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猛料！韦恩斯坦如何跟踪、迫害他的受害者

作者 | Ronan Farrow

译者 | 朱溥仪

校对 | Issac

2016年秋天，哈维·韦恩斯坦开始压制关于他性骚扰和性侵多位女性的指控。他开始雇用私人保安机构，收集那些试图曝光这些指控的女性与记者的相关信息。

根据几十页的文件，以及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7名人员所提供的信息，韦恩斯坦雇用了全球最大的情报公司之一——Kroll，以及由摩萨德与其他以色列情报机构官员经营的Black Cube。

相关资料显示，Black Cube在特拉维夫、伦敦和巴黎都设有分支机构，向客户提供 「在以色列精英部队和政府情报部门受过训练并有丰富经验的」特工人员。

两名Black Cube的私家侦探使用假身份约见了女演员罗丝·麦高恩，试图从她身上获取相关信息，后者最终公开指控了韦恩斯坦的强奸。其中一名调查人员假装自己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并至少四次偷偷对与麦高恩的会面进行了录音。

这名特工还使用了另外的身份，假装自己要指控韦恩斯坦，因此为由与一名记者见了两次面，试图打听出哪些女性在与媒体打交道。在其他案例中，韦恩斯坦指派记者或私家侦探采访某些女性，并向他汇报具体细节。

7月份与Black Cube签署的一份合同显示，明确的调查目标是阻止《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发表对于韦恩斯坦的性侵指控。过去一年中，韦恩斯坦都在敦促这些机构收集许多人的信息，分析他们的心理与精神状况，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与性史。

韦恩斯坦亲自监督调查工作的进展，还招募了自己电影公司的前雇员加入，收集名字、拨打电话，据曾接到这些电话的人说，他们觉得受到了威胁。

罗丝·麦高恩

某些情况下，调查工作是由韦恩斯坦的律师们进行的。这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卫·博伊斯，他曾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纷争中代表阿尔·戈尔，还在美国最高法院前为（同性）婚姻平等权进行辩护。

博伊斯亲自签署了合约，指示Black Cube去寻找那些可以阻止《纽约时报》对韦恩斯坦被指控事件大做文章的情报。而与此同时，博伊斯的公司也为《纽约时报》进行辩护工作，其中还包括一起诽谤案件。

博伊斯证实了他的公司与两家情报机构签约并支付了费用，其中一家的调查人员还曾向他递交报告，但这份报告随即就被转交给了韦恩斯坦。他声称自己没有选择公司或者指导调查人员的工作，并否认了这项工作会令自己与《纽约时报》产生利益冲突。

博伊斯坦言自己公司与那些调查人员的合作是个错误。「我们不该与那些自己没有挑选或指导过的调查人员签约并支付费用。」他对我说。「当时，这对客户来说显然是最便利的，但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是我的失误。那时这就是个错误。」

大卫·博伊斯

韦恩斯坦雇佣的情报机构中，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保密的，况且两方的合作关系通常经由律师事务所建立，所以这些调查理论上受到了律师－当事人保密特权，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揭露。这些文件和资料显示了强大的个人压制负面新闻的工具与策略，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够预先避免刑事调查。

韦恩斯坦的发言人萨莉·霍夫迈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道，「那些暗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监控或压制任何人的说法，完全是胡编乱造的。」

2017年五月，麦高恩收到了一封来自某文学机构的电子邮件，一位自称戴安娜·菲利普的女人自报家门，说她是总部位于伦敦的财富管理公司鲁本资本中负责稳健投资项目的副主管。

菲利普告诉麦高恩，自己正在发起一项倡议，反对在工作场所歧视女性，并邀请一直在为女权发声的麦高恩，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启动仪式上发言。菲利普向麦高恩开出了六万美元的费用，并在五月于贝弗利山庄的半岛酒店第一次与麦高恩见面前，在此之前还发信写道，「我知道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菲利普有一个英国的手机号码，而她说话的时候带着与麦高恩相同的德国口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两人在洛杉矶、纽约和其他地方的酒店酒吧里至少见了三次。

「我带她去了威尼斯的木板路，一边散步，一边吃冰淇淋，」麦高恩告诉我，并补充说菲利普是「非常善良的」。她们俩深度讨论了与妇女赋权有关的问题。菲利普还反复向麦高恩提起，自己想为她的公司大投一笔。

菲利普乘胜追击。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她建议两人在洛杉矶见面，然而，当麦高恩说她要去纽约时，菲利普又转言说在那里碰面也很方便。她开始向麦高恩施压，想让她提供有用信息。在七月的一次聊天中，麦高恩向菲利普透露，她曾与我谈过话，作为我对韦恩斯坦报道的一部分。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菲利普的邮件，邀请我见面，并提议我加入她的抗争团队，终结对女性的职业歧视。「我对你作为一名男性倡导性别平等的努力非常敬佩，我相信你可以为我们的行动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补充，」她写到，用的是她的财富管理公司的邮件地址。因为不清楚她是谁，我没有回复邮件。

菲利普继续与麦高恩见面。在九月的一次会面中，另外一位Black Cube的特工也加入了菲利普，他使用了保罗这个名字，并声称自己是鲁本资本公司的一名同事。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麦高恩从另一名特工那里获取更多信息。

10月10日，《纽约客》发表了我撰写的韦恩斯坦的故事，菲利普给麦高恩发送了邮件。「你好，亲爱的,」她写道。「你感觉如何?……只是想告诉你，你真的非常勇敢。」她签下了一个「xx」。菲利普频繁地给麦高恩发邮件，10月23日，她又发送了一封。

据三名知情人士爆料，实际上，「戴安娜·菲利普」是一名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的化名，最初来自东欧，当时正在为Black Cube工作。当我给麦高恩发送了Black Cube特工的照片后，她立刻认出了她。「天啊，」她回信道。「鲁本资本。戴安娜·菲利普。这不可能啊！」

本·华莱士是《纽约》的一名记者，他一直在追踪韦恩斯坦的故事。他说，去年秋天，这个女人曾两次与他见面。她只是自称安娜，并表示自己想指控韦恩斯坦。当我给华莱士看了同一批 Black Cube秘密特工的照片后，华莱士记忆犹新地想起了她。

「原来那就是她啊，」他喃喃道。与麦高恩相同，华莱士也说这个女人拥有德国口音，和英国的手机号码。华莱士告诉我，安娜第一次联系他是在2016年10月28日，当时他为韦恩斯坦的报道忙活了大约一个半月。安娜拒绝透露是谁给了自己华莱士的联系方式。

在两次会面的过程中，华莱士对她的动机越来越怀疑。他回忆说，安娜似乎在逼他提供信息，「关于我调查工作的状况和范围，以及我可能与之交谈的人，但她却没有给过我任何有用的帮助或信息。」

第二次见面时，安娜要求他们坐到一起，华莱士怀疑她可能在录音。而她讲述的那些自己与韦恩斯坦的经历，华莱士形容「就像是肥皂剧」。华莱士并非这个女人唯一联系过的记者。据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我之外，菲利普也向乔迪·坎托发送了邮件。

菲利普向华莱士和麦高恩提供的手机号码已被停止使用。拨给伦敦鲁本资本公司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就在上周五，该公司拥有一个极简单的网站，上面有股票的照片和关于资产管理的通用文本，以及一项名为「女性专注」的倡议。

这个网站现在已经被撤下，它关联到皮卡迪利广场附近的一个地址，由一家专门经营共享办公空间的公司运营。该公司表示，从未听说过鲁本资本公司。两名知晓韦恩斯坦与Black Cube合作内情的人称，该企业创立了一些虚构的公司，为其特工提供掩护，而菲利普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Black Cube拒绝透露它为韦恩斯坦工作的任何细节。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宣称，「从不与任何第三方讨论客户，也从不证实或否认有关该公司工作的任何猜想，这是Black Cube的方针。Black Cube协助着世界各地许多领先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国，为复杂的诉讼过程收集证据，涉足商业纠纷，包括揭露负面的竞选活动……应该强调的是，Black Cube的工作一直坚守道德标准，并完全遵循其工作所属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严密恪守世界各地主要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指导和法律意见。」

该机构的合同还规定，他们工作都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并遵从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去年秋天，韦恩斯坦开始在与他的同事和律师的谈话中提到Black Cube。这个机构曾为以色列、欧洲和美国的公司提供信息，从而对他们的商业竞争对手进行了成功的法律制裁，机构也因此闻名。

但鉴于其员工使用假身份或其他策略，该机构自身也面临着法律问题。去年，两名调查人员在罗马尼亚以黑客的罪名被逮捕。最后，该公司与罗马尼亚当局达成了一项协议，在此协议下，两名特工承认了黑客行为，之后被释放。

两名熟悉该机构的消息人士为其接下韦恩斯坦的工作进行了辩护，称他们最初认为这一任务针对的是他的商业对手。但即便是韦恩斯坦最早向Black Cube提供的名单中，也包括女演员和记者。

2016年10月28日，博伊斯律师事务所，Boies Schiller Flexner，将第一批10万美金打给Black Cube，这笔钱最终变成了一张60万美金面额的发票。（这些文件没有显示清楚发票的支付金额。）该律师事务所与Black Cube在当月签署了一份合同，随后又签了几份。

其中一份是在2017年7月11日,上有博伊斯的签名,表明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情报，以帮助其阻止主要的纽约报纸发表新的负面文章」，以及「获取另外一本目前正在撰写的书中的内容，包括有关客户的不利负面消息」，在多份文件中，这位「客户」被确认为韦恩斯坦。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一位Black Cube的高管要求该机构聘请的律师将韦恩斯坦称为「最终客户」或「Mr .X」，提到韦恩斯坦的名字「会令他非常生气」）根据三个消息来源，合同中提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最终刊登在10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的报道。

而那本书，指的是麦高恩的回忆录《勇敢的》，计划于明年1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这些文件显示，基于麦高恩与那个女私家侦探长达数十小时的对话录音，该机构最终整理并向韦恩斯坦递交了一百多页的该书副本以及对这本书的描述。

韦恩斯坦的发言人霍夫迈斯特称，「那些关于韦恩斯坦先生获取了这本书某一部分的说法……是伪造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许多不实的、疯狂的阴谋论。」

两方于今年7月达成的协议显示，假如Black Cube实现了目标，他们将收取一些「成交费用」。

如果该机构「提供的情报可以彻底阻止那些文章以任何形式出版」，他们将获得额外的三十万美元。如果Black Cube能够以「可被阅读的书和法律允许的格式」获得麦高恩回忆录的「另一半」，也将获得五万美元。

这些合同还展示了Black Cube使用的一些策略。该机构承诺「一个由情报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将会在美国或任何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帮助，」包括一个项目经理、情报分析员、语言学家和「阿凡达操作员」——专门被雇来在社交媒体上创建假身份,以及「在社会工程学方面颇具经验的业务专家。」

该机构还表示，他们将提供「一个名叫‘安娜’的全职代理 (以下简称「代理」)，她将根据客户的指令，在纽约和洛杉矶，于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全天候协助客户与他的律师。」四名了解韦恩斯坦与Black Cube合作内情的人，证实了这与那位约见麦高恩和华莱士的女人是同一个人。

Black Cube还应许，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雇佣一名调查记者」，他将每月进行十次采访，持续四个月，并收费四万美元。Black Cube承诺会「立即向客户报告记者采访的结果。」

2017年1月，一名自由职业的记者联系了麦高恩，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瞒着她进行了录音；随后，他与Black Cube就这次采访进行了沟通，尽管他否认自己以正式的身份向他们汇报。

他还联系了另外至少两名指控过韦恩斯坦的女人，包括女演员安娜贝拉·莎拉，她后来在《纽约客》上公开指控韦恩斯坦强奸。他在八月份给莎拉打了个电话，莎拉察觉到了这通电话的可疑之处，随即尽可能快地关掉了手机。

「这令我震惊，」她告诉我。「哈维是在试探我是否会把那件事说出去，这很可怕。」这名记者还依次给《纽约》的记者华莱士和我打了电话。

安娜贝拉·莎拉

两名知情人士和几份文件表明，这名自由职业者还从Black Cube那里获得了一些女演员、记者与韦恩斯坦的商业对手的联系方式，帮助该机构最终向韦恩斯坦的律师们递交了有关这些采访的摘要。

当谈到他扮演的角色时，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自由职业者说，自己一直在用Black Cube给他的那些联系信息追踪着韦恩斯坦的故事，以撰写自己的报道。他还声称，自己曾向其他记者伸出援手，其中一位记者使用了他的采访材料，希望他可以帮忙揭露韦恩斯坦。他不承认自己收取了Black Cube或韦恩斯坦的费用。

韦恩斯坦还招募了其他记者，去搜罗那些可以瓦解对他的指控的有用情报。

2016年12月，韦恩斯坦与发行了《国家询问报》的美国传媒公司首席内容官——迪伦·霍华德之间的电子邮件交流表明，霍华德从他的一位记者那里拿到了韦恩斯坦的资料，以帮助韦恩斯坦驳斥麦高恩关于其强奸的指控。在一封邮件中，霍华德给韦恩斯坦发送了一份联系人名单。

「我们讨论一下之后针对每个人该怎么行动，」他写道。韦恩斯坦向他表示了感谢，霍华德又描述了他的一名记者给伊丽莎白·阿维兰打的电话，她是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前妻，罗德里格斯离开她后，与麦高恩开始了新的恋情。

阿维兰告诉我她记得那次采访。霍华德的记者「一直在不停地打电话」，同时也联系了她身边的其他人。

阿维兰最终打了回去，因为「我怕他们会开始给我的孩子们打电话。」在一通电话中，记者向她施压，要求她发表诋毁麦高恩的言论。她坚持要这名记者删除通话记录，他同意了。但他对这次谈话进行了录音，并随后把音频传给了霍华德。

在后来与韦恩斯坦来往的邮件中，霍华德写道，「我拿到了一些很有用的东西……她最后还是大骂了一通罗丝。」韦恩斯坦回复说，「如果我的指纹不在上面的话，这会是致命弱点。」然后霍华德向温斯坦保证，「不会的。这些对话……是录音。」

第二天，霍华德又在另一封电子邮件中写下了「音频文件」四个大字(霍华德拒绝将音频发送给韦恩斯坦)。阿维兰告诉我，她不会同意与他们一起诋毁麦高恩。「我不想羞辱别人，」她说。「我不感兴趣。女性们应该统一战线。」

霍华德在一份声明中说，他除了是美国传媒公司首席内容官、《国家询问报》的发行者之外，还负责着与韦恩斯坦签订的一份电视生产协议，但之后已经被终止了。

他说，在他们有邮件往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法人决定终止与韦恩斯坦公司的协议，所以我有义务找出（但不公开）那些对韦恩斯坦先生提出错误指控的人的真实信息，以保护AMI（美国传媒公司）的利益。在韦恩斯坦先生不承认自己有骚扰过任何女性时，我‘私下里’向他提供了他的一名原告的相关信息，但我绝对不会允许AMI在网络或杂志上发布这些信息。」

尽管霍华德的记者中至少有一人打过许多与韦恩斯坦的调查有关的电话，霍华德仍坚持，说他严格地将与韦恩斯坦的合作跟自己的记者工作区分开来。「我总是把这两个角色谨慎地、彻底地区分开，并拒绝了韦恩斯坦先生一再的请求——让AMI刊登关于他正面积极的故事，或者关于原告的负面文章，」霍华德说。一名A.M.I.的代表指出，当时韦恩斯坦坚持认为那些见面都是自愿的，而那些指控是不实的。

韦恩斯坦的发言人霍夫迈斯特补充说，「在霍华德先生看来，他是美国传媒公司与韦恩斯坦公司建立长期业务关系的关键人物。今年早些时候，韦恩斯坦先生给霍华德先生提供了一个报道的点子，霍华德先生也觉得那将会是个精彩的故事。他虽然听从了这个建议，但只是出于礼貌，他还是拒绝刊登任何报道。

韦恩斯坦与其签约的另一家机构Kroll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年前。2015年，意大利模特安博拉·巴蒂兰娜·古铁雷斯指控韦恩斯坦性侵，之后她与韦恩斯坦达成了和解，条件是把她所有的个人设备都交给Kroll，以便他们抹去韦恩斯坦在一次谈话中承认自己性骚扰了她的证据。上个月，《纽约客》公布了一份警方在突击行动中查获到的有关这次交易的记录。

麦高恩（右）

在最近封锁流言蜚语的工作中，Kroll再次起到了关键作用。电子邮件显示，Kroll负责美国调查与争端实践的主席丹·卡尔森，用私人的邮件地址与韦恩斯坦进行了联络，并向其发送了作出指控的女性的相关信息。2016年10月1日，卡尔森给韦恩斯坦发送了11张他与麦高恩同框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他被告性侵麦高恩之后的几年内，在不同的场合中拍摄的。

三小时后，韦恩斯坦将卡尔森的邮件转发给了博伊斯，以及自己的刑事辩护律师布莱尔·伯克，并嘱咐他们「转发给更多的人」。第二天早上，伯克对一张照片作出了回应，说「都是钱的问题」，那张照片上的麦高恩正与韦恩斯坦热烈地交谈着。

伯克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任何一个称职的刑事辩护律师都将调查未经证实的指控，以确定它们是否可信。搜集案件相关被告在作出指控后的照片，如果不公开记录，就是玩忽职守。」

另一家总部位于洛杉矶的psops公司，其首席私家侦探杰克·帕拉迪诺，以及它的另一位调查人员莎拉·尼斯，在这次事件中制作了详细的、反应个人不同方面的资料，有些是私人性质的，包括那些可以用来削弱其可信度的信息。

去年12月，尼斯向韦恩斯坦发送了一份关于麦高恩的报告，长达一百多页，记录了麦高恩的地址以及其他个人信息，一些部分还贴上了「说谎／夸大其词／自相矛盾」「虚伪」和「潜在的阴险狡诈」等标签，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证人」的缩写。

其中一个标题写着「过去的爱人」，这一部分包含了激烈的分手细节，提到了阿维兰，并讨论了Facebook上表达对麦高恩负面看法的帖子。(帕拉迪诺和尼斯没有对记者多次的置评请求做出回应。)

还有几家公司也参与了这类档案的收集工作，包括寻找那些从理论上来讲，会导致女性公开声讨性侵犯的因素。其中一家公司的目标对象是女演员罗珊娜·阿奎特，她后来在《纽约客》上控诉了韦恩斯坦的性骚扰。

该文件提到了阿奎特与麦高恩的友情，社交媒体上关于性侵的帖子，以及一名家庭成员对其儿时被猥亵经历的公开回忆。

罗珊娜·阿奎特

受雇于韦恩斯坦的所有保安公司也参与进来，寻找记者们的消息来源以及调查他们的背景。《纽约》的记者华莱士表示，当他接到来自Black Cube以假名安娜拨打的电话时，他起了疑心，因为韦恩斯坦已经向他提出了与他和《纽约》主编亚当·莫斯、大卫·博伊斯以及一位来自Kroll的代表见面的请求。

华莱士认为，他的意图是「带走有用的资料，甩掉我和那些受害的女性们。」莫斯拒绝了这次会面。

在华莱士接到安娜电话的前几周，Kroll公司的丹·卡尔森，向韦恩斯坦发送了有关华莱士和莫斯的一系列邮件。

卡尔森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亚当·莫斯的任何负面信息(没有诋毁／诽谤案件，没有法庭记录或判决／被扣押 / UCC，等等)。」两个月后，psops调查员帕拉迪诺，向韦恩斯坦发送了关于莫斯的详细报告。上面说，「我们的调查并没有为弹劾莫斯找出任何有效的手段。」

类似的邮件来往也涉及到了华莱士。Kroll给韦恩斯坦发送了一张清单，上面列举了公众对华莱士之前的报道的批评，并详细描述了一起英国的诽谤诉讼案，案件的起因是华莱士在2008年写作的一本关于稀有葡萄酒市场的书。

psops也对华莱士的前妻进行了调查，并指出她「可能会在华莱士有关客户的文章最终发表之时，证实关于我们应对策略的想法。」

2017年1月，华莱士、莫斯以及《纽约》的其他编辑决定放弃这个故事。华莱士已经搜集到了一份作出指控的女性的详细名单，但他没有任何受害者的相关陈述记录。华莱士说，决定放弃这个故事是出于新闻法的原因。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这件事比我遇到的其他故事要错综复杂得多。」

其他记者也被调查了。2017年4月，psops的尼斯给韦恩斯坦发送了一份关于我与「相关人员」（这一名单主要包括作出指控的女性，以及与她们有关联的人）互动情况的分析。之后，psops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主要关于我和《时报》的乔迪·坎托。里面有些只是很表面的信息。

「坎托没有关注罗南·法罗，」报告写道，指的是Twitter上的社交关系。某种程度上，这份报告体现了他们为寻找消息来源而做出的事无巨细的努力。我采访过的一个人，以及与坎特交谈过的另一个人，他们都要撰写关于这些谈话的详细报告，发送给韦恩斯坦。

多年来，韦恩斯坦一直利用私人保安机构调查记者。在早期，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2015年去世的记者大卫·卡尔，曾为《纽约》撰写过一篇关于韦恩斯坦的报道，之后，韦恩斯坦便指派Kroll公司挖掘关于他的负面消息。

卡尔的遗孀吉尔·鲁尼·卡尔告诉我，她的丈夫认定自己在被监视，尽管他不知道监视者是谁。「他觉得自己被跟踪了，」她回忆道。在一份文件中，韦恩斯坦的调查人员写道，卡尔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得知了麦高恩的指控。

「这些年来，卡尔写了很多批评或诋毁哈维·韦恩斯坦的文章，」这份文件说，「这些文章都没有触及女性的话题(根据哈维·韦恩斯坦的说法，这是由于害怕他会进行报复)。」

韦恩斯坦与私家侦探的联系通常经由代表他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这是为了使调查材料能够受到律师-当事人保密权的庇护，防止交流信息被曝光，哪怕是在法庭上。

大卫·博伊斯与Black Cube和psops都建立了关系，起初他不愿接受《纽约客》的采访，因为担心他可能会「被误解为试图否认或尽量弱化这些错误，或者认可那些我根本不承认的批评。」

但博伊斯觉得有必要对他所谓的「公平而重要」的——关于雇佣调查人员的问题做出回应。他说，他不认为合同规定Black Cube阻止《纽约时报》关于韦恩斯坦的报道是一种利益冲突，因为他的公司也同时为《时报》的一起诽谤诉讼案件进行辩护。

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建议韦恩斯坦「不能通过威胁或影响阻止这些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让《纽约时报》相信不存在强奸事件。」博伊斯告诉我，他从未向任何媒体施压。「如果能找到那些可以向《时报》证明，指控不应该被发布的证据，那么我不相信这会有害于《时报》的利益。」

然而，他也承认，任何伤害《纽约时报》或其他媒体记者的行为，都是有问题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向记者施压是不合适的，」他说。「如果这确实发生在这里，那是不恰当的。」

虽然他公司支付的机构关注了很多做出指控的女性，但博伊斯说他觉得他们的工作只与麦高恩有关，韦恩斯坦对她的指控予以否认。「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认为对他被指控的行为进行严密的调查，是完全正当的，还要调查是否有事实可以驳回这些指控。」他说。

总的来说，在他对韦恩斯坦的描述中，他声称「我不认为律师应该批评他以前的客户。」但他也表示了遗憾。「虽然韦恩斯坦先生极力否认自己有强迫行为，但他也意识到，自已与那些女人的关系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深深伤害到了她们，」博伊斯告诉我。

「回想起来，我在2015年就意识到，我应该注意一些问题，并做一些相关的事情。我不知道2015年之后会发生这些事，但它们真的发生了，我认为我有一定的责任。同时我也觉得，假如人们早些采取行动，对韦恩斯坦先生来说会更好。」

韦恩斯坦还动员自己周围的人来帮其工作——不管他们是否情愿。2016年12月，韦恩斯坦请求女演员艾莎·阿基多在意大利与自己的私人侦探见面，试图让她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词。而阿基多最终在《纽约客》上发布了对韦恩斯坦的强奸指控。

阿基多感觉到韦恩斯坦在给自己施加压力，想使她同意作证。她的伴侣，电视名人——厨师安东尼·波登建议她不要见面，于是阿基多拒绝了韦恩斯坦。另一位在此事件中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演员说，韦恩斯坦提出让她与记者见面，想获取有关其他消息来源的信息。

韦恩斯坦还聘请了两位前雇员，丹尼斯·道尔·钱伯斯和帕梅拉·卢贝尔，他们的任务是要找出那些可能向媒体公布自己或其他人的指控的女性们，并给她们打电话。韦恩斯坦秘密地拿到了他们与Black Cube共同编辑的名单。

霍夫迈斯特代表韦恩斯坦发言说，「所有事先准备的‘名单’都包括前雇员，以及其他与研究和准备关于米拉麦克斯的书的人员名字。为这本书进行采访的前雇员们，报告说媒体对他们进行了恼人的联系。」

道尔·钱伯斯拒绝了采访请求。但是，几十年前在米拉麦克斯公司为韦恩斯坦工作的制片人卢贝尓告诉我，她被操纵参与了这件事。2017年7月，卢贝尔去了韦恩斯坦的办公室，向他推销她正在开发的一款应用程序。聊到一半，韦恩斯坦询问卢贝尔是否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一场私人谈话。

卢贝尔告诉我，当时一个与韦恩斯坦合作的律师已经在那里了，和道尔·钱伯斯一起。韦恩斯坦问卢贝尔和道尔·钱伯斯是否可以写一本「关于米拉麦克斯之前全盛时期的有趣的书」。她回忆起他的话：「帕姆，把你认识的所有员工都写下来，你能跟他们取得联系吗?」

几周后的八月，在他们登上榜单后的八月，韦恩斯坦「打电话把我们叫回了办公室」，卢贝尔回忆道。「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要把这本书放好。」他让道尔·钱伯斯跟卢贝尔「联系名单上认识的人，看看他们是否接到了媒体的电话。」

九月初，韦恩斯坦将卢贝尔和道尔·钱伯斯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们开始给与几位女演员有关的人打电话。「我有点紧张，」卢贝尔回忆道。「我们不认识这些人，突然之间，所有的事情都与我们当时的合约大不相同了。」那些曾接到卢贝尔、道尔·钱伯斯或者韦恩斯坦本人电话的女人们表示，这令她们害怕。

卢贝尔告诉我，10月5日，第一篇《时报》文章发布的几小时前，韦恩斯坦召集了她和道尔·钱伯斯，以及他的团队中的其他人，包括之后从他的公司辞职的律师丽莎·布卢姆到他的办公室。「他陷入了恐慌，」卢贝尔回忆道。「他开始尖叫，‘打电话拿下某某人。’」

文章发布之后，他的团队开始争相作出回应。布卢姆和其他人仔细研究了一些类似Kroll的邮件中出现的那种照片，证明韦恩斯坦和提出指控的女性之间有持续的接触。「他对我们大喊大叫，‘把这些发给董事会成员，’」卢贝尔回忆道。她在危机会议前通过电子邮件向董事会发送了这些照片，韦恩斯坦在其公司的地位开始瓦解。

自从对韦恩斯坦的相关指控公开后，卢贝尔一直睡不好觉。她告诉我，尽管她知道韦恩斯坦「是个恶霸和骗子」，但她「从没想过他会是一个掠食者」。卢贝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早点知道更多的信息。

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韦恩斯坦对受害者们的跟踪和压制行动被瓦解了。然而，有几位女性表示，韦恩斯坦使用私人保安机构这一做法，使得勇敢发声变得更难。「这让我很害怕，」莎拉说，「因为我知道被哈维威胁意味着什么。我怕他会找到我。」

麦高恩说，这些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使韦恩斯坦的阴谋得以实现。当她成为目标时，她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这就像电影《煤气灯下》，」她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年里，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对我撒谎。我好像住在一个装满了镜子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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