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康社会铺路 中共高调扫黑除恶】
【亚美导读】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24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标志着2006年以来由中央政法委主导的“打黑除恶”，已经升格为最高决策机构领导的“扫黑除恶”，参与“扫黑除恶”的部门也从以前的10多个猛增到近30个。矛头直指黑恶势力的官方‘保护伞’，目的显然是要借助‘扫黑除恶’在基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而改变基层政治生态，打通中南海政令通向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为三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扫清障碍。
1983年开始“严打”
1983年8月，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混乱的社会治安状况，官方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三年多的“严打”。当时，官方并不承认中国有黑社会，而是将有组织犯罪统称为“犯罪团伙”。1983年开始的“严打”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逮捕177.2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此后，官方根据社会治安状况，分别在1996年、2001年、2004年，2006年、2010年发起过“严打”行动。进入新世纪后，官方公开提出“打黑除恶”口号，变相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也有黑社会。
应该说，近几年来，中国的治安状况整体上在趋向好转。去年9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透露，2016年，中国每10万人中发生命案0.62起，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国家之一。《人民日报》也称“中国无疑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黑恶势力在中国从未消除
尽管官方多年来没少“严打”，黑恶势力在中国却从未消除。一些有经济头脑的“黑老大”反而利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混乱，成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们腰包鼓起来之后，自然不再打打杀杀，而以西装革履的成功商人身份，进入各级政协、人大，成为许多领导的“朋友哥们”，与权力人物玩起钱权交易或权黑交易。
原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汉是这批“黑老大”中最成功的一个。刘汉曾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其资产高达400多亿元人民币（80多亿新元），原因就是他傍上了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刘汉帮助周永康的儿子发大财，周永康则给刘汉政治庇护，甚至帮刘汉剪除黑社会对手。
村霸肆虐
当然，像刘汉那样能攀上“正国级领导”的“黑老大”毕竟是少数，更多的黑恶势力是在法治不彰的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社会中野蛮生长。这类黑恶势力往往与中共基层政权打得火热，其老大甚至就是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他们把持基层政权，侵吞集体财产，对民众蛮横凶狠，对上级满口套话，黑白通吃，率先致富，成为一个个“黑村官”甚至“村霸”。
中国最高检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去年概括了“村霸”的四大典型特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中纪委官网近期也列举了多个“村霸”案例，披露“村霸”到底有多么霸道。
浙江省金华市塘雅镇塘二村党支部原书记黄加昆有一句口头禅：“谁敢告我，就让谁死”。他在村里专横跋扈，村民稍有言语上的顶撞，便拳打脚踢。黄加昆纠集一帮社会人员，加上自己的儿子和亲戚，时常逞凶斗狠、强拿强要，甚至利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干扰基层组织选举。
还有“村霸”“乡霸”在征地租地过程中煽动民众闹事，组织策划群体性上访，冲击社会稳定。
对“村霸”“乡霸”将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当地党政领导并非不知情。但他们要么与“村霸”有利益关联，要么怕惹麻烦，往往睁只眼闭只眼，糊弄到自己任职期满就好。还有一些党政领导为了获取利益或利用“能人”推动工作，干脆做起了“村霸”的保护伞。
中国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现象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严重影响扶贫脱贫效果，也严重侵蚀了中共的执政基础，直接威胁到中共政治安全。可以说，如果不能切断基层政权与黑恶势力的联系，中共高层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将落空。
高层突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将矛头直指黑恶势力的官方“保护伞”，显然是要借助“扫黑除恶”在基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改变基层政治生态，打通中南海政令通向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为三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扫清障碍。这是中共发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要政治考量。
扫黑除恶重在刀口向内
与以往历次“严打”不同的是，这次“扫黑除恶”重在刀口向内，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拍蝇”行动相互配合，清理一批涉黑涉腐地方官员，整顿或重建基层组织，让乡村民众感受到扶贫以及土地改革的红利，进而改善中共在基层民众中的形象。
另外，中国城市治安近些年虽然明显好转，但不等于城市中的黑恶势力基本消除，而是黑恶势力的组织形态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组织公司化，头目幕后化，马仔市场化。黑恶势力在城市中公开行凶打砸的行为已大幅减少，更多是通过“软暴力”手段攫取利益。
同时，黑恶势力渗透的重点领域也发生变化，从过去的采砂、建筑等行业，转为向物流、交通，以及金融、放贷等领域渗透。比如近些年兴起的贷款公司、“校园贷”等，有的也由黑恶势力操控。
黑恶势力在组织和行为模式上的“转型升级”增加了其行为的隐蔽性，也更利于涉黑组织与权力勾连。新华社近日发表文章称，黑恶势力往往通过拉帮结派、行贿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与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而一些官员为得到好处，充当其“保护伞”，甚至通风报信或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使黑恶势力有恃无恐。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打黑除恶影响当地形象和投资环境，影响个人政绩和仕途，不同程度存在不愿打、不敢打、不真打、不深打等问题，助长了黑恶势力嚣张气焰。
对此，中共在“扫黑”通知中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对发现的“保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但是，1983年以来历次“严打”的经验也显示，运动式的“专项斗争”或能收到一时之效，却很难建立长久之功。铲除黑恶势力的土壤，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建立以法治而非人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当然不是短期可以达成的目标，但必须是国家前进的方向。
同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不能逾越法律法规的边界，否则必然会侵犯人权，制造冤案。这在历次“严打”，以及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导的“打黑”中，都有过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