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魏德圣、小野……一起开了场杨德昌吐槽大会
文 | 皮革业
上周杨德昌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补看了《恐怖份子》。
后来在网上翻到一套纪录片《十年再见杨德昌》，今年桃园电影节做的策划，由吴乙峰导演（《我们这样拍电影》）采访杨导生前的合作者，包括小野、余为彦、柯一正、杜笃之、张震、陈湘琪等，一共15位。
最先看的魏德圣那一段。他讲自己到杨德昌公司做助理，给杨导开车，做案头工作，参与剧本，再从助理导演做到副导演。
魏德圣说杨德昌平时给他的感觉是一个很温和的长辈，个子很高，笑眯眯的，但进入拍摄期就不一样了，完全变成吹毛求疵什么都骂的凶悍艺术家——“传说中那个杨导终于在拍片的时候回来了”。
吴乙峰问魏德圣在现场的工作是什么，答案是“被骂，就是被骂，没有一天没被骂”。魏德圣说自己人生最难熬的两个月，就是拍《麻将》的两个月，当时最轻松的动作就是在墙边上靠一下，还得是站着。因为一蹲下，杨导就要问，小魏你在等什么，答不上来肯定要被狂飙一顿……
有天拍Pub里的夜戏，戏拍完了，魏德圣带着录音组在收环境音。那时凌晨三四点， Pub经理想回家，就轻手轻脚溜出去，其实没有影响录音工作。结果，杨德昌大发雷霆，问小魏怎么搞的，随手要抄把椅子打他。魏德圣说，如果当时杨打下去，自己肯定会跟他拼命……结果，杨德昌收手了，第二天开工前，他笑着过来拍了拍小魏的肩膀。魏德圣说，这就够了，他在跟你道歉。
魏德圣这段采访非常精彩，后面讲他离开杨德昌，拍《赛德克巴莱》时怎么在精神上跟师父竞争，去洛杉矶找杨导的墓地，每段都又有料又煽情。
后来，陆陆续续把这套总长6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看完了。除了缅怀追忆的主题外，受访者都会提到杨德昌的脾气问题，如何难搞，如何爱骂人，如何不通人情、小孩子气、不给面子并且绝不妥协。人人都有一段想跟他同归于尽的血泪史，汇总到一起，简直成了“杨德昌吐槽大会”——
张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麻将》演员）
姜秀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演员、《一一》表演指导）
陈湘琪（《独立时代》演员）
唐从圣（《麻将》《一一》演员）
虞戡平（《海滩的一天》策划）
陈骏霖（《追风》前制）
杨德昌肯定是华语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创作者，留下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这样伟大的作品，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和很多伟大的电影人一样，杨德昌也有性格上的“天才阴暗面”，至少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作为电影黑料爱好者，我当然对“吐槽大会”部分很感兴趣。于是就以杨德昌脾气到底有多大为题，搜罗了一下相关的段子，加上他创作中遇到的一些囧事，大致以时间为序，整理出这篇推送。
（内容主要参考《十年再见杨德昌》及2012年台湾时周出版的访谈录《再见杨德昌》，本篇结尾会放纪录片在线观看地址。）
现场篇·那个人不要再出现了
杨德昌在拍摄现场常说的一句话：那个人不要出现了，明天不要再看到他了。
杨德昌爱摔东西，头上的棒球帽，手里的对讲机。
杨德昌常骂台湾人所说的三字经和五字经，分别是“操你妈”和“操你妈的逼”……张震说《牯岭街》里“操你妈的逼”随处可见，但他那拨的小孩都不这么骂了，是杨导那个时代常用的。杨德昌骂起人来，国语、台语、英语什么脏话都有，到做动画那个阶段，最生气时就用英语。
拍摄现场只有两个人能hold住杨导，都是他常年的合作伙伴，一个是制片人余为彦余哥，另一个是录音师杜笃之杜哥。这两位哥看哪些人会出状况，提前指出来，或者赶在杨动怒前骂一骂，做做样子，下面的年轻人干活就能放松点儿。
杨德昌在《恐怖份子》拍摄现场
吴念真说，杨导的副导演常给他打电话，请他去现场，说这样导演会开心一点。吴念真说，杨的现场他真的不是很喜欢去，因为太严肃了。
杨德昌的现场有多严肃？拍《一一》时，制片陈希圣找朋友救场，来做助理导演。这个哥们有点犯怵，要先探个班，当天拍办公室的戏，看完就说你们这边好恐怖，我还是不要来了。陈希圣问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么大的现场，一百多张办公桌，全剧组没一个人敢坐着……
陈希圣（《一一》演员兼制片）
编剧篇·相信我，牯岭街拍起来很快的
杨德昌写剧本的时候很焦虑，又不太会用语言表达，有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是故事，而是画面或概念。柯一正问他《青梅竹马》要拍什么，他说拍侯孝贤在路上走，进电梯，电梯门开，侯孝贤没出来，电梯门关，再开再关再开，他出来。当时没人明白他在讲什么，后来片子出来才知道，他说的是一种状态。
中影要他尽快拍《海滩的一天》，限期十天交出剧本。他带着吴念真去了垦丁，在小招待所里憋剧本，聊到第三天就不行了。吴念真提议去游泳，他说好，就一起去了海边。吴问他为什么站着不下水，杨才说自己不会游泳……
吴念真、小野、杨德昌携《恐怖份子》出席亚太影展。
写《恐怖份子》剧本时，杨德昌半夜去敲小野家的门，说要好点子得马上聊。等俩人到咖啡厅坐下，杨才说根本没什么点子，就是心情不好，睡不着。有一段，杨德昌打算放弃《恐怖份子》，先拍《牯岭街》，他说这个拍起来快，你相信我，30天就能拍完。大家都知道后来的事，《牯岭街》耗了快五年，光拍摄就八个多月。小野给折腾烦了，写了封长信骂杨德昌，指责他各种不靠谱，杨气得说不出话，又不想错过机会，只好硬着头皮拍了《恐怖份子》。
《光阴的故事》：再也不理那些老逼央的
杨德昌刚回台湾，参与第一部电影《光阴的故事》，台湾中影的片子。中影里面讲阶级资历，都是按资排辈那套传统，摄影师、录音师、美工这样的技术人员，进去至少干十年助理才能熬到独立工作。《光阴的故事》启用四位年轻导演，有些老师傅看着不爽，就故意刁难他们。
开拍头一天，杨德昌就跟摄影师闹翻了。杨德昌喜欢自然光源，在片场弄了盏台灯试拍，摄影师说感光度不够没法拍，还一直问他“你这个在表现什么”，俩人就这样吵了起来，一度闹到停工。
《指望》里石安妮有这样一个镜头，画幅一变就穿帮了。
片子应该是1.85:1的画幅比例，可摄影师偏拍成4:3，说是影院放映时会加片门，到时候效果一样。画幅一改画面整个就不一样，还会穿帮，杨德昌气得拍不下去。最后闹到中影老总明骥那里，经过一番协商，才拍板改回导演要的画幅。
后来拍《牯岭街》有个国文老师的角色，杨德昌叫编剧鸿鸿来演，不过得现学山东话。鸿鸿说中影里有不少外省人，可以找一位山东的来演。杨德昌说，那些老逼央的，妈的，我根本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
《海滩的一天》：99%我都不喜欢
《海滩的一天》快要开拍，杨德昌说什么也不想再用中影的摄影师，打算从外面请杜可风。这当然坏了规矩，中影的人说胡金铨、李翰祥来拍片也得用我们厂的摄影，何况你一个只导过四分之一部电影的娃娃。
明骥虽然是个开明派，也觉得杨德昌太麻烦，就让策划小野转告，再闹就不叫你导了。幸好这时张艾嘉带着新艺城的投资进来，《海滩》变成两家合拍，就有了变通的机会——最后由中影的张惠恭和杜可风联合摄影。
杜可风当时没经验，《海滩》是他第一次拍电影，之前是做电视节目和纪录片。他想转电影，还曾经去给中影的老摄影师赖成英做过第二助理。片中有场很重要的戏，一群人在黄昏的海边找药瓶，杨德昌要抓那个magic hour，必须抢拍，还得曝光准确。这场戏要铺轨道拍摄，杜可风应该是想开个玩笑，他走到海里边说你把轨铺这儿吧。杨德昌即刻翻脸，让杜可风马上滚蛋，改由张惠恭拍摄。
那是一个将近十分钟长镜头，张惠恭坐着升降机手持拍摄，到最后难免会抖。杨德昌主要盯着张惠恭，看他一抖就重拍一条，一共拍了八遍。最后，杨导甩下一句话“今天所拍的，百分之九十九我都不喜欢”，就收工走了。等到看了洗出来的样片，杨才发现那个镜头没什么问题。
后来杨德昌邀请张惠恭拍《牯岭街》，还问他介不介意当年《海滩》的事，是不是还在生他的气。
张曼玉《暗杀》：还没见面已经撕逼
拍完《恐怖份子》，杨德昌开发过几个项目，其中《暗杀》是以张爱玲的《色戒》为底本改编的。《暗杀》出过详细的故事大纲，规模要比后来李安的《色戒》大，杨德昌想拍的更多是当时上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且做了案头储备，魏德圣最早的工作就是帮导演打字，整理一位老将军的日记。
《青梅竹马》时期的侯孝贤和杨德昌
杨德昌有意找张曼玉，就让鸿鸿给张的经纪人陈自强发传真，打算请张来台湾面谈，计划是待上两天一夜。张曼玉那边有兴趣，但希望能协调一下，想第二天早上去参加成龙在台北的慈善活动，其他时间都可以。
杨德昌听了很不高兴，回复对方我就是要第二天早上跟她谈。陈自强想挽回这事，表示时间上可以配合，杨德昌觉得还是不用了，就没再见面。
《牯岭街》：张震，你给我出来单挑
杨德昌和永濑正敏在《牯岭街》片场
杨德昌不怎么给演员讲戏，后来干脆让徒弟们做表演指导，跟演员沟通。演员演得不到位，他又很火大，认为不是能力或沟通问题，而是不用心，所以很爱换演员。
余为彦说杨拍《牯岭街》时换过一个非常专业的日本演员，我认为很可能是永濑正敏，他那几年跟林海象导演混，之前已经演了贾木许的《神秘列车》。《一一》里NJ的老婆、女儿也都换过，吴念真有些戏跟不同的演员组合拍了好几遍。
《牯岭街》里面演员大多未成年，杨德昌觉得讲也没什么用。有天剧组刚开饭，杨导就把张震叫到放道具的仓库里，乱骂一顿，然后把灯全关上，让他在黑暗里面壁思过。张震当时被吓到了，半个小时后，杨把张放出来，开机拍小四看到山东被杀那场戏，就是要那个效果。
后期重新配音，张震赶上青春期变声，前后录了几个月，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效果出不来，杨德昌在录音室门口喊，张震，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吧！制片人余哥说，他才14岁，你有神经病啊！
演小明的杨静怡在美国长大，之前没有表演经验。刚开拍没多久，杨导觉得她演得不对，什么也没说，又找了个年纪相近的女孩，穿一样的衣服，剪一样的头发，把小明的戏重新拍一遍。他就是要用这个刺激杨静怡，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一一》·首映式上的大飞踹
杨德昌在台湾艺术学院教过电影，因此常启用台艺的学生，比如《牯岭街》的编剧鸿鸿、杨顺清、演员姜秀琼，《独立时代》的副导演陈以文、王维明还有女主角陈湘琪，《一一》的制片人陈希圣等。
这拨人后来大多都在杨德昌的公司里工作，参与了多部作品，且身兼数职，从剧本策划、选景、演员训练到拍摄制作、宣传发行，还能演戏，什么都干。这几位被统称为杨德昌的“子弟兵”，当然，挨骂最惨的也是他们。
王维明（《牯岭街》演员、《独立时代》演员兼副导演、《麻将》表演指导）
王维明从《牯岭街》开始跟杨德昌，《独立时代》和《麻将》都参与过。《一一》筹备期，他负责选景，拿回来的方案杨都不满意，他顶了一下，问能不能告诉我具体哪里不满意。一下惹恼了杨德昌，要动手打他，被余为彦给拉开，王维明就此离开公司。后来，王维明自己执导电影《寒蝉效应》（大陆片名《不能说的夏天》）期间，闹出了殴打助理的新闻，算是师道传承吧。
《一一》里的陈希圣和吴念真
陈希圣就比较机灵，《一一》选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又得回公司交差。他在街边玩具店里看到一个巨大的阿童木的公仔，马上买下来带回公司。杨德昌特别喜欢手塚治虫，尤其是“原子小金刚”（阿童木的台湾叫法），他公司起名就叫原子电影。杨德昌一看见这么大的阿童木，巨高兴，跟美工们研究了半天，那天晚上就没骂人。
陈希圣还讲了个段子，有天杨德昌拍到一半突然喊收工，一个人跑回办公室生气，剧组全都蒙圈了。陈希圣说别着急，大伙先休息，然后叫助理去买生煎包、红豆汤和鲜榨橙汁，送到办公室让导演吃点心。大概等了四十分钟，杨出来继续拍摄，跟没事一样。剧组的人问怎么回事，陈说，导演糖尿病不能吃糖，血糖一低就发脾气，你给他吃吃糖，他就开心了……
2000年，《一一》在戛纳拿了最佳导演奖，杨德昌回到母校交通大学办台湾首映。电影开演，有个记者跑到银幕前举起摄像机要拍前排观众的反应。杨德昌大喊一声，“我操你妈的逼！”，随即冲过去踹那个人，一路把他赶出去。在他看来，谁都不能打扰观众的观影情绪。
以上就是“杨德昌吐槽大会”的全部内容。最后那个《一一》首映式踹人的段子，我在微博上发了，没想到还成了小热点，都在说杨导的举动够朋克够带劲，几乎没人批评他行为过激。
鸿鸿说，跟杨德昌最好的距离，就是当他的观众，他把自己最人性、最诚恳、最宽容的部分都放在了电影里。
其实，我还是更同意张震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
点左下角“阅读原文”可在线观看纪录片《十年再见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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