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遗憾的，并不是失去了今年的上海电影节

文

独孤岛主

今天中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个官方号在沉默几个月后，终于发布了一条所有人冥冥中已有预感的那条「官宣」：

今年的电影节不会有了，「顺延」到明年。

这是继2003年因为非典停办之后，电影节的第二次停摆。

虽说是在意料之中，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脑海里仍然闪回出了许多与上影节有关的感知记忆，比如无数次冒着暴雨在大光明、上海影城、美琪穿梭的速度与激情。

我与上海电影节最初的交集是在2005年，在夜间某档与电影资讯有关的电视节目中，被滚动播放的竞赛片片花所吸引。是一部名叫《探戈》的阿根廷电影，对于当时观影经验仅仅停留在香港/好莱坞系统，偶尔看两部欧洲电影的我而言，来自南美洲的电影本身就是重大吸引力，况且看片花与主持人介绍，是一部结合了音乐、黑帮、爱情，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呈现神秘主义画风的影片。

《探戈》

最终我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但这次邂逅，上影节给我留下了一个初始的深刻印象，即是一种似乎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海纳百川」姿态有点类似的多元眼光。

当然，后来我非常密集地与上影节的「多元视角」单元相逢时候，更深刻体会到，这种「多元眼光」，正是上海电影节的最大特色与密码。

第一次真正体验上海电影节的观影氛围，已经是晚至2010年的事情了，那年在上海影城看了三四部主竞赛单元，大多数都记不太清，唯独对土耳其的《伤不起的女人》记忆犹新，导演奥尔罕·奥古斯对场景内部镜头的控制力，在当时的世界影坛可以说达到了比较高水准，用牢笼比喻片中主人公状态，在最后的戏码中集体爆发出骇人力量。

《伤不起的女人》

《伤不起的女人》夺得了当年的金爵大奖，这种对我的观感极为直接积极的结果，与观影时场内相当热络的气氛一起，形成了我个人对上影节最初的独家记忆。

随着后一两年自己亲身参与上影节相关文案的撰写及至选片工作，逐渐对上影节的整体选片与展映思路有了宏观的理解，也开始摆脱最初对电影节的某些猎奇部分的加魅化。

比如，阿根廷、印度、菲律宾等惯常所谓「第三世界电影」，其实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有非常高的放映密度与竞赛表现。甚至经由我的手，也诞生过若干金爵奖或亚新奖获奖的冷门作品，比如2013年的印度小成本制作《路过蜻蜓》，2017年的菲律宾电影《三轮浮生》等。

《路过蜻蜓》

现在回想，这种对上影节影片单元布局及国别电影体系的整体认识的深入，也恰与自己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深入同步。上海国际电影节事实上主打的独步特点，正是对相对冷门国家高品质电影的打捞，以及对大众视野中的「大师」「热门」电影及小众尤其是青年影人制作的兼顾。

恐怕大多数影迷也经历过从盲目追逐热门到有的放矢的过程，这种视野和心态上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比计算自己今年看过多少部更为珍贵。

我经常因为黄梅天赶场体力消耗而在影院昏睡，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借口。面对无法填满的观看欲望而人心不足，恐怕是导致暴殄天物的最重要原因。过去数年有好多次，在白天看了三四部无足轻重的各国新片之后，我进入最后夜场空间，面对诸如《刺杀肯尼迪》《阿拉伯的劳伦斯》等影片，产生彻底缴械的无力感而昏迷。

《阿拉伯的劳伦斯》

现在回想，并不是对电影节定位认识不全面导致的选片盲症所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观影文化建构过程来说，意义过分重要，因此会以「蜂拥而至」的方式在十天时间内集中推送过去一年上海大银幕上都看不到新旧影片。

作为希望尽可能多实现「大银幕」体验的我（包括千万影迷），自然希冀尽可能多地填满时间，而因此忽略了自己无法负荷的体力。

这就牵扯出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是，当我作为一个影迷，想要尽可能满足无法填满的「多看」愿望之时，潜藏于内心的作为一个「研究者」或「创作者」希望突破单纯「享受」境界而仔细研究的冲动，令身心都负载了极为沉重的压力。

特吕弗将这一过程形容为「第一次观影进影院，研究的话看录像带」，事实上，在我自己与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相处的过程里，经常混淆这两者的边界，导致既无法作为单纯影迷享受典范作品，也无力企及以研究者心态仔细分析大银幕作品各个方面的境界。

这也和上海电影节在国内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华人地区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影节多年来主要定位是多元世界中的新人佳作，以此来与以欧洲三大影展的至尊地位区隔，另一方面，票房又构成了每年上影节特别在意的指标之一。

作为票房构成非常重要部分的大师回顾展与4K修复单元，往往又承担了超过一般电影节展映意义上的文献功能（上海几乎没有日常回顾世界电影作者的系统性大型影展），这种双重压力，恰与我个人在每年六月的观影选择上莫衷一是甚至饥不择食完整对应。

《祖与占》

既渴望尽可能多地接触「多元视角」，又希望借助电影节实现对某一段影史或某一位影人的全面重新认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横亘在普通影迷面前的，是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大山——抢票。

在网络售票远未能替代现场售票的阶段，我个人也曾经凌晨到售票点蹲守，但基本上，或是成为媒体镜头的素材，或成为颗粒无收的炮灰，体验并不理想。沪上有相当多影迷怀念线下购票那种通宵达旦排队的仪式感，令我想到古典音乐界某些天团来沪时的场景。

在我个人看来，这样的体验，与欣赏电影几乎无关，倒与确认自己的迷影属性有极大关系。

早上6点钟上海影城的队伍

近年完全改为线上售票之后，事实上无论从媒体到影迷个人，都失去了借助上影节活动确认自我归属的渠道，这种观影之外的业务或心理不对等，恐怕是引动对现场购票怀念的最大原因。

但我还是愿意将全副心思投入到观看本身，无论手中持有的票是影史典范或新片盲盒、二次元狂欢节目抑或学院派推荐，在（包括但不限于）上海电影节进不同的影院看电影的行为，重要性在于作为观众，对全上海各区域影院（同时也是对各区域的文化地理学）重新认识。

而观影过程中，伴随着对影片文本的理解及不同影院条件与氛围（比如观众气氛，影厅历史、大小、放映条件甚至放映故障）体验的互相交缠，产生了新的对于该部电影观看过程的全新五感知觉，这是在家中以任何顶级设备观看所无法体验的。

有些严肃的评论人一定会认为我这种论述是高级玄学。我无意辩驳。上影节伴随了我从读研到成为一名电影教育者的全过程，亦见证了我个人从相对幼稚的迷狂主义者到越来越理性的观看人的转变。

最后要还原的一个场景，非常有代表性地说明了电影节之于个人电影接受史的意义：2016年电影节最后一天的晚上，在浦东某影院观看画幅比例为2.66:1的日本电影《饥饿海峡》，影院提供的max巨幕，无论如何调不出正确画幅，为此与影院经理一起讨论了半个小时，最终放弃。

《饥饿海峡》

《饥饿海峡》长达三个小时左右，那次观影体验并不愉快。六年后在家里重看，自然比当年要更深体会到电影本身的价值，但一想起曾经为了或许没人注意的大银幕细节而消磨掉了本应投入观看的时间，又好像并没有真正失去什么，看完电影出来等车时夏夜的风甚至也不那么潮湿了。

原本非常讨厌黄梅天的我，早已习惯在每年的黄梅天期待些什么。当今天突然得知，即将到来的这个黄梅天将不会留给我任何未知的期待，我的确怅然若失。

我相信，在六月错过的每一部电影都总有机会看到，但我们失去的这个夏天却找不回来了。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值得追忆的并不是「似水年华」，而是时间的「逝去」这个永恒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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