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怪现状”丨“做小姐”“做混混”被羡慕，乡村道德溃退令人痛心
【亚美导读】对于很多人来说，故乡是被称为“根”或“归宿”的场域，那里有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认同、行为规范和自生秩序，这些构筑了乡村道德体系。无论是出于对传统的守望，还是对现代化的反思，乡村道德都是值得重视的最为成熟的文化谱系。然而，当工业、资本、现代交通、网络等快速发展，现代化潮流席卷而来，乡村道德大厦面临严峻考验。当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乡村道德失范问题带来种种怪现状，如不赡养父母、赌博泛滥、村霸治村、拜金盛行、迷信充斥等，这提醒我们必须探寻乡村道德重建之路。
乡村“怪现状”：
“做小姐”“乡村混混”被羡慕
当下，对乡村秩序侵蚀最严重的是主流价值观的扭曲。金钱，成了评价的至高标准。在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中，财富虽是重要指标，但万万不是唯一的。
随着经济发展，乡村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量人员进城务工导致乡村结构变化，传统道德受到猛烈冲击，渐渐失去规范作用，人们越来越向“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在其《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性工作的去道德化，一个是混混的职业化。
在一些地方，以前村民对在外面“做小姐”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觉得抬不起头，但现在，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出手阔绰，说话时尚，靠此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乡村混混”也是如此。以前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亲戚朋友见了人都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混混的狠劲和暴力能牟取利益，说话行事有气魄，挥金如土，走亲戚也比较慷慨，往往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以至于很多小混混把做“大混混”当成人生目标。
这些“怪现状”所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乡村道德秩序令人痛心的溃退。
有钱就是孝顺、发财就是成功、读书无用、金钱换选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造假村”“贩毒村”“诈骗村”“乞丐村”，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些可怕的现象。
性工作的去道德化
对于很多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妇女来说，性工作似乎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性工作，这个词汇本身就表明这一“行业”的中性化。
过去人们称之为卖淫嫖娼、娼妓业，自古以来就遭人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娼妓业被彻底扫除，这与劳动伦理相匹配。改革开放后，卖淫嫖娼现象又开始复活，至今，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在各地农村调研，都听农民说过村里有已婚或未婚妇女在外“做小姐”的。农民讲述的故事精彩而生动，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却反映出他们对“做小姐”的看法和评价。
尽管农民认为“做小姐”终究是“不好”的事情，但同时觉得越来越成为“不好说”的事情。这种“不好说”正和劳动伦理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因为尽管“做小姐”并不光彩，但“有钱”总是光彩的事情。
1990年代以来，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发达地区从事性工作，这在农村已经不是秘密。我们在很多村庄调研，随便一数，一个村里就有十多个女性在外“做小姐”，“村里人都知道”。村民主要是听在外一起打工的村民回来说的，逐渐在全村也就不是秘密了。
有的村庄甚至蔚然成风，有几十个妇女在外“做小姐”，都是一个拉一个，“传帮带”的。
最为离奇的是，在湖北洪湖的一个村子里调研时，村民告诉我村里有好几个未婚女孩在当地县城里卖淫，村里的男人去嫖娼时还经常遇见她们。“在发廊（嫖娼）里遇到就回避一下，换一家（发廊），在街上遇到照常打招呼。”这些女孩也泰然自若地生活在村庄里，没有人去过多地说三道四。
湖北京山的一个村干部说，一些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每个月向家中的汇款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元。以前，村民对这样的妇女及其家庭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妇女的家人也都会觉到抬不起头；但现在不同了，社会舆论风向变了，这些发财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羡慕的对象。
在外面“做小姐”挣了钱的妇女，穿着打扮上档次，给家里买东西，给孩子买东西，村民也很认可。“还是出去好，不会受穷。”有两口子吵架时，丈夫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你有本事就跟着别人出去啊，变富了，还好些。”
在调研的湖南桥村，一个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娶了村里一个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女孩为妻，其理由并不是爱情，而是上海房价太高，这个女孩靠卖淫已经积累了100多万，正好可以用来买房子。这不能不叫人慨叹。
在外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能挣钱，丈夫、父母都不说，村民也懒得议论，有很多村民甚至很羡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有钱就能给家庭带来实惠，并带来面子。这些妇女在外挣到了钱，家人吃穿用度都可以上档次，在村里的地位也可以大大提高，说话做事都比以前更硬气，更放得开。
这些发了财的家庭，如果在人情交往中出手阔绰，乐意帮助穷亲戚，孝顺老人，更能得到村民的认可。而大多数靠家人从事性工作的家庭往往能做到这一点。村民们说，“一年能弄那么多钱，管他正当不正当，老的小的都活得舒服，说话也有风度，还要什么？”
这就是消费经济时代，一个人的地位是根据其消费能力划定的，至于那些“陈腐”的道德，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村民现在也不议论，把这个社会看穿了。”他们说，“发财就是本事”，“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甚至那些向我们讲述精彩故事的村民，讲述时凸显的往往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强调卖淫者挣钱后其家庭生活和地位的改变。
混混的职业化
在消费经济时代的农村社会，如果说从事性工作是妇女致富的一条捷径，那么做混混则是青年男性的一条捷径。乡村混混的狠气和暴力能牟取利益，也因此受到很多农民的羡慕和赞赏。
一个中年农民讲述他做“混混”的侄儿的混世经历，言谈间居然很有几分自豪。后来一个老联防队员的一番话才让我们幡然醒悟，他说：“在80年代，要是谁家里出了一个流氓混混，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亲戚朋友见了人也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样了，不说在外面混一混，就是蹲监狱都成了一种荣耀和资本。”
现在，人们说起谁坐过牢，不像在说一段令人感到羞耻的经历，而好像是说一段英雄经历；说起谁又砍人了，不是表达对其狠气的鄙视，而是羡慕和赞扬。更重要的是，混混一般很有气势，出手也非常阔绰，甚至赌博也有胆量，从而受人羡慕。这些人因为有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很帮忙，走亲戚也比较慷慨。有一个混混，其哥哥与嫂子的关系不好，老吵架，他说：“为什么吵架，还不是因为穷了，给他们两万元，保证关系马上就好了。”果然给了他们两万元。
这样，乡村江湖对年轻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那些“能耐大”的乡村混混周围很快就可以啸聚人马，吸引更多的乡村混混，也吸引很多青少年加入。许多年轻人慕名而去，有的甚至是家长将孩子送去。在有的村庄里，“混黑道的年轻娃子比在外面打工的还要多”。
在湖北荆州某村，一个农民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大混混那里，并对他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他要么混出个人样来，要么被人砍死！”在乡村混混的结构中，年轻人可以找到特有的社会上升阶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大混混”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调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诉我们，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个混头”，他们期待有一天，自己“混出来”了，在家里就能控制公司股份、占码头、抢地盘，有人送钱来。两湖平原的乡村民谣“读书苦，读书累，读书不如去做黑社会，有吃有喝有票子，还有女人陪我睡”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在劳动伦理变迁的背景下，乡村混混已具有“职业性”，从“社会排泄型”发展成了“社会理想型”。过去村庄中的混混，由于触犯了村民生活的准则和村庄规范，从而遭到村庄主流的抛弃和集体性的社会排斥，因此是村庄为了维护其生活准则和地方性规范所作的正常的“社会排泄”。而现在，乡村混混早已发展成了很多青少年的“社会理想”。
正因此，1990年代末以来，乡村混混中“成年不退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1980年代，混混属于青春期问题。很多混混等青春期过了，也就开始老实农民的安分生活，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
尤其是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而现在，因为当乡村混混走上“职业化”道路以后，一方面有源源不断的职业化利益可供他们牟取，混混因此可以不“退出江湖”；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职业化的关系组织结构来牟取利益，而无需事事亲力亲为，从而无需因年龄和生命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而终止混世生涯。
同时，由于劳动伦理的衰落，家庭对乡村混混的规训能力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也导致了“成年不退出”现象越来越普遍。19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向“钱”看，能赚到钱就是有本事，至于赚钱的方式则不那么重要。因此，人们对混混的道德谴责越来越弱，乡村混混结婚后，妻子对其的“规训”也日趋变弱，甚至还可能变成一种鼓励。
楚江市的王某在1980年代中期曾是乡镇里一个帮派的头头，他最后选择主动退出团伙，结束这种生活，他总结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父母和妻子为他“担惊受怕”。而我曾问几个正在乡村江湖的混混的妻子：“丈夫在外的生活，你担不担心？有没有劝他不要和那些朋友来往？”她们中的许多已结婚十多年，大多数人回答说：“男人在外面的事情，我们女人一般不管。”
在女性在家庭内的权力普遍上升的今天，女人显然不是不愿意去管男人，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是，她也许不太赞同丈夫的混世方式，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最终选择了沉默，“能混出来也不错”。这些表明了劳动与财富伦理变迁之剧烈，道德秩序之不存。
结语
当前农村已经受市场经济浪潮席卷，进入了消费经济时代，钱和消费能力日益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生活意义的主要标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生活中的消费攀比和面子竞争非常严重，乡村生活越来越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农民都在想方设法挣钱。
人们逐渐抛弃传统的劳动伦理观念，勤劳致富和劳动光荣的伦理观念不再被人尊崇。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崇拜英雄，崇拜德行高的人，而崇拜有消费能力、能赚钱的人。只要有钱有消费能力，人们不会在意钱是怎么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性工作的去道德化，混混的职业化，越来越成为乡村生活中的现实。然而，对钱财的拥有以及消费本身，并不能替代人的生活意义本身。
毋宁说，钱财和消费替代其他东西（闲暇、劳动等）成为展现生活意义的工具。但是，在生活意义层面，人们不可能为了钱财而去获取钱财，不可能只是为了消费而去获取消费能力，而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获取一种美好生活，其背后一定要有某种伦理和美德。
而当前中国农村的种种现象表明，劳动伦理变迁下的农民生活已经发生了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