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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了,《杀人回忆》还算经典吗?

兰波 虹膜 2019-11-19

兰波


「今年是属于韩国电影的一年」,这句话在当下说起来,比起几个月之前,又拥有了更为复杂的意义。

 

在奉俊昊刚凭借《寄生虫》拿下金棕榈不久,他那部被无数影迷们奉为犯罪片圣经的《杀人回忆》,就因为真凶现身,而重新成为电影与现实之间对照的最佳样本。


《杀人回忆》

 

《杀人回忆》的真实案件原名「华城连环杀人案件」,也是「韩国三大未解谜案之一」,犯人的DNA目前已与连环杀人案十起中的三起案件相匹配,但是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嫌疑人否认与该案有关,并且其血型与真凶不同,再者该案已过诉讼时效,很难对这名嫌犯进行处罚。


三大谜团的其它两起案件也于2007年和2011年被搬上银幕,李炯浩被诱拐的案件被2007年改编成《那家伙的声音》;青蛙少年失踪事件被改编成《孩子们》,票房表现均都不俗,但在影迷心中拥有无法撼动的经典地位的,还是《杀人回忆》。


《那家伙的声音》


《孩子们》

 

让我们来简单回溯下案件,1986年9月15日到1991年4月3日的4年零七个月期间,韩国京畿道华城郡台安邑一个半径2公里的区域内先后有10名女性受害,年龄最大71岁,最小14岁,这些女性都是先被绑架,后被强奸,最后被勒死,只有一人幸存,成为韩国建国以后罕见的连环杀人案件。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发生后的有效上诉日期不能超过15年,而「华城连环杀人案」最后的第十起案件的上诉时效(15年)即告终结,即使此后抓到罪犯,也不能判刑,这是法律的无奈。

 

从2006年开始,华城连环杀人案就已经过了上诉时效,凶手依旧面目模糊,也成为两代韩国人心中的阴影。一些参与过此案调查的警察在退休后也一直在坚持寻找凶手,但在侦破手段尚未完整齐备的过去十多年间,这个案子依旧悬而未决,直到今天。


《杀人回忆》

 

网上曾流传着当年调查过这个案件的老警察发的直抒胸臆的帖子,在这个帖子里,这名宋康昊扮演的朴警官的原型用沉重但坚定的口吻宣称:「我依旧快没时间,但是还在华城,我打算搜捕你直至离任那天……只要公诉时效取消的话,没有我,后辈们也必定会将你逮捕归案。

 

话之铿锵,让人动容,而天网恢恢,终究疏而不漏!

 

除了电影本身具备的价值引发了影迷的巨大关注外,本案正因「诉讼时效」这一名词使得电影在公映16年后还引发了广泛讨论,事关这部电影的社会学意义和美学价值一直成为影迷们的常年话题,可至今日,真凶被抓获的这一事实却激发了影迷普遍的好奇心和担忧。

 

那就是,凶手被抓获后,这部电影直到结尾也没有揭露出真凶的身份而带来的震撼性结尾和社会性具备的经典意义和美学价值,会因此而被改写么?


《杀人回忆》

 

换种提法,也就是说,在真凶伏法之前,《杀人回忆》给出了奉俊昊对此案件独属自己的阐释,这种阐释会否因真凶伏法后不再被大众和影迷所接受?因为从今而后,大众再观看欣赏它的心态肯定会不一样,这对电影的内在价值,会带来变化么?因为结局之残酷(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且毫无头绪)加深的电影的悲剧色彩,而带来直击人心的力量会因此消散么?

 

个人认为,奉俊昊恰恰会因对这个案件采取的艺术手法而被永远铭记在影史之中,无论真凶伏法与否。

 

在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姆森伉俪所提出的好莱坞的经典叙述模式中,有三种叙事动机,分别为:现实主义动机(符合现实的合理解释)、类型片动机(符合某类型片的戏剧性逻辑)和因果性动机(具有组织镜头和故事内容的作用),其中,因果性动机最具重要性。

 

奉俊昊从最开始就恪守了现实主义动机这条路子,可谓一板一眼,即从种种事实逻辑推理出的分析和调查,奉俊昊几乎是还原了当时所有办案警察的思路,不管是朴警官的狂躁与粗鲁,还是徐警官的精细与审慎,但无论怎么调查,办案的路子总会走入死胡同中,也将观众的情绪带入到了一种焦躁和癫狂相叠的境地之中。符合现实的合理解释遇到了最强阻力。由此,影片的现实主义动机也一步步被打破了。


《杀人回忆》

 

在最后的隧道戏中,平常看似鲁莽的朴警官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嫌疑人朴兴圭并非罪犯。而一向讲求证据的徐警官却崩溃了,所有符合现实的合理解释都被颠覆,观众也因为两名主角的性格交替和这未料到的结果而失控,在徐警官到底杀不杀朴兴圭这一举动上彷徨动摇。

 

至此,好莱坞惯常使用的第二种叙事动机——类型片动机也被打破了。

 

嫌疑人/警察是好人还是坏人?如何界定区分?是相信直觉还是相信证据?这种反类型片的做法虽然最近开始大行其道,但在世纪之初,这点违背常规的做法确实罕见。

 

但最精妙的还属于结尾,朴警官时隔多年重返凶杀现场,面对水渠旁小女孩的疑问,他忍住了眼泪,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个男人的长相打扮,希望仿佛在这一刻升腾而起,但小女孩只能告诉他,虽然记不起那个人的模样,但那个人就是普通人的模样。


《杀人回忆》

 

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却代表着人性的本质,而朴警官反向望着观众的眼光,仿佛看到了人性的深渊——我凝望着深渊,而深渊亦凝望着我。

 

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第三种——因果性动机也在此刻被奉俊昊打破了,这是个相当大胆的处理,光凭这一点,《杀人回忆》就足以载入史册。

 

我甚至怀疑奉俊昊早早在剧本创作阶段就最先想好了这个结尾,而这个结尾才是因,其它的所有铺陈都是为了这一刻,都是电影精心构筑出的苦果,在这一刻混淆了因果和真实与推测的界限。

 

凶手真实身份的模糊性同样混淆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奉俊昊同样把握好了这部电影的气质: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却将真实性落在了无从叵测的命运之手反面,真实性是构筑荒谬的基础,越是证据具有说服力,最后的反差带来的震撼就越大,而无力感就是从中滋生的,直至最后它们啃噬着所有观众的心灵,撑起观众怀疑的是根本不愿意去相信真相是这般残酷,理智上的相信并不代表在情感上一样可以接受,甚至拒绝接受。

 

在《杀人回忆》里,奉俊昊将三种经典动机叙述的模式统统打破,甚至反向用之,而归根到深层原因,就是因为真凶在当时拍摄时并未抓住,奉俊昊只能将自己的推测想象运用在这部电影上,打破常规,从而在三种动机上都造成一种破裂的断口,并形成了一种「残缺的美」。

 

这种「残缺的美」,正好是将《杀人回忆》推向影史高峰的奇点,正如「断臂的维纳斯」一样。


《杀人回忆》

 

这种残缺完美符合了整部电影的气质——悲剧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知道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而人们却无力更改。哪怕是做一丁点什么来阻止这场悲剧也不会像这样听之任之来得让人压抑。

 

这种宿命的基调得到了古希腊悲剧的真传,也是本片最终升华的关键,那种让人目睹了真相反而更加无能为力的感觉打破了三种模式结合的传统模式。

 

叙事上的残缺成就了无力感,而无力感才是这部电影的精髓。

 

在完成了这般复杂的叙事技巧之外,奉俊昊还将自己社会学专业所学到的一切都精心放置在电影的主题意指之中,我从来认为,最精妙的人物刻画离不开社会学式的复杂性和层次感,这点是奉俊昊一向最擅长的技巧,也是本片可以超越时代的精妙所在。

 

那些韩国军统时代的背景信息,如同一个个精妙的符号安置在所有电影的转折处,在杀人案侦破过程中,韩国在前民主化运动的时代回忆也都融在其中,化成了一幅背景,其主题关键词是——荒谬。

 

把办案中的民警抽调出来镇压游行运动,在严刑逼供中刑警们逼迫犯人自承其罪,甚至还有对警察们拥有的无限公权之力之惧怕而被火车碾压而死的光昊,这一切都是剑指时代的荒谬不公和无情。

 

这点从电影开头的音乐响起而延展的长镜头中可以看出,奉俊昊谴责的不光是人性,还有体制带来的隐性压迫和官僚们的碌碌无为,人民对军政府的不满,在汉城奥运会前夕,韩国民主尚刚露出一丝曙光的焦灼和无力感,一直贯穿到电影结尾,时代给个人带来的创伤永远激荡在观众的胸口。


《杀人回忆》

 

这正是《杀人回忆》会被韩国观众及全世界观众所铭记的原因,它如同一个时代封存的琥珀或时间胶囊一样,封存着纪录和解答那个时代——韩国民主化前夕的所有岁月的所有记忆和密码,它不会因为真凶落网而减少其内廪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以及电影技巧。

 

相反,真凶被抓捕的最大价值应该着力于改变那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上,尤其是15年后就免于刑事追诉的这个司法弊端,而这一社会价值,恰恰是《杀人回忆》这部电影和紧随其后,对着时代创伤不断进行反思而创作的电影人和电影所赋予的么?他们所作出的愤怒呐喊,剑指不公正的社会规则,不正是映照着对《杀人回忆》最高的褒奖么?

 

最后补充一点最新信息是:凶手可能不止一人,可能有模仿犯罪行为,现在落网的这名犯人可能不是最初进行杀戮的那名犯人,而真凶可能不止一人,甚至还有从犯,也不一定再像现在抓获的这名犯人那样被抓捕归案。

 

那么,尚有未落网的真正凶手是否在电影院曾看见电影结尾宋康昊回头的凝视呢?想来,还是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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