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乡村规划不能成空中楼阁

笔者在基层调研多年，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样板、示范点。发达地区多一些，欠发达地区少一些。

但无论如何，每个县总归是至少要有三两个乡村振兴的“亮点”。

这些“亮点”村，或是某项政策的示范，或者是多项政策的综合样板，承担着地方展示的“橱窗”功能。

但凡是上级有领导来视察，其他地方有兄弟单位来学习，或是有高校师生来搞实践，这些村庄都是非去不可的。

于是乎，迎来送往成了这些村庄的村干部主要工作。

但凡是样板村，示范点，总是要规划设计的。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规划设计的要求就不太一样。

有些“点”本来就自带身份，比如，某某大领导来视察过，甚至还发表了讲话，规划的政治属性就比较高。

大多数点，因为是各级领导或重要部门的联系点，其实是服务于某位领导或某个部门的落实某项政策的意志的，其政绩属性也就比较强。

《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规定，乡村振兴要规划先行，其要提高规划的严肃性。

由此，乡村规划已经成了规划领域的一篇热土，许多以前只做城市规划的企业和学术团队，也将触角延伸到乡村规划领域。

只不过，城市规划有许多其固有的惯性，比如，它注重空间、人口、产业等相对显性的要素，但对社会关系、风土人情等在乡村特性则很难落地，也就导致了乡村规划曾一度出现了同质化倾向。

比如，全国的古建筑修复，似乎都一个风格；所有的美丽乡村，也是差不多的风貌；连特色小镇，也体现不出什么特色出来。就笔者的调查，乡村规划的案例其实并不多。

对于普通村庄而言，乡村规划形式大于内容。这只是有关部门“编制规划”的行政需求，并不意味着可以落地。

事实上，所有人都清楚，最终落地变成什么样，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于是乎，乡村规划领域普遍存在一个现象，一个规划团队成了乙方，其工作主要是按照甲方（地方政府）的意图绘图，至于说村民和村委会有什么意见，其实是不重要的，有没有可行性，也是不重要的。

非常可惜的是，普通村庄的乡村振兴资源恰恰是比较少的，上级政府拨付的建设经费，工程还未启动，建设的效果还未知，却要把总经费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规划。

而对于那些示范点而言，因为甲方的要求多，这也挺让乙方糟心的。

从乙方的角度而言，最大程度地实现甲方要求，是其工作职责。但示范点具有极强的主观意志特征，需要服务政治和政绩需求，这与规划的科学性有根本冲突。

乡村振兴包含五个振兴，这要从规划里面体现出来，并不容易。比如，产业振兴规划，这样体现在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上。

但客观而言，大多数村庄并没有产业发展的潜力，规划并不好做。

某乡村规划团队承担了一个项目，甲方要求五年之内村民人均收入要达到10万元。可实际上，该村当前的人均收入还不到2万元，甲方之所以提这个要求，是因为该村要做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示范点，而人均收入10万元是乡村振兴的指标。

规划团队甚是无奈，只能想方设法寻找产业振兴的路径——但谁都清楚，靠农业发展，怎么也不可能实现这个振兴目标。

因此，绝大多数示范点的规划，其实也是不可能保障科学性的。

本来，示范点的规划都是比较认真，请的团队也有经验，乙方在本意上并不想走过场。

问题在于，甲方之所以愿意花较高的代价请较高水平的规划团队，恰恰是其有较高的期待。

而这些期待，并不出自于当地实际，而是政绩需求。

久而久之，那些精心规划出来的示范点，也就只能是一个政绩盆景，规划的主要目的是让政策想象盆景化，方便各路人等观摩。

至于说人家信不信，学不学，有没有推广性，反倒是不重要的。

空中楼阁的乡村规划，这种局面需要反思。

原文载于《南风窗》2021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