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期待的台湾电影，来自一位六十多岁的新导演

文

黄小米

今年金马影展有一部值得关注的纪录片，由作家、编剧朱天文执导的「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三中的一部《愿未央》，讲述她父母——作家朱西宁和翻译家刘慕沙的爱情故事。

从左至右：长女朱天文、母亲刘慕沙、

三女朱天衣、父亲朱西宁、次女朱天心

据说下集《我记得》以朱家作家三姐妹及她们的文学诸友为主人公，由他们中的一员，小说家林俊颖执导，把文学朱家及其周边几代文青的往事呈现在影像上。

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

对朱天文的读者来说，也许更关心十年前预告的小说集《时差的故事》或其他新作何时才会问世。朱天文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被大陆读者认识，也是个「时差的故事」。

我最早看到的朱天文的正式大陆出版物，是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的中短篇小说集和电影剧本集，和她妹妹小说家朱天心的部分作品同批出版，都由阿城作序（我搜寻的时候已经买不到，跑去出版社小小的经销处交货）。

她的作品集中出简体版，要到2009年前后，那时朱天文的创作量已经大为减少，长篇小说《巫言》前后都有大段空档，而她笔下的台湾社会也在兀自发生着巨变。

成长于「世贸」年代的大陆读者，想必对朱天文作品当中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台北为背景的小说特别有感触，同样飞速的现代化、全球化，同样让人目眩神迷的物质景观，只不过我们眼见的是物质主义的华丽开场，朱天文的小说则预言了物质文明烂熟后的衰颓。

《世纪末的华丽》里的模特米亚二十五岁，「不知老之将至」；《肉身菩萨》里辗转于色欲丛林的同志主人公稍微年长一点，但「这个圈子里，三十已经是很老，很老了。」

《红玫瑰呼叫你》里中年翔哥只盼「年老凋瘦时，他的老婆至少仍容许他在她里面借放一下可以吗？」长篇小说《荒人手记》更以绵密生疏到拒绝读者的文字给所谓「食伤」年代里的红尘众生造像。

谈论朱天文其人其文，很难绕过胡兰成和侯孝贤。

前者不仅影响了朱天文的思想和创作，更多多少少和一批台湾青年文人有过交集，后者的电影美学和朱天文息息相关，担任侯孝贤的编剧对朱天文的意义远非「用以谋生」而已。

前排 侯孝贤与朱天文

胡兰成于1970年代短暂赴台，在大学任教被迫终止后，被「张迷」朱西宁请来家附近招待住下，半年间著书并开课讲授《易经》在内的中国典籍，朱家姐妹在内的一群文学青少年都是朱家私塾的座上客，其后朱天文等创立「三三集刊」、「三三书坊」，在文字中实践胡氏教诲，笃信胡氏美学，并为他出版官方途径出版无门的作品。

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中写道：「父亲和天文可能是胡爷一生最认真最乖的学生吧……天文以似水年华都谨记胡爷所言所书并不放弃以一己的方式张扬。」不少论者指出朱天文、朱天心姐妹都深受「胡爷」影响，只是实践方式不同（「她们背后有胡兰成牌圆规的巨大影子。」将朱天文和胡兰成之间的精神渊源理得最清的文学研究者黄锦树语）。

岁月的浪子胡兰成的学说无论怎么概括，「变」字应该是关键词之一，他在台湾远远近近结识的小友们在「继承」的同时（如果没有选择遗忘的话），也都依各自喜好和性格改变了「胡学」。

朱天文坚持在叙事文学领域发扬胡学的抒情美学，将胡兰成的荡子美学化为温柔敦厚的「远方的目光」，逐渐开始以人类学的视角观看人事。数十年来台湾文坛风潮来去，朱天文不为所动，打磨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

朱天文与胡兰成

朱天文正式发表作品很早，作品数量却并不算多，她早期的作品还停留在学习张腔胡调阶段，和其他「三三」同仁差别不大，但她的作品很快在八十年代开始进入成熟期，小说人物之丰富多样很大程度上都和以编剧身份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有关。

1982年侯孝贤读到报载征文「爱的故事」当中的一篇，联络了作者朱天文，第二年便有了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之后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朱天文历年来写下的一篇篇拍摄纪实和随感是「新电影」诸将的宝贵记录。她此后也成为侯孝贤电影理念最一手的解说者。

《小毕的故事》

按照朱天文的说法：「新电影的意义是，每个导演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生活经验开始。」更为难得的是，「新电影」早期的良性竞争以及齐心协力风气让朱天文在「三三」之后再度体会到了为理想而聚集在一起的结社氛围。

《炎夏之都》这本八十年代小说集里有好几篇都是电影剧本改写而来：《安安的假期》《风柜来的人》《最想念的季节》《童年往事》。从这个时期开始，朱天文的作品少了自传元素，多了当下感，她自己的声音躲在种种人物背后，有如只是在记录人生。

《风柜来的人》

1994年，朱天文以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获得首届「时报百万小说」奖，她的启蒙偶像张爱玲是那一届的「特别成就奖」得主。

《荒人手记》是对胡兰成遗稿《女人论》的补充（「一年后胡老师去世，《中国的女人》仅写得开头。当时我给自己发了一个悲愿：总有一天，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内容，总有一天我要把这未完的稿子续完，你看着好了。」 《花忆前身》），小说以男同志的阴性视角，极尽奢华的文字炫技背后维护着一种节制的保守主义情操，现在看来她也许是民国末年的临水照花人。

这以后朱天文停了很多年没有新作出版，直到「一毫毫，一寸寸的减。减之又减」 ，情节降为零的长篇《巫言》。

朱天文进行小说新路径探索的这些年，侯孝贤的电影迎来了《悲情城市》之后的新高峰。从《南国再见，南国》到《海上花》，从我辈人、身边事拍到古人、当代。

《南国，再见南国》

「新电影」退潮后，朱天文留下成了侯孝贤的独家编剧，她多次说过自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编剧，侯孝贤总是说：「你就写个小说给我」，为的是取朱天文文字里的一种「氛围」。

朱天文说：「我常常说我是在做一个秘书工作，就把讨论过程写成大家都可以看得懂的文字」，事实上她参与了重要的前期讨论和资料梳理，尤其当侯孝贤开始拍历史题材，这类工作就更为重要。

她还说：「我的另一个工作是推荐书给侯孝贤导演，我会把我觉得好的书推荐给他。」从《从文自传》到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气质上都和侯孝贤坚持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的电影观非常近似。

《海上花》

朱天文关于侯孝贤电影《海上花》和《悲情城市》的记录和思考中都看得出她自己的艺术观：中国的抒情传统、「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地带，那里，各种价值判断暧昧进行着」、「日常生活的况味」等。

朱天文常常着重提出文字和影像泾渭分明，这与其说是谦逊，不如说是一种对自身抱负的提醒，她终究还是以写小说为志业。

《巫言》之后朱天文的小说创作又一停这些年，期间主要参与了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今年看到她又选择以影像记录父母和同辈的往事，我想她应该可以从容地承认自己是小说家，也是一个电影人了吧。

 《刺客聂隐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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