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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封建”到“中国梦”:中国的政治语言演变】

2018-02-23 亚美时事学堂 亚美时事学堂

【亚美导读】政治语言作为公共语言,是一国政治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志之一,与风俗习惯一样出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革命文化让政治语言出现多番演变,然而在文化需求长期演进、积淀、交流互动的特质下,实现当代中国政治语言的“文明转向”无法回避,但也难以一蹴而就。香港政治语言的“民粹化”也需在此大势下调校更新。

作者:田飞龙


新旧文化间的政治力量博弈


“革命”是中国20世纪的关键词之一。中国近代精英阶层面对内忧外患日益激进化,将中国落后捱打的责任归结于传统文化。1905年废除科举制,改变了传统“四书五经”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政治精神出现巨大断裂。此后发生的五四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知识分子进行的中西文化对比得出的民族主义和富强伦理观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然而民主和科学都只是西方现代性的技术原则,作为现代性之来源与基础的“古典性”仍然处于中国人的观察视野之外。中国人对西学本源的探求及融贯理解并未完成。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种关于中国文化的青春精神和底层精神开始崛起,边缘群体开始中心化,逐步取代上层新旧知识分子话语权和社会领导权。此时传统文化已成革命对象,不再具有价值统摄力,而新文化尚处于探索和形成中。当传统文化秩序被革命颠覆后,就形式而言,文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似乎获得了结构性提升,但这是以文化的空洞化和激进化为前提和代价。在“反封建”名义下,代表中国古典文明核心特征的人物、义理、辞章、道德、庙宇、祠堂皆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在革命潮流中惨遭屠戮,惟精神不息。


中国经历废除科举和五四运动的“破旧立新”后,文化生产的基本规范逐步贴近底层和大众,“民主化”成为正当性表象。与此同时中国乡土革命文学开始兴盛,中国传统文化秩序遭遇结构性颠覆。在整体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政治语言沿着青春化、底层化、民粹化方向快速进展,直到“造反有理”。


文化革命之要害在政治语言的革命


尽管革命有涵盖政治、经济以至社会不同方面,但最激烈非文化革命莫属。然而文化革命之风并非始于“文革”,这是整个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巅峰而已。文革所面对的正是政治遗产与文化遗产的落差,对人性自私与基层传统文化之顽固表现出某种不安。


然而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也不是每次都灵验,当被真正用于群众内心的“自我革命”,所遭受之反弹与抵制力量会空前强大。文化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文化始终只是文化之歧出,而文化在本质上则应成为革命的减速器和安慰剂。在5000年文明传统下,文化本质上必然是趋于保守的规范因素。


在革命文化短暂的兴盛期,中国政治语言从概念到规范都发生重大变化。当政治语言被造神运动浓缩为“红宝书”时,政治领域有意义的民主程序与科学理性均已不复存在。领袖、口号、政策、运动就是一切。那些被侮辱、损害、践踏的还不时从历史深处发出令今人战栗的幽怨。在失去文化保护的背景下,传统权利的防线逐一崩溃,消极作用依然影响至今。


即使新政权可透过革命和武力于短期内建立起来,但是在历史长期演进、积淀、交流互动中产生的文化却无法短时间内全盘更新,因而出现革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因此革命在取得其必要政治成就时应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保持某种敬畏,不应追忆过往革命过程获取持续的成就感,做“继续革命”之迷梦。革命之后,重点在于通过立宪建国和文化修复建构一种连续的大历史观和文化新秩序,以文化保守性克制和消磨革命激进性与破坏性。


政治语言的优化与香港未来


普遍意见认为改革是另一场革命,重点在于指向一种后革命的“文明转向”。只是这一转向在最初并非十分明确,直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的政治自觉,将改革的最初任务由传统认为的经济修复转向文化修复。

近10年国内政治语言一个明确走向,是承受革命政治遗产的执政党开始深度“中国化”。行动包括淡化马列主义的教条色彩,引导底层文化逐步与传统文化和解,从而重构中国文明的公共政治语言,强化其典雅和论理正面形象。


主要标志有四:其一在政治上明确支持儒家文化的研究与复兴,将之纳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梦”范畴;二是中国古典概念和语句频频亮相于国事活动或国际场合,主要领导人主动援引有效改变了中国政治语言的“低文明”劣势;三是将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战略走出去的标竿,树立了正确战略方向;四是容许社会自我生成的各种儒家书院、儒生结社、文化维权等现象的延续,有效应对基层社会文化信仰空洞化带来的冲击。


反观香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及其思潮的作用下,香港政治生态和大众普罗文化的产生和重构均受到不少影响,出现政治语言民粹化与后现代化,出现对香港核心价值的某种反噬倾向。从“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到“我城”,以至市民对“中国人”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述表达乃是孕育自本地政治生态及政治语言。


在国家层面政治语言文明化的同时,香港的政治语言却有“粗蛮化”逆转取向,暗合本土分离甚至港独激进氛围。在新旧交融的大时代底下,“革命”并非现时香港的理想选择;重归法治及信守有序民主才是正途。唯有结合时代发展步伐,重构符合社会现实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调校香港已偏颇失衡的泛本土主义政治语言与民主民粹化风格,方为上策。


事实上政治是因应具体时空问题的对策机制,而文化则是超越政治的民族性乃至普遍性存在。无论中国还是香港,当中既存在意识形态角力,又有政治层面中对文化概念流于表面的认知,政治语言尚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完成古今中西的妥切会通,而仍处艰难复杂的转型调整中。


如何在中国文明的古典性与简式现代性之间取得平衡,建设一个“文雅而自由”的现代中国,可谓新时代一大挑战。而香港如何在整个中国重建文明型政治语言的过程中更新理解、自我调校,肯定香港核心价值及国家观念,也是不简单的公共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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