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荐书第37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译者序

- 每周荐书第37期 -

 -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著

陈伟 张新刚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ISBN 978720814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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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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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杰出的女性思想家，政治理论家。《爱这个世界》围绕阿伦特与“世界”的互动与交流，客观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一个立体的、多面的阿伦特。

本书分四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讲述阿伦特的童年、少年、大学以及大学后参与德国犹太人的保护工作的经历；第二部分讲述她流亡法国，逐步融入美国并在美国开始崭露头角的历程；第三部分讲述阿伦特的学术研究生活，1961年以后因《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而卷入漩涡的历史事件；第四部分讲述1965—1970年间黑暗时代的美国，阿伦特参与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她的最后岁月。

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1946—2011）职业心理分析师，毕业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工作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分析训练和研究中心，擅长对人物内心的把握和描述。她是阿伦特的学生和朋友、最亲密的人之一。著有《安娜·弗洛伊德传》（1988）、《创造性人格》（1991）、《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1982,2004）、《阿伦特为什么重要》（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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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

中译本序言

文 | 陈伟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杰出女性大家，独汉娜·阿伦特一人。她的人格与思想，皆有着十分独特的魅力。阿伦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属于20世纪的人物。从她去世至今，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她的著作，虽紧扣时代脉搏，多直接取材于现实，却并不因时过境迁而被人淡忘。如今，阿伦特在中国，还呈现出颇为热门之象；阅读阿伦特，蔚然成风。而研究阿伦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迄今仍不显得“过时”。

阿伦特曾说，历史叙述的要义，不是构建某种理论图式，不是揭示某种必然法则，而是要学会讲故事。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剧，有的故事是悲剧，有的故事是正剧；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离奇；有的令人愉悦，有的令人伤感，有的叫人压抑。阿伦特自己的故事是什么？被她的文字打动后，我们特别想知道，她那充满激情的文字背后站着何等样人？

阿伦特到达美国之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漂泊生涯。她是犹太人，这个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出身，在纳粹德国却是一种“罪过”。如彼时德国其他犹太人一样，阿伦特作为犹太人，面临着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国期间，她不过做零工度日，还要着手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对现实政治主动或被动的介入，亦从未中止。阿伦特著作中常见的“无根”、“无助”、“漂泊”、“无家可归”、“疏离”、“恐怖”、“绝望”、“重负”、“孤独”、“爱”，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些词语，对阿伦特而言，则是真实的生活，是具体的人生经验。好在阿伦特有一批不错的师长、朋友，环绕周围，时时给她襄助，还有其丈夫布吕赫，与她生死与共。他们的存在，给严峻生活境况中的阿伦特以慰藉，以希望。阿伦特曾言，在20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还要过。人们只有期盼雨过天晴，期盼苦尽甘来。然而，这种期盼，绝非消极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们仍须保持对“世界的爱”。不是遁入私域独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与魔鬼共舞中游戏人生，而是人人觉悟，向“生”而生，共同参与世界的建设，俾使自由得以落实，天性得以保存，让我们在世间如在家中。这，便是最大的政治。

阿伦特在德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后不久，其学术生涯刚刚起步，就赶上了纳粹运动，同样属于“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彼时她已经是一位中年妇女。阿伦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觉出一种顽强的精神，因为她要面对的是20世纪最极端的“恶”，要处理的是最令人绝望的政治经验，而她自己又是恶劣政治经验的亲历者、残酷统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后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不再有生命危险，她仍然守望着公共世界，对各种危机、弊政不遗余力地进行剖析、批判。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正是围绕阿伦特与“世界”的互动、交流展开。“爱”与“世界”，皆为本书的关键词，原本也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关键词。阿伦特作为孩子进入这个世界，作为老人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的思想学术成就，并不因其去世而化为尘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构成了“后来者”生活的背景与参照。世界记住了她！

阿伦特的故事甚为丰富。她与污点哲人海德格尔的师生恋情，藕断丝连，纠缠不清。此事最早正是由该书曝出。海德格尔至死不就他当初与纳粹的合作认错，阿伦特却毫不计较。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尔耳聋眼花、行将就木时才开始。因为她不想让海德格尔看到她的批判。初恋难忘，刻骨铭心，竟至于此！阿伦特与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则交流甚好。阿伦特去瑞士巴塞尔看望年老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儿回娘家一样。其情其景，轻松自如，正是阿伦特所说的“如在家中”的感觉。而阿伦特丈夫布吕赫，与阿伦特的母亲关系紧张。当玛萨·阿伦特搬到亲戚家别居时，布吕赫夫妇竟然甚为愉快，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工人出身、自学成才、醉心于密谋革命的布吕赫，与巴黎音乐专业学习毕业的阿伦特母亲，其品味与“礼貌”，过于悬殊，难以共处，可以想见。阿伦特却与布吕赫恩爱一生，足见阿伦特的风格，不是中产式的。

事实上，阿伦特对“中产”、“小资”的厌恶，不仅体现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体现。阿伦特十分重视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学术的“人民性”。本书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属的民族（犹太民族），但更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对于精英、暴民而言，当然，也不同于大众）。彼时，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常在没有民意支持、脱离人民的情况下，试图以外交手段或党派利益交换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有的犹太人社团领袖，竟配合纳粹，将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灭绝营。知识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变节，与暴民联手，促成极权主义，亦令阿伦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发革命中，阿伦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义上，笔者不妨赠其一荣誉称号：人民政治学家。

阿伦特在战后曾写下大量时政评论，她关于“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审判”、“五角大楼文件”皆有宏论，也因之常陷于公共论争之中。然而，阿伦特从事的主要还是一项思想事业。她主要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论家。她面对采访者，还特别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学界的人相提并论。她有意与哲学家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她认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巴门尼德始，即带有对政治深深的傲慢与偏见。阿伦特既不致力于阐发一套新体系，也并不单单靠断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启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总结概括为僵化的教条。她的思想事业，一直在进行中。她去世时打字机上未打完的《心灵生活》书稿中的一页就是一个象征，她的思想事业，与生命同步。阿伦特曾说，她所做的，是想要读懂这个世界。

我们了解了阿伦特著述的风格，也就明白了阅读阿伦特时的注意事项。批驳阿伦特的观点，或者把阿伦特的观点当成真理，都会造成对阿伦特政治思想实质性的误读与背离，从而失去从阿伦特那里汲取灵感的机会。想当然地去推测阿伦特的意图，信口开河，由此陷入无谓的争论，亦不可取。例如，人们觉得阿伦特一定是极其敌视马克思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阿伦特的丈夫是德国共产党员，阿伦特对德国共产党甚为同情；她的《人的境况》，是研究马克思的项目成果；对于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看的。她认为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终点上，属于19世纪，固然问题甚多，其说与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毕竟不同。当然，在雅斯贝尔斯的提醒下，阿伦特后来更多地倾向于否定马克思，亦是事实。再如，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报道引发的争议，阿伦特曾说，她原本可以不用“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说法。国内不少中译将这个术语译为“平庸的恶”，实属错译，由此自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联想。阿伦特在用这个术语时，讲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恶，把纳粹屠杀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恶本身并非来源于某种极端的堕落状态或扭曲心理。她认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种恶的新来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恶，源于“无思”（thoughtlessness）。此种恶和作恶者是平庸还是杰出无关，与受害者是否敢于反抗、勇于牺牲无关。“平庸性”在此描述的是恶的性质。

阿伦特从不自言“走出洞穴”或发现了永恒法则，她情愿声称自己的思想是管窥蠡测。她的不少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备受质疑。她对苏联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论述方式，其偏颇之处，相信读者会有所鉴别。阿伦特曾言，人是一个条件性（局限性）的存在，对于阿伦特而言，此理同样成立。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自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

2017年1月20日

-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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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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