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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 | 如何打破“基层减负越减越重”的怪圈

桂华 新乡土 2024-01-10
桂华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这几日,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关于基层考核和形式主义的问题。恰好最近一段时间连续跑了几个地方,又是到了年底前后,各地都在忙碌地进行年终考核和年终检查。也在调查过程中,现场体验了几次乡镇迎检活动,以及第三方评估。

总的一个感受是:基层考核真严、工作考核真细、评估检查真多。一段时期以来,基层考核在技术上不断升级,造成基层工作越来越卷。

一、基层负担重的原因

细致而严厉的考核,是造成基层负担重的直接原因:

一是考核特别细。以县乡考核为例,过去一般是县“两办”主持年终考核,围绕着年初定下的主要指标展开,包括经济发展、税收增长、基层稳定等,这些是基层中心工作,考核项目不多,工作也比较客观,考核过程相对简单。

现在,很多地方采取千分制考核,考核项目特别多。造成考核项目特别多的直接原因是,基层普遍出现了部门和条线业务工作的“中心化”。

现在,很多县里的部门都对乡镇单独考核,这些考核贯穿在平时。比如,县某局委办的某个股室平时发一个表格到乡镇,如果填报不及时,就被扣分。这些考核贯穿全年,细化到股室。县里几十个部门的考核,汇总起来,构成县对乡的考核。

有些大的局委办提出重要工作,单独考核又特别细。这些几十个条线都比较细的考核,汇聚到乡镇就变得特别多。

县级部门和条线的工作中心化,使得业务部门也具有了类似“两办”的职能,成了协调、决策、考核部门,具有了调动全县资源的权力。这方面开先河的是扶贫办。很多地方县扶贫办在脱贫攻坚时期,演变成了全县调动资源的核心机构。

近年来,县级其他条线部门也在仿照扶贫办的这种做法,从业务部门变成了制定标准、下达任务、考核乡镇的权力部门。

县里那么多部门,每个部门都考核,每个考核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叠加起来,乡镇就变得特别沉重。

条线部门中心化,存在两个动力:一是提高本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实现了“行政揽权”;二是通过下发文件到位、通知到位、考核到位来完成“避责”。

二是排名问责很严。之前,县“两办”围绕中心工作进行的考核,不仅指标少,而且以达标考核为主。

比如,在地方政府最看重的招商引资这个工作上,年初县里定任务,乡镇有可能还与县里讨价还价一番,最后确定一个双方都觉的比较合理的指标数。年底再对照着年初的承诺进行考核,所有的乡镇都完成了就都合格,合格就是合格,合格就是考核通过。所有的乡镇都合格,是最让县里高兴的事情。做的最好的几个,再按照之前定下的规则,给与超额奖励或分成奖励,或是戴个大红花。

这种达标考核,目标是确定的,结果也是确定的。各个乡镇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需要去天天琢磨隔壁乡镇。做的不好,有特殊情况可以解释,解释不通,认罚也心服口服。

现在采取的是排名。每项工作都排名。在中部某地调研,每个月民政局对乡镇火花数量也提前下指标,进行完成率排名。乡镇干部抱怨,一个月本地去世几位老人,是无法预知的,也是说不准的啊。这也要排名?!

排名的逻辑是,工作本身没个标准,下了任务之后,每个乡镇都要干,要拼命地干,否则就相对落后。问题是,十几个乡镇总有后三名。要约谈,要问责,还要在大会上做表态性发言。

不管工作做的怎么样,只要排在后面,就要被处罚。这谁受的了?所以就不计成本、不计代价,蛮干硬上,努力地卷别人,最后也把自己也卷地受不了。

实际上,考核就像考试,总是末尾淘汰,那是会把人逼疯的。县里的有些部门很多时候,就是让下边受不了。下边卷地越厉害,累计到县里,各项数据才绝对值高。县里到了市里,也就免得排名靠后被约谈。

排名被广泛运用于基层工作中,这是一种十分不合理的管理方式。

二、基层负担重带来的后果

考核这么严格,乡镇拼命地卷,带来的结果是:

一是资源被大量消耗。排名是眼前必须完成的。乡镇面对的中心工作又特别多,每个条线部门都不能忽视,于是,将各方资源动员起来,为了争取不当后三名,在所有的工作都投入主要精力,形成了内部挤压和消耗。

二是干部变得“假积极”和“假消极”共存。在乡镇,“假积极”是指承担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包括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必须努力完成任务,才能避免被问责或是通过排名靠前而获得晋升机会。但是,这些资源投入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完成考核,与改进群众生活的关系不大,这种严厉考核排名带动的积极作为,是干部利己的积极。

还有占更大比例的乡镇一般干部,不承担领导责任,一方面是问责多,各项工作要求高,另一方面,很多做回应考核的工作,没有获得感,缺乏内在积极性。使得一些干部的热爱农业农村、关心群众的积极又被考核压抑了,就出现了“假消极”。

三是无法持续。排名靠后,往往就要求做表达性发言或被约谈。乡镇干部说,“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被约谈”。也就是说,被约谈的乡镇领导,一定会使出最大力气将指标抬上去。通过高强度动员完成工作,不计代价的结果是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代价或透支,使得工作不能持续。

三、为何要为基层减负

面对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要为基层减负。基层执行的怎么样?

从实际情况来看,基层的负担依然还是很重。回到与那位记者朋友的讨论,他问道:如何通过减负,让基层更能干事创业。

结合乡镇情况来看,以部门业务工作中心为代表的上级要求多,是考核严和基层负担重的原因。每个条线部门都提出工作高要求,都督查乡村将工作不仅做好,还要做的漂亮,最好还能出经验成果。

四、减负积极主义为何效果不好

如何减负?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可叫做减负积极主义。也就是,通过减负来让基层完成更多的工作。

从基层情况来看,县里几十个条线部门将自己从业务部门变成监督部门之后,下达的“中心工作”已经很多,乡镇的负担太重是各种排名工作太多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减负政策传达下去之后,有可能“减负”本身又变成了乡镇自己需要完成和证明完成的一项工作。如果是这样,那就严重偏离了政策要求,就变成了基层自我增加负担。

可能存在的一种基层工作“负向迭代”:刚开始时是工作做好达标即可;后来发展到,在细致的考核下,工作做完之后,还要通过做台账、拍照留痕等方式,向考核部门证明工作做完了做好,将“完成工作”变成了“完成工作+完成工作自证”。

如果县里采取减负积极主义,到了乡镇,就会出现进一步的负向迭代:不仅要做好工作,向考核单位提供完成工作的证明,还要提供材料证明是“低能耗”“没有负担”地完成工作。结果简直是成了形式主义的“平方”。

现在很多地方的县里,不仅成立考核办,督查办,还成立“效能办”一类的单位。效能办的职责大体可以理解为,指导和督促基层“高效能”地完成工作的办公室。前不久,佛山某乡镇公布8名躺平干部,就是“政府作风效能领导小组”审定的。

如此一来,证明高效能地完成工作,本身又变成了在“完成工作”和“证明完成工作”之外,另外一种更高的要求了。乡镇如何能证明自己是“高效能”,而不是很辛苦地在完成工作?

五、什么是减负消极主义?

还有第二种,可称作减负消极主义。

这是指,形式主义、负担很重已经是困扰基层的现实。减负本身因而就是当前工作要解决的最直接问题,减负就是目的本身。减负虽然最终是为了释放基层干部活力,但是,这是迂回之后要达到的间接目标。而不是将减负变成了工具,以成立类似“效能办”的方式推行工作。

减负消极主义,将减轻负担本身当做目的:

第一步是,让条线部门回归业务部门,条线工作要变成乡镇工作的支持和服务,而不是条线部门变成考核部门和行政权力部门。

第二步是,最紧要的是,不能事事采取排名。工作考核以达标考核为主,任务要聚焦,工作要有重点。如果每件工作都是中心工作,就一个中心也没有了。将群众服务好是所有中心的出发点,不能将出发点变成回应上级考核和承担部门转移下来的责任。

减负消极主义,采取的是迂回工作方式,虽然是以释放基层活力为最终目的,但是要通过迂回策略实现这一目的。

就是说,将减轻负担、减轻心里压力、反内卷、减少消耗、反形式主义本身当做目的。这些都是困扰体系有效运转的不健康症候。先将眼前的症候去了,让乡镇干部感觉轻松、不内卷、不消耗,才能够直面业务本身,也才能够去接触和了解群众。

乡镇工作何必要那么匆忙呢?现在国家涉农政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好,农村基层设施逐步完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和进城,也拥有土地和房屋作为兜底。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将乡村振兴一件一件地做,久久为功。

这种思路指导下的减负,是以沉下去和慢下来为实质内容。通过减少排名和扭转条线工作中心化,让乡镇干部慢下来,从考核压力和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才有精力沉下去。

六、迂回工作思路导向内在活力激发

基层干部一旦沉入到村里,就会看到之前没有精力了解的群众真实需求,乡镇干部带着国家资源下村,去组织群众开展村庄公共品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民办公助,做一件成一件。在此过程中,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接受群众的点赞,就逐步积累出良好的干群关系,不仅将具体工作做好了,也极大地巩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基础。

站在基层干部本身来说,他们很多是出身农村,成长在本地。任何工作,只要是真正地从群众出发的,组织群众参与了,做完之后也一定会获得群众好评。群众不仅监督基层干部,也评价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有价值的事情过程中获得意义体验。

带着国家资源下乡的基层干部,在做好事和办成事中,收获信任、好评。还有比群众信任和点赞,让基层干部更加“积极”的激励吗?

减负消极主义,包括了一套迂回的工作方式,实施上:

第一步,将减轻负担本身当做目的。减负、降能耗,本身就是成绩。

第二步,基层被减负了,县里考核少了、不必要的条线任务少了,乡镇干部中的一部分人才有机会沉入到群众中去。刚开始下去的干部可能连群众不认识,相互之间也不信任,通过做事,就会逐步扭转局面。

第三步,做实事改变了干部的心态和体验,焕发出一部分干部的内在积极性,改变了机关作风,改善了工作推进的社会基础,这种氛围和工作基础慢慢地扩大,就变成了久久为功。

第四步,切实的乡村面貌改善,群众的急难愁盼被一个一个地慢慢解决,使得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被调动起来。群众越来越愿意参与到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中去,群众就从积极分子占少数变成了积极分子占多数,工作基础越来越深厚。干部在接触群众中,也被教育和锻炼,干群关系变的浓厚,群众路线走向落地。党的政策变成干部组织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积极行动。

最终的局面是,群众中积极分子占多数,各项工作的社会基础坚实,干部提升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这些叠加起来,还有什么好政策不能落地?还会出现基层“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干部干群众看”的情况吗?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需要很多路要走,过程也不容易。但是,一旦实现之后,就真正变成了整个体系的高效能。

追求这种理想,重在第一步起点。第一步是为基层真正减负。中央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沿着基层工作的正确方向推进,一件接着一件干,久久为功,最后才会有大功。

所以,减负要采取迂回的工作方法,把减轻基层负担本身当做目的去做。减负消极主义不是真消极,而走向内生积极性的起点和过程。

桂华,2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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