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
况且，道义上的支持，其实并不吸引眼球。有多少年轻观众知道马丁·斯科塞斯是谁，江志强是谁，黄建新是谁。
因此，从舆论传播的角度看，方励这一跪的效果也许大于之前所有宣传造势的总和——因为他将业界对影片姿态性的道义支持，上升到一个文化讨论的新层面上。
但更多传来的声音，是一种无奈和伤感。
方励的“作秀”，不是陈光标式的“作秀”，下跪不是撒人民币式的富人游戏。
大家在问：首先，这种姿态，符合吴天明倔强坚韧的精神吗？老爷子的在天之灵，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儿？
《百鸟朝凤》是吴天明的绝唱，是他个人的精神自传。在原著的小说中，焦三爷并非主角，吴天明却在电影改编中把他化为主角，“歌以咏志”的态度非常明显。这个人物，有着大时代中为艺术、为人生的孤独和坚守。正像他在片中所说的：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百鸟朝凤》需要寻找的，是那些真正的有缘人。
换句话说，方励的行为，似乎并不太符合吴天明的行为作风。
但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铁骨铮铮的吴天明又何曾没有下跪过？
八十年代他在西影厂当厂长时，由于提拔任用年轻人才，自然会引发非常多老同志的不满和怨愤，很多人就跑到他办公室闹，有一次，吴天明就突然对着闹事儿的人跪了下来：求求你们了，就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吧！
下跪，有时并不意味着软弱和乞求怜悯。
下跪的动力，源自一种内生性的生命感性。
大家又问：方励下了跪，这排片量就能上来了吗？
这似乎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它让我想到去年王小帅因为《闯入者》排片量低，而做的“公开信事件”，只是小帅导演的行为一直还维持着一种艺术家的“范儿”，没有方励做得如此过激和决绝。
在今天这样时代，大家生存都不易。
不用非得埋怨“劣币驱除良币”，也不用抱怨说“观众没有观影素质”——因为每个人对于电影的认知、以及对电影功能的了解总是千差万别。吴天明把电影视为生命，但一个普通的小镇青年，也许只需要在一场《何以笙箫默》中过一把玛丽苏式的白日梦。小镇青年有错吗？活该被骂吗？
电影发行方和院线方，更无需相互埋怨。院线排片经理容易吗？排片场次多了，没有宣发经费作为支持，没有9块9、19块9的持续票补，没有人看，电影院就活该死掉吗？
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方励这一跪，多少会撬动一些院线老总的心，给《百鸟朝凤》提供适当的电影排片倾斜，是很有可能的。
但归根结底，这类电影的生存，需要国家政策和电影结构的生态建设，来进行有效支撑。比方说，我们有没有可以专门放映这类电影的艺术院线，上映《百鸟朝凤》这种作品，可以获得政策资金的相应补贴？（毕竟，我们观众看得每一张电影票里，都有5%的政府专项资金被提取）我们又有没有行之有效的二轮电影放映机制？如今《百鸟朝凤》的电影排片，集中在早上和夜间，想看的人也看不到，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个电影面对的了。
吴天明的悲剧和遗憾，不是个案。
无论如何，我个人要向方励下跪这种情况表示由衷钦佩。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一个观点：电影就是他的一个奢侈的爱好。他喜欢做电影的义工，他喜欢电影带给他的丰富情感和体验。《百鸟朝凤》和他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这个时候他站出来，当中跪下了，是真诚的。我希望，我们不要仅仅将此行为视之为一个市场行为或者道义相助的情操，更重要地，是借由“下跪事件”检讨和讨论我们电影产业化发展中支撑《百鸟朝凤》此类电影的有效措施和实施路径。
我曾经在花家地的单向街书店，做过一次《百鸟朝凤》的映后交流活动，主持人最后让我们推荐一下这部作品。我说：这让我想起当年刘别谦逝世时的情景。刘别谦死后下葬时，导演朋友都无比神伤。
比利·怀德说：可惜呀，世间再也没有刘别谦了。
威廉·惠勒此时接了一句：更糟的是，“刘别谦的电影”没有了。
在此我也想说，吴天明走了，更糟的是，吴天明的电影再也没有了。《百鸟朝凤》是一曲绝唱，我们衷心地希望，这缕绝唱，能飘扬地更远一点，更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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