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战狼2》冲击奥斯卡，你不理解？因为能否得奖并不重要啊

文 | LOOK

美国奥斯卡官方昨晚正式公布了今年各国选送的最佳外语片候选片单，总共有92个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参与这个奖项的角逐，中国推选的影片是正在冲刺60亿票房的《战狼2》。

从大众媒体新闻稿的关键词铺排以及修辞策略来看，奥斯卡外语片的角逐，相比欧洲三大电影节，似乎更像是一场奥运会金牌大战：国家第一，重在参与。

这其实并非幻觉，因为这确实与奥斯卡对于外语片奖项的功能、规则、影响力的设定息息相关。最根本的一点，欧洲三大电影节虽然与奥斯卡外语片一样，需要报名，但前者针对导演，后者针对国家。

奥斯卡对于外语片奖的国家意涵的强调也体现在了昨晚的官方新闻稿，除了强调创纪录的数量以外，其还特别强调了今年首次报名参与的国家名字：海地、洪都拉斯、老挝、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叙利亚。

这篇文章将讨论为什么是《战狼2》代表中国参与角逐？不过在此之前，还得从头细说奥斯卡外语片的历史因缘以及遴选机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理清近年来各国送选影片的趋势，由此才可得出《战狼2》报选所体现的价值观与意义。

奥斯卡对外语片的定义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国籍（美国以外），二是语言（非英语），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美式文化政治。

盘整1929年到1946年这段历史时期的奥斯卡奖，没有一部非美国非英语电影获得过肯定，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部在美国本土公映的电影都可以角逐奥斯卡奖。于是在1947年，因为二战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奥斯卡学院官方意识到，需要奖掖来自外国的外语电影。

《擦鞋童》（1946）

德西卡执导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擦鞋童》（Shoeshine）成为首部被学院给予荣誉奖的外国电影。如此沿革一直持续到1955年。1956年最佳外语片奖正式独立出来成立，费里尼的《大路》获得了第一届的最佳外语片奖。

我们说奥斯卡是一项产业奖，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电影工业系统的自我评估体系，而资本主义如要能良性运作，量化、标准化、单一化继而固定化是最必须恪守的一套机制（如是才能产生交换价值，才能将交换价值最大化）。

所以奥斯卡奖的规则体系相比工业化特性薄弱的欧洲三大电影节，要细化很多。这也体现在外语片奖的遴选机制。语言与国籍只是最基本的遴选条件，而且这两个要求表面来看很简单，但执行起来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细致要求。

《大路》（1954）

要说外语，也就是非英语，有人可能会觉得只要一个国家报选的电影是非英语就符合条件，但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非英语对白的比例。

这方面学院是有规定的，只要英语对白超过50%便不合格。 2007年以色列官方送选的《乐队来访》（The Band's Visit）便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剥夺角逐资格。有意思的是，学院允许没有对白的电影报名参加外语片评选，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电影英语对白没有超过50%。

著名的例子是1983年意大利导演艾托斯科拉（Ettore Scola）执导的《舞厅》（Le Bal）。这部电影是法国、意大利、阿尔及利亚合拍，最后是代表阿尔及利亚参与外语片角逐，还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提名。 

《舞厅》（1983）

在2006年之前，学院对于外语对白还有一个今日看来非常保守的规定。任何国家报选的电影，其主要对白必须是所在国的官方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电影的落选。

2004年，意大利官方送选的电影《私人地区》（Private），电影的主要对白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这并非意大利的官方语言，因此电影被学院拒绝。

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在2006年之前，如果中国官方送选的电影是一部蒙古语电影或者朝鲜语电影，其实是不符合资格的。

唯一的例外是英国，英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按照官方规则，是永远不可能参加外语片评选的，但实际上英国从1991年开始就定期送选外语片了，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威尔士语。

《水》（2005）

加拿大官方在2006年之前送选的电影都是法语。规则改变后的当年，他们就把印地语电影《水》（Water）作为他们的报选电影，这也获得了学院的认可。

再就是「外国」的问题，任何一部美国电影都是没有资格参与外语片评选的。这就是为什么日语片《硫磺岛的来信》（Letters from Iwo Jima）、玛雅语电影《启示》（Apocalypto）获得了金球奖外语片的提名却没有获得奥斯卡外语片提名的缘故。

《硫磺岛的来信》（2006）

此外，学院对于美国海外领地制作的电影近年也作出了改革，比如波多黎各过去是有资格参与外语片送选的，1989年他们报选的电影《Santiago, the Story of his New Life》还获得了一个提名。但是从2011年开始，学院剥夺了该地区的报选资格。

除了国籍和语言之外，学院对报送资格还有一些零碎的额外规定。比如剧组工作人员的国籍、地区属性问题就经常被拿来讨论。

《色，戒》就是因为剧作主要创作人员没有达到一定比例的台湾属性，而被剥夺代表台湾报选的资格。

《色，戒》（2007）

学院还对电影的公映有一定要求，必须在本国公映至少一周。在此基础上，绝对不能在戏院公映前发行电视或者网络版本。2004年的荷兰电影《青鸟》（Bluebird）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剥夺资格。

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入围电影也采取报名制，1980年代以来，任何国家的任何电影人都可以报名。奥斯卡外语片则是需要官方报送，电影人没有资格自己报名。这些官方机构通常是文化部，或者电影主管部门。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各国报送的电影在美学风格、主题设置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毕竟每个国家的电影产业、电影文化、政经实力是如此不同。

奥斯卡外语片获奖国家前五名

究其参与程度、提名数量、得奖次数，意大利与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外语片奖项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两个国家实际上也是电影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国家。意、法两国从1956年迄今，报选电影的类型与风格基本没有太大差异，都是倾向于高知名度作者导演执导的艺术片，倾向于已经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有所重要斩获的电影。

《野马》（2015）

在政策变革之后，法国甚至偶尔会报选非法国导演的电影，或者非法语电影。比如2016年，报选的便是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执导的《她》。2015年选的是土耳其裔女导演蒂尼斯·艾葛温执导的《野马》，要知道这可是一部故事完全发生在土耳其、全部由土耳其演员出演、使用土耳其语对白的电影。

今年法国选的《每分钟120击》是一部艾滋病社会问题剧，摩洛哥裔导演罗宾·坎皮略（Robin Campillo）是戛纳常客，编剧的《课室风云》还拿过戛纳金棕榈。《每分钟120击》亦是今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电影。

《每分钟120击》（2017）

意大利电影因为近十多年来始终处于衰退的态势，所以一旦那屈指可数的几位大牌导演当年没有作品问世，便会出现一些新鲜面孔。今年送选的电影《吉普赛少年》便是如此，导演Jonas Carpignano是电影新人。

法、意两国的报选策略代表了电影文化较发达国家的趋势，首先考虑是否有在三大影展获奖，其次考虑大牌作者导演是否有作品，最后考虑在本国有较强影响力、具有普适性社会话题的作品。今年的片单依然反映了这种趋势。

《吉普赛少年》（2017）

瑞典的《自由广场》是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作品。德国的《凭空而来》获得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女演员奖，导演是高知名度的法提赫·阿金。奥地利的《快乐结局》 入围今年戛纳主竞赛单元，导演是殿堂级的迈克尔·哈内克。

俄罗斯的《无爱可诉》是今年戛纳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作品。匈牙利的《肉与灵》得了今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波兰的《糜骨之壤》是今年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

例外当然也有不少。塔可夫斯基当年毫无疑问是苏联知名度最高的导演，但他只有一部处女作《伊万的童年》被苏联官方送选。

原因是苏联官方对电影作品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考量，即便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屡获大奖，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电影能够代表苏联的国际形象，甚至反而是减分，所以从不选他。

《伊万的童年》（1962）

亚洲方面的例子可能更有代表性。日本电影因为过于的早熟，所以对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奖项早就过了敏感期。

是枝裕和、河濑直美、北野武这些在三大影展获得巨大肯定、几乎成为国际影展日本代言人的导演，甚少获得报送外语片的机会。今年日本报选的是《滚烫的爱》。这部励志温情影片获得日本学院奖的巨大肯定，导演中野量太是新人。

《滚烫的爱》（2016）

韩国官方从1962年开始推选。早期也以大牌导演为主，像李斗镛、李沧东这样的导演就频频代表韩国参与角逐。

但是最近五年来，韩国报选的电影以高度类型片、充满强烈社会议题的商业片为主，今年入围的《出租车司机》依然符合这个标准。这也与韩国电影近年在欧洲电影节成绩一般，奉俊昊、朴赞郁等大牌导演赶赴好莱坞拍摄英语片有关。

《出租车司机》（2017）

洪常秀同样也是二十一世纪迄今亚洲最重要的作者导演之一，但他的作品从来没有被韩国官方推送过。这肯定不是因为政治，也并非艺术水准不获韩国官方认可，而是他创作的题材，过于冷门和小众，在奥斯卡也没有获奖的希望。

阿彼察邦是二十一世纪迄今最有创造力的亚洲导演之一，但是他的作品仅有《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被泰国官方推选过（还是因为金棕榈的影响力太大），个中原因与泰国错综复杂的政局（及阿彼察邦本人与政府的关系）脱不了干系。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2010）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终于可以说回到我们最关心的华语片了。

由于特殊的原因，奥斯卡官方允许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可以分头参与外语片的角逐。

华语片角逐外语片奖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外语片奖独立出来的翌年（1957），台湾方面就报送了由当时担任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袁丛美执导的《阿美娜》。这是史上第一部参与外语片角逐的华语电影。

1959年，岳枫执导的《雨过天青》成为首部报选奥斯卡外语片的香港电影。值得注意的是，港台两地在九十年代之前，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雨过天青》（1959）

台湾选的电影，在六、七十年代不是言情片便是政治宣传片，八十年代改为较接近艺术片风格的台湾新电影。香港则喜欢推送商业类型片。

九十年代之后，港台两地开始持续性地参与。台湾的报选片依然偏向艺术片，偶尔夹杂轰动性的商业片（《海角七号》《艋舺》）。

香港的选择则主要是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者类型片，因为合拍片的出现，偶尔还会有大陆导演代表香港地区报选。比如张艺谋早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以及新世纪冯小刚的《夜宴》。

最近两年代表香港报选的电影，都是崭露头角的新导演拍摄的纯香港本土电影（《踏雪寻梅》《一念无明》）。

《一念无明》（2016）

台湾今年选的电影是同志议题的纪录片《日常对话》。去年则是风格独特、技术纯熟的儿童题材电影《只要我长大》。从这趋势来看，两地的策略比较倾向于，如果没有大牌导演作品压阵的话，选择向国际社会展示本地区电影创作的新势力。

《日常对话》（2016）

下面终于说到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有资格推选影片的机构是广电总局电影局所属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具体成员名单不得而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推举行为具备很强的官方意志，代表官方态度，起码是电影管理机构的态度。

中国第一次推选外语片是在1979年，获选影片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肖朗执导的民间传说电影《阿凡提》。

从1983年起，中国大陆开始持续的参与外语片的报选，到今年为止，仅仅缺席过五次（1985、1994、1996、1997、2001）。

历年参选奥斯卡外语片的中国电影（1979-2017）

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报选的电影都偏向严肃的历史、社会性题材，但绝非政府宣传片。

作为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大陆导演，张艺谋在这期间也有两部作品被报送（《菊豆》《秋菊打官司》）。在此也顺便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大陆的报选从来没有以导演的国际知名度、电影是否获得三大奖肯定为首要考虑标准。

到了新世纪之后，报选电影的风格开始发生剧烈变化，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官方依然将外语片角逐所具有的某种象征意义，放在首要位置考量。

《英雄》（2002）

从2002年开始，先是一系列张艺谋、陈凯歌、何平执导的古装武侠片入围，包括《英雄》《天地英雄》《十面埋伏》《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这肯定和中国当时刚刚展开的电影产业改革有关，需要这么一批古装巨制展示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

看接下去几年的选送名单，口味波动过于剧烈，让人很难理清头绪。有与政策性主旋律题材（《云水谣》《筑梦2008》、），有人文历史题材（《梅兰芳》《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有家庭伦理电影（《唐山大地震》），有励志喜剧片（《滚蛋吧！肿瘤君》），有让人非常莫名其妙，好像什么也不代表的影片（《搜索》《夜莺》）。

值得一提的是，前年《滚蛋吧！肿瘤君》临时顶替《狼图腾》入选，而《狼图腾》和上一年的《夜莺》，都是外国导演执导的中外合拍项目，是否说明官方在这一时段的政策重心是倡导合拍片呢？

《滚蛋吧！肿瘤君》（2015）

去年选送的《大唐玄奘》，与今年的《战狼2》则似乎显示出一种新的连贯性趋势：获选影影片须得展示和输出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形象，而「一带一路」和「虽远必诛」正是当前官方需要对外发出的声音。

此外，携50亿票房的《战狼2》也能代表持续迅猛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的新高度，代表中国最广大的普通电影观众对于当下电影的最新需求。

《战狼2》（2017）

所以，《战狼2》是国家意志、民族心理、电影产业、全球化经济浪潮、新型地缘政治关系最淋漓尽致的一次结合后的超强爆发。从象征意义来看，《战狼2》的成功，是有关方面希望向国际上展示的中国电影的最佳形象，舍此再无其他。

至于《战狼2》是否有机会获奖？这从来、一直、根本，都不是他们真正在意，会摆到第一位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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