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的中国人：尴尬的“死亡教育”】
【亚美导读】清明时节，一家人会给逝去的亲友扫墓，祭奠先人。
“人为什么会死？死是什么感觉？死了以后去哪里？”
面对冰冷的墓碑，或许5岁以后的孩子会问父母这三个问题，往往只能得到这样的答案：“生老病死”、“他只是睡着了”、“他出远门了”、“他去天国了”、“死了就解脱了”……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
作者：马明月
怕死的中国人，尴尬的“死亡教育”
对于中国人来说，死亡是个不愿提及的话题，国人怕死，忌讳说“死”这个字，觉得不吉利，不能直接说“死”，要说“没了”、“逝世”，过年过节会忌讳触及“死亡”的字眼。
中国的很多电梯里不设置按钮4
使用的手机号码、车牌号码、门牌号码、电梯楼层、房间号、QQ号码都会避开“4”这个数字，西方人管这种迷信叫做“恐四症”，是文化与教育下的结果，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人们会有“恐4”现象，但日本、韩国的死亡教育学科趋近成熟，在人群中普及度也较高。中国的死亡教育则开端于20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的引入。
“死亡教育”学科诞生在美国，目前也在美国开展得最为成功。19世纪初“死亡学”概念传入美国后催生了“死亡教育”学科，并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从大学逐步扩展到中小学和社会教育中，而中国高校到2012年开始才有“生死课”（北京师范大学陆晓娅开设）。
2012年，心理学者陆晓娅在北师大开设了“生死课”，教导学生认识死亡，认识生命。
事实上，死亡教育在西方很常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高校陆续开课了。最著名的大概是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他的《死亡哲学》公共选修课就曾引起轰动，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点击量过亿。在国内，“生死学”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辨清安乐死这一伦理问题，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开始对死亡教育投入关注。1991年，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率先开设“死亡哲学”选修课，是将这门学科形成课程推广入高校的首次尝试。
讲授“生死学”的目的并非教授学生如何消解死亡焦虑，恰恰相反的是，它是要在死亡被文化变得不可言说的当下，适度唤起学生的死亡焦虑。
韩国的康复中心内，人们体验自己的死亡。他们都穿着白袍，并依次进入棺材里。每个棺材的旁边放着一张小书桌，桌上有纸笔。
国外的死亡教育，方式则更为开放和灵活。除了课堂授课外，他们还会拓展一些侧重感受、领悟、体验的教育方式，比如带学生参观殡仪馆、墓地、参加葬礼，把学生放进棺材体验死亡的感觉，让学生到癌症病房、安宁疗护病房、老人院做义工等。但在国内这种条件还不太成熟，由于教育体制滞后，在很多大学很难实施灵活的教育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高校的“死亡教育”现状似乎有些尴尬。
“丧亲”是逝者生命的结束，不是爱的分离
“死亡教育”是一个关于完整生命的课程，涉及一个人如何认识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如何看待亲人的离世和克服“丧亲之痛”。
一项调查显示，在对111位丧亲人士的调查中发现，逾七成的人面对失眠、健康变差等问题，82%人于亲人去世后常感孤独寂寞，三分一人更透露曾有自杀念头。
电影《观音山》张艾嘉剧照
电影《观音山》里，张艾嘉饰演的常月琴在儿子车祸离世后，陷入巨大的悲痛无法自拔，终日在不见天日的车库里，守着儿子车祸中驾驶的那辆残破的车，以泪洗面，甚至割腕自杀。
她的痛苦，是人在经历了失去至亲后的悲伤反应。
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是逝者生命的结束，不是爱的分离。
向死而生！没有充分活过的人最怕死
“向死而生”这个词来自李开复，他写了一本自传《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将他自2013年9月得知罹患淋巴癌以来治疗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心路历程以及死亡线上回来的人生思考与读者坦诚相见。
李开复《向死而生》纪录片海报
李开复以楔子“噩耗”开篇，“绝症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接受这种判决！”在高晓松执导的同一主题的纪录片预告中，他双手合十祷告、神色肃穆地眺望窗外、孤独地在沙滩上漫步，即便是与女儿相拥也面带愁容。影片色调灰暗，透出令人无法参透的神秘感。
片中的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商业大佬，而是以平凡姿态叙述回家体验的李开复，对父母妻女的愧疚与深爱，多年来，在事业家庭之间的奋斗与挣扎，以及在中西文化冲突间的努力调和。
李开复说：“如果不是癌症，我可能会循着过去的惯性继续走下去，也许我可以获取更优渥的名利地位、创造更多成功的故事，如今，癌症把我硬生生推倒，这场生死大病开启了我的智慧，我依旧会尽力投身工作，让世界更好；但我也更真切地知道，生命该怎么过才是最圆满的。”
乔布斯认为死亡是生命最好的发明
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发表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当时他已经确诊患有癌症，乔布斯也在演讲中坦诚地谈到了“死亡”。《乔布斯传》如此记录了此次演讲的内容：“没有人愿意死，即使想上天堂，人们也不会为了去那里而死。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终点，没有人能逃脱它。事情本该如此，因为死亡就是生命最好的一个发明。它促动生命的变革，推陈出新。”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给死亡下的定义是“死亡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而又无可逾越的，确知但却不确定的可能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欧文•亚隆说过，“没有充分活过的人最怕死”。
但是，“向死而生”跟大多数中国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相悖。
死亡教育也是爱的教育，不可或缺
如何与孩子谈生死？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可能先接触到的是爷爷奶奶等长辈们的离逝。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一般到5岁左右，大部分孩子会自然而然地思考关于灵魂与生命的主题，但是大多数家长都对孩子提出的生死话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者误导的教育。
台湾高雄师大教授、教育学博士张淑美，多年来从事幼儿死亡教育研究。她在《儿童生死教育之理念与实施》一文中指出，儿童在4岁左右就会产生死亡的概念，如果无法得到父母或老师的正确引导，容易对死亡产生错误认知，进而产生负面情绪，影响一生。因此，张淑美认为，针对幼儿的死亡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唐丽丽
唐丽丽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她曾经见过很多晚期肿瘤的患者。对于死亡，她向媒体幽默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其实人生下来之后就是死路一条，但我们要向死而生。”
唐丽丽也是死亡教育的践行者。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了发生在自己与儿子身上的“丧亲”故事。
10年前，唐丽丽的儿子刚满5岁。有一天，她和儿子突然谈起了死亡。儿子很担心地说，“妈妈，你会死吗？”“当然会死啊，妈妈老了就会死去。”“那我要想你了可怎么办？”面对儿子提出来的问题，唐丽丽把“皮球”踢了回去，“我死了之后，耳朵关上了，眼睛也闭上了，只能你自己想办法了。”
儿子思考了一会儿，突然说，“我有办法了。”儿子告诉唐丽丽，他打算长大了结婚，然后生一个和妈妈一模一样的女孩，“我生个妈妈，然后把妈妈养大，这样你就又能和我在一起了。”“等你长大了，我就老了，我要是死了，你再生一个我，把我养大，这样我们就永远不分开了。”母子俩说完一席话，儿子伸出了手指，和唐丽丽拉钩，“咱们俩说好了，谁也不许生别人！”
绘本《小象布布》
5岁孩子这个充满童趣和哲理的死亡观，让唐丽丽也颇受启发。有一次，她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向与会的专家分享了这个故事。当时，推广生前预嘱的罗点点刚好也是听众，“点点老师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于是，她就把这个故事制作了电子绘本《小象布布》，让更多的妈妈讲给孩子听。”唐丽丽说，死亡教育其实也是爱的教育，“它充满着浓浓的亲情，融入了扯不断的爱。”
影视明星宋丹丹在母亲离开时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中，她拉着妈妈的手，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妈妈感到她并不孤独。” 唐丽丽自己也设想着如果有一天离开，她希望能死在亲人的怀中。
“生命的礼物”让大爱在人间延续
在天津医科大学生命意义展厅里，89岁的张鸿钧老人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电子屏幕上播放着他已故妻子高恒龄生前的照片。张鸿钧注视着照片中妻子的笑容，眼角一次次湿润。“我们最先考虑海葬、树葬，后来爱人决定将遗体捐献。我也坚持捐献遗体，当我去世时，这里就是我跟妻子相聚的地方。”
2012年，老两口双双填写了《天津市公民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申请登记表》。当年年底，高恒龄不幸离世后捐献了遗体，成为天津医大学生的“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学生代表在解剖楼向“大体老师”敬献鲜花。
2010年3月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今的8年来，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累计挽救了4.6万余人生命。截至今年3月28日，我国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1.65万例，捐献器官近4.65万个，累计报名登记42.2万人，年捐献和移植数量居亚洲首位、世界第二。
据卫生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30万人，但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中国器官捐献工作推广形势依然很严峻，人体器官存在巨大缺口，一些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人间。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四川省管理中心负责人刘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可以探索完善对器官捐献者的激励和优惠政策，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在传统意识中，死亡是一件令人避讳的事情，加强死亡教育，树立积极的死亡态度，更有利于促进器官捐献事业的推广。
向死而生，普及“死亡教育”或许可以让世人活得更坦然。
你说呢？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