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荐书第14期】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

- 每周荐书第14期 -

 -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

〔美〕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著

刘象愚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

ISBN 9787208129634

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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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转向》一书是对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理论概括与解析。“后现代主义”从被人唾弃到如今炙手可热，经历了什么？后现代主义批评第一人伊哈布•哈桑教授在本书中对整个后现代主义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原始概念到理性阐发，从前瞻性观点到回顾性判断无所不包，集合了哈桑教授三十年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化的研究成果。

此书内容丰富、理论前卫、资料翔实、角度多元，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进行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开掘，而且书中多变的版式、字体也与其研究对象相呼应。全书有10节，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的序幕”包括了第一章“沉默的文学”，主要描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发端及发端之前的种种文化铺垫。第二部分“后现代主义概念”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通过对纷繁万象的后现代主义概念的辨析，确定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内在不确定性”。第三部分“后现代文学和批评”则包括了第五章至第八章，主要例举、评析了最重要的代表作（既有文学的，也包括批评）与代表性人物。最后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的尾声”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则主要对整个后现代主义当今的发展状况作了评述，并对其整个发展过程作了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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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节选）

-授权转载-

大家知道，一种新的理论出现后人们首先是攻击它，说它荒诞不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承认它是对的，不过，依然要说它浅显易懂，无足轻重，最终才能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到那时，甚至连它一贯的论敌们都禁不住要宣称，他们才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

一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提出并讨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但最后却脱离了这一论题。这些文章跨越了20年，可以说及时地反映了作者本人这些年的思想历程，也讲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简史。更重要的是，作者之所以审慎地选择这些文章并将它们汇编成集，并非想进一步论证后现代主义的任何观点，而是想重温它的问题，同时就这些问题再次展开讨论，这样，也许能引出新观点，迎来文化上的一个新时刻。

关于后现代（postmodern）这个词，那些吹毛求疵的学究们曾竭力排斥，因为他们对学术中任何微小的创新都避之犹恐不及。可时下这个术语却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电影、戏剧、舞蹈、音乐、艺术、建筑、文学、文学批评、哲学、神学、精神分析、历史编修、新科学、控制论技术以及文化生活的种种方式中都可以听到它。后现代主义现在已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嘉奖，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为它提供专项基金，组织暑期研讨班，培训专任教师。此外，它还进入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论述中，可是就在10 年前，这些批评家还将这一术语指斥为臭狗屎，说它是消费社会破败的一个例证。

无疑，传媒的喋喋不休——后工业社会固有的白噪声（whitenoise）——对后现代主义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这种流行本身也是一个自悟的行动，它表明，一种文化力图理解它自身，发现自己在历史上的独特性。事实证明，时尚既是文化需求的表达方式，也是它朦胧地认识自身的方式。时尚召唤我们辨析现在与以往的异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这样，对新事物的虚构变成了一种推陈出新的传统，后现代突破的神话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讨论。

这样一种动向和演变正是这本文集要阐明的，尽管这里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过去，只是它们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像现代主义一样，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范畴，时而是能指，时而又是所指，在指意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虽然如此，我们试图阐明它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徒劳的。倘若这一辨析差异的努力是为了预示我们的文化选择，勾勒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描述我们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形象，那就值得我们给与清醒的关注。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必须对话的宇宙中，舍此而外也许别无它途。

二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写成于20年中，集中讨论后现代主义，但文体风格却不同，情调也差别很大，有的欢快，有的沉郁。（密涅瓦的猫头鹰依然夜间飞出，所以批评总是在灰暗色调上一再涂抹灰色。）对于这些文章，我既未修订，也未附以统一的参考文献系统，因为参考文献已经是这些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只是改正了几处错误，删去了一些冗词赘语，重新申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不断增加的部分。简言之，我愿意表明自己和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我们并不情愿地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系，同时又不放弃阐释的明晰性和批评色彩。

这样，这本文集在结构上毫无后现代之意就无需讶然了。这本书一方面是个人研究心得的重新评估，一方面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般性介绍，其编排严格按论题的内容，除个别章节外，也基本上按时间的先后。全书十章分为四个部分，从原始概念到理性阐发，从前瞻性观点到回顾性判断。如果将本书作为一个总体通读，读者自易辨析时下我们大家都能感知的后现代主义模式及其中种种题旨、疑问和术语的繁纷头绪。

第一部分具有绪论性，仅含一章。它从风格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中寻找后现代主义的端倪，从亨利·米勒、塞缪尔·贝克特以及其他风格迥异的作家们直到今天的沉默传统中寻找后现代主义的征兆。不过这里的“沉默”仅仅是一个隐喻：奥尔菲斯的头被撕下后仍能继续歌唱。在这种情况下，词语变成了第二自然，艺术消融在生命中。不过，这一隐喻还是披露了自我和文明的某些不幸，揭示了语言的某种反叛。正是这些激发了60年代美国一片愤怒和启示录式的景象。

第二部分的三章考察后现代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概念。第二章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加以对照，不界定其中任何一方，只是明确提出现代主义大体上是形式主义的／等级分明的，而后现代主义是反形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此章使用了一种超批评的文体（paracritical style），因此使书页上的形态有些改变，但笔者的本意并非要模仿后现代主义的特点，而是想推荐某种变化的批评论述方式。不过，此章过分轻易地将现代主义与早期先锋派合二为一了，同时也夸大了后现代文学中启示录式的因素。

第三章提供了对后现代主义一种更具雄心的，也更不同寻常的领悟， 把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y）和内在性（Immanence）或者说内在–不确定性（Indetermanency）理解为其最根本的倾向。这章谐谑地展示后现代艺术、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类似，嬉戏地在页边加上引文、拼图、反论和随意的涂抹，但它的意图却不仅在于探索那种具有内在不确定性的艺术，而且在于探索一种后人文主义文化（posthumanist culture）中暗含的有机成分。以马修· 阿诺德和尼采的对照作为开篇的信号，此章断续地追述了西方人心灵活动的轨迹，然后引出他们关于人的不同观念，即一种颇成问题的新诺斯替主义。

随后的一章小结第二部分，其文体风格仍回到传统学术的轨道。这章虽然不长，但却简明地勾勒了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的历史，指出给它下定义将面临的巨大困难。与此同时，又将它与先锋派、现代主义作了比较，列出了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对照表，最后试图提出一个可行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十余年后，笔者对后现代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对早期的观点作了一定的修正。

第三部分充满批评理论。因为正是这些具有新的魔力的理论使后现代主义获得了清晰的形态，即一种文学与理论常常混杂在一起的形态。第五章专论一部“异乎寻常地预示了后现代性”的作品《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通过这部作品说明语言摇摆在分析性和诗、逻辑和神话之间的功用。可以说，后现代文学的所有因素都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梦、滑稽模仿、游戏、双关语、支离破碎、寓言、反身性（reflexiveness）、陈腔滥调（kitsch）、对处于绝对沉默或绝对嘈杂边缘上具有某种反讽意味的逻各斯的神秘直觉。难道《守灵夜》不正是某种文学的预言和理论吗？

第六章评述了批评的革新在目前学术氛围中的困境。在这一章中，超批评的漫不经心几乎无法掩饰对后现代文学状况的忧虑。在后现代文学中，（后结构主义的）创新很快陷入（解构主义的）对成规逃避式的顺从。此章采取独立的立场，这一立场既是个人的，又是政治的，它拒绝按照当代的需要来评价自我，也拒绝将存在文本化。这一双重的立场正是后现代主义及其日益增长的不满的征候，预示了本书最后三章要讨论的内容。

第七章穿插着桀骜不驯的自传片段，通过批评家的个人生活暗示作为欲望、阅读、写作/ 表演的批评实践。后现代主义在这里是一种缄默的诱惑，引诱我们承认它对批评家生活作出的冷漠解释。然而此章拒绝这一解释，也不回到人文主义的虔诚。此章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中什么样的自我才能充分适应这样一个陷入碎片与整体、恐怖与种种极权主义之间的后现代世界呢？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必将指向个人的、政治的、形而上的死亡。

第八章回到批评多元性的问题上。此章完全放弃前面超批评那种游戏的笔调和嬉闹的风格，运用更为清晰冷静的文体首次提出后现代主义的11个特征，同时指出，这些特征具有动摇我们的文化话语的作用。当今没有任何认知的、政治的或性力的符码能够制约我们知识中的迟疑不决，也许只有詹姆斯式的实用主义能够允许我们在相信自己能够适应环境的情况下暂时行动。在詹姆斯式的多元宇宙中，这样的行动可以避免走向教条主义或延宕不决的极端，虽然多元性本身从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符号。

最后一部分的两章评述后现代主义的磨难，展望它的前景。第九章回顾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提出它无法回避的一个急迫的认知问题，即“有没有意义”（make sense）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个有什么意义的问题。通过不同社会批评家、文本批评家、实用批评家之间的争论，通过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罗蒂之辈思想家的论述，可以获得各种答案的暗示。最后，论争回到威廉·詹姆斯早就提出的信赖与否的问题上。然而他那个“意志的天性”（willing nature）能够帮助我们通过多元的实践和信任之间的反复协商穿越后现代主义吗？

那么，后现代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呢？第十章试图从反思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此章回顾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根本论争，评述了后现代现象趋于成熟时批评方法与批评领悟力的转变。它还论及对立的思潮——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怎样竞相攫取后现代主义的生命为己有，即使这生命已开始衰老也不顾及。可是真正的危险究竟是什么？此章再次提出哈贝马斯、利奥塔和罗蒂之间的三角争论，推导出他们冲突的主题。这些冲突的主题可以作为例证说明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即内在–不确定性。然而，即使在这些理论冲突中，一种满含焦虑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共识，或者只是一种假设正在出现。这是一种多元的假设，等待着进一步的变化。

我们可以再次发问：后现代主义之外究竟还有什么？我们可以问，也可以回答，可是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我只能希望，对某种新领域，譬如“信仰学”（fideology）——不像实用主义或信仰催生术那样有科学性——的兴趣将是荒芜状态的终结。

三

我知道，所有这些评述都无法使那些想要获得后现代主义确切“定义”的人满足。但是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而所有历史事件都无法获得公理性的定义。后现代主义像其他任何运动——例如至今依然众说纷纭的浪漫主义——一样是人类文化行为中的综合体。而人类的文化行为也很难与他们的其他行为区分开来。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任何特征都可以在其他时代和其他运动中找到先兆。我以为，对任何运动中的任何特征都可以作如是观。

我的看法是，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历史理解的特殊性。第一，历史上绝对新的、断裂性事件是极其罕见的，例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北欧人就发现了它，而埃及人则可能比他们双方发现得还要早，所以，任何“新”都有各自的来历。当我们接近它时，它就可能退却，消失（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巴特说得更对些）。第二，历史的叙述要求某种抽象，因此，只有以模糊事物的本质界限为代价才能获得连续性。例如，我们可以在这一前提下断言，崇高（the sublime）从朗吉努斯经过博克、华兹华斯、爱默生一直“延伸”到利奥塔。第三，任何关于“先行者”（antecedents）的声明——X并不新，你可以在Y中找到它——都掩盖着一种三重的解释：关于X，关于Y和关于“新”的特殊概念。而且这种复合的解释往往倾向于现在。例如，我们所以现在，而不是30 年前，才感觉到后现代的特征存在于《商第传》中，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现在才学会辨认后现代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才能把《商第传》而不是《汤姆·琼斯》，看作后现代作品。

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人是一种能思维的二足动物之类——很难移用到我们的文化史中来，那么，怎样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来讨论文化问题呢？从传统与实用的角度看， 我以为要靠惯例（consuetude）。这本文集倾向于这一方式，即让后现代主义的关键术语、观念和语境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澄清它自身的含义。通过“后结构主义论争”我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种作用。虽然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点，但二者却是无法合并的。后现代主义似乎更广阔，其规模是国际性的，艺术、政治、技术，举凡文化的所有层面都在它的领域内，从日本建筑到哥伦比亚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种种思潮都可以是它的部分。后现代主义宽泛、松散、奇形怪状、光怪陆离的特点常令批评家们沮丧不已。

这些国际的思潮能不能被纳入某种有机的模式呢？到目前为止我能提供的唯一模式就是本书选文的内在逻辑表明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我举出下列要点：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无处不在的幻象（simulacra）、虚假的事件（pseudo-events）、清醒地意识到主宰的阙如（lack of mastery）、随处可见的轻浮（lightness）与稍纵即逝（evanescence）、一种新的时间性或曰时间间性（temporality/intertemporality）、一种多样慢性病态的历史感（polychronicsense of history）、一种拼凑物或嬉戏的（ludic）、僭越的（transgressiv）、解构的知识与权威获取方式、一种嘲讽的、滑稽模仿的、反身的、狂热的当下意识（awareness of the moment）、文化中语言的转向与符号学的必须性（semiotic imperative）、社会中分散在引诱的技术与力量的技术里局部欲望的暴力（violence of local desires）。简言之，我看到的模式也正是许多人看到的模式，这就是西方世界那种巨大的修正一切的意志（及其产生的）种种不确定的／重新确定的符码、规范、程序、信仰。难道不是这些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吗？

如果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本书为什么却如我说过的那样最后要离开后现代主义这一主题呢？上面的简述暗示了部分原因，而大部分原因在最后几章中有所暗示。不过，要给出一个更坦率的答案却需要对我自己观点的变化做一点说明。

现在看来，后现代主义现象比我原先预料的更为繁纷，它的结构也更加复杂。尽管对技术的梦想和对乌托邦的憧憬依旧是它的核心，然而同我原先的设想相比，它的技术乐观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要少一些。我现在的看法是，它要求更多政治上特别是地缘政治上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不应缩减为右派或左派的空话、假话。也可以说，它要求一种富有韧性和弹性的实用主义，既内在于人的欲望中，又不失信仰的机灵性。从另一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有了改变，我觉得它转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无谓争斗和非神秘化的无聊琐屑，陷入了它自身的低劣与做作。它已经变成一种折衷主义的戏弄，一种引起借来的欢乐和微小怀疑的精致的淫欲。不过在更深的转变层次上，它仍然获得了某些更大的、一些人称作后人文主义的东西。

在与西方话语的竞争中，后现代主义的修正意志也将自己投入了试验。人们再不能按照它自己和它对手的术语、主张来理解它。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在一与多之间做出抉择，也不能在人文主义和解构主义、群体与扩散（dissemination）之间做出抉择。我们只能重新提出这些术语，把它们置于欲望、自由和正义的永不休止的磋商与谈判中，我们需要不断确立与创造权威，通过它们从中斡旋，随时处理欲望、自由与正义的问题。尽管今天到处存在着异端（heterodox）、异态（heteromorph）、异规（heteroclite）和不确定因素（indeterminate），但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人类的宇宙中，所以也常常因为对事物有同感而相互觉得意外。这正是本书也即后现代要转向的那个短暂的世界，也是本书永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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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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