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接受外媒采访，说了很多很多
作者：Da Huo'er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Jump Cut（1989年3月）
谢晋1923年出生于绍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当时日本侵略了中国。十几岁时，他就读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师从著名剧作家曹禺和洪深，并且开始阅读易卜生、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作品。1949年解放前不久，他在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找到了第一份行业工作，之后他去了上海，1953年他执导了他的导演处女作《一场风波》。
《一场风波》
他第一部受欢迎的成功之作是《女篮五号》（1957），在国内和莫斯科都受到好评。他继续在《红色娘子军》（1960）中展现了他对女性角色的兴趣，这部电影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委托拍摄的电影之一：（不要把这部电影与同名样板戏混淆。)《舞台姐妹》（1964）在后来受到严厉批评，1980年在英国上映时受到好评，此后多次在英国电视上播出。
《舞台姐妹》
在那十年中，谢晋被排斥，并被归为「牛鬼蛇神」，这是对谢晋那一代人的惩罚。在五年内改过自新后，他重新开始了他的电影制作。然而，《天云山传奇》（1981)和《牧马人》（1982）仍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两部电影都讲述了人们经历清洗的经历。谢晋的人文主义、肯定的观点以及他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坚定承诺，使得一些欧洲评论家将他比作瓦伊达。
《牧马人》
在他非常成功地拍摄了一部以1979年战争为背景，以及关于中国军队生活的爱国电影《高山下的花环》（1984）后，谢晋继续改编了古华关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小说《芙蓉镇》。
以下采访摘自谢晋最近访问纽约期间我与他的几次谈话。
记者（下同）：您的导演生涯就是在解放后开始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你们国家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政治阶段，这些事件对您的电影有什么影响？
谢晋：在那十年中，《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年，一部讲述肉联厂群众体育活动的电影）因「庸俗化、讽刺工人阶级」而受到谴责。这是我拍过的唯一一部喜剧。总的来说，喜剧片在那期间受到了猛烈抨击。首先，我不是特别喜欢导演喜剧片。在那些日子里，很难处理喜剧，很难在其中实现正确的政治平衡。你看，如果你要批评官僚，并且如果你走得太远，你就会遇到麻烦；而如果你太保守，你就会违背自己的目的。
《大李、小李和老李》
在拍摄《舞台姐妹》（1964年，一部讲述两位歌剧女演员从潦倒到成名，最终在日军占领的上海走上不同道路的情景剧）的过程中，批评声开始了。我被迫更改了剧本。今天我承认，《舞台姐妹》的第一部分还算不错，但在我看来，第二部分就比较薄弱。我不能以我想要的方式完成它。如果我现在可以重拍第二部分，那将会改善整部电影。
《舞台姐妹》
1981年，《天云山传奇》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妇女在为自己曾经背叛的前情人进行的一场大清洗中与官僚机构进行的心碎斗争。当时，围绕着右派平反，《天云山传奇》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争论。
在受到批评的同时，我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信，感谢我反映了这些人的苦难。有些信真的让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然而，电影《天云山》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麻烦。就我个人而言，除了那十年，我的艺术表达还是挺自由的。
《天云山传奇》
记者：有哪些人曾对您的作品产生过影响？
谢晋：当然是那些30年代的中国电影，还有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蔡楚生、孙瑜、沈西苓都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但后来我发现了电影以外的其他审美来源，那就是古典文学和传统戏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评弹（用苏州话讲述故事和民谣）精准生动的讲故事，以及川剧和越剧处理人物的技巧。[两者都是地方戏曲形式，都是以其诞生地命名的；四川戏曲以其合唱和丑角而闻名，而越剧则以其传统的全女性演员阵容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而闻名。]
孙瑜（中间）
记者：有没有一些国外的电影人呢？
谢晋：美国电影对30年代的中国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当时上映的外国电影大多是美国电影。我最崇拜的美国导演是约翰·福特和茂文·勒鲁瓦。福特使用了壮观的舞台表演风格，勒鲁瓦对人物的描绘让我非常感兴趣。
约翰·福特（中间）
然而，解放后对我们这一代导演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苏联电影。在苏联导演中，我钦佩米哈伊尔·罗姆、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尤里·莱兹曼、格利高利·丘赫莱依和谢尔盖·爱森斯坦。此外，米哈伊尔·罗姆所有的电影，从无声时期的影片到《一年中的九天》（1962），都是我的最爱。我认为他是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师之一。我的创造力要受益于他作品的滋养，他的作品如此深刻，如此鲜活。
《一年中的九天》
当然，对于任何对电影感兴趣的人来说，爱森斯坦都很重要。然而，他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美国电影专业的学生对爱森斯坦了解如此之多，但对发扬俄罗斯伟大文化遗产的其他苏联导演却知之甚少。苏联电影有着深刻的道德严肃性和深度。
但意大利电影也不得不提。在中文版本的配音和印刷过程中，我个人看了大约70多遍《偷自行车的人》和《罗马十一时》。
《偷自行车的人》
记者：西方戏剧对上世纪2、30年代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等人对西方戏剧理论非常感兴趣，布莱希特和爱森斯坦等理论家也受到梅兰芳和中国传统戏曲形式的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现在在中国有多受欢迎？
谢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40年代翻译的，我们在50年代对他进行了研究。相比之下，布莱希特的影响力较小。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文革期间都遭到了谴责。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戏剧和电影研究课程中教授他们的理论和作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记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认为，上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您对此有何评论？
谢晋：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准确的，恐怕我不能同意。从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艺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为了纪念解放十周年，我们国家拍了很多非常好的电影。（按：例如，水华的《林家铺子》、崔嵬的《青春之歌》以及《红色娘子军》。）
《林家铺子》
如果我们是从那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被颠覆，我们可能会达到一个巨大的不同点。事实上，我们必须从我们所处的位置重新振作起来。希望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新时代。
记者：许多人想知道，仅在两年前，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如此之大，为什么1960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拍摄的电影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创造力和艺术自由？
谢晋：是的。然而，更好的纪念电影都是以解放前为背景的历史剧，不过不要误会这些电影试图把现在读解为过去的意图。我们国家也有关于农民和工人阶级问题的电影，但从艺术上讲，这些影片都不是很成功。
记者：您的电影里有很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天云山传奇》中的宋薇、冯晴兰，《舞台姐妹》中的春花、月红，《牧马人》中的李秀芝。您更关心现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吗？
谢晋：首先，在剧本中，我经常发现我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刻画得更好。这自然与我的兴趣和选择有关。我童年的记忆里仍然充斥着受压迫、受害的女性。在封建压迫下，男性的苦难无法与女性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说，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妻子，而寡妇则永远不能再婚。这会给她的家人带来太多耻辱。
我有一位阿姨，她的丈夫在她年仅19岁的时候去世了，她被告知收养一位姻亲的孩子作为她的儿子。从那以后，她对生活再也没有什么期待了。在一个持续近60年的寡妇生活中，她能做些什么呢？她能用自己的欲望和自然需求做些什么呢？每天晚上，她都像数念珠一样数一串硬币来帮助自己入睡。硬币上的雕刻逐渐被磨掉了。整根绳子变得明亮，闪闪发光。那是我最悲伤的回忆之一。
记者：中国的电影工作者面临着什么样的阻碍？
谢晋：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好剧本的巨大需求。许多优秀的中国电影都改编了文学作品。我自己也改编了不少小说——《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是，在今天的中国，编剧比导演更受人尊敬。在报酬方面，编剧总是能拿到更多。这里有一种不平衡，我认为需要做些什么。
《高山下的花环》
记者：您最近入党了。与非党员时代相比，您现在的党员身份在艺术上和政治上对你有影响吗？
谢晋：如果麻烦来了，不管你的政治地位如何，它都会来。我一直只想做好我的工作。在经历了各种政治危机之后，我变得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做什么、说什么。人们常常抱怨我们在文革期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犯了太多的错误。但是，已经做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痛苦。在我自己的电影中，我试图向我们的人民灌输一些乐观的情绪，就像《牧马人》中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子不嫌母丑。」让我们回顾我们国家的过去，并且正视它吧。
记者：如今，中国正在涌现出后文革时期的新一代导演。最近，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和田壮壮的《猎场扎撒》（1984）在香港和欧洲的评论家中引起了轰动。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谢晋：新一代电影制作人似乎对新思想更加开放。我希望他们探索自己的视角，写出好剧本，不要远离群众。显然，他们在中国电影界形成了一股蓬勃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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