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何种方式在规避暴行的障碍中起作用？

个体是如何做到盲目地看待他们对他人所做的一切的？这是我们对于犯罪者必须要了解的一个部分：究竟是何种方式在规避暴行的障碍中起作用？且看亚当·莫顿在《论邪恶》中如何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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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恶的人，邪恶的社会 

文 | 亚当·莫顿

译 | 文静

我刚刚提到了邪恶的人。但障碍理论是有关恶行的理论。将行为与人分离开来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人都会有恶行，而最恶的人所做的大多数行为并非都是邪恶的。从恶行过渡到恶人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一个作恶多端的人称为恶人。但其实这两者之间有更深层次的联系。根据障碍理论，恶行来自于系统的规避反对暴行障碍的方式。这可以源自于人的本质特征：他们选择行为的方式，或者自我欺骗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把恶人看作是拥有某些调控心理障碍的性格特征的一类人，因为性格特征是最主要的因素。

有四类典型邪恶的性格特征。有一类人仅仅是没有反对暴行的心理障碍。极端的例子可以是一个狂暴的反社会者，他们曾被称作精神病患者。第二类人是拥有一系列规避反对暴行障碍的方式，他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激活这些方式。典型的例子是暴力行为化。第三类人从他们的生活背景中提取出信仰来中和这些障碍。主要的例子是种族偏见以及道德信仰，这非常轻易地给暴行以可乘之机。第四类人则是自行创造出一些信仰和思维方式来促进犯罪行为的发生。其中包括个人优越性的危险臆想或自我建立的意识形态。

在第二类和第三类的性格特征中，他们借助社会变得邪恶。这才是真正的诱惑，就像窗外的吸血鬼一样，穿着高贵、面容温润而坚定。我们从社会中得到许可，对他人施恶或让他们经受邪恶。其中一些甚至是许多对恶的许可因社会的本质属性（即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暴行之上）没法轻易改变以至于无法阻止暴行的发生。但我们却把它们当成了理所当然，我们很少去关注它们，因此极少权衡或者思考哪些社会学科是可悲但必要的，而哪些成了我们作恶的借口。

要理智地思考这些事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某一社会中的人很难理解自己在另一个社会的人眼中是怎样的。来自舒适社会和绝望社会中的人们对对方的印象是互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让我们把一个富有、稳定的社会与贫穷、困苦的社会综合起来看。比如美国和中美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事实上，无论两个国家在社会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有多大，经济稳定和经济滞后的两个国家总能联系起来，这是全球互通的。来自富裕社会的人不懂为何贫困社会的人民为什么不学习富裕社会，像他们一样生活和工作。他们怀疑贫困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把他们当成了偷盗的嫌疑犯，对富人下手毫不犹豫。他们把贫困社会视为暴力个体。

而贫困社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富裕社会的人不为他们提供援助，这些援助对富裕社会的人而言也不算什么。他们怀疑富裕的人对身处困境且不富裕的人是冷漠的。他们怀疑富人完全不关心穷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无法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没有同情心。他们把所有的富人社会看作是反社会者。

这两种认识相互关联。比如说“9·11”事件。那些劫机犯把自己看作是在攻击一个强大的恶势力群体，以至于忽视了对其成员的怜悯之情。（为了体验这种感觉，设想一下观众在观看第一部《星球大战》电影中反叛者攻击死星的情景。死星是神秘的黑暗恶势力的要塞，当它最终爆炸时很少有观众意识到居住在它上面的数以千计的居民也在爆炸中丧生了。）“9·11”劫机者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怨恨已上升到一个意识层面。但这并不足以刺激他们的行为。毕竟，这憎恨事关对伊斯兰教的忠诚，该教派是明确禁止在战争中袭击平民的。这些劫机者中的很多人是受殉教的驱使。该组织中至少有一名头目对女性怀有深刻的仇恨之情，他就是穆哈默德·阿塔a。事实上，在劫机发生的几个月前把阿塔当成潜在威胁的人都是女性。我们无法知道这其中的情感和信仰的相互作用，但这其中应该包括他们对所残害之生命的冷漠。他们对美国的邪恶印象，即认为美国是冷酷的、精于算计的反社会性的威胁，这才是他们实施暴恐的内在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社会从大体上来说避免了另一种极端诱惑，即把所有伊斯兰文化之下的个体都当成是施暴者。但这种宽容不应阻止我们对所有社会发问：个体是如何做到盲目地看待他们对他人所做的一切的？这是我们对于犯罪者必须要了解的一个部分：究竟是何种方式在规避暴行的障碍中起作用？把这个问题当成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不要只关注施暴者的欲望；看得更深入一些，更关注本应阻止这些欲望的障碍是如何被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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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邪恶》

【美】亚当·莫顿 著

文静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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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当·莫顿（Adam Morton），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哲学教授，曾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多年，著有《实践中的哲学》（1995）和《被理解的重要性》（2002）。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邪恶虽令心理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深深着迷，但其概念依旧极其难以言说，《论邪恶》一书可谓是一段拨开邪恶多面性的、既令人叹服又惴惴不安的旅程。

什么是邪恶？什么驱使人们做出可怕的事情？如果能够对它进行解释，我们是否会将它曲解？我们能否想象连环杀手的心理？或许这种心理无法描述？邪恶是否依赖于善的对立面，正如宗教所说的，因恶致恶？

亚当·莫顿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任何对邪恶的解释必须要帮助我们理解三件事：邪恶缘何而生；为何邪恶经常在平凡事件和日常情况下发生；我们如何被视为邪恶。圣·奥古斯丁、《吸血鬼猎人巴菲》、连环杀手，亚当·莫顿引用多种绝佳例证，提出观点：邪恶发生在与邪恶对抗的内部心理障碍崩塌时。他也向我们介绍了噩梦般的人，例如阿道夫·艾希曼和汉尼拔·莱克特，并提示我们虽然这些人的行为惨无人道，但只有将其视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正确理解邪恶。

《论邪恶》一书令人激动不已、发人深省，对于任何对此题目感兴趣的人而言都是一本必要的读物，在同等程度上既吸引我们，又能让我们产生排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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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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