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荐书第13期】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
- 每周荐书第13期 -
-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
《小说面面观》
〔英〕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著
冯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7月
ISBN 9787532772391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小说面面观》是E·M·福斯特唯一的文学批评专著,原是作者一九二七年应母校剑桥大学“克拉克讲座”之请所作的系列演讲,系统并深入地讲解和论述了长篇小说这个文学门类的取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等诸方面的问题。作者将小说的艺术分为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与节奏等七个方面,由浅入深、由易入难地进行讲解和分析,以自己小说大师的切身创作体验去体贴和关照小说史上的众多名家与名著,慧眼独具、洞见迭出,同时又轻松幽默、如话家常。
福斯特在这组系列演讲中谈到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提出小说既大于现实又小于现实的观点;提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著名观点,成为后世的评论家所经常采用的术语;提出“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的著名观点,对于叙述角度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如模式与节奏的探讨尤其深具开创之功与启发意义。《小说面面观》至今仍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美学的经典名著。
内容摘录
-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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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须面对一个并不愉快而且有伤爱国热忱的事实。英国没有一个小说家像托尔斯泰那么伟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曾如此全面地展现出人生的画面,不管是日常还是英雄的方面。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在探索人类灵魂方面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分析现代意识方面做得像马塞尔·普鲁斯特那么成功。在这些丰功伟绩面前我们必须稍做沉吟。英国诗自可以睥睨当世——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可英国小说就没这么风光了:最好的小说并不出在英国,如果我们拒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可就真是小家子气十足了。
身为作家,却并不忌讳所谓小家子气,没准儿这还能成为他的力量之源:只有假道学或真傻子才会指责笛福伦敦腔或托马斯·哈代乡土气。可是小家子气在批评领域却是个严重缺陷。身为批评家,最忌眼光狭小,虽说这经常是一位创造性艺术家的特权。批评家必须眼界开阔,否则会一事无成。小说是一种创造性艺术,批评却无缘分享这一特权,而且出于批评家的谫陋,英国小说领域中有太多小屋被错认作了大厦。我们可以信手举四部小说为例:《克兰福德》、《中洛辛郡的心脏》、《简·爱》和《理查德·费沃里尔的考验》,我们可能出于各种各样个人或乡土的理由热爱这四本书。《克兰福德》散发出英格兰内陆城市感十足的幽默,《中洛辛郡》活现出一个具体而微的爱丁堡,《简·爱》是一位杰出却尚未成熟之女性的激情梦想,《理查德·费沃里尔》则洋溢着乡村的诗情画意并闪烁着时髦的才智光彩。可这四部小说无一例外都不过是小小的华屋,并非宏伟的大厦,一旦将其树立在《战争与和平》的柱廊或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拱顶之中,我们立刻就能看出并尊重它们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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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学术往好了说,是无知对学识的致敬。它还有经济上的意义,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苛责。我们大多数人在三十之前都须得寻个工作自立,否则就得求亲靠友过日子,而很多工作只有经过考试方能觅得。伪学者在考试方面往往表现突出(真学者在考场上却并不怎么擅长),即便失利,他仍会仰慕考场天生的权威。它们是通往工作职位的大门,它们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一篇论《李尔王》的论文可能大有用场,成为通往地方政府的进阶,在实用性方面远胜过那出他指望不上的同名戏剧。他自然不会向自己坦承:“这就是知识的用场,它能使你飞黄腾达。”他感觉到的经济压力更多是潜意识的,他去应试不过是觉得,写一篇《李尔王》的论文虽说是桩狂乱、痛苦的经历,其结果却很是拿得稳靠得住。不管这么做是出于玩世不恭还是天真无知,他都无可厚非。既然“知识能改变命运”,既然“功名”必须“考得”,对考试体系就由不得我们掉以轻心了。如果求职的阶梯另辟出一条蹊径,我们如今所谓的教育大部分都会土崩瓦解,而谁都丝毫不会因此变得更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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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同样充满了时间感。我们会觉得事件一发生在事件二之前或之后,这种想法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转悠,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言语和行为都是在这一假定中进行的。是大部分的言语和行为,并非全部;生命中还有些东西处在时间外面,图方便我们可以称其为“价值”,价值不用几分几小时计算,而是用强度来衡量,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顾往昔时,我们看到的才并非一马平川的回头路,而是有几座醒目的高峰巍然耸立,当我们瞻望未来时,未来才有时像是一堵墙,有时乌云笼罩,有时阳光灿烂,可绝不会是张编年图表。记忆和期望都对时间之父毫无兴趣,而且所有的梦想家、艺术家和情人也都能部分地逃离他暴政的统治;他可以杀了他们,可就是没办法争得他们的注意,而且就在毁灭降临之际,在塔楼上的大钟积攒起全副精力拼命敲响的当口,他们兴许还在瞅着别的地方。所以说,不论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都是由两种生活组成的——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而且我们的行为也反映出这种双重标准。“我只见过她五分钟,可已经值了。”这一句话里就包含了双重的标准。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而小说能做的——如果是好小说——就要把由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靠什么办法容后讨论。小说,同样也奉行双重标准。不过在小说中,对时间的效忠是强制性的:没了它也就写不成小说了。而在日常生活中却未必: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不过某些特别的神秘主义经验却暗示出这种未必,暗示出我们假定星期一后面肯定是星期二或者死了以后必定腐坏其实大谬不然。在日常生活中的你我,总有否定时间存在并照此行事的可能,哪怕我们因此在同胞眼里成了怪物,并被人家送进他们称之为疯人院的所在。可一位小说家在他的小说结构中却绝无可能否认时间的存在:他必须附着于他的故事线索之上,不管附着得多么轻微,他必须触及那条无始无终的绦虫,否则他就成了怪物,无人能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铸成了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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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商》这本书中的时间生活被小说家展现得非常随意,这必然导致情感的松弛和见识的谫陋,采用大团圆的婚礼结局尤其白痴。时间其实也可以展现得非常经心,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不同的小说、一本值得注意的书中找到这样的例子,那就是阿诺德·本涅特的《婆婆经》。时间是《婆婆经》真正的主人公。时间俨然成为创造之主——只有克里奇娄先生逃过了他的掌控,而这种异乎寻常的例外反更加突出了他的威力。索菲亚和康斯坦丝是时间的孩子,这在我们眼见她们俩戏穿母亲衣裙的那一刹那就已确定无疑;她们注定要以一种完满的形式慢慢衰朽,这在文学当中殊为罕见。她们先是小姑娘,然后索菲亚离家出走,嫁人,母亲去世,康斯坦丝嫁人,她丈夫去世,索菲亚的丈夫去世,索菲亚去世,康斯坦丝去世,她们那只患了风湿病的老狗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去看看碟子里还有没有什么剩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么回事儿,无非渐渐老去,直到堵塞了索菲亚和康斯坦丝的血管。这是个真正称得上故事的故事,态度如此健全,没有一句胡言乱语,它得出的结论是人最终除了坟墓别无选择。我们理所当然都会老去。可一本伟大小说的基础不能只不过“理所当然”,而应该超越于它。《婆婆经》虽说强劲,真诚,令人感伤,可是跟伟大擦肩而过。
那么《战争与和平》又当如何呢?它当然是伟大的,它同样强调了时间的作用和整整一代人的兴衰。托尔斯泰跟本涅特同样不惮于向我们直陈人总会衰老的事实——尼古拉和娜塔莎的部分衰朽却比康斯坦丝和索菲亚的完全衰朽更加触目惊心:我们自己的青春似乎有更大一部分也随之而枯萎了。那《战争与和平》又为什么一点都不觉压抑呢?或许是因为这部巨著不但在时间中展开,同样也在空间中伸展,而空间感,只要不至于威胁到我们,总是令人振奋的,而且可以如同音乐般余音袅袅,荡气回肠。你只要打开《战争与和平》,读上一小段,宏伟的和音即已奏响,我们又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拨响了琴弦。绝非从故事中升起,虽说托尔斯泰跟司各特一样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跟本涅特一样真诚。也不是源自他笔下的事件和人物。它们来自那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事件和人物不过点缀于其间,来自俄罗斯大地上那所有的桥梁和冰冻的河流,森林,道路,花园和田地的总和,它以其庄严伟大震惊着我们的眼睛,以其宏伟响亮震动着我们的耳鼓。很多小说家对地域都有强烈的感受——“五镇”也好,“老雾都”也罢,不一而足。可极少作家具有空间感,这种空间感正是托尔斯泰那超凡资质中的上品。《战争与和平》中的上帝是空间,而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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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都没办法相互了解,从来都不会有完全的洞悉或是完全的忏悔。我们只不过大略地相互认识,途径只有外在的迹象,而这对于人际交往甚至建立亲密关系也已经足够了。可小说中的人物却能完完全全地为读者所了解,如果小说家想这么做的话;他们的内在生活就像外在生活一样可以完全呈现出来。正是为此,他们才经常显得比历史中的人物,甚至我们的朋友更加清晰可见;他们的里里外外,凡是能够展现的我们已经全盘了解;哪怕他们不够完美或者不够真实,他们也已经没有丝毫秘密了,而我们的朋友却的确而且必须有他的小秘密,相互之间保留隐私一直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必备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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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哪怕是在好小说里爱的地位也如此突出?我想原因大概有二。
首先,当小说家不再是设计而是开始创造他的人物时,不论从哪方面说,“爱”在他心目中就重要了起来,不用他存心设计,他笔下的人物自然就对爱过分敏感了起来——我说“过分”,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不会这么费心劳力。小说中人物间持续不断地察言观色、相互揣摩,即便由像菲尔丁这般雄浑大气的作家写来,也着实不同寻常,这种情形日常生活中哪里找去,或许只有那班富贵闲人才有这番细密心思吧。激情啊——没错,我们时不时地是会激情燃烧那么一把,可受不了这么持续烧下去呀,架不住这么没完没了地相互纠缠,没日没夜地饥渴难耐呀。我相信这都是小说家在创作时本人精神状态的反映,爱在小说中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此。
再说原因二;照逻辑关系这本该属于我们另一部分的考察范围,不过还是先在此提上一提。爱跟死一样这么受小说家青睐是因为它同样能很方便地终结一本书。他可以把它写成永恒的爱,因为有关爱的幻觉之一就是它能恒久不变。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将来也不会有。所有的历史,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教育我们,没有一种人际关系是恒久不变的,它就跟构成它的人本身一样善变,要想使其稳定下来,人须得像玩杂耍的那样保持平衡才行;而一旦它稳定了下来,它也就不再是一种人际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习惯了,其中的重点已经从爱转化成了婚姻。这些我们都清楚,可我们还是不忍心拿我们苦涩的认识来框定未来;未来应该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准定能碰到完美的良人,要么我们已经认识的人也有可能变得完美起来。未来将不再有任何变故,不再有警觉的必要了。我们要么就永远幸福,或者也许就永远不幸下去。任何强烈的情感都会带来恒久不变的幻觉,小说家抓住的就是这一点。他们经常以百年好合结束他们的书,我们并不反对,因为这梦想原本就是我们借给他们的。
在此我们必须就真实之人和虚构之人的比较做个归结了。这是两个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虚构的人比其表亲更难捉摸。他是由成百上千各不相同的小说家的头脑孕育的,这些小说家构思的方法各有千秋甚至相互抵牾,所以我们没办法归纳概括。不过,讲几点他的特征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他通常来也有自,去也有处,他几乎可以不吃不睡,他不知疲倦不屈不挠地孜孜于各种人际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了解要远胜于对我们任何一位同胞的了解,因为他的创造者和讲述者是同一个人。夸张一点说:“如果上帝能给我们讲讲宇宙的故事,那宇宙也就变成了一部小说了。”因为其中的原理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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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际交往,一旦我们把它单独择出来,而非作为一种社会附属物考察,总觉得挺恐怖的。我们总无法相互理解,至多不过似是而非或是一厢情愿;我们总无法充分展示自己,哪怕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所谓的亲密无间无非只是将就凑合;完全的了解只不过幻梦一场。可是在小说中,我们却能完整无缺地了解他人,而且,撇开阅读的一般乐趣不论,我们还能为现实生活中的晦暗缺憾寻得补偿。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要比历史更加真实,因为它超越了简单的事实,我们每个人凭自己的经验都明白,毕竟还有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而且,就算小说家并没能如愿地把握这一点,至少他朝这个方向尝试过了。他尽可以从襁褓中就开始写他的人物,他尽可以让他们不吃不睡照样活蹦乱跳,他尽可以让他们尽情地恋爱,只管恋爱,除了恋爱什么都不干,因为他看来对他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因为他们是他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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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开始明白,小说家真是有一大堆异常混杂不清的配料需要调配处理的。有故事的问题,它要遵循一种“接下来如何如何”的时间顺序;有讲什么故事和怎么讲得呱呱叫的问题,故事的题材看似千差万别,可他就是喜欢讲关于人的故事;讲关于人的故事时又要兼顾价值生活和时间生活。他创造出需要的人物,引他们上场,可这些人物又充满反抗精神。因为他们跟我们这样的真人有无数相关相似之处,他们也会努力想过自己的生活,于是就经常导致跟小说的主要框架产生冲突。他们会“跑掉”,他们会“无法掌控”;他们是一种总的创造之下的多种次一级创造,经常跟这个总的创造产生抵牾;倘若给他们全副自由,他们就会把整部小说踢成碎片,而倘若约束得过于严格,他们又会作为报复死给你看,使整部小说因为内伤不治而彻底毁掉。
剧作家也得经受这些考验,他另有一套配料要对付——男女演员们——他们有时看来挺适合要扮演的角色,有时又似乎挺契合整个的剧本,可更经常的情况是成了角色和剧本两方面的死敌。他们带来的影响简直无可估量,经过他们这么一番折腾,我真搞不懂有哪部艺术作品竟然还能幸存下来。幸好我们讨论的是低一等的艺术形式,不必操这个心——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你凭什么说剧本在舞台上演出来,效果就比在书房里阅读更好,凭什么说那帮既野心勃勃又神经兮兮的男女演员,就能加深我们对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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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荐书第10期 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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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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