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是十五年来唯一破豆瓣9.0分的华语片，仅凭勇气不足以成事

文 | 刘起

在大规模点映之后，《我不是药神》的豆瓣评分达到了9.0的高分，从现在探讨的热度来看，等影片在7月5日正式上映之后，再涨也不是没可能。

而在本世纪里，豆瓣评分超过9分的华语电影只有《鬼子来了》《无间道》，所以9.0分意味着《我不是药神》在分值上，超越了王家卫和杨德昌的全部作品。

不过我们都清楚，这当然不是说它的经典性能够和那些金石名山的殿堂作相比，但这个超高的分数，也毫无疑问体现了观众对国产电影难得有担当的鼓励，以及对《我不是药神》议题深切认同的心情。

许多人都在讨论《我不是药神》的现实性。

看不起病，这是几乎会引发所有人共鸣的一个尖锐又刺痛的现实问题，任何国家任何形态的医疗系统，都会存在看不起病的人。日常生活中，我们普罗大众也总会有「看病好贵」的感受。这指向个人。

在这之外，新药准入的问题，也指向了更加尖锐的，更让普通人有无力感的，某种制度缺陷带来的社会问题。这指向体制。

所以，仿制药这一题材先天具备了某种能够引发共鸣、共情、带来话题性的特质。

不少人都会用，我们总算拍出了《熔炉》《摔跤吧！爸爸》这样的形容来定位《我不是药神》，也的确如此，它就和这些曾经打动我们的电影一样，既指向现实，又有着类型电影那种让我们能迅速置身其中的成熟流畅。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不是药神》为国产商业电影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叙事策略，它不再像我们当下所流行的那些娱乐化的故事，去讲述一个抽离了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的戏剧性故事；而是更多以类型叙事的方式，作为一个关口，切入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全面娱乐化的创作环境中，转向了社会现实中艰涩、苦痛的部分。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真人真事，主角原型是被称为「中国药神」「药侠」的陆勇。但《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而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第五代、第六代的作品中，不乏对现实有着深切思考的艺术电影。但当下的商业类型创作，往往与社会现实脱节，无意去触碰或者思考社会问题。

在这一点上，韩国商业电影远远走在了前面，《熔炉》《辩护人》这些作品，都是在类型的框架中处理一个个尖锐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向更好的方向转变。或者是近几年的印度商业电影，也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联。

现在，中国商业电影终于走出了这一步。

从这个层面看，《我不是药神》非常有勇气。

不过，我们在看到它的勇气的时候，也应该思考，它现在这么火，仅仅是凭勇气吗？

很多电影都不缺乏勇气，我认为《我不是药神》更可贵的，是拥有智慧和专业精神。

一、用「情」面对残酷的社会议题

与艺术电影的现实表达不同，类型叙事策略，就是要将复杂的社会议题与社会现实，转化为一个清晰、简单、具有戏剧性的类型故事。以高度的戏剧性、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功能性的人物，来呈现混沌、暧昧、无解的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

也因此，会有一种对于现实题材类型电影的诟病，认为类型叙事会隔绝了对社会现实真正深层的思考，使得电影成为观众的鸦片。

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类型叙事固然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社会现实，但却不见得是对社会现实的遮蔽，而是以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的方式，进行更有效的、更广泛的传播。

《我不是药神》以类型叙事的方式凝缩、抽象地呈现社会现实，而不是对于社会问题进行一种深度的、客观的、社会学式的讨论，也无意深入呈现社会现实复杂、暧昧、混沌的一面。

如果想对影片中的原型社会事件有多角度、多面向的深入思考，可以去看《三联生活周刊》对陆勇的报道，或者是《GQ》杂志那篇颇有争议的报道《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又或者是一些社会学著作对于社会制度、医保体系的探讨。

但抱歉，我并不认为这些思考是一部类型电影应该承担的。

《我不是药神》的目的，或者说诉求，是以这一最贴近当代社会现实的题材，让观众因感同身受而被打动，而不是让观众去理性深入思考这一社会现实具备的复杂性与无解性。

如果要严肃客观的讨论印度仿制药是否合理，情与法的两难选择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情是人命关天，是影片中徐峥的台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法是仿制药本身在专利层面、法规层面存在的问题。

生命权当然大于专利权。但这两种其实是互相依存，同时又存在矛盾的。如果以生命权的理由去忽视专利权，那么从长远来说，可能对于以后更多患者的生命权，也是某种潜在伤害。毕竟一种新药的研制，需要耗费大量的科研人力与经费。如果专利权不能得到保障，就很难支持医药公司去开发研究新的药物，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这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其中的道德伦理困境是非常复杂的、非常残酷的。

看不起病，这一社会问题包含多种复杂的原因，比如社会结构（贫富差距）、社会制度（医保体系以及新药准入的问题）、法律法规（仿制药的专利问题）、商业利益等。

但在《我不是药神》这样一个类型故事中，必然要以情为主，弱化这一社会问题中法与理的合理性。同时，还需要将这一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经过严谨且巧妙的叙事，转化为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

这种对现实题材的类型化表达，就全然不同于相同题材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同样是讲述一个患者从买药自救到卖药救人的故事，《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对于社会现实、社会制度、人性的复杂、暧昧，有一个更模糊但却更深层的现实主义表达。

能意识到这些不同，是《我不是药神》的智慧之处；而能实现这些不同，则是要凭借专业的电影创作功底，才能做到的事。

二、每个人物都代表一种群体

虽然改编自真人真事，但《我不是药神》并不是对热点事件的一次简单搬演，虽然陆勇与「天价药」事件本身就具备强烈的故事性和感染力。

《我不是药神》作为商业类型电影，确实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某种简化，只不过，这是对社会议题在制度、人性的复杂性上，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化。

相对的，在影片叙事层面，影片一点也不简单，而是经过精心、复杂的叙事建构，尽可能将这一社会议题的多个层面呈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人物设置上。

主角的原型陆勇，自己就是慢粒白血病的患者，买药的初衷是为了救自己的命，之后也主要是传播宣传这种印度仿制药，而不是自己大量买卖。

电影中，主角被改成了徐峥饰演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一个平凡的底层小人物。他开始是为了赚钱给父亲做手术，后来经过一系列事件，转变成为无私救人的民间英雄。

从原型人物（自救的病患）到影片主角，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改编。

如果主角是自救的病患，也许更能引发观众对主角的同情，但却无法使观众获得共情。一个本身不是病患，开始也只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普通人，才能使观众产生共情，进一步对他的行为有认同感，而不是简单的同情。

另外，如果主角本身是病患，那么他从自救到帮助同病相连的病友，这一转变其实有些太过顺理成章，几乎是想当然的选择，给观众带来的情感冲击，显然远远不如一个自私、置身事外的小人物，转变为一个无私、近乎圣人的英雄，来的更强烈、更感人。

程勇的人物塑造，也是典型的类型电影中从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人物轨迹。

影片中四个配角的塑造，也经过精心复杂的人物设计。

从人物功能性来说，四个配角是程勇的帮手，在共同组建的团队中，每个人都承担不同的功能。程勇是凝聚团队的核心人物、刘牧师是沟通生意的智囊、黄毛是体力担当、刘思慧负责情感沟通，既有些接近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也是好莱坞类型电影中执行任务团队的标准搭配，相当专业。

在叙事层面，四个配角的加入，也使卖仿制药这件事更有说服力，更能获得观众的认同。如果说，程勇因为经济困难选择卖药，只是使卖仿制药这一行为具有合理性（自身利益），但无法在情感上获得所有观众的认同。那么，这四个配角，则从情感到道义再到宗教的大爱等各个层面，加强了这件事的合情性。

其中，吕受益（王传君饰）为了救自己、刘思慧（谭卓饰演）为了救女儿（亲情）、刘牧师是为了救教友（宗教）、黄毛是为了救用不起药的穷人（公义）。虽然他们因不同理由加入这个团队，但无疑形成了一个更有感染力、说服力的情感共同体，从多个层面达成卖药这件事的合情合理，并感动观众。

而对立方的设置，也是巧妙地在现实考量与情感诉求上，找到了一个折衷的方式。用三组全然不同的人物，作为程勇的对立方，分别代表制度层面、经济层面与道德层面，用一种相当智慧的方式，呈现了仿制药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是执法人员。因为程勇卖走私药品，确实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所以现实中的对立方应该是国家执法人员。但是，因为救人具备的正义性，使对立方又不能明确是警察。因此，将警察分为两部分，下达命令的局长（代表国家法规）要求追查仿制药，而执行任务的队长曹斌（周一围饰演），则从一开始就有些动摇（认同仿制药），到后来支持、同情程勇。曹斌作为执法人员，对仿制药能够救人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消解/调和了卖走私药的程勇与执法机关的对立。

其次是瑞士医药公司。在现实中，瑞士医药公司是研制出关键性新药物、治愈重要疾病的良心企业，绝不是黑心无良的奸商。但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这一现实中很难解决的社会难题，在电影中，总要设置一个明确、实在的发泄对象。让看不起病的愤怒情绪，得到最便捷的发泄。于是，瑞士医药公司的国内代理，就成了程勇团队的对立面，瑞士医药代表（李乃文饰演）这一角色，虽然在故事中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从人物形象到出场方式，都被塑造为一个阴险冷酷的反派。

最后是卖假药的药贩子。对于生病的老百姓而言，带来最严重伤害的，就是假药贩子，这些无良骗子可以最大程度上直接激发观众的愤怒。因此，影片设置了一个绝对的反派，冒充院士招摇撞骗、唯利是图、丧尽天良的假药贩子。程勇一度放弃卖药，这一叙事转折，就是由假药贩子的恶意破坏带来的。

在人物功能上，药贩子作为反派人物承担了更多叙事功能。药贩子卖假药，是违法行为，程勇卖走私仿制药，同样也是违法行为。但两种违法行为，一种是为了挣黑心钱而谋财害命，一种是为了救人命而铤而走险，用前一种的坏来反衬后一种的好，这就使程勇的违法行为，变成了正义之举。当救人命/害人命成为一组二元对立的存在，就确立了救人命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而让观众自然忽视了程勇卖药这一行为的灰色部分（违法走私、侵犯专利）。

这三组反面人物，体现了创作者是如何按照商业叙事的类型策略，将一个难解的社会现实，转化为二元对立的类型叙事模式，同时又在类型框架中，尽可能保留仿制药这一社会问题的各个不同层面。

在一部商业电影中处理严肃的社会议题，其实并不简单。

它一方面需要保留社会问题的尖锐，点出那些长久以来可能被我们忽视的病灶；一方面又不能将现实作为假想敌、囿于纯粹的社会思考与社会批判。

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必须适当简化社会现实，让故事变得清晰；同时又要尽可能保留现实的棱角与层次，让现实呈现为现实该有的样子。而《我不是药神》中那些法理与情理、生命权与法律间的矛盾，就是在经过了这种处理后，最能让人感同身受的部分。

《我不是药神》把一个我们在内心偷偷回避的问题赤裸裸摊开（毕竟生大病是人生的小概率事件），让每个旁观者都感受到彻骨之痛，从而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说那是别人的事。这就是电影为亿万人创造的同理心，也是影片最大的社会意义。

而《我不是药神》超越那种「鲁莽的正义感」的高明之处，是它既尖锐，又圆滑，这令它站在了和现实世界同等的高度上，非有绝大智慧无法办到。所以这些年勇敢的中国电影或许还有不少，但既勇敢，又如此聪明的，几乎就绝无仅有了。

合作邮箱：[e-mail]

微信：hongmomgs

春夏新款·轻·走马包

电影主题 轻薄 文艺

兼具迷影情怀 工匠精神

更柔软贴身

墨绿 台词 多选

长按二维码

进入虹膜微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