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真相及背后惊人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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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帝都雾霾究竟从哪里来？经济学家高善文研究后发现，这跟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分布有关：“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等领域，而这些行业恰好长期分布在北京周边。”
根治北京雾霾，得先根治产能过剩，其挑战难度甚至更大。
来源 | 蔚为大观
作者 |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从地图上看，过剩产能的地域和高雾霾地区高度吻合。
产能过剩与国企改革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会，今天重点讨论一下产能过剩问题，试图从两个维度刻划中国产能过剩，时间节点截止到2015年底。
第一个维度衡量不同产业的毛利率与长期历史均值背离程度，第二个维度用总资产回报率与长期历史均值背离的程度，用这两个维度刻划一个产业的产能过剩程度。
在这张图上产业产能过剩越严重越位于图的右上角，如果在左下角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尽管中国产能过剩看起来很广泛，但是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等领域，其他很多领域产能过剩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全国雾霾地图与产能过剩区域对照
如果从产能过剩行业描述性统计来看，总体上在经济中占比不是很大，占比在工业领域在10-20%之间，但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行业国有资本的集中度非常高，这些行业国有资本集中度超过50%。
从地理分布上看，尽管中国有非常广袤的国土，但是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淮河以北，尽管在长江以南，在华南地区也存在，但这些行业似乎特别集中在北京的周边，所以北京雾霾比上海严重，上海雾霾比深圳严重。
在北京不管是南风还是北风都有雾霾，除非是非常大的风，否则的话雾霾总是消散不了，也许是因为地理分布上这样的分布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
我们用国有资本的集中程度来解释不同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程度，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的结果是，一个行业国有资本集中度越高产能过剩越严重，大概解释能力30%出头。
另外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一个行业在周期顶峰时盈利背离长期的均值越高，在行业低谷时背离长期的均值就越大，这种周期性因素单独解释力也接近30%，这两个因素合并起来大约解释50%略多产能过剩在行业之间的分布。
这样我们知道中国的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是周期性现象，周期下降会有一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在更大程度上是体制的问题，是因为国有资本即使在产能严重过剩盈利非常差的时候也非常难以退出。
对于民营资本集中领域，如果经济下降，盈利恶化，民营企业可以关门走人，产能过剩相对得到比较快的清除，这一机制在国有领域更难。
我们把黑色金属行业和化工行业做对比，黑色金属产能过剩程度盈利恶化程度比化工行业严重的多，但是黑色行业整个在工业中的增加值占比4%，化工行业3.7%，两者之间非常接近。为什么黑色比化工行业的产能过剩严重的多？是因为在黑色领域，国有资本集中度49%，化工领域国有资本集中20%。
中国产能过剩清除程度怎么样？中国工业品的环比情况，2015年9月份是转折点，2015年9月份以后，中国工业品价格总体上进入上升过程，每一轮波动底部在快速的提升。
从商品市场上看，商品价格的底部出现在去年的11月4号，在去年9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工业品价格在普遍出现上升。这些上升比整个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来更早，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在去年12月份，煤炭和钢铁领域限产最早到今年1月份开始，但是整个的工业品价格，包括两万多种产品，他们价格的底部在去年到10月份前后基本形成，并随后开始上升，今年以来上升还明显加速。
非常重要的原因，市场自发性调整，盈利极度恶化导致市场自发调整，市场自发调整在民营集中领域行业自动出清，带来产品价格上升，在今年年初叠加中国对钢铁和煤炭严格的限产措施，这一限产措施带来今年产品价格更快上升。今年年初以来PPI环比折年率在0-6%之间波动，均值估计接近3%。从PPI角度，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摆脱了持续四到五年的通货紧缩状态。从总量层面看，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得到非常大的修复。
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企业盈利层面。这是中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用主营业务的利润除以主营业务的收入，扣除了非主营业务的利润，比如扣除炒股票的利润和亏损等。我们把每一年的月度利润率画在这里，最上面2011年，当时中国有严重的通货膨胀，2011年盈利是过去15年来第二个高点，扣除2011年，2016年盈利是过去五年的最高点，2016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比12、13、14、15高的多，2016年在整个的工业增速和经济增速处在历史低点的时候，盈利能力在过去五年处在第二高的水平，在过去15年处在历史上平均水平附近。从盈利角度，中国产能过剩经过私营部门的大规模的清除，包括中央在煤炭钢铁大规模限产，从盈利指标上，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修复，它正在成为过去时。
延伸阅读
洛杉矶是怎么奇迹告别雾霾的？作者：李佳佳，来源：FT中文网，原文有删减
2016年12月15日，北京发布今年第一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周边六个省市共23个城市受到影响。看到环保部门专家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及其他慢性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一般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我不禁想起70年前，美国洛杉矶也曾经经历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伤痛。对于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来说，这座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 除了好莱坞、迪斯尼、圣莫妮卡海滩，除了科比、湖人队、1984奥运会，还有一个深植记忆的痛苦标签——曾经肆虐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
而令世人震惊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折磨洛杉矶人的雾霾在5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对于正在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洛杉矶经验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生化危机”
时间闪回1943年7月26号，正值二战期间的一个佛晓。当洛杉矶居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以为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袭击：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呛人浓雾，矗立的高楼与街边的汽车被全部吞噬，太阳也变得模糊难辨。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他们看不清方向、认不出景物，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每个人都狼狈不堪：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脸上灼烧一般的刺痛。
1940年代雾霾肆虐的洛杉矶
人们的恐慌触目惊心：视线不清的司机紧张地左右避让，母亲抓起受惊的孩子就近躲进路边的建筑。政府很快辟谣：这不是日本人的毒气，而是大气中生成了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人们不由想起不久前令人心悸的伦敦烟雾，无法相信，洛杉矶这样一个从来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城市，也被无情淹没在了浓霾之中。
和如今很多深受雾霾折磨的国家和地区一样，污染“归功于”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同盟国用于制造飞机武器的资金大量流入，成千上万的商人、游客和移民涌入加州，美国人迷上了西海岸。产业多样化带来了纺织业、轮胎、家具行业等等的迅猛发展。到了1949年，洛杉矶的渔业产出超过了波士顿，汽车产量更已仅次于底特律。
此刻的洛杉矶，情况越来越糟，雾霾天越来越频繁，居民开始出现恐慌。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布朗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政府先是关闭了一家化工厂，他们认定丁二烯排放是污染源。但，雾霾并没有缓解。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政府公信力一降再降，终于失语了。在那些日子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蜂拥向医院接受治疗。
有人不沉默
严重的雾霾之下，哮喘、气管炎、咽喉炎、心脏病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开始爆发。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呼吸和心脏系统本就脆弱的人群成为了抵抗力最弱的受害者。到1950年代又一次严重光化学污染导致的严重雾霾侵袭时，两天内因为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就达到了400多名。仅仅1950年一年，就有超过71000居民用脚投票，逃离了洛杉矶。
谁也没有想到，首先挺身而出采取行动的，是一群家庭妇女。
这些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对于环保和科学也知之甚少的中产阶层女性唯一的动力来自一个质朴的信念——保护我的孩子。1950年代，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给自己取名“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英文首字母缩写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绝不是做秀，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
起初，她们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很快，每个人再叫上二三十个朋友。二十乘以二十，不断壮大。就这样，每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
很多人惊讶，抗击严重污染和政府失职，最有效的“武器”竟然是：愤怒的母亲。
良心科学家
一时间，每个人都在愤怒地追问：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出人意料，一名来自荷兰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真相，并由此成为后来半个世纪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人。
阿里·哈根·施密特教授
1945年，当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荷兰化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从夏威夷把六千磅菠萝运到洛杉矶时，是为了研究菠萝的香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和菠萝一起闯入他生活的，会是洛杉矶的雾霾。
1949年一个炎热的清晨，斯密特像往常一样在他的香味实验室里忙着提取生菠萝的香味。被方程式和浓郁的香味弄得头晕眼花的他决定放松一下，走出大楼，沐浴在阳光里，希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可是，吸进去的空气不但没能使他神清气爽，而且简直是粗糙浑浊、像漂白剂一样刺激难闻。彼时49岁的斯密特患有严重的咳嗽，他本能地感觉有哪里不对，决定转而研究大气污染。
经过多个月的实验研究，斯密特得出结论：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这重大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1951年，雾霾甚至有了以他命名的新外号“哈根烟雾（Haagen smog）”。
然而，他狠狠得罪了当时洛杉矶经济的支柱——汽车产业。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所有汽车巨头都把洛杉矶看做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然而斯密特却蹦出来警告：“不，汽车产业会置人于死地”，后果可想而知。同时，一些民众也开始了对斯密特的恶意攻击。他们怨恨他将雾霾和汽车排气管联系起来，认为他在暗示开车的普通民众也负有责任。
斯密特迅速成为了一个极度不受欢迎的人。他遭受人身攻击和诋毁，加州理工校委会被施压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他的校园讲座也流产，所到之处会有观众质疑他的信誉。在加州理工的校园里，他被迅速孤立起来，同事们的闲言碎语和各种嘲笑扑面而来。
然而事实证明，斯密特是对的。上个世纪初开始，大洛杉矶就一直是美国机动车保有率最高的地区。从二战经济起飞之后，洛杉矶的版图在不断扩大。摊大饼的城市格局和跟不上需求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得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活必须品，“车轮上的城市”由此得名。
车轮上的洛杉矶
50年代初，斯密特已经顶着压力把雾霾的来源和聚集原因剖析得一清二楚，他写道：在城市的一边，分布着石油工厂，几个精炼厂每天处理成千上万吨石油。另一边，洛杉矶公路上行驶着的近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累计消耗一万两千吨汽油。即使燃烧率高达99%，仍有120吨未燃烧的汽油被释放到大气之中。而洛杉矶东、南、北三面的环山阻止了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流通，高空的暖空气由于轻于密度更大的冷空气，又犹如锅盖使得污染物无法垂直扩散。
这是洛杉矶人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原来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就出自自己心爱的汽车。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早有预感，又不愿承认的事实：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法治的力量
在环保领域，加州一直以来在全美乃至全球一马当先，与完善有效的法治关系重大。1960年代末，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两千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的出台。这部新的法律将大气污染物分为基准空气污染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两类，并第一次界定了空气污染物的组成。在法律草拟过程中，洛杉矶在整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众多经验被拿来参考。这条联邦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使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而以公众健康作为唯一目标来制定标准。《清洁空气法》还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需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
1970年末，国会授权联邦政府组建了联邦环保局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来负责监督法案的实施。46年来，联邦环保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提升空气质量标准，作为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加州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始终是进行时。
《清洁空气法》颁布时，要求加州达到空气健康标准的最后期限是1987年。在距其一年的1986年，加州似乎达标无望，很多人已经决定放弃。
这时，一位不能不提的铁腕人物开始执掌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他就是物理学家詹姆斯·伦茨，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成功引导洛杉矶走上了清洁空气的有效道路。
伦茨在1986年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成功地为诸如发电厂、炼油厂、玻璃制造厂、航空航天公司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制定了新规则。对汽车推行严格标准，要求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自不必说。甚至对于烧烤、气溶胶喷雾罐以及其他常见家用产品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不开玩笑地说，连指甲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
伦茨全面而细致的策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最快的改善。到1997年他卸任之时，洛杉矶空气每年超过联邦政府臭氧标准的天数已经从164天降到了68天。污染的峰值水平也降低了40%。
就这样，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人朝思暮想的蓝天白云，终于回归了。
良好环境VS经济增长
尽管如今的洛杉矶，比起雾霾肆虐的上个世纪，空气质量已经好了太多。但它依然是全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加州也依然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差的州。如今，这里的主要污染物就是臭氧。与张牙舞爪的细颗粒物PM2.5、PM10相比，臭氧要“低调”得多。然而，它其实更加可怕。
臭氧几乎能与任何生物组织反应，对呼吸道的破坏性很强。会刺激损害鼻黏膜和呼吸道，轻则引发胸闷咳嗽、咽喉肿痛，重则引发哮喘，导致上呼吸道疾病恶化，还可能导致肺功能减弱、肺气肿和肺组织损伤，这些损伤往往不可修复。同样，臭氧也会刺激眼睛，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它还会破坏皮肤中的维生素E，使皮肤长出皱纹和黑斑。
2015年10月1日，美国联邦环保局发布了未来十年更加严格的雾霾限制指数，把2008年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的75ppb，也即十亿分之75再度降到了十亿分之70，相当于每立方米0.07微克。
很多环保专家都认为，这越来越“严酷”的标准对加州考验最大，不仅因为加州依然是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也因为加州还有16个郡连目前75ppb的“宽松标准”也没有达到。联邦环保局给了加州最为宽容的时限——2037年，足足比其他州县多出了12年。
逐年递减的严格污染物标准，自然会使得工业集团不高兴。他们聘请游说掮客和广告公司发声反对环保局的相关规定，警告这会威胁经济发展，发电厂、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都将为此买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永恒的两难选择。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如果一定要牺牲GDP，值得吗？
加州人的答案是：YES。
曾写作《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的环保记者雅各布这样计算：“那么治疗数以千计罹患癌症的患者的代价呢？照顾下半辈子被慢性病缠上的病人又要多少成本？治理雾霾、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为环保付出金钱，获得的是更好的公众健康。人们不再需要巨额的医疗资源，人们的工作能力也更强。这些对于经济增长好处更加长远”。
治理雾霾，无人能置身事外
随着深入采访和了解洛杉矶这座城市70年来、时至今日仍在进行的与空气污染斗智斗勇的故事，我深深地感到，治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首先需要一个有远见、有作为、对居民负责的政府；然而，它又绝不仅仅是那些行政官员的责任。在洛杉矶的实践中，立法机构、科学家、企业界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对于洛杉矶公民而言，一方面，他们关注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勇于向政府和污染企业问责；另一方面，他们从个体做起，自我约束，身体力行做出改变。
毋庸讳言，要牺牲自己已经习惯并甘之如饴的生活方式，很难。但在今天的洛杉矶，我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车行天下的城市里减少开车、尽量拼车、购买清洁汽车，或者干脆选择骑自行车和步行。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做一点小事，自己生活和热爱着的城市便会大大不同。
我想，洛杉矶被历史证明有效的决策、立法、科技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协调发展、共同努力可以成为中国治理雾霾的珍贵经验。2016年的今天，距离山西长治最早出现雾霾已经过去了10年。重现蓝天白云，我们应该不需要等待50年。
每个人都必须呼吸，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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