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奇人录| 东京首席华人“皮条客”李小牧
李小牧被国内不少媒体称为“东京首席华人皮条客”。他并不反对别人这么叫他，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事实，“我不是皮条客，是红灯区导游。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李小牧是长沙人。1960年8月，他出生于兴汉门彭家井，28岁时跟妻子一同到日本东京留学，毕业后留了下来，一直在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东京歌舞伎町做导游工作。
但凡有外籍旅客尤其是中国人在他的“领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出现，李小牧都会上前，彬彬有礼地鞠躬，同时递上他的彩色名片，上面印有“歌舞伎町案内人”几个字。
“案内人”在日语中即带路人、向导的意思。跟一般的导游一样，他带客人进任何一家店，都可以从客人当晚消费中拿到分成。
绝大部分中国人、韩国人、泰国人，包括日本人，都只是把歌舞伎町当做一个跳板，挣够了钱就离开，只有李小牧一直呆在这里，一做就是二十几年，到现在，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当然，他早就不用自己去站街了。
李小牧从十年前就开始给报刊杂志写专栏。2002年，他的日文自传《歌舞伎町案内人》在日本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迄今为止，他在日本已经出过十几本书。其中两本翻译成了中文，在国内出版。
2011年，李小牧来北京，宣传他刚在国内出版的新书《日本有病》。5月的一天，我在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中旅大厦见到了他，离我还有两三米远的时候，他就把手长长地伸了过来，并用一口标准的长沙话表达问候。
李小牧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年龄，他当时已经51岁，但看起来也就四十多点的样子，而且一副九十年代长沙舞厅里混得很好的长沙满哥派头——头发梳得溜光，脖子上戴着一根金链子，老鹰形状的亮闪闪的GA皮带头，用长沙话来形容，特别的“达摩”。
李小牧客串过几次电影演员，他喜欢表演。在采访中，他经常会手足并用，比如他模仿在歌舞伎町碰到的国内官员时，会把手放在背后，挺起肚子，歪头斜眼对我说：“我们是来考察的，不要你管！”
拣过客人的体毛，收拾过还保留着客人体温的避孕套
李小牧之所以会到日本去留学，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李小牧的父亲叫李正平，原长沙市十中的语文老师，文革时参加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因文笔好，成为了政治部主任。
文革后，李正平又创办了函授形式的“芙蓉文艺学院”，是为当时全国文学青年办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李小牧也从湘潭市歌舞团出来，担任芙蓉文艺学院的办公室主任。正当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学院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赚来的所有钱退还给学生，学校停办。父母被戴上了“诈骗犯”的罪名，学校也被外界戏称为“李氏学院”。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李小牧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国家就明文规定，可以民间办学。
母亲在接受监察部门的调查的过程中，气得突发脑溢血身亡。这件事对李小牧打击非常大。他从此不愿再呆在长沙这座城市。
1988年，28岁的李小牧和第二任妻子怀揣所有积蓄60万日元来到东京闯荡，没想到三天就几乎把钱全部花光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歌舞伎町的“情侣酒店”做清洁工。每个客人刚离开的房间，都必须由两个清洁工在五分钟内清理完毕。李小牧拣过客人的体毛，收拾过还保留着客人体温的避孕套。心里有时候很委屈，但没别的办法，他需要先生存下来。
之后，李小牧干过很多事情，当过饮食店杂工，为人妖伴过舞，甚至还想过去做鸭，但由于他日语不过关，没应聘上。
混迹于歌舞伎町的那些日子，李小牧观察到那些在街边拉客的日本人，他也如法炮制，拉起中国客人来。最开始是靠客人给小费赚钱，后来拉客能力强了，夜店会主动找他谈分成的事情。
红灯区向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李小牧在这里混，最初几年天天都有生命危险，他吃过不少亏，也长了不少心眼，在摸爬滚打中逐渐跟黑白两道都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东京歌舞伎町一番街
李小牧说，在他心目中，黑白两道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只是知道他不能违法，“我每天站大街只有2万日元收入，但其实我一天可以有20万收入，怎么做呢，跟其他华人一样，去帮抢东西、偷东西的开车送赃，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没有选这条路，我想做事不能走捷径，要细水长流，踏踏实实。”
我觉得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就是我
李小牧现在的时间，一大半用来写作，其他时间用来打理他开在歌舞伎町的湘菜馆，或是折腾一些别的事情，比如拍电影，比如今年他竞选新宿区议员，不过最终并没有成功。
李小牧年少的时候，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家里给他买了很多书，但他从来不看。在歌舞伎町慢慢站稳脚跟后，李小牧却开始往文化方面发展，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父亲的遗传基因。
李小牧开的湘菜馆
2001年，李小牧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侨报》。他想通过这份报纸，把歌舞伎町的故事分享给本地的华人。父亲当年搞芙蓉文艺学院的时候，《芙蓉文艺》报只发行了一期就被停刊了。他办报纸“也是在延续父亲未了的心愿。”
911事件发生的那天，全世界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这个新闻。但李小牧的《侨报》头版头条新闻是歌舞伎町某栋楼发生火灾，死亡44人。911事件只是加印了一个彩页，插在报纸里一起发行。李小牧说，这次火灾是有史以来歌舞伎町最大的一次火灾，对他这份报纸来说，更加重要。
报纸没办多久就停刊了，因为拉不到广告。办报失败后，李小牧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专栏，写书。
2009年，尔冬升拍的电影《新宿事件》，李小牧是唯一剧本顾问。这部电影被称为李小牧自传《歌舞伎町案内人》的电影版。
《歌舞伎町案内人》一书讲的是李小牧在歌舞伎町的奋斗史，而第二本在国内出版的《日本有病》，是透过歌舞伎町这个地方，分析日本面临的种种问题。
问题虽多，语言也很辛辣，但实际上，李小牧很佩服日本这个民族。2011年日本大地震，李小牧为以后自己写书积累素材，一个人穿着雨衣自费去灾区调查采访了几天。他在采访过程中看到一幕情景：一块丰田车的巨型广告牌砸了下来，旁边的房子垮掉了，车也毁坏了。他不由得发出感叹：“财富没了，没有关系，可以再造，因为他们有永远的品牌。”
李小牧在国内出版的两本书
在日本呆了十年后，李小牧拿到了日本的永住签证，在他看来，这比拥有日本国籍还方便，所以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万一在日本出了什么事，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可以去中国大使馆。如果入了籍去找日本政府，在日本人眼里你还是个中国人，他不会保护你，那不是你真正的家乡。”
尽管李小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歌舞伎町的“主人”，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 “我觉得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就是我，可能我落叶归根就在这里，死也会死在这里，我喜欢这个地方，但这个国家是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
【对话】
“遇到矛盾在日本可以跟流氓坐下来喝咖啡”
马桶：你在日本打拼的动力是什么？
李小牧：我童年根本不幸福，因为父亲的很多事。父亲每次一平反，好日子就来了，钱啊亲戚啊朋友啊都来了，但没几天父亲又进去了，这些就又没有了，反反复复。所以我童年的痛苦经历让我有了这种意念：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出名。我可以忍，但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把这种精神带到了歌舞伎町，我与天斗、与地斗、跟日本队的流氓斗，跟日本的警察斗。还好，我也还适应那个地方，但在中国就不行。
马桶：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行？
李小牧：这个我青少年时代就体会到了。我从小长得比较秀气，像妹子，经常被男同学欺负。我进湘潭市歌舞团当舞蹈演员，也很不顺。当年有一个舞蹈学院在长沙招生，招了三个男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最后政审的时候，你看我吧，母亲和国民党结过婚，父亲又是造反派被抓过，肯定通不过。后来是湘潭歌舞团找到我，对我说，他们那里不用政审。我就到了湘潭市歌舞团。进去以后，我没有得到重视，总是只能演一个群众演员，要不就是演反派。因为我的长相不像工农兵形象，如果我的脸长得象饼那么大，就行了（笑）。但我这种长相到了日本就恰恰相反，男人修长的身型，小脸，在日本就很OK，这也是我在日本成功一个很大原因。所以在日本出的任何一本书在封面一定有我的照片。
李小牧在街头进行竞选演说
马桶：你长期在那个地方，跟那些危险人物往来，有过焦虑和不安全的感觉吗？
李小牧：安全感还好，其实在日本是绝对法治的一个国家，遇到矛盾在日本可以跟流氓坐下来喝咖啡，他买单也可以，我买单也可以，可以沟通。我现在是基本搞清楚也看懂了，刚开始我也不懂，你看我，鼻子也被打歪了，牙齿也打脱了一颗，就是碰壁碰壁碰出来的。所以我明白，不能老是被打，要找保护伞，警察也要，流氓也要，流氓搞不定的我就找警察，警察不愿意管的事我就找流氓来管。但有一点，他们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不参与。
马桶：你做的所有事情，在日本都是合法的？
李小牧：在日本拉客是犯法的，但为什么我可以拉呢，因为我是有导游证的导游，我可以带外国客人，做翻译，日本人叫老师，税金上面免税，从业要交的税金也非常低。
“它能满足人食、物、性这三大欲望，多好的地方，多人性化的地方”
马桶：你想过离开歌舞伎町吗？
李小牧：没有没有，从没有想过，如果我脱离出来，我就会死掉。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我这个人是静不下来的，总要找些事情做。
李小牧与AV女优
马桶：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
李小牧：歌舞伎町是全日本的缩影，哪路人马都在这里聚集。每天30万人，周末50万人，比迪斯尼乐园都多。它是政坛最重要的票仓，小泉纯一郎上台前还来这里拉过票。这里面的边缘人物，都是在繁华都市里的畸形的产物，但实际上人性并不畸形，都是真实的。我比日本的国民、日本的流氓还喜欢歌舞伎町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太自由了，不单纯是性方面，它能满足人食、物、性这三大欲望，多好的地方，多人性化的地方。
而且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来这里，每天有不同的故事在重复上演，有的故事在我脑袋里都发霉了，所以我出了十几本书，每一本的内容都不同。
马桶：日本人在服务方面做得到位一些吧？
李小牧：日本女人在提供性服务的时候，会先整整齐齐地把你的鞋子在门口摆好，把袜子叠好，跟你带套的时候也小心翼翼，不会夹住一根毛。日本人为什么会服务得很好，本身她的传统教育是这样，即便她不是很漂亮，身材也不是很好，但是她会和你聊天，让你感觉很舒服。她不会宰你，规定多少价钱就是多少价钱，她也不会去问你要小费，她巴不得在这两个小时之内让你来第二次。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客人，创出真正的品牌。
所以很多国内游客过去都像找日本女人服务，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中国女人，我第一本书里面写了个真实的故事，说有个中国女孩装日本妞，给一个中国客人提供服务，那客人很变态，不把她当人搞，侮辱她，她最后忍不住，一句国骂就脱口而出。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反正给了你钱，你就得听我的，没有所谓尊重。而妓女，收了钱，把你搞出来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马桶：日本政府对这些场所是怎么管理的？
李小牧：日本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管理制度，发执照，定期管理，定期检查身体，定期交税，还受警察保护，合法的场所如果有人来收保护费可以报警，流氓是进不来的，你不合法流氓才会来。
新宿区传统大祭典
马桶：不还是有黑社会去收保护费吗？
李小牧：首先，日本的黑社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黑，全世界只有日本的山口组这些黑社会团体是合法存在的，因为赈灾他们总是第一个去——60年前关东大地震赈灾的时候没有警察，他们就代替警察在管理秩序，所以他们是有历史性的，历史上起过很好的作用。但你犯法肯定还是要抓，无论谁，只要做了违法的事一样的，该怎么判还怎么判。他们也收保护费，这是不合法的，不过这都是政府默认的。
“我愿意把日本最好的管理方式，我所体验过的好东西，都带回来。”
马桶：你出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出名吧？
李小牧：没错，我只想出名，为了证明我有能力，还有价值，我想告诉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样既能宣传我的名声，我还能够得到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呆二十多年，我可能就没有这个价值，比如要我去写文化大革命我可能写得还不如你，如果要我写深圳的改革开放我也写不好，但这个歌舞伎町没有几个中国人在这呆这么久，甚至日本人都没有，为什么我不去写呢？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定一个作家什么的名头，你千万要把歌舞伎町案内人的名字写在上面，这是我的牌子，我用这个牌子我很轻松，很自由，不需要把我归类到文化人作家一类的人群当中，我的担子就重，说的话就要负责，我不想负这个责。我要自由，不要负担。
马桶：还是说回歌舞伎町这个地方吧，你的工作其实跟“皮条客”差不了太多，你真的一点不觉得丢人吗？你对尊严这个东西怎么看？
李小牧：我刚来的时候也想做牛郎，他们不要我做，说我语言不通。我什么都可以做，在这里没有什么尊严，人只有不要尊严，才能得到尊严。我当过演员当过记者，在深圳那么体面的工作到刚开始来日本进歌舞伎町做皮条客，跟朋友们也不敢说，跟同学也不敢说，别人都以为我在做牛郎，但是没关系，我可以把那个尊严扔掉，但今天，我挣回了尊严。
李小牧与家人
马桶：假设国内，比如就是长沙吧，开放了政策，出现了像日本歌舞伎町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回来吗？
李小牧：我愿意啊，我愿意把日本最好的管理方式，我所知道的体验过的好的东西，带回来。但目前中国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提倡要先立法，支持性服务，我在凤凰卫视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论，性这个问题是一个人最需要的东西，不要去回避它。如果每个人把性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不成为一个精神包袱的话，他一定会工作得更积极，他不是一天到晚想得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一定会有更多时间去做其它有益的事情。就象我一天可以有三四个小时可以坐在电脑边聊微博或给别人回信，就象做爱一样的，也很幸福。
文|马桶
供图|李小牧
马桶：前《晨报周刊》首席记者，现为“故事长沙”创始人、总编辑。三十多岁，码字为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文不能测字，武不能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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