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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鲁奇的神作《末代皇帝》,其内核是中国历史吗?

LOOK 虹膜 2018-12-16

文 | LOOK


意大利电影大师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今天传来去世的消息,我想和大家谈谈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与西方合作拍摄电影,它的诞生也是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充满强烈开放活力的象征,是非常美好的时代记忆。


不仅如此,这部电影即便在今天,在所有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影片行列中,仍然有着罕见的特殊价值。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一部纯度非常高的意大利作者电影


因为奥斯卡奖的缘故,因为原声用英语表演的缘故,因为不少在好莱坞工作的华裔演员参与的缘故,我发现不少媒体在报道、描述《末代皇帝》的时候,常常会把它说成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这其实是一部非常纯的意大利作者电影。


《末代皇帝》的资金全部来自欧洲,英国著名的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Jeremy Thomas)单枪匹马一个人从英国、意大利、法国的电影公司拉来了巨额投资,影片的资金没有一分钱来自好莱坞。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杰瑞米·托马斯


中国政府参与了影片的协助拍摄工作,为影片提供了故宫实景以及接近两万名的群众演员,包括大量寝宫在内的影片内景则是在著名的罗马电影城搭建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在胡耀邦的特批下在影片中扮演了重要的监狱长一角。



影片导演贝托鲁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个我们留待下面再说。影片的几名编剧,除了贝托鲁奇本人也参与了之外,最早参与的是意大利人恩佐温加里(Enzo Ungari),不过他在1985年就因病去世。


后来马克·佩普罗(Mark Peploe)接替了温加里的位置,英国人佩普罗其实是贝托鲁奇的小舅子,他的姐姐克拉尔·佩普罗(Clare Peploe)即是贝托鲁奇的妻子。我个人揣测,佩普罗的主要职责大概就是写作英语剧本,毕竟英语不是贝托鲁奇的母语,在拍片现场他主要是用意大利语指挥工作人员、群众演员的,中方派了现场翻译协助。


贝托鲁奇除了母语意大利语之外,最擅长的语言是法语,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更愿意用法语接受电影媒体采访。


影片一些其他岗位,摄影师是大名鼎鼎的维托里奥·斯托拉罗(Vittorio Storaro),我们完全可以说,斯托拉罗的摄影美学就是与贝托鲁奇一起建立的,两人从1970年的《蜘蛛策略》《同流者》开始就成为黄金搭档。贝托鲁奇梦幻般的诗意视觉风格正是从这两部电影开始的。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贝托鲁奇电影。贝托鲁奇在1968年与他的精神导师戈达尔说再见之后,开启了新的个人美学风格。在《同流者》《蜘蛛策略》《巴黎最后的探戈》《1900》中他开始醉心于用梦幻诗意的光影,去探讨人与历史的关系,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他作品中解释人的存在、成长、变化以及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改革变迁的最重要理论武器。


我们甚至可以把《末代皇帝》看作是另一个版本的《1900》。《1900》用五个半小时的超长篇幅表现二十世纪第一个五十年意大利的历史。贝托鲁奇用了非常马克思主义化的阶级斗争冲突来表现地主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三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电影中成为了历史流转的表现形式。


时长两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末代皇帝》,历史广度也是横跨二十世纪上半叶,清帝退位、张勋复辟、五四学生运动、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伪满洲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影片都不同程度的有所触及。


我个人觉得,这两部电影其实都在表现人在复杂多变无因的历史之变中如何保存自身,表现个人如何被历史风暴无情的鞭笞。这是非常典型的贝托鲁奇式的主题。



影片的叙事结构也非常的贝托鲁奇,它是以一种不断的倒叙式回忆,不断的由回忆中回到1950年代抚顺监狱审判的当下情境中展开的叙事策略,这是贝托鲁奇在《蜘蛛策略》、《同流者》中已经熟练采用的叙事结构。


影片的表现性风格非常酷似《同流者》,这种表现性风格体现在色彩、光影、隐喻、意象的使用中。在此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反写实化的表现性策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影片的叙事结构相吻合,因为主要的叙事文本是来自溥仪主观化的回忆。回忆总是梦幻的,诗意的,非再现性的。



最后要特别说的一点是,影片的对白也挺有意思。我自己看过英语版、国语版,感觉两种语言的使用对影片整体美学的表达没有任何影响。英语版不会觉得中国人说英语怪怪的,中文版也不会觉得演员口型与声音对不上而出戏。这其实也是意大利电影的特色。


包括罗西里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在内,意大利人对对白一直不太重视,罗西里尼在拍摄《火山边缘之恋》的时候甚至让群众演员在那里数数,对意大利人来说,场面调度、视觉景观、声乐才是最重要的。当这几个元素发挥巨大能量的时候,对白问题完全可以被忽视。


当然,作为意大利本土不多的几位具有全球拍片能力的导演之一,贝托鲁奇电影里的对白,相比他的前辈和同侪还是要略为精致一些。所以总体来说,这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作者电影,甚至是一部纯粹的贝托鲁奇电影。也因此,从世俗角度来说,《末代皇帝》的巨大成功,获得的巨大荣耀,既不是属于中国电影的,更不属于好莱坞的,而是属于意大利电影的,属于贝托鲁奇个人的。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忽略掉一些对《末代皇帝》的批评性意见。有不少批评人士认为,《末代皇帝》展现出来的依然是一种西方化的外来者视点,是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视点,中国在贝托鲁奇的视点之下依然是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奇观化形象。


或者用学者周蕾更加理论化的表述,在西方世界存在着一种「金刚综合症」,这种病症指的是电影中的怪兽金刚作为一道精彩的风景展现给文明世界中的我们观看,中国在某种象征意义上也成为了这种金刚、或者说他者。我觉得这套源自著名后殖民理论大师斯皮瓦克的文化批判理论,即便退一万步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但却丝毫不能起到评估电影本身艺术价值的效果。


贝托鲁奇所要表达的人成为历史囚徒的困境主题,并不会因为中国只是贝托鲁奇眼中的他者而失效。我觉得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批评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兴起之后愈来愈强势的一种批评方式。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现在看《水浒传》,如果揪着女权主义的思路不放,这部小说同垃圾必然没有任何区别,可我们能这么欣赏一部艺术作品么?


史诗、弗洛伊德、马克思

  

下面我打算从主题学的角度,从史诗、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切入,与大家探讨一下《末代皇帝》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影片的文本逻辑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查一下维基百科,或者说大家现在普遍认同的看法是,《末代皇帝》是一部史诗电影。



但如果我们严格的从文学理论中对史诗的定义来解释,似乎有些违和之处。要知道,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近现代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英雄永远是史诗不二的主角。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引用下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史诗》一书中的经典观点,在布鲁姆看来,史诗的定义性特征就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灵越反讽。


而英雄精神在布鲁姆的定义中,就是不懈,或者说不懈的视野。布鲁姆认为,「史诗英雄是反自然的,他们的追求是对抗性的:譬如雅各,以阿咯琉斯一般的暴力拒绝死亡,或者如朝圣者哈特·克莱恩,将诗歌谱写为火焰之桥,用来表达自己对于美国未能实现沃尔特·惠特曼的预言的蔑视。」


所以问题便是,贝托鲁奇镜头下的溥仪具有这种对抗性的反自然某种程度上可以等同于反历史的英雄精神么?



我觉得可以这么认为。贝托鲁奇塑造的溥仪形象,便是在极端宏阔的历史长河中企图摆脱历史枷锁的对抗,这种对抗即便是失败的,即便是软弱无力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抗,而惟其失败更显出史诗的宿命与悲情。


溥仪在晚清的紫禁城中,始终要自己做主,渴望走出大门,改革朝政,流放太监,甚至剪掉了辫子,戴上了眼镜,学习外语,但终究无济于事,功败垂成。



在民国时期,溥仪因为国民党人挖了他的祖坟,被迫反击,投靠日本人,想重新成为一国之主的满洲皇帝,但依然事与愿违;在新中国,面对政府的改造,他坦白一切,承认所有罪行,但向监狱长那句吐露心声的话,「你救我是为了让我在游戏中当木偶」,却也道出实情,他从未改变,他承认一切罪行不过是为了获得自由。


溥仪始终要对抗的是历史的挟持,身为历史的人质,他不懈的渴望摆脱束缚,临近死亡,重新徜徉在旧日嬉戏过的紫禁城宫殿中,一道强光射在脸上,他才仿佛了却心愿。用贝托鲁奇自己的话来说,《末代皇帝》的故事,一句话概括便是,一个人想走出屋子,但始终不被允许。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贝托鲁奇将溥仪塑造成了悲情英雄。《末代皇帝》也可以被认为是悲情史诗。



作为史诗中非常重要的诗感,当然不可或缺。本就身为诗人出身的贝托鲁奇,最擅长的便是创造诗意,区别不过是过去他是以语言创造诗意,但这一次他是由光影来创造诗意。这一点我们由后文来分析。


总之,不懈对抗的悲情英雄、横跨半个世纪的历史、充满了光影梦幻的诗感,使得《末代皇帝》成为一部标准的史诗电影。图片中的这个镜头来自结尾部分,终于获得自由、重游童年故地的溥仪影像。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贝托鲁奇在1970年代之后非常迷恋的一种解释人之存在与成长的方法。在《同流者》中,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将主角成为法西斯的动机解释为幼年遭同性强暴后渴望与正常人一致,而对统一协调的秩序有着变态般终极渴望的法西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在《末代皇帝》中,精神分析中的恋母情结以一种略显古怪的方式表达出来。溥仪自幼失去双亲,与乳母关系非常好。影片将溥仪与乳母离别的场景与失去皇帝身份的场景联系到一块,表达出成长的阵痛感。



在溥仪的心里,乳母是他的蝴蝶,蝴蝶在这里有依恋、有自由、有灵魂的意思。蝴蝶在希腊语中有灵魂的意思。这种恋母情结发展到后来,变成为溥仪对三个重要男性角色或重或轻的依恋感。


这三个角色是民国年代的庄士顿、伪满时期的甘粨、共和国时期的监狱长。庄士顿是溥仪的启蒙导师,溥仪对抗腐败朝廷的精神支持者,这是溥仪一生真正值得依赖的人。甘粨是溥仪企图仰仗的人,但结果却反被控制、利用。



监狱长是溥仪的领导,但通过反复的交流,监狱长实际获得了溥仪的信任,所以在文革年代,溥仪会挺身为他辩护。这种不断渴望呵护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欲望机制,正是童年恋母结构的体现。


溥仪童年时代最爱玩的游戏是影子游戏,这影子游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溥仪在游戏中处于束缚与挣脱束缚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他通过辨认对方身份的方式获得心理满足感。这种充满了获取自由、命名游戏意味的方式正是他一生的缩影。而这一切都是由童年时代的创伤经验开启的。



我们通过洞房那场戏也可以看出这种心理征兆来。溥仪和婉容亲热的场景,婉容完全是主动的状态,并且婉容要比溥仪大几岁,溥仪表现出的神态,非常像是对母亲而不是对情人的依恋。而从之后的剧情来看,溥仪和婉容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契约性的皇帝-皇后关系,而不是情人或者夫妻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相比弗洛伊德体现的更为明显。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末代皇帝》的历史演进涉及清帝勋位、张勋复辟、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日本人建立伪满政权、新中国建立、文革爆发,历史在贝托鲁奇的镜头下呈现出了一种不断革命、不算扫荡旧世界的姿态,而革命的高潮便是被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称为最后的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贝托鲁奇之所以会得到中国官方允许拍摄《末代皇帝》,除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原因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贝托鲁奇是前意共党员。这让我们想到当年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的重要资格之一,也是共产党员。贝托鲁奇在采访中讲述过他当年为何加入共产党。



贝托鲁奇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早年通过买卖马匹的贸易发家,后来娶了地主的女儿为妻,在帕尔玛附近的巴卡尼里(Baccanelli)地区置产。贝托鲁奇说他童年的时候一直与农民的孩子玩耍,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完全来自感性的经验,他是从农民的口中第一次听说共产主义这词,这词对他来说代表了英雄的意思。所以在想象的状态中,贝托鲁奇认为自己童年时代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验和贝托鲁奇的恩师帕索里尼几乎如出一辙。共产党对他们来说并非是一个政治概念。贝托鲁奇真正加入共产党是1968年的五月事件之后,当时反共浪潮喧嚣呈上,贝托鲁奇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加入了意共。


在《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对乌托邦的热情已经减淡了许多,他更多认同的还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这从影片的结尾来看非常明显,影片用了一种景观展示的反讽姿态来表现忠字舞,背景声音是「毛主席万岁」的滔天巨浪。这对溥仪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种声音。


更讽刺的是,当年审判他的监狱长,居然在这场终极革命中也成为了阶下囚。在影片的开场是监狱长救了溥仪一命,结尾溥仪想反过来拯救监狱长,却于事无补。历史真是何其吊轨,又何其暴力,所谓的乌托邦理想,其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


意象、隐喻、象征


《末代皇帝》是一部集贝托鲁奇梦幻诗意风格大成的电影,作为诗人的贝托鲁奇非常喜欢用隐喻的方式来表现丰富多变充满迷思特质的诗意。与此同时,这是一部展现主观性回忆的电影,所以自然而然具有非常强烈的表现性效果。这使得很多道具不再是简单的实指性意义。


下面我们以罗列的方式来讨论这些意象。最重要的意象当然是门。这在开场出字幕的时候就出现了。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贝托鲁奇对《末代皇帝》的简单总结,就是讲一个人要走出屋子。



火车。这是开场第一个镜头。火车进站最直接的隐喻便是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变迁,这其实是贝托鲁奇非常喜欢的一种隐喻,在《蜘蛛策略》、《1900》中他频繁使用了火车的意象,在《1900》的结尾,他甚至让两位主角躺在铁轨上,等待列车的开来,以此成为历史车轮碾过肉身的隐喻。在本片中,火车进站的背景,是溥仪被押送回了中国,接受审判。这是他最后一段人生历程,对他来说是历史的终结。


黄布帘。黄色当然是皇家的象征。这块黄布帘在电影中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起到了一种召唤自由奔跑的象征作用。年幼的溥仪正是在走出了这块黄布帘之后完成了登基仪式。



蟋蟀。蟋蟀在电影中的隐喻地位非常重要。溥仪登基的时候正是在蟋蟀叫的呼唤下一步步走出宫殿。蟋蟀被禁锢在盒子中,溥仪的命运亦是如此。虽然贵为天子,但其实卑微如蟋蟀。蟋蟀同时还是童年时代的象征,这当然又是弗洛伊德式的隐喻。



影片的结尾,小学生问重新回到故宫太和殿的溥仪,怎么证明自己是皇帝,他从宫殿龙椅之下掏出了蟋蟀罐。这个举动表明他知道故宫的秘密,推及开来说,他用一生作囚徒的代价洞悉了历史的无情真相。蟋蟀成为了溥仪身份的证明,也是他一生命运的隐喻。

 

蝴蝶。影片中没有出现实体的蝴蝶。小溥仪这个展翅欲飞的动作具有表达强烈的象征意义。我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蝴蝶的意象。蝴蝶的象征意义,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方面是代表了自由,另一方面代表了依恋。另外还有灵魂的意思。溥仪说,乳母是我的蝴蝶,这是恋母情结的明确展现。他一辈子渴望自由,渴望依恋,渴望灵魂伴侣。



小老鼠。这是溥仪自幼被囚禁后的孤独感的体现。小老鼠是他的伴侣。后来,他发现自己真的无法走出大门后,将小老鼠摔死,这是表达绝望。


自行车。庄士顿送给溥仪的这辆自行车,意思是要溥仪可以驾驭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行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同时还有启蒙的意味在里面,现代中国人需要学会工具理性。并且,送自行车这场戏是发生在溥仪迷恋于玩耍影子游戏之后,更强调了启蒙开悟的重要性。



白布边上的影子游戏。这是溥仪与太监们经常玩耍的游戏,这种辨认身份的方式一方面含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味,同时隔着白布的抚摸,含有情欲的味道,这是溥仪渴望呵护的强化表现。



佩戴眼镜这场戏是自行车戏份的延续。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情,贝托鲁奇却用了一定的篇幅表现。尤其是为何要佩戴眼镜,这场戏发生在溥仪爬上屋顶表达出走的强烈愿望。在屋顶之上,溥仪突然发现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了,他伸手要抓庄士顿,却抓不住。


这是视野的隐喻。我们大概可以双重理解,既是溥仪本人视野狭窄模糊的隐喻,同时也是衰败的国家短浅的视野隐喻。之后,皇宫大臣就是否可以佩戴眼镜与庄士顿发生争执,这自然是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通过眼镜的表现。


剪辫子。这场戏隐喻的意思比较直接,就是改革的象征。



溥仪与婉容、文绣在床上嬉戏。这是与太监玩耍的影子游戏的延续。只是这一次白布变成了被褥。三人在被褥之下嬉戏的场景,看上去就像是被历史包裹住了后反复腾挪转身要认清自我身份的表现。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道具。一是蓝色墨镜。这是溥仪第一次走出紫禁城,他要保护自己,保持尊严,所以佩戴了墨镜。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拿的网球,这个网球的功能与之前小老鼠的功能一样,是孤独、失落、渴望呵护、总是想要抓住点什么的展现。与此同时,被赶出紫禁城,作为重要历史事件来看,抓着网球不放的场景,有点荒诞意味。



镜子。这个场景出现时,婉容说了一句台词,「甘粨才是满洲国最有权势的人」,此时的溥仪出现在镜子中,影子,替身,傀儡的意味呼之欲出。



吃花。这是婉容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愤怒的场景,花在这里也可以看做是婉容的自我隐喻,吃花代表了自我毁灭的开始,之后,婉容就彻底放纵自己让女间谍东方明珠摆布。



梦幻般的色彩光影游戏

 

《末代皇帝》是摄影指导斯托拉罗迄今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之前他在《同流者》、《现代启示录》《红》里面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光影表现力。


《末代皇帝》则是他摄影功力登峰造极的表现,贝托鲁奇如梦似幻、充满诗意的光影魅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斯托拉罗的精彩发挥表现出来的。


二人之间的精彩合作则是从《同流者》开始的,这部资金来自好莱坞派拉蒙公司的作品,展现出的表现性光影魅力非常酷似1930、4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特质,可以看到Sternber、奥菲尔斯、威尔斯的影子。《末代皇帝》延续了这种表现型的梦幻光影特质。


从大的方面来说,《末代皇帝》是光影魅力主要表现在色彩与明暗调度。影片的主要色调有五种:偏向惨绿的土褐、红色、绿色、蓝色、白色。这五种颜色代表了溥仪回忆中不同的人生阶段。


这是影片开场的段落,这一段基本是使用了自然光,整个色彩是偏向惨绿的土褐色。这种黯淡的颜色代表了一种审判,死亡的降临之色。


 

这是一道斜射过来的召唤之光,水壶代表了能量。但对溥仪来说,召唤他的却是死神。



红色出现。红色代表生命,溥仪从这里开始了回忆。



闪回到的第一个段落是童年,童年在紫禁城里的颜色以红色和黄色为主,用斯托拉罗自己的话来表述,这是一种子宫的象征。而黄色代表了权力,威严,因为黄色是太阳的颜色,它让人无法直视。



庄士顿先生来临之后,开始出现了绿色。这是成长的颜色。但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段落中的绿色并非主色调,而是点缀性的,显示出成长的艰难。




这场戏的打光非常显示斯托拉罗的水准。这是溥仪与庄士顿关于如何做一名绅士的对话。请注意,光在庄士顿的脸上,分布的是非常平均的,在溥仪脸上的时候这是有明显的焦点与阴影的,这是一道启蒙之光,来自庄士顿来自窗外西方世界的启蒙之光。



这是溥仪在天津住进张公馆,变成花花公子,与日本人合作之后的光色,很明显,这是一道沉沦之光、颓废之光。


 

所谓第二次登基的这场戏,即便是白天,在蓝天以及溥仪蓝色外套的衬托下,也是全部的沉沦之蓝。


 

这是一场充满同性情欲气氛的戏,贝托鲁奇非常喜欢拍摄类似的场景,在《同流者》中就有不少类似的情欲场景。这场戏,镜子再次成为了重要道具。镜子在这里强烈的表现出,女间谍在肉体和精神上对婉容的双重控制。


 

最后溃败前的段落,白色成为了主要的基调。白色,在这里成为了空无、无力、溃败的象征。


 

这场戏,是说溥仪以为有了继承人,还有一丝得意,一丝反抗的微弱力量,所以之前的镜头有一些微弱的暖光,但真相却是一切都是日本人安排的,得知真相后的场景,所有的光都消失了。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理论说下影片的诗意究竟来自哪里。光影本身的诗意我们谈了很多,但我觉得影片真正的诗意其实来自视点。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自由间接引语。这是来自帕索里尼的一个概念,也是帕索里尼身为理论家对电影理论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如果要具体说清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可能非常复杂,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解释便是,当摄影机的视点与角色的视点之间的区别消失了之后,诗意就出现了。帕索里尼定义的诗意电影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评估的。当年他把贝托鲁奇的电影还有戈达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作为诗意电影的代表。


《末代皇帝》里面的这些场景,确实是溥仪的主观回忆场景,可是从色彩来看,这些色彩究竟是摄影机客观拍摄下来的还是溥仪个人主观回忆的?这个就像是安东尼奥尼《红色沙漠》一样。当这种区分主客观的区分无法分辨的时候,诗意就出现了。  


总的来说,《末代皇帝》一如既往表现了贝托鲁奇对于历史与个人、对于乌托邦、对于革命、对于自我成长的理解与认知。这种认知既是诗意的,梦幻的,同时又是高度历史化、政治化、情感化的。


贝托鲁奇的电影也代表了意大利电影伟大光荣辉煌的传统,《末代皇帝》提醒全球观众,意大利电影人是最擅长用光影魅力来表现人类复杂多面迷幻般的人性真相,《末代皇帝》是意大利电影人在二十世纪为全球观众留下的最后一笔宝贵电影财富,在那之后,它就难堪地跌入了漫长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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