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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 梁漱溟的傲气与勇气

一鍵關注☞ 上河卓远文化 2021-02-13

·文|余斌

“花岗岩的脑袋”


1974年大搞“批林批孔”那会儿,我正在上初中。林副主席我们当然是知道的,不仅知道,“九一三”之前还天天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孔子则毫无印象,说此前我们对这位传统文化的关键人物甚至不知其名,也不算夸张。当我们与他相遇之时,他已被不敬地呼为“孔老二”了。尽管如此,我们对运动还是很投入,“义愤填膺”地批他。林彪与他关系的铁证,是林喜欢他那句“克己复礼”,据说抄了好几遍。于是在“两报一刊”社论的经典句式中二人被绑定,说林“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孔丘了,云云。

谓其“经典”,盖因此句式被广泛地模仿,在我们的大批判稿子中,更是频频出现。不仅林彪,凡不肯大骂孔老二者,皆比为“花岗岩的脑袋”,喻其冥顽不灵。这很有无的放矢的嫌疑:花岗岩的特点是其非同一般的硬,而历次政治运动之后,当真敢对上面的号召“负隅顽抗”的,几乎没有,至多是腹诽而已,——过关犹恐不及,哪里敢硬抗?偶有不服的人,很快也都服了,或欺人,或自欺,检讨、输诚,不是愿不愿投降的问题,是让不让你投降,或算不算你投诚、起义的问题。故以花岗岩的硬碰硬而论,“花岗岩的脑袋”实为想象之词,悬想出几个死硬派的假想敌来,倒是有助于将群众运动维持在“群情激昂”的水平上,“轰轰烈烈”也师出有名,至少纸上是如此。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还真有“花岗岩的脑袋”,对批孔不买账就是不买账。这便是梁漱溟。他原是准备缄口不言的,周围的人都劝他少说为佳,他后来说,这是他的“苦衷”。但是从思想改造以来形成的模式,是运动中人人都须“表态”,“表态”是过关的先决条件,保持沉默的权利早已不存在了。梁参加的政协学习,小组会上别人均以对运动表示拥护,最后问到他头上,而江清已在别处的批判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不说也得说了。要说,就不能屈己从人,做违心之论,这是梁漱溟的底线。结果他很顶真地写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文,在会上一发不可收拾地讲了五小时,倒像是给人上课。中心意思是,林与孔,连不上;批林,可,批孔,不可。结果自然是招来一场“批林批孔又批梁”的批判,每周三四次,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一二百人,由学习小组而联组而大会,持续了整整一年。最后问梁对批判的感想,他居然脱口说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场批判似乎是内部的,否则我们就不要等许多年后才知道“梁漱溟何许人也”(江青语)。只是当时若知道,当然是猛批,“花岗岩的脑袋”、“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词儿都是现成的。

服与不服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必有几分傲气。梁漱溟显然是一个有大傲的人。古时读书人向被视为“傲”的人群,现代社会中之知识分子,也还在延续着这份傲气。民国民间知识分子对抗权势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只是往往傲得过这个傲不过那个,敢跟蒋介石做对的不少,敢跟毛泽东叫板的,几乎就找不出来了。梁漱溟是个例外。

比起来,拒绝批孔犹其小焉者,五十年代初梁在中央政府会议上为自己辩诬,声称“我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说过的话”,才更是石破天惊之举。他自己说的,“气势甚盛”。他仍认为和毛之间是分庭抗礼的朋友关系,当年在延安二人之间的数次倾谈显然在他念中,朋友之间,冲突亦不免,相互负气也正常。“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这样伤人的话毛说得,他要求一点“雅量”,不算过份吧?毛当即毫不含糊地道:“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此语一出,群声四起,梁马上就被哄下归座了。这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后来被称为“面折庭争”,大多数叙述及派生的记忆遂亦定格在激烈抗争的姿态上。事实上还有后话:这一次,某种程度上梁漱溟是服了的。

这见于他的检讨和日记。他追溯自己“狂妄自大”的“思想根源”,乃在“阶级立场不对”,以致“言词之间失去了一个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和领导党应有的恭敬”,“觉悟”到这一点之后,他甚至对自己下了“顽钝无耻”的断语。这样的低首下心,对梁漱溟这样的人,痛苦不言而喻。他的骄傲不允许他因外在的压力而屈服,他的“服”必须是通过说服自己来达到。最终令他肯于归罪于己者,说复杂自是复杂,说简单也极简单,——即是建国初期中共取得的成就,他认定中国过去一直在走“下坡路”,1949年后则在走“上坡路”。“上坡”也即国家走向强盛是硬道理,这是被普遍接受的逻辑。梁漱溟抗得了其他,抗不了这个逻辑:“就是这个吸引人鼓舞人的力量太大了。它使你心胸顿人开阔、奋发,忘记一切琐琐碎碎支支节节的个人私事……”
也就是说,梁漱溟是以“顾全大局”来说服自己的。有意思的是,他虽然勉力学习运用“阶级”一类的新话语,让他能够求得心之所安的,还是儒家的思想。他追悔自己发言之“不慎”,不能为毛设身处地——当面质问,让对方下不来台。以他的话说,这就叫作“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人心”。顾全大局,即不再计较事情本身的对错;推己及人,反求诸己,则“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现眼前——惭愧不能自容,就是恻隐之心。”

至此,梁漱溟已将自己的服输认错转化而解释为儒家修养的一部分了。他只论当众抗辩事态度上的当与不当,避而不谈事情本身之对错,则又提示了他的不服。

梁漱溟的勇气与傲气


梁漱溟一再反省自己的“自高自大”,但倘“傲”当真是一病,那他在青少年时代已经在引以为戒了。十四岁时,梁入顺天中学堂读书,班上同学中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称莫逆,相互间依年齿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次四人聚谈,兴浓处廖提议每人各以其短拈出一字,用来相互称呼,以为警惕,他给梁挑的即是一个“傲”字。

他读小学时并不出众,成绩排在中等以下。上中学后发愤用功,在班上已居前列,英文、代数均提前自修,进度大大超过老师讲课的进度,国文则他虽不以为意,却偶亦名列前茅。做文常剑走偏锋,喜为翻案文章而不肯落俗套,一位老先生颇头疼,曾有“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警诫;另一老师大赏识,谓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态度不一,却都见出梁不甘俯仰随人的傲气。

但梁漱溟所恃者,却不是他的天资、才气,而来自他的向上之心,他立下的的济世救国的志向,——他显然从这里把自己和普通人区隔开来的。对社会、对国家的现任感令他“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自具一种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在他眼中,世俗之人虽不能说坏,但目光短浅,不足为训,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顷所谓一片向上心”。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士大夫情怀其实一直伴随着梁漱溟,他以“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为家训,这也正可视为他的自况。虽然他在五十年代初的“面折庭争”之后有“‘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了它我才得救”的自咎语,他事实上从未尽弃那份高傲。因拒绝批孔挨批之际,他关起门来读《甘地自传》,评曰:“在人格上,甘地与普通人全不是一格。甘地一言一动发自内心,而其内心实通乎广大宇宙”,——儒家“万物皆备于我”“吾养吾浩然之气”的道德勇气在此叠映于甘地形象之上,而这简直可视为梁在批斗声中的自我励志,他当然会想起,当年马歇尔就是称他为“中国的甘地”的。

故我们于他痛责自家的“自高自大”之外,一再看到他非比寻常的自负。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他在“书成自记”中道:“当今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隔年他给年谱写叙,第一句就是,“我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

更能见出他舍我其谁之气概的,是四十年代重庆流传颇广的一个传说,说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梁与其他民主人士乘小木船离开,其时小舟漂泊海上,很是危险,他说中华民族复兴要靠他的三部书,现书未写成,他决不会死。不管是不是段子,这倒提示了,他的勇气,与他的傲气常常是不可分的。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赵朴初说梁漱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前面四字是不用说的:他晚年的一张最为流行的照片,戴着家居小帽的,几乎被当作他的标准照了,照片中的梁漱溟双唇紧抿,嘴角向下,镜片后的双目炯炯,凛然不可犯。——其“俨然”可谓一“望”而知。

我辈没有接近的机会,他“即之也温”的那一面当然无从领略。子夏所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有儒家风范的人物中,常见到这一型。这里面混合着身份意识,也有对场合、对象的拿捏。大体上,后一面更见于平日的待人接物。但梁在这上面有时也是与众不同的。比如他自奉甚俭,常周济需要帮助的人,从不图回报,但对条件尚好者,借的钱必追讨回来,因要用来帮助更需要的人。周济他人,原本属于“温”的范畴,这里他行来则又见出不苟的“俨然”了。

他的霭然长者之风,我们可以从他学生的回忆里听到许多事例。至于“望”与“即”之间的转换,我觉得晚年他与冯友兰“相逢一笑”的晤面是最有意思的。二人都是大儒,且都是有使命感的。但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却是天差地远。一个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拒不从命,一个则违心跟了风。虽是老友,梁对冯自不能原谅。1985年,值冯九十华诞,举家宴,宗璞奉父命电话邀梁出席,梁一口回绝,且去信说明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语气斩截,不稍假借,很是“俨然”。后冯寄赠《三松堂自序》,又修书认错,信中有“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是则“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等反省语,恳请暮年一晤。梁即回心转意,要亲往冯宅晤面。冯虽仅小梁两岁,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却听过梁的课,且意甚诚,结果还是在宗璞陪同下登门访梁。

晤面的时间不短,梁不会不想到批林批孔事(何况此前不久还为此不无耿耿),然面对面之际,对那段过节却只字未提。一方面固然是冯已悔过,另一方面,也是顾及老友的颜面吧?其间宗璞插言,感慨“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且发问:“我们习惯于责备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后一句隐有为其父辩白的意思,而梁漱溟正是对冯厉辞峻责的人。可想而知,宗璞的话梁漱溟是断断不会认同的,然他也就默尔而息。这里虽有冯认错之前与之后的差别,“望”与“即”的不同,也是一个因素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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