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 恶劣的音乐与坏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Giorgio Agamben

在每一时代里，人总是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教育，而用乐教来为政治教育作准备，甚至在已经通过语言发生转变的传统和戒律发生之前也是如此。古希腊人完全了解我们假装不知道的事实，即我们不仅有可能通过语言，而且首先是通过音乐来操控一个社会。本文选自阿甘本《什么是哲学？》，译者蓝江，原文标题《坏政治，坏音乐》。

今天，哲学只有作为对音乐的重构，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将音乐称为缪斯的经验，即词语诞生和占位的经验，那么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在一个既定的时代里，音乐必须表现和主宰人类与词语事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个事件——将人类构造为言说存在物的原初事件——不可能在语言中言说：它只能通过缪斯或音乐来唤醒和回忆。在古希腊，缪斯女神表达了这种与原初的词语事件的关联，由于词语的发生，它被分成九种形式或形态，没有缪斯，说话者就无法回溯超越它们。接近词语原初位置的不可能性就是音乐。在其中，某种不能在语言中言说的东西可以表达出来。十分明显的是，当我们演奏或聆听音乐时，演唱首先庆祝和哀悼了言说的不可能性，或喜或悲，或颂扬或哀悼，这就是接近词语原初事件的不可能性，也正是这种不可能性将人构造为人。

缪斯女神唱着歌，并教会了人们唱歌，因为她们用象征表现了言说的存在物不可能在总体上占有语言，而语言就是他的生命的寓居之所。这个外在性标志着人类的唱和其他生物的唱之间的差距。存在着音乐；人们不只会言说，而且他们感觉到需要唱歌，因为语言并不是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寓居在语言中，而不能把语言变成他们的声音。人类歌唱着，庆祝和怀念他们不再拥有的声音，正如《斐德罗篇》中蝉的神话所教导的那样，唯有当他不再是人，而成为动物的时候，他才会再次发现他的声音（“当缪斯诞生，并开始唱歌时，一些人对她们的歌声如痴如醉，他们唱着唱着，忘记了食物和酒水，直到最后，他们无意识地死去。在那之后，蝉的部落才徐徐兴起……”［《斐德罗篇》 259b-c］）。因此，在归属于词语之前，情绪必然属于音乐：平稳、无畏和严格属于多利克调，哀婉和伤感属于伊奥尼亚调和吕底亚调（《理想国》 398e-399a）。尤其在 20 世纪哲学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中，人向世界的最初的敞开，并不是通过理性知识和语言发生，而是通过情绪（Stimmung）发生的，情绪一词可以回溯到声音上（Stimme 意思就是声音）。缪斯女神——音乐——标着人与他的语言之间，声音和言说之间的分裂。人向世界最初的敞开不是言说性的，而是音乐性的。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接近词语是由缪斯决定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古希腊人来说，音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在他们讨论政治的著作中来讨论音乐问题的。他们所谓的音乐技艺（μουσική，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诗歌、音乐和舞蹈）与政治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也要听从达蒙的格言，“邦法不立新，无以更新乐制”（424c）。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语言组成了城邦的政制，但语言的经验——由于不可能把握它的起源——反过来通常需要用音乐来限定。言说（λόγος）的无根基性，导致音乐的至上性，所有的言说总是通过缪斯般的旋律才成为可能的。因此，在每一时代里，人总是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教育，而用乐教来为政治教育作准备，甚至在已经通过语言发生转变的传统和戒律发生之前也是如此。古希腊人完全了解我们假装不知道的事实，即我们不仅有可能通过语言，而且首先是通过音乐来操控一个社会。好比对于一个士兵，号角和鼓点是最有效地实现长官命令的方式（甚至不仅仅如此），所以在所有的领域中，在所有的言说之前，行为和思想之前的感觉和情绪都是在音乐中被决定和引导的。在这个意义上，音乐状态（stato della musica，在这个词中包含着我们不精确地界定为“艺术”的全部范围）界定了一个既定社会的政治条件，它远胜于其他任何指标，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改变一个城邦的统治，首先就必须改变它的音乐。今天我们的城市里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流行着恶劣的音乐，这与统治城市的坏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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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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