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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贤:从纺织女工到国务院副总理】

2018-04-03 亚美时事学堂 亚美时事学堂

【亚美导读】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吴桂贤被安排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那是一个近乎荒诞的年代,正是这样造就了许多传奇的人生,尽管是一个近乎荒诞的年代,也存在一些公平和浩然正气,在国务院开会,喝一杯茶水要交1毛钱的茶叶费。故事充满着各种不可思议——表现了治国理念的不成熟。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史料,故事的主人公吴桂贤淳朴善良,令人敬佩。

纺织女工吴桂贤


从上海国棉一厂13岁的女工,到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再到文革后期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要职。吴桂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这样被迅速推上了政治舞台。在风口浪尖的吴桂贤却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忽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吴桂贤被安排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吴桂贤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四届人大议程进行到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时,她才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其间。


吴桂贤:我跟你说,我看到了候选人名单。看到候选人名单以后,我就觉得,呦,我这么年轻,就进到副总理这么一阶段。由于当时王洪文主持政治局工作工作,我就跟王洪文提出:“洪文同志,你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把我的名字拉掉。我太年轻了,经验也不足,换一个有经验的老同志来担任这个。”,那时候还没开会,他在那坐着,抽着烟:“你去找主席呀?!”。因为我在他坐的那个沙发后面,他一句话把我回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没办法我就又回到我的座位上。


哎,这时候总理进来了,因为我们开会前嘛,总理先来了。总理进来,我一想,不行,我还得去找总理。


后来我跟总理说“总理呀,这个候选人名单,那个副总理有我的名字,是不是换一个比我有经验的,我太年轻,经验不足啊”。总理说:“桂贤同志啊,这只是一个候选名单啊,这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一定呢,不换了。”


同样是一件事情,可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让我觉得总理这个老人真是对我们既关心又爱护。而且说出的话,你还真没什么办法来回答的。所以我一想,对啊,总理说的对啊,这是个候选名单嘛。可是后来开会的时候,还是选上了。他有亲自给我分了工。


就这样,吴桂贤成为中国首位女性副总理,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副总理。对于自己走上这样的领导岗位,吴桂贤说做梦也没想到过。实际上,文革后期毛泽东已经产生了要把中央办成“巴黎公社”的想法,他要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里“掺沙子”。但是工农成员在高层权力机构的席位,也是不同政治势力角逐的目标。个中曲折矛盾,单纯的吴桂贤根本无从知晓。一直到2004年,吴桂贤在北京见到当年的陕西省委书记,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黄经耀,她才略微知晓了自己被推荐的原因。


吴桂贤:我说“司令啊,那时候咱们陕西怎么想起把握推荐到中央去”,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前后的过程,在我自己也是个谜。我想我们纺织工人好多呢,上百万的纺织工人,全国劳模也不少啊,怎么推荐我呢,而且老的劳模也不少。在我前面的也有,在我后面的也有,怎么推荐我呢。


后来司令员(黄经耀)就跟我说:“桂贤啊,不是咱推荐你的,不是省里推荐的。有一天,在十大前,总理亲自给李瑞山(这时李瑞山是第一书记)打电话,说马上把吴桂贤的档案材料给我们报上来,而且要立即报,他马上放下电话,把我从军区叫过来,说‘哎,司令啊,快过来,有机紧急事跟你商量’,让后他就把总理打的这个电话告诉了我,就是这样的”。


他(黄经耀)说当时可能是不是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你知不知道九大选出来21位政治局成员,里头就林彪事件就出来了7个人,这7个人全部下去了,所以政治局在这样情况下要物色人才我不清楚,但是就后来他们给我说了。有一次讨论十大人选的时候,江青可能在政治局会上提出了“女同志少,应该再增加女同志”,可能她提了,提的可能是不是上海的谁(王秀珍)啊?


有个说法我当然不知道了,对不对,人家提的谁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这样他(周恩来)推荐的,那是因为她们几个(江青推荐的)都是上海来的嘛,4个人都是上海来的。


后来总理可能马上意识到这,下来马上就给毛主席汇报了,汇报说“江青提出来十大政治局要增加女同志”,主席也说政治局女同志是少了点。总理一听这个,马上接着就推荐了我。一推荐我,说主席也同意。做为内部情况,做为我确实是不清楚。


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我丈夫是能够理解的。不仅我丈夫理解,连我的父母弟弟妹妹他们都理解。我母亲去(北京)看我了,带着我的一对孩子,和我弟弟。既没给我来信,也没归来个电话,又没发个电报,就来了。来到北京火车站,下拉车,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我,就跑到大街上去问警察:“吴桂贤家住在哪里?”,警察一听,吴桂贤也是你们在这问的,就把他们交到北京公安局了,北京市公安局就把他们审问了一番“你说吴桂贤是你们的女儿,你多大了,那一年出生的”。我吗当时就一一跟人家说:“这是她一对孩子,这是她弟弟,我们来,我们不知道她住在哪”,你说如果他们把我当成中央那个国务院那个副总理,那他不给省上或县里说我要去看我女儿,你们是不是把我们怎么送过去?家属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文革中,毛泽东重用一批工农干部,右为农民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左为卖菜售货员出身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中为纺织女工出身的副总理吴桂贤


尽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的工资和粮票其实一直是从西北国棉一厂领取的,每个月67.2元,工资不变。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国务院开会,喝一杯茶水要交1毛钱的茶叶费,吴桂贤一开始不懂,知道以后就再也不敢喝茶了。只喝白开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呢”,她笑笑回答“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


吴桂贤:到北京第一个月,我单独搬到钓鱼台那吃饭,就花了60多块钱。我后来我那石师傅是河北人,给我送来的粮票不多12斤半,我不知道12斤八两,但是钱一下那么多把握吓了一大跳。


他是人家给我派过来给我做饭的师傅,我这伙食费恐怕得往下压,这一个月这么高。他说“我们做饭都是这么规定的,两菜一汤都是给你们规定的”,后来有一天刚好吃的是黄瓜,一素一荤一汤,那天有个凉拌黄瓜,我就顺便问他“石师傅这黄瓜多少钱?”,他当时说:“8毛1斤”。我一听,天啊,我在陕西国棉一厂工作的时候,那是几分1斤啊,到下午一撮就是几分钱,这8毛一斤,当时我没说话。


我说黄师父“我不爱吃黄瓜,以后你就被给我买黄瓜”,他说:“你们的菜都是指定的地方供应的”,我说不要买黄瓜了我不吃黄瓜,你们还不知道咧,那油也是高价油啊。高价油,我的户口没在那,我户口都在陕西咸阳的嘛。所以老王啊,来探亲的时候去拿医院里买一个酒精瓶,把我和孩子的油,孩子的户口也不再北京,一个人不是4两油嘛。把那4两油票对攒住,弄上油,他来的时候坐火车给我背来。他是后来问了石师傅说油都是高价油。


后来他说以后我背来油你就用这油。那时候我们可能一天补助1毛2分钱,1块2毛钱,1块2毛钱,给补助,可能。但是这个补助到不了你本人的手里,就是他掌握,不够你全家自己拿。那我说补助呢还有,结果再加上那我花了多少。后来他们来探亲来了,在那吃那个月你知道花了多少,90多啊,我的妈,我跟石师傅说,石师傅啊,以后你可要给我压伙食(费)了,他说:“拿要保证首长的身体啊,那咋给你压啊。”,我说石师傅:“你知道我拿多少钱吗?”,石师傅摇摇头:“你肯定比我多了”。我问他:“你那多少钱?”,他是八级的师傅,他说他拿80多。我说你拿80多,我才拿67块2。当时石师傅听了以后:“你拿67块2?”,我说:“是啊,你看看,你不把我的伙食费压下来,我每月两个孩子在家,我还要给他们寄40”。从此才压我的伙食,他才知道我的情况,他原来都不知道。

1975年3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前排中)陪同来访的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洛佩斯和夫人观看文艺晚会。


从纺织女工变成中央领导,吴桂贤坦言,她感到非常的不习惯。首先是开会,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吴桂贤知道自己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所以常常一声不吭。


吴桂贤:发言不是太多,但是最后问到了表个态。为啥不太多,我跟你说。一当时我从最基层上去,我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我就记得毛主席讲的那句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当时想到我的年纪最轻,我当时上去的时候才36岁。


我说我年纪也是最轻的一个,女同志就两个,除了江青,那是主席的夫人,优势政治局的成员,我是政治局的后部委员,我有事年纪最轻的一个,我说得多听少说。情况不明,你说什么。所以有时候他们开会了到最后说,桂贤同志你还没发言呢,那我就说了,我说没有,我说的要是有主席已经给我们指示了,主席的指示我都同意,老同志的发言都很好,我完全拥护,就这样表个态。


我就掌握一条,不懂,没弄清楚的事情就少说话,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你就没有发言权。这在我脑子的印象太深了,所以那时我对就讨论问题,但有时候该讨论,我自己如果能够清楚的我就说,如果不清楚的我就吭的。

1977年4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前排右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前排右三)视察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刚到北京,吴桂贤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感到非常不习惯。面对巨大的压力,他经常和一起上来的副总理陈永贵聊天。


吴桂贤:不开会的时候我们俩就一块聊了,就觉得那啥,哎呀,在这上面真是,这头都大了,头都大了。把咱弄到这上头来,这都没法儿下爪,我说也确实,反证现在咱,叫咱学习,咱就跟着好好学习。我说实在的老虎吃天没法下爪。你想我们一个工人,一个农民。我说也是,咱们原来在最基层,现在到这来现在只有好好学习了。另外他说的,文件你能看完吗,又都在聊那,你不知道我们的文件,除了各省的、军的,还有新华社住各省的分社的,办事处的,清样。还有国外的,各大使馆的,军队,全都文件整天堆…


我那时候就拼命看,因为不了解情况,你对情况不了解。要不然你开会你光听别人发言,还不行,你的思想还应该有所了解。我那时候就拼命地学,拼命地看。

吴桂贤担任副总理期间出访阿尔巴尼亚

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之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配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了意见事,让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义,有一次一份机密文件找不到了。吴桂贤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吴桂贤后来翻箱倒柜,找了一天的时间,文件也没有找到。一晚上她也没睡着觉。第二天她终于发现,文件夹在抽屉后缝隙里,这些了松了一口气。


吴桂贤:我就趴在那桌子底下往里头看。哎呀,一看文件太多了,抽屉文件多了,文件夹到那个最边去了,一下把它加在里边。我最后就爬到那里边,把那个拿出来。还好,没夹烂,就是皱了。我把它铺好以后我一屁股做到那个地毯上,我坐到地毯上。我自言自语,你好我好苦。哎呀,叫我一夜没睡着觉。把我紧张死了,我说害我好苦。这是自己自言自语。从这开始,我跟王主任,汪东兴主任说。第二天开会,我跟王主任说,王主任啊你给我配个秘书吧,我说不行了,我一个人连收带发,我忙不过来了。他说你这样吧,咱现在没人手,你给李瑞山打电话,叫省上给你配。我说那行,那我就给李瑞山打电话,结果配了一个我们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一般干部,叫王杰,女同志,最后来了。

吴桂贤与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1975年5月3日晚上,吴桂贤第一次当面见到毛主席,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她第一次听到主席批评“四人帮”。


吴桂贤:那天我上我们去的时候,到他那游泳池去开会嘛。开会的时候我们政治局就是按照我们报上来的那个名字那么排着队。一个一个进去,主席就在那沙发上坐着,当时按照多少个政治局成员,沙发都白了一圈,都摆好了。反证谁挨谁,你握了手就坐,跟总理握了就坐在主席身边了。


这次主席就讲了“三要三不要”,要高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说是我批评了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了,你们怎么还搞啊,历来不好,搞少数历来不好,你们应该和200多中央委员搞团结啊。就批评他们了。批评了以后呢,这里面就讲的他,我听的是,一要搞马列主义,二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的,这是中心,主席讲了。“三要三不要”,简称就是“三要三不要”。


吴桂贤回忆说,这次谈话,主席的讲的她都听懂了,就是对于“四人帮”这个名词她没有听懂。第二天他在电梯上见到倪志福,特意请教这个问题。


吴桂贤:我说主席讲的有一个“四人帮”,我说“四人帮”指的是什么,指的啥呀。我说我昨天晚上回去咋想,我也没想通,也没想出来这“四人帮”指的是谁。他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1974年7月,好像1974年7月份,在政治局主席都提到过。我说1974年4月(7月),4月(7月)我在哪呢,我还在山西省呢,我还在我西北国棉一厂呢,我还没来。哦,他一拍脑瓜,对对对,那一次你没来,陈永贵在。他还以为我那次在。对对对,他一拍脑瓜,那次你没来,然后他就给我解释了,给我讲“四人帮”指的是谁,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哎呦,我当时一听还吃惊呢。我还不由得就说,呦,这不都是政治局副主席啊,常委啊,委员啊,怎么还想架空主席啊。我说怎么还想,还想夺主席权啊。他说所以主席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他们到现在还在搞。


哎呦,主席让我们来讨论,讨论就批评,讨论主席的指示嘛。实际那一次会议,说实在也没有展开认认真真地批。但是批了,他们也做了,轻描淡写地做了一些检查,就算过去了。


在中央工作半年以后,吴桂贤感到压力大实在是很大,工作不适应。于是向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去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但是让她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就这样吴桂贤也和陈永贵一样,实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会西北国棉一厂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吴桂贤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劳动。劳动还不满一个月,一个电话又让她匆忙赶回北京。


吴桂贤:我们就这样苍苍粗粗回去了。回去在飞机上,我们俩还在,我问他(陈永贵)你说回去都去哪了。他说我就在大寨没动,你呢。我说我回去在宜昌赵梦桃小组劳动,我哪也没去。我们两就谈下面的整顿。我说下面整顿,哎呀,我说我们整顿得下边的情绪都很高。公认啊,干部,都情绪很高,整顿得很好。大家都很高兴,感到小平提出这个整顿。他说大寨也是,就还谈着呢。回去以后,下午到晚上8点去开会。还是邓小平主持工作,邓小平还是,不过多了一个人,多了个毛远新,联络员。我们走到的时候,他还没来。


政治局会,内容就是批邓,邓小平主持会。这个开会,大家到齐就开会。(邓)请毛远新传达主席的指示,这就传达主席的指示了。


一传达(完),(邓)再说一句“现在大家讨论吧”。大家就讨论,“四人帮”态度非常激昂,那就批啊。我们那当时我都我说这糟糕了,昨天后来的时候,上我我给陈永贵,我们俩在飞机上说整顿好的,这晚上就批整顿,批小平的。哎呦,我就三天没发言。


后来联络员,就第三天传达主席的指示时候,说:“主席说了吴桂贤和陈永贵怎么三天没有发言啊”,哎呦,我不知道陈永贵怎么,后来我们两没交换过意见。我紧张了,主席讲我们没发言?那就还得准备发言啊。准备咋说啊,当时不知道从那开始说,在下边看到的是那样的整顿,好的一面,回来就要批。而且他本身还主持会,开会,传达,讨论,这就要。完了以后就该散会了。(邓)今天会就开到这,散会。明天来了又是开会,传达,大家讨论。就这样。那天晚上我还没吭,我就回去,这看起来得准备了。因为听了3天了,听了些老同志都发言了,也听听他们的。又把小平的一个检讨,我们每人手里都有,拿出来看了看。从他那检讨里来找,轻描淡写地来说。你说不说怎么办,不说,这主席点了我们怎么不发言了。这就发言。

在毛泽东追悼会上,吴桂贤、李德生、许世友。


多年来吴桂贤一直在脑子中有个疑问,主席当时是不是批评自己和陈永贵没有发言。一直到2000年左右,吴桂贤见到当时的毛泽东生活秘书张玉凤,她才鼓起勇气文这个问题。


吴桂贤:她说有,我说主席咋说了。她说,哎,有这回事,主席是这样说的,主席说是“陈永贵、吴桂贤三天没发言,我想听听工农干部对待这个整顿,对待这个小平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哎呀,我一听张玉凤这么说,我说哎呀,这要是当时把这个话,当时给我们在会上这么说了,我就可以如实地把下边的整顿情况,如实的整顿情况我在会上说一遍。我说的我们三天没发言,前边又都是批他的,你说我们后边我们咋敢说。结果我们就违心地,违心地就那么轻描淡写地说一下。我们没把下边的真实情况反映上来。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策划了一个绝密的整治行动,抓捕“四人帮”,整个抓捕过程非常顺利。晚上10点在玉泉山叶剑英驻地,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召开。


吴桂贤:要开会,先结果后来隔壁陈永贵也打电话来了。说:“桂贤啊,这么晚了,开啥会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秘书接的电话,我问文杰,王杰说没说会议内容,光说现在开。我说你不知道,我也弄不清,咱两就现在赶快走。我们两就这样上玉泉山了。到那以后开会的,不是圆圈凳子都摆好了嘛,一看少了4个凳子嘛。陈永贵看,我看…


我还小声说,我说少了4个凳子。陈永贵还准备往后边坐,因为少了4个凳子。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数呢,因为谁挨着谁啊,你知道吧。我要挨着陈永贵啊,我不能跑到陈永贵的前头。那是相当严格地,你不能越在人家前头去。结果陈永贵呢,他在那看看但是他没说话。我声音尽管小,可能人家也能听(得到),就在那会议室里嘛。我在那看了看,最后都坐了。就我们两个了,我们两个人也还有两个位,我们两个还去坐那。坐那,华国锋说话了。说是,对了,少了4个凳子,他们4个人永远不会来了。这时候才开始给我们宣布,把4个人抓起来了。大家都鼓掌啊,高兴啊。


1977年9月,吴桂贤再给党中央和华国锋打报告,申请回国棉一厂工作,并要求自己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吴桂贤:后来华国锋说,你回去要求回西北国棉一厂,你也别回国棉一厂了,你不还是省委书记之一嘛。你回陕西省工作吧,你也在这几年了嘛,回陕西省工作。华国锋他们就,汪东兴就给国务院统通知了。国务院,那时候回去,还是按副总理这个规格给我安排,给我挂了一个车厢,我回去了。我回去,省上,他们也给省上电话,办公厅还去了3个人接我,到车站。接我,当时我记得是晚上,晚上10点多到的,到了以后说先吃个饭吧,我们吃了饭以后就直接给我送回厂了。送回厂我就,一回到厂我一问,因为厂里也接到省上电话说,吴桂贤马上回来,我回去他们都在厂里等我呢。一等我,我下来就问,我一班,梦桃小组上啥班,他们说商夜班,现在正接班。我就叫老王(夫),你回家,领着孩子,因为他去北京接我了。我说你先打扫一下卫生,你们休息,我去上班,我就这样去车间上班了。因为我进到厂了,我就觉得我是工人,只要我进到厂门里,我这个班上着班,我就应该去上班。


1977年9月27日晚上,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重新戴上工作帽到车间上班。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身边。吴桂贤说,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1981年5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陕西省委,对吴桂贤这几年的工作做个公证的评价。


吴桂贤:信的批示内容就是说,对吴桂贤同志这样的同志,这样的出身,在那样地环境下,说了错话。后边还有个啥,就是予以谅解,然后安排他的工作。然后给我安排给马文瑞,后来马文瑞做医院搭桥(手术),叫副书记张方海把握接过去。接过去让我看了胡耀邦的批示,有征求我的意见。你是愿意到省工会,还是愿意到妇联。我哪也不愿意去,我说我觉得在西北国棉一厂,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我根本那时候就没有考虑什么级别啊,什么工资待遇啊。脑子从来就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吴桂贤近照


吴桂贤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西北国棉一厂,这里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地。陕西省委后来任命她为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归省委干部。由于吴桂贤工作表现突出,1982年的时候她再次获得了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当选陕西省第七次党代会的代表,1988年吴桂贤南下深圳,后来担任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印染企业的副总经理,董事长。在1995年的时候,她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她和老伴在深圳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的生活。


不过,吴桂贤也从未清闲,她有投身于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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