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哈拉维 | 性别：一个词的性政治

Donna Haraway

性别是这样一个概念，它的形成是为了在多元化角斗场上争夺性差异的自然化的领导权。围绕性别展开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试图解释并改变性别差异的历史体系，而另一方面，“男人”和“女人”是通过社会而被建构起来的，并根据等级制和对抗的关系而被赋予了属于各自的位置。性与性别这两个成对的二元论概念之间复杂的分离性的和政治性的紧张关系使得有关性别的女性主义紧密地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建构与重构联系在一起。本文节选自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译者赵文。

性别：一个词的性政治

为了能够对灵长类研究实践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借鉴的可能性加以评估，让我们退回来重新审视一下性与性别的意义。尽管它们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自然/文化、性/性别并非是在沿袭的西方框架或新近的女性主义革新之中存在的差异之同一化秩序。性别是性的政治，是对性差异的规定，正如文化标志着自然物质的政治性实现一样。但是，自然/文化和性/性别又是同一领域中各自独立的轴线。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并实际上已经生成了许多形式，制造了许多故事的版本，并为有关起源问题的政治问题提供着基础与合法性。

围绕并通过这些活动的、具有动力机制的、能产性的轴线组织起来的这个领域就是一个话语领域；也就是说，它涉及语言，特别涉及书写和其他记号形式，如电影制作和博物馆展览等。这是一个意义领域。这样一个领域并不与“社会的”和“身体的”决定因素相对立；它是一种物质性的决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过程也受到人们的生活的影响。故事叙事是物质性实践；种种边界条件不是结构主义的幻想，而是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强有力的方面。话语不仅是社会产物，它们还有着基本的社会作用。它们是权力的模型。生命科学和人类科学都是生物政治时代里强大的角色，身体效率的管理在这个时代里是主要的建构性实践。科学话语既约束又生产着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条件。争夺起源故事乃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

然而，《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接下来的部分所呈现的论点是：灵长类学不仅是作为西方的和性化了的话语而被结构起来的，并且产生了随之而来的革新与重构的矛盾、界限和可能性。我还关心通过比较这些同样复杂的历史、文化逻辑和实践而对女性主义进行考察。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女性主义和根植于18世纪以及接下来的19世纪之中的生物学话语和人类学话语是在同一个历史时刻并且是出于同一些历史理由而发端的。在这一阶段，有机体——动物、人和社会——成为主流的自然技术知识对象。而各种版本的有机论也是按照劳动分工的原理被结构起来的。起源于对被称为种族、性和阶级的新科学实体的区分与功能性管理的具体化的效能已经产生了特别巨大的作用。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雌性动物开始成为医学和其他实践所高度关注的焦点，正如女人成为了社会理论的关节点一样。被标记的种族的、阶级的和性的身体已经成为了现代条件下的知识中心，而不是其边缘。这些身体被迫开始言说，因为有太多的事物取决于对它们的积极管理。生物学的身体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身体；而生物学的有机论则是挪用—协商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而不是身体的无中介的自然真相。功能主义作为生物政治的话语统治逻辑出现了。若没有功能主义以及它就被标记的身体的适应性和专门化而形成的那些复杂理论，灵长类学就是不可想象的。心灵/身体的逻辑及其社会统治因素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东西，但其特定生物政治的形式却只有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话语之中才能找到。有机体是作为从18世纪晚期直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内的科学知识对象的身体的一种历史特殊性形式。正是出于这个关键原因，女性和女人——绝不是生物学和人类学中被忽略的对象的那种女性和女人——成了高度能产性的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的焦点。我们没有发现生物政治时代里女性/女人的缺席，相反，我们看到了它们在男权主义挪用逻辑及其社会条件下无所不在并且成果卓著，它们的存在就是对社会效率和集体效率的一种质疑。最近二十年中重塑着身体制造方式的全球性女人与其他“他者”的位置革命怎样改变了那些条件呢？

性别是这样一个概念，它的形成是为了在多元化角斗场上争夺性差异的自然化的领导权。围绕性别展开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试图解释并改变性别差异的历史体系，而另一方面，“男人”和“女人”是通过社会而被建构起来的，并根据等级制和对抗的关系而被赋予了属于各自的位置。性与性别这两个成对的二元论概念之间复杂的分离性的和政治性的紧张关系使得有关性别的女性主义紧密地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建构与重构联系在一起。对试图图绘自然与社会之间、与历史或文化之间的距离的西方社会技术体系来说，这些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知识和权力领域图绘了社会行动的梦想和规划的图景。性生物学有助于形成可能性与边界的共有感知。而性别重构的作用则是对生物学的性进行再图绘。生物学是一种历史话语，而不是有关身体本身的话语。

重构女性（雌性）

《雌性灵长类：女灵长类学家从事的研究》（Female Primates: Studies by Women Primatologists）（Small 1984）是对雌性灵长类和使她们成为可见的女人们的一曲赞歌，或者说，是对“我们”的一种建构，该文集因而提供了全面的分析，但我却注意到了该文集的两个重要片段，它们在引起下文并因而结构《雌性灵长类》全书的方面采用了值得重视的策略。这两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警示，让我们看到了灵长类学雌性（女性）叙事重构过程中富有诱惑性但也成问题的那些叙事步骤。这两个部分各自都提出了差异问题——正是差异使从事灵长类学研究的女人都将焦点集中于雌性动物，但又都采用了坚信知识不断进步的某种科学哲学和意识形态，而这种科学哲学和意识形态恰恰阻碍了对由性和性别结构起来的经验领域的更深层的洞见。从这两段结构性片段的视角出发来看，“男性偏见”虽然存在，但也容易得到矫正。对灵长类学内部危险的政治社会关系不必过虑，对使从业者对知识生产方式的信念发生动摇的事实也不必过虑——至少是表面上没有这样的必要。偏见会取消偏见；不断积累的知识自行发生着。然而，这些基础性的理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清晰的立场：只有偏见（“同情性理解”）才会使某些“真实”现象成为可认识的；或者说，只有从某一群体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幻想的整体——所谓整体不过是有着自己利益考虑的某个局部的假象——视角出发的解释，才能抵达“真实”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就该文集的实际情况而言，这里的偏见或视角就是社会的和经验的操作码——性—性别——的偏见或视角。因而主要的科学政治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视角是以何种方式被构造的。在建构雌性动物的过程中，灵长类学家也得到了重构，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谱系。但这种重生是在“西方”的边界之内，在西方自然—文化这个无所不包的网络之内发生的。灵长类学在这里仍然是猿猴的东方学。1967年，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师从舍伍德·瓦什博恩的博士研究生并在大学高年级便以人类学视角研究灵长类行为的珍妮·兰开斯特为文集撰写了总序。这篇序言值得注意的方面在于它遵从着社会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的视角；这作为一种迹象，表明了包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灵长类学在内的进化生物学中那些阐释框架已经占据了不败的地位。在这一框架中，兰开斯特考察了灵长类田野研究以便理解性二态性的四个区域：“优势支配中的性差异、交配行为和性自信、对活动范围和生育群体的忠诚，以及性差异和体型大小之间的生态学及社会性关联。”（Lancaster 1984: 7～8）在每种情形之中，重点都是“雌性表现出来太多的未知方面”。结果表明（1）雌性好竞争并且非常看重支配性；（2）雌性过于散漫，无法形成社会忠诚或保守主义；（3）雌性太过性自信，并且（4）在她们的生活中，雌性和雄性有着相同的能量需求。焦点集中于雌性，而不是“像无定形的整体那样进化着的物种。我们考察的是雌性的而不是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世界……我们学着对雌性生殖策略进行理解，并且学着使她们的策略和她们社会系统里的雄性所追求的策略相平衡……最终，我们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这里，性的行为和适应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1984：8）。对雌性（女性）的发现意味着对以往所谓的整体——现在所谓的“无定形”的，或更确切地说，物种实现了的潜能——的破坏。女性主义绝对需要打破某些版本的同一性的“我们”和建构性的他者。

兰开斯特所说的“我们”是对同一性“我们”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建构，在这里，雌性动物和女灵长类学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暧昧了。整本书有意为之的模糊标题一再回响：“我们”在这里都是雌性灵长类，外在于伊甸园的起源性历史。那个伊甸园天然地被证明是存在于自由主义的“西方”之中的。竞争、活动性、性和能量：所有这些都是个体性的标记，是价值的标记，是第一公民权或灵长类民权的标记。在所有这些方面，“平衡”就是平等，这是从特定关注视角转移为“雌性的社会世界”——而不是“无定形的整体”的社会世界——之视角过程中产生的来之不易的平等。兰开斯特的故事，是一种个体身体属性的起源故事；这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语境之中的经典桥段，不过已通过生殖策略语言被重写了。性和精神在这里还是相互决定的。雌性灵长类被建构为借助积极的性活动、身体灵活性、对自我和环境的能量需求和社会竞争而创造了灵长类社会的积极生产者，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女灵长类学家的——也就是（人类的）雌性——自然也得到了重构，她进而具有了成为同一性公共性“我们”之中的公民的能力，她可以成为其中一员，并能够生产公共的知识——科学的知识。科学是非常性化的，是关乎爱欲与权力的一个问题。可以恰当地说，这个“我们”诞生于一种起源故事之中，诞生于一种为了使历史发端而外在于历史的时间机器之中。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的资深动物学家，曾在灵长类行为的分裂性叙事——特别是有关优势支配的叙事（Rowell 1974）——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塔尔玛·罗维尔被邀请为该文集名为“母亲、婴儿和青少年”的第一分部撰写导言。罗维尔的主旨，和往常一样，涉及的是复杂性。她毫不犹豫地指出，灵长类学当中存在着男性偏见的遗产，也就是说，灵长类学对雌性的未成年或成年的分类总是无例外地按照她们的生育能力来进行的，而雄性的未成年或成年的分类的一整套阶段更多地依据的是社会功能而非生殖功能。“就此而言，人类女性继续的社会发展很少得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女性发展不是被划分为青少年，就是被划分为成熟得能够生育的成年。相反，最初的灵长类社会行为研究就已经承认了雄性青春期后所继续的社会发展，正如资历的各个阶段通常在形式上只在男性那里才能得到承认一样。我认为，这种双重标准妨碍了我们对灵长类社会组织的理解”（Rowell 1984: 14）。她指出，本文集这一部分中几篇论文的优点在于，从“雌性猴子的视角”来看待灵长类世界，因而“挑战了既有的解释”。她接下来写道：“我有一个感觉，女性对雌性动物更容易形成同情性理解，而同情性理解在灵长类研究当中一直是一个未曾言明但心照不宣的方面——因为它制造着结论。”（1984：16）

有关决定着看之可能性的观察者之构成的这些论点蕴含了很多内容，但她却未进一步展开。相反，由于男性认同于雄性，而女性认同于雌性，同时灵长类学又吸引着人类男女两性，因此结论可以叠加式积累起来，进而消除“偏见”造成积累式进步：“因而形成的灵长类社会行为的立体式图景比［哺乳动物］其他群体的社会行为图景更加精致。”（1984: 16）但这些叙事并不是立体的，在那里，各自不同的眼睛形成的影像是被更高的神经中心整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分裂的，是知识和实践领域的重构机制。读者也不是“视顶盖”（optic tectum），而是这种神经性紧张的同谋，因此从这一源头而来的更高整合的希望是徒劳的。

进一步来说，正如“他者”就被书写者挪用利用为阐释策略那样，“同情性理解”在人类学中也制造着结论，构成了包括普遍化、认同和否认差异在内的非常驳杂的遗产之中的一部分。同情性理解是西方科学工具箱里的一个工具，它总是与它的影子——它的对象化——保持着一种永久的生产性紧张关系。同情性理解被编码为隐秘的、隐蔽的和暗含的，同时也被编码为客观显而易见的、可被承认的或显在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编码的同情性理解，都同样地在现代“西方”科学的历史中建构着对方，正如自然—文化和女人—男人在挪用和进步逻辑之中互相建构一样。当兰开斯特试图看到“平衡”而罗维尔写下“立体图景”的时候，她们在提出了科学将性和性别建构为知识对象和认识条件的这一棘手问题的同时，又取消了这一问题。研究者当中的官方哲学（或行业哲学）模糊了他们实践以及“我们”的知识政治的复杂性。

唐娜·哈拉维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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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视觉》

【美】唐娜·哈拉维 著

赵文 译

《灵长类视觉》并非一部研究“灵长类动物学”或“灵长类视觉”的著作，而是关于灵长类动物学话语如何被建构为一种秩序化“视觉”的批判之作。此书的抱负是非凡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想让这本书对灵长类学学者、科学史家、文化理论学家，对广义的左派，对反种族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女性运动，对动物，并且对严肃故事的爱好者产生影响”，此书的叙述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理论综合的产物，涉及文化生产理论、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理论以及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理论的运动和理论。作为唐纳·哈拉维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了通常被现代科学话语视为禁脔的“生物学科学”及其历史之中，并深刻地推动了当代文化研究版图的改变。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美】唐娜·哈拉维 著

陈静 译

自然是构建的，而不是发现的 —— 正如真相是制造的，而不是找到的 —— 这一思想正是最近科学史学术界的主要基调。追溯文化中科学的性别化根源，唐娜·哈拉维关于猿与猴的科学研究在这一传统中可以说是最佳的学术成果。她仔细研究了出版物、论文、通信以及灵长类研究考察和制度的历史，揭示了现有社会关系起源的历史构建 ——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自然化。贯穿全书，她分析了自然创造、现存有机体和赛博格（计算机控制的有机体：包含有机物和技术成分的系统）的原因、叙述和故事。她还批判地把免疫系统看作是一种信息系统，并指出我们的文化假设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所谓价值中立的医学研究中。在其中一些文章中，她探讨并发展了现有的女权主义学术参考中争议性的术语；通过映射“自然”和“经验”这两个有力而又模糊的词汇的命运，揭示出新视野，并使一种新希望政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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