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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怪现状”丨“做小姐”“做混混”被羡慕,乡村道德溃退令人痛心

2018-01-17 亚美时事学堂 亚美时事学堂

【亚美导读】对于很多人来说,故乡是被称为“根”或“归宿”的场域,那里有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认同、行为规范和自生秩序,这些构筑了乡村道德体系。无论是出于对传统的守望,还是对现代化的反思,乡村道德都是值得重视的最为成熟的文化谱系。然而,当工业、资本、现代交通、网络等快速发展,现代化潮流席卷而来,乡村道德大厦面临严峻考验。当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乡村道德失范问题带来种种怪现状,如不赡养父母、赌博泛滥、村霸治村、拜金盛行、迷信充斥等,这提醒我们必须探寻乡村道德重建之路。


乡村“怪现状”:


“做小姐”“乡村混混”被羡慕


当下,对乡村秩序侵蚀最严重的是主流价值观的扭曲。金钱,成了评价的至高标准。在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中,财富虽是重要指标,但万万不是唯一的。


随着经济发展,乡村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量人员进城务工导致乡村结构变化,传统道德受到猛烈冲击,渐渐失去规范作用,人们越来越向“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性工作的去道德化,一个是混混的职业化。


在一些地方,以前村民对在外面“做小姐”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觉得抬不起头,但现在,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出手阔绰,说话时尚,靠此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乡村混混”也是如此。以前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亲戚朋友见了人都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混混的狠劲和暴力能牟取利益,说话行事有气魄,挥金如土,走亲戚也比较慷慨,往往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以至于很多小混混把做“大混混”当成人生目标。


这些“怪现状”所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乡村道德秩序令人痛心的溃退。


有钱就是孝顺、发财就是成功、读书无用、金钱换选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造假村”“贩毒村”“诈骗村”“乞丐村”,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些可怕的现象。


性工作的去道德化


对于很多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妇女来说,性工作似乎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性工作,这个词汇本身就表明这一“行业”的中性化。


过去人们称之为卖淫嫖娼、娼妓业,自古以来就遭人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娼妓业被彻底扫除,这与劳动伦理相匹配。改革开放后,卖淫嫖娼现象又开始复活,至今,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在各地农村调研,都听农民说过村里有已婚或未婚妇女在外“做小姐”的。农民讲述的故事精彩而生动,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却反映出他们对“做小姐”的看法和评价。


尽管农民认为“做小姐”终究是“不好”的事情,但同时觉得越来越成为“不好说”的事情。这种“不好说”正和劳动伦理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因为尽管“做小姐”并不光彩,但“有钱”总是光彩的事情。


199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发达地区从事性工作,这在农村已经不是秘密。我们在很多村庄调研,随便一数,一个村里就有十多个女性在外“做小姐”,“村里人都知道”。村民主要是听在外一起打工的村民回来说的,逐渐在全村也就不是秘密了。


有的村庄甚至蔚然成风,有几十个妇女在外“做小姐”,都是一个拉一个,“传帮带”的。


最为离奇的是,在湖北洪湖的一个村子里调研时,村民告诉我村里有好几个未婚女孩在当地县城里卖淫,村里的男人去嫖娼时还经常遇见她们。“在发廊(嫖娼)里遇到就回避一下,换一家(发廊),在街上遇到照常打招呼。”这些女孩也泰然自若地生活在村庄里,没有人去过多地说三道四。


湖北京山的一个村干部说,一些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每个月向家中的汇款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元。以前,村民对这样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也都会觉到抬不起头;但现在不同了,社会舆论风向变了,这些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给家里买东西,给孩子买东西,村民也很认可。“还是出去好,不会受穷。”有两口子吵架时,丈夫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你有本事就跟着别人出去啊,变富了,还好些。”


在调研的湖南桥村,一个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娶了村里一个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女孩为妻,其理由并不是爱情,而是上海房价太高,这个女孩靠卖淫已经积累了100多万,正好可以用来买房子。这不能不叫人慨叹。


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能挣钱,丈夫、父母都不说,村民也懒得议论,有很多村民甚至很羡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有钱就能给家庭带来实惠,并带来面子。这些妇女在外挣到了钱,家人吃穿用度都可以上档次,在村里的地位也可以大大提高,说话做事都比以前更硬气,更放得开。


这些发了财的家庭,如果在人情交往中出手阔绰,乐意帮助穷亲戚,孝顺老人,更能得到村民的认可。而大多数靠家人从事性工作的家庭往往能做到这一点。村民们说,“一年能弄那么多钱,管他正当不正当,老的小的都活得舒服,说话也有风度,还要什么?”


这就是消费经济时代,一个人的地位是根据其消费能力划定的,至于那些“陈腐”的道德,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村民现在也不议论,把这个社会看穿了。”他们说,“发财就是本事”,“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甚至那些向我们讲述精彩故事的村民,讲述时凸显的往往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强调卖淫者挣钱后其家庭生活和地位的改变。


混混的职业化

 

在消费经济时代的农村社会,如果说从事性工作是妇女致富的一条捷径,那么做混混则是青年男性的一条捷径。乡村混混的狠气和暴力能牟取利益,也因此受到很多农民的羡慕和赞赏。


一个中年农民讲述他做“混混”的侄儿的混世经历,言谈间居然很有几分自豪。后来一个老联防队员的一番话才让我们幡然醒悟,他说:“在80年代,要是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亲戚朋友见了人也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不说在外面混一混,就是蹲监狱都成了一种荣耀和资本。”


现在,人们说起谁坐过牢,不像在说一段令人感到羞耻的经历,而好像是说一段英雄经历;说起谁又砍人了,不是表达对其狠气的鄙视,而是羡慕和赞扬。更重要的是,混混一般很有气势,出手也非常阔绰,甚至赌博也有胆量,从而受人羡慕。这些人因为有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很帮忙,走亲戚也比较慷慨。有一个混混,其哥哥与嫂子的关系不好,老吵架,他说:“为什么吵架,还不是因为穷了,给他们两万元,保证关系马上就好了。”果然给了他们两万元。


这样,乡村江湖对年轻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那些“能耐大”的乡村混混周围很快就可以啸聚人马,吸引更多的乡村混混,也吸引很多青少年加入。许多年轻人慕名而去,有的甚至是家长将孩子送去。在有的村庄里,“混黑道的年轻娃子比在外面打工的还要多”。


在湖北荆州某村,一个农民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大混混那里,并对他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他要么混出个人样来,要么被人砍死!”在乡村混混的结构中,年轻人可以找到特有的社会上升阶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大混混”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调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诉我们,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个混头”,他们期待有一天,自己“混出来”了,在家里就能控制公司股份、占码头、抢地盘,有人送钱来。两湖平原的乡村民谣“读书苦,读书累,读书不如去做黑社会,有吃有喝有票子,还有女人陪我睡”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在劳动伦理变迁的背景下,乡村混混已具有“职业性”,从“社会排泄型”发展成了“社会理想型”。过去村庄中的混混,由于触犯了村民生活的准则和村庄规范,从而遭到村庄主流的抛弃和集体性的社会排斥,因此是村庄为了维护其生活准则和地方性规范所作的正常的“社会排泄”。而现在,乡村混混早已发展成了很多青少年的“社会理想”。


正因此,1990年代末以来,乡村混混中“成年不退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1980年代,混混属于青春期问题。很多混混等青春期过了,也就开始老实农民的安分生活,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


尤其是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而现在,因为当乡村混混走上“职业化”道路以后,一方面有源源不断的职业化利益可供他们牟取,混混因此可以不“退出江湖”;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职业化的关系组织结构来牟取利益,而无需事事亲力亲为,从而无需因年龄和生命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终止混世生涯。


同时,由于劳动伦理的衰落,家庭对乡村混混的规训能力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也导致了“成年不退出”现象越来越普遍。19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向“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因此,人们对混混的道德谴责越来越弱,乡村混混结婚后,妻子对其的“规训”也日趋变弱,甚至还可能变成一种鼓励。


楚江市的王某在1980年代中期曾是乡镇里一个帮派的头头,他最后选择主动退出团伙,结束这种生活,他总结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父母和妻子为他“担惊受怕”。而我曾问几个正在乡村江湖的混混的妻子:“丈夫在外的生活,你担不担心?有没有劝他不要和那些朋友来往?”她们中的许多已结婚十多年,大多数人回答说:“男人在外面的事情,我们女人一般不管。”


在女性在家庭内的权力普遍上升的今天,女人显然不是不愿意去管男人,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是,她也许不太赞同丈夫的混世方式,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最终选择了沉默,“能混出来也不错”。这些表明了劳动与财富伦理变迁之剧烈,道德秩序之不存。

  

结语

  

当前农村已经受市场经济浪潮席卷,进入了消费经济时代,钱和消费能力日益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生活意义的主要标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生活中的消费攀比和面子竞争非常严重,乡村生活越来越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农民都在想方设法挣钱。


人们逐渐抛弃传统的劳动伦理观念,勤劳致富和劳动光荣的伦理观念不再被人尊崇。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崇拜英雄,崇拜德行高的人,而崇拜有消费能力、能赚钱的人。只要有钱有消费能力,人们不会在意钱是怎么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性工作的去道德化,混混的职业化,越来越成为乡村生活中的现实。然而,对钱财的拥有以及消费本身,并不能替代人的生活意义本身。


毋宁说,钱财和消费替代其他东西(闲暇、劳动等)成为展现生活意义的工具。但是,在生活意义层面,人们不可能为了钱财而去获取钱财,不可能只是为了消费而去获取消费能力,而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获取一种美好生活,其背后一定要有某种伦理和美德。


而当前中国农村的种种现象表明,劳动伦理变迁下的农民生活已经发生了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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