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和那么多爆款电影，能做出来不是因为巧合

文

唐令

10月的北京已经凉了下来，相比之下，寂静了半年多的电影院，就显得「热」多了，《我和我的家乡》票房成绩已经超过了18亿，成为了国庆档最卖座的影片，而影片的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还在奔波出差的路上。

采访开始前，他说：「不好意思，一会儿可能会中断十分钟，我马上去机场，一会还得过安检。」

或许是因为影片的票房成绩喜人，张苗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太多旅途的疲惫，反而更多是一种放松。

《我和我的家乡》在2019年7月前后启动，到2020年10月上映，时间不过一年有余，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着实算不上充裕，更别说像《我和我的家乡》这样，集齐了近二十年来的华语电影顶级喜剧作者。

五个故事、九位导演，除了宁浩、徐峥、陈思诚这样我们熟悉的喜剧作者，更有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这种联合创作多年的喜剧搭档，总监制张艺谋、总导演宁浩，总策划张一白，绝对是从来没有过的豪华阵容。

拍摄《我和我的家乡》的过程，更是困难重重，2019年的寒冬之后，又是疫情的席卷，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完成创作的《我和我的家乡》，也遇到了巨大的考验。比如徐峥的《最后一课》，就是在疫情和汛情的交织下完成的，宁浩的《北京好人》在2020年6月10日开机，几天后就遭遇了北京疫情的二次小规模爆发，大量事前协调好的拍摄场景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的困难。

但好在，电影最终还是如约和我们见面了。

而这，只是《我和我的家乡》遭遇的诸多难关之一而已。

时钟倒回到一切开始之前，2019年夏天，宁浩导演和北京文化接到国家电影局倡议，希望围绕「农村扶贫、脱贫攻坚」尝试去创作一部电影，这就是最初「任务」的开始。

「解题」，是宁浩和张苗在项目最初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也意味着作为一家大平台公司的北京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与创作者共同工作，「这就是我们介入的时刻。」

定下喜剧类型和单元式的创作方式，是符合创作规律的自然过程。

「我们觉得这个电影要有一个恰当的内核，可以去表达农村扶贫、脱贫攻坚决胜这一年的社会情绪。我们觉得这种情绪就是『喜迎小康』。这里有个关键就叫『喜』，也就给了我们的电影一个很重要的类型定义：喜剧。」

我个人一直比较坚持的制片原则，就是电影的类型一定要清晰，对于北京文化来说，成功电影的三大基本元素，就是强刺激、强共鸣和强共情，如果翻译为这部电影最直接的观感，就是能够让你又哭又笑，有笑、有泪、有你、有我。

所以，为《我和我的家乡》选择喜剧的表达形式，和所有的导演们都迅速一拍即合。也是这个着眼点，最早把这部影片开始往类型化的思路上引导。」

至于单元类型，《我和我的家乡》也的确借鉴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模式，但更重要的创作考量还是在于这样的一个分段式创作，其实更有利于展现这些年来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

用张苗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年的改变，「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传达出来的幸福感，如果放在一个120分钟的传统三幕剧作结构里面，是非常难表达出来的。」

你能从《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里，看到一种时间维度和地理纬度的不同。《我和我的祖国》是用一个时间的纵轴从建国说到今天，每十年为一段，讲述了普通的小人物与历史事件迎头相撞的状态。

而《我和我的家乡》则是尝试着用东南西北中这个概念，去捕捉华夏大地上有一定区域代表性的地方。

「我们不是为拍一个分段式而拍一个分段式，而恰恰是因为这个主题适合用分段式的方式，以地理位置为一个主线，围绕着『变化』这两个字，以及变化所带来的幸福感去讲故事。」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项目

《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是北京文化响应国家电影局的倡议，和一群最优秀的电影创作者打造出来的作品，在电影院看它的时候，我数次听到同场的观众因为葛优的表演而发出的笑声，也会在范伟跌倒在雨中的时候听到身后观众发出的清晰啜泣声，作为一部电影，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意义，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这样的结果，或许和北京文化一开始对待它的态度有关。「首先要感谢这部电影的所有创作者，总监制张艺谋、总导演宁浩、总策划张一白，导演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 邓超&俞白眉，还有所有的演员和每位参与创作的人员，是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张苗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民营公司的制片人和发行人，换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其实他是在说自己是生意人，「我最尊重的是什么？我们在跟导演聊这个想法的时候，第一个抛出来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市场规律和创作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来做这次合作。」

尊重市场规律和创作规律，也就意味着尊重创作者，作为总制片人的张苗，在一开始就和创作者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以任务的态度来对待这部影片，而是回归到了创作最开始的地方，让故事属于故事，让创作属于创作。

「因为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很直接的感觉，就是我们以完成任务的姿态来参与一个项目，因为这确实不是一个任务，而是国家电影局的倡议，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表达的题材。

我给每个参与的核心创作者、每位导演都说，这个项目不是北京文化的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的项目。」

张苗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你们既是我的战友，也是这个项目的拥有者，你们是我服务的对象，没有谁是老板，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这或许，也是这些创作者，能够走到一起的原因。

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张苗是一位「总经理」，他的思绪似乎已经随着他的话语，飘逸回了那些探讨创作的过去。

他对创作者的这种共情，他对创作者热情和才华的保护，更和北京文化以前打造的那些作品一起，勾连成了一种信念，这些作品背后的北京文化，也不再仅仅是一家电影公司，而是成为了和创作者一起，以作品和市场、和时代、和观众对话的表达个体。

一个制片人，半个创作者，半个宣发者

说到表达，张苗对此颇有感触，他认为也是这个议题本身所带有的那种力量，让这些创作者走到了一起。

「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给到大家一个表达的欲望，这个变化所带来的一切好的感受，我觉得一说，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这是所有创作者之间有一定共鸣的表达，也是一种创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走到一起。

一个涓涓细流，因为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断凝聚，形成一条大江大河的概念。」

一直以来都把创作者放到重要位置的北京文化，在这样的制宣发一体的全程参与中，也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创作者，当问到北京文化是否把自己看做一个创作者时，张苗笑了。

「北京文化一直是创作者，或者至少是创作者的伴侣和战友。」

作为一家平台公司的北京文化，是出品方、制片方，是宣传方，也是发行方，更是创作者。这种制宣发一体的平台公司，往往拥有更大的资源，但也容易被资源限制住视野。

当我们提到资方，往往会因为资本的原因，而带有某些偏见和既有印象。这一点，也正是北京文化正极力去避免的。

「作为制片人，我会开玩笑，说最不喜欢被人说『他们是资方』。资金固然重要，但作为一个出品方也好，一个制片方也好，如果只代表了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电影的成功，需要一个团体，从创作、制宣发、投融资，各个层面为一个项目助力。所以我对团队的要求，是在影片的每个环节做到我能尽的那一份力。  

所以我想，一个制片人至少应该是半个创作者加半个宣发人，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条件，也是我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基本要求。

如果你都不是半个创作者，你怎么可能跟创作者同呼吸共命运？你怎么可能真正地去理解创作者的需求呢？」

这是张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北京文化整个电影制宣发团队的要求。

诚如他所说，当一个制片人同时是半个创作者，也是半个宣发人的同时，他也就算是真正进入了这个电影项目中。

顺着这个思路看下去，你也就会明白北京文化一直以来坚持的制宣发一体的理念，其实都是建立在作品之上。

制宣发一体化的平台

聊起北京文化，大家都喜欢用爆款制造机来形容它，从《战狼2》到《流浪地球》，从《我不是药神》到《无名之辈》，再到如今的《我和我的家乡》，北京文化似乎每次都能精准击中那些市场爆款。但我们也都知道，这种聚焦的背后，也绝不是偶然。

坚持制宣发一体的北京文化，一直以来都坚持着内容为王的理念，而制作、宣传、发行这三个领域的致力，在张苗看来就像是「王」这个字的三条横轴，和「内容」这个核心紧密相连，最终组合成三横一竖的「内容为王」。

「我觉得每一个位置，制、宣、发，三个轴的表达在我看来一直都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有了这三个轴，它才能确定足够的稳定性，就像三点能够支撑一个平面，是决定一个平面的充要条件一样。」

但理解这三个轴同时的重要性，和内容为王之间的关系，是更重要的一环，在张苗的眼中，内容为王不光是内容本体为王。制，决定了内容本体的强大；营销，决定了内容的包装，而产品的包装如今也已经成为了产品和内容的一部分。发行就像销售，是接力棒，把内容传递到目标群体手里。

「这三点加起来，是一个广泛的内容概念。内容要为王，这三点都应该为王，它才真正的是个王。」

在张苗这样的解释后，我们也就明白了所谓的制宣发一体和内容为王的理念，其实是精准地概括和理解了如今的电影市场上，更为广义的关于内容的意义，以及不同层面上核心内容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平台型的电影团队，这三个点你可以有所侧重，作为自己的企业特点。但是我所相信的是，起码作为一家平台型的电影公司，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制片公司，这三点都应该具备，都应该有所建树，你才可能尽量地完善。」

说到平台型电影公司的时候，张苗的语气有了些不一样，「努力做一家平台型的电影公司，是我个人的职业理想，更是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先生一直所倡导的，是我五年前加入北京文化的原因，是我们想要一起完成的一件事。」

在张苗看来，一家制宣发一体的平台型电影公司，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生命链。它使得一家公司可以走到创作者面前，让创作者踏踏实实地、放心地、投入地和这家公司合作。

而制片人，也会像项目经理一样，从影片诞生的初始去为这个项目工作，直到它有一天从项目变成作品，成为电影，走向银幕，再把所有投资方的投入，加上利润返回给他们，甚至于创作者，也在其中得到艺术和商业的回报。

「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链，谁都不愿意在这个生命链里面有脱节的表达，而北京文化，就是一个为这条完整的生命链负责的机构。」

核心，始终是电影。

迭代与升级

相信很多人都会对《我和我的家乡》中，每个单元之间切换的形式印象深刻，它采用了时下最流行的竖屏短视频模式，在无数的屏幕中，挑出那些有代表性的故事，再娓娓道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呼应了张苗所说的那种时代的表达，这个故事，也是当下的我们的表达。

与之对应的，你会发现《我和我的家乡》在各个层面上都呼应了这种颇具时代性的「短」。

在这一点上，张苗觉得是种必然。

「包括我自己，以前都觉得电影是一个金字塔尖的视觉表达形式。但是很快你会觉得，你起码应该放下自己的成见，去拥抱这个时代的表达特征。

这个时代的表达特征有一个巨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较短格式的表达。而《我和我的家乡》，就是在以拥抱的态度对待这种表达方式。」

影片的故事是单元式的「短格式」，在宣发上，北京文化也选择了拥抱短视频群体和后浪网民群体。

我们能在抖音上看到「上抖音拍家乡」这样的全民活动，能在B站上看到《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幕后纪实节目这样的影综，黄渤探访手工耿的联动，不仅让人回想起片中的爆笑场景，也更让人体味到《我和我的家乡》源自现实的那种真实与动人。

在这之外，《我和我的家乡》还推出了「家乡与我」的系列短剧，甚至还和央视合作搞起了先网后台的直播活动。

北京文化甚至还在音乐平台发力，联合环球，合力打造电影音乐厂牌魔音缪斯，为影片定制了多首推广曲，既有青年版《我的祖国》这种旧曲新唱的赋能尝试；也有郑钧《父的三北》，让人回想起父辈们为这片土地做出的努力。

说起音乐，张苗很有感慨：「我经常对做音乐的朋友们说，电影和音乐的两波人，都是特别传统娱乐工业的从业群体，电影一百多年，音乐唱片行业历史更悠久，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虽然有人说电影和音乐都是夕阳产业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拥抱对方。」

所以在《我和我的家乡》里面，我们总共能听到七首推广曲，这对非歌舞类电影，绝对已经是罕见的密度，这一方面源自于电影的分段形式，一方面也体现了北京文化全方位、多维度对电影表达的重视。

张苗说，「在我的思维里，电影一半是看到的，一半是听到的，而听到的那些东西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音乐。我们在音乐和电影的跨界表达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要感谢创作者，因为它不光帮助电影本体进行了表达，也为电影的推广和破圈下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紧跟时代，拥抱时代的开放态度，北京文化才能在多个时间点上，都精准地击中那些爆款。

对于北京文化或者张苗来说，他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这个时代的表达尺度，这个时代的格式，并选择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拥抱它，再把它传递给观众，就像这次的《我和我的家乡》，也走到了我们每个人对家乡的记忆中。

「我想，只有拥抱这个时代的格式，你才可能在新的内容环境下，让电影这个已经有一百年历史的传统工业的表达方式，找到它下一次腾飞的动力之一。」

在张苗看来，这更像是一种迭代和升级。

2019年的寒冬和今年的疫情，给了电影行业一次重启的机会，重启并不等于暂停再前进，而是在这种被动的暂停之后，我们得到了主动自我调整的机会，在这之后，再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去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良性竞争和新内容的时代。

「我开玩笑说，北京文化的电影从1.0迭代到2.0。北京文化会一直在主旋律和商业影片这个类型上面多做探索，以后还会一如既往地致力，比如说接下来像《东极岛》这样的影片，会有更多的信息以后会分享给大家。」

北京文化的迭代和升级，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我和我的家乡》是北京文化第一次接手献礼项目，但细细去盘点北京文化这些年来的项目，你会发现它们其实一直在做着某种意义上的献礼。

只不过对象是观众、是市场。而电影，就是那个礼物。

《战狼2》中，是一种继承自功夫片时代的强国表达，《流浪地球》，是以世界性的视野、人类命运的宏大命题，来看我们是如何解决困难的，同时也圆了国人的科幻梦；《我不是药神》里，尊重了生命和为人的尊严，也切入了医改这样的时代变革；《无名之辈》里有着小人物的英雄梦想，那同样是在这个时代里需要被听到的声音。

由此，再来看《我和我的家乡》，你也就会发现，在这种主旋律里，也藏着个人的群像。

这就像是电影中全景镜头和特写镜头的关系，它一面以全景化的视角，俯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貌；同时也以聚焦的特写镜头，写出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体。

而这，也正是北京文化想要通过电影作品，去拥抱的那种「时代的格式」。它同时也是北京文化作为一家平台型电影公司，对自己、对作品、对行业的自觉与责任。

它理解创作者、保护创作者，甚至在作为制片方的同时，也成为半个创作者，半个宣发人，它完全剖开了自己，把自己开放给作品，更开放给作者，由此写出来的，也才是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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