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沙伢子经历的远征军战事，残酷凶险，而又无比荣耀

长沙伢子经历的远征军战事

文|枬子   编辑|马桶

1951年3月的一天，正是柳绿花红时，却全然看不到春天应该有的景色，天空阴云密布，风雨欲来的样子。

已经辞官回到铜官乡下务农的原国防部第四厅少将厅长曾乐陶在自家庭院里背手看天，忧心忡忡地对他老婆说：“要变天了，本来我还准备今天进长沙城去看老朋友的，看样子是走不成了。”

曾乐陶家所在的铜官镇离长沙城大约有30公里，一遇下雨，那条泥泞的官道走起来真是寸步难行。正在天井里扫地的他老婆看了一眼门外，说：“你看啰，那不是有一台从长沙来的小车吗？城里人在这里呆不久，你等下跟他们商量下，搭他们的便车进城就是。”

从门外望过去，果然远远地有一台吉普车朝镇上驶来。只是他们没想到，这台车正是来抓捕曾乐陶的，而这一去，他将再也回不来……

（一）

上世纪初期，曾家是铜官镇上的大户，乐陶的大哥时任宁乡电报局长，年轻时的乐陶沾哥哥的光，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毕业后本在石门电报局任职。那时的乐陶年轻气盛、政治热情高涨，辞去工作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运动。

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捕入狱，经曾家联系了长沙多位乡绅联保，又签署了“脱党声明”后才放出来。经此一劫，乐陶对政治不再感兴趣，考入了黄埔军校，从此走上了戎马生涯。

民国时期的黄埔军校正门

当时的黄埔军校里，有一些外国教官，乐陶年轻好学，跟着外国教官在很短的时间里竟然学会了英、法、德语三门外文，加之当时的形势，他又自学了日语。军校毕业时他是唯一一个能粗通四门外语的人，直接分配到军统系统，在南京工作，主要就是跟英、美等国接洽军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英国邀请中国派遣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以及东南亚考察。曾乐陶少校作为国防部四厅的官员，又能讲四国语言，是军事考察团当仁不让的人选。

乐陶1941年随中国军事考察团出发的，先后到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团长商震带队，收集了有关缅、印、马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三十万言考察报告书。其中主要是中、缅、印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菲律宾，印尼，关岛，缅甸，马来半岛，新加坡等南洋各地发起全面进攻。图为日军进入缅甸。

考察团回国时只留下了乐陶等几人在缅甸与英国驻军保持联系。按道理说，这中、缅、印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出台以后中英军事同盟即应形成，以便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打有准备之仗。如果是这样，尔后的战局将对双方都十分有利，不至于出现一次次惨败和后来反攻时那么大惨烈牺牲。但是，英国人始终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直到1942年日寇占领仰光四天后，才被迫同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指挥三军在缅甸与英缅军并肩作战。乐陶便在这司令部出任联络官。

随着英军在缅甸各个战场失败，日军前锋部队已经距离缅甸首都仰光越来越近了。

这支远征军的中方指挥官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副司令长官杜聿明，部队主要有杜聿明自己兼任军长的第五军，所辖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游击司令黄翔。第六军军长甘丽初，所辖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编暂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所辖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三个军加起来有十来万人马。

战斗在同古、叶达西、斯瓦、仁安羌、克遥克柏当、棠吉、腊戍、曼德勒、惠通桥等几地打响。英军作战能力太差，边打边跑撤往印度。

英军虽然调来了沙漠老鼠第7装甲旅，但是日本步兵在山地丛林里并不惧怕坦克。图为日军在准备燃烧瓶近战打坦克。

戴安澜率领二百师不惜冒孤军深入的危险，开进同古，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英军跑了以后，为了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充分作好迎战准备，戴安澜率部日夜抢修工事，布下三道防线，阻击迟滞敌军前进。

战斗打响以后，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日军55、56两个师团四万多人全部上来，准备把同古拿掉。敌人的猛烈进攻，造成伤亡猛增，掩体被毁。戴安澜指挥将士利用残垣断壁、炸弹坑继续抵抗。坚守12天后，戴安澜向杜聿明报告，部队就快弹尽粮绝，一个师就剩一半人，快守不住了。

200师师长戴安澜

杜聿明闻知大怒道：“英国人都跑光了，日军三个师团四面八方已经围上来了，戴安澜怎么守啊？我们也撤。”就急令廖耀湘部赶快增援，接应戴安澜的二百师，让他们突围出来。

廖耀湘率领二十二师奉命增援同古，日军布置了一层层的封锁线，打了一层又一层，好不容易打进去接应戴安澜的部队打出来，最后廖耀湘率领二十二师7000余人只好向野人山撤退。

日军不同于欧洲军队的打法，让英军非常头疼。图为日军在缅甸进行夜战。

瓢泼大雨已连着下了三天三夜，泥土经雨水浸泡，更加松软，一脚踩上去，一般都没及脚背，有时到腿肚，有时膝部已在泥里但脚还踩不着硬土，像陷在沼泽里一样。

路也更滑了，人一跌倒就满身是泥。虽然是在大雨中行走，大家还是累得浑身出汗，雨水、汗水，合着泥水让全身湿透。军用雨衣披在身上也不顶用，感觉身上每个毛孔都在往外滴水。乐陶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队伍往山上爬。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自己一个日本人都没打，就得送命在这缅北丛林里吗？

史迪威将军在向印度撤退。

开始一段还有汽车可坐，走着着走要进山了，廖耀湘下令放弃车辆及所有重武器装备，轻装徒步行军，每人发一个米袋，装满米由各人自己背。

每人携带的东西，除配发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具以外，其他全部丢掉。然后淋上汽油，点起一把大火来烧掉。乐陶想这么好的装备，现在丢弃在这荒山野林中付之一炬，着实令人惋惜。

走了三四天平地后就开始上山了，树林也开始越来越密了。这野人山，缅甸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位于缅甸最北方，是密支那以北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再北是喜马拉雅山，历史上曾为中国领土。野人山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树林里沼泽绵延不断，豺狼猛兽横行，这时已进入雨季，森林里的蚊蚋和蚂蟥异常活跃，使得各种森林疾病得以迅猛传播开来。

日军在缅北丛林中快速穿插，迅速切断远征军后方，使远征军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图为日军士兵在丛林中向目标隐蔽前进。

方圆几百多公里的山中，据说还有野人。前方原始森林中遍布沼泽、河流。而日军在后穷追不舍，自是行进艰难。

乐陶正在边走边想，就听前面一声尖叫——一个女兵一脚踏空，掉进了沼泽，在充满刺耳蛙鸣、冒着一个个恐怖气泡的烂泥中挣扎着，身子慢慢在往下陷。还不到一分钟就只剩下一个头和大半个肩膀在外面。乐陶赶紧冲过来，伸手去够，却是鞭长莫及，够不着。他连忙抽下自己的皮带，把带环的一头奋力扔向那个女兵，那女兵努力想把手去够，却连手都伸不出来了，一瞬间便沉没了下去，只留下一个气泡。

这女兵乐陶认识，是长沙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的，这个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这支部队，光是新二十二师的野战医院就有二十多人来自这个班。这女孩子今年才十八岁，一张圆脸，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还是花一般的年龄，就在这缅北的大山里香消玉陨，乐陶心痛不已。

廖耀湘，湖南邵阳人，时任新二十二师师长。

廖耀湘在两个勤务兵的搀扶下也赶了上来，他比较胖，又高度近视，爬起山来更是吃力。他站在乐陶身边，看着这一幕惨剧也不禁掉下了眼泪，口中喃喃说道：“小姑娘，我廖瞎子对不住你啊。”回头对传令兵说：“传令下去，多砍些长毛竹，过沼泽地时，大家各执毛竹的一端，尽量保持队形。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脚印走。”

顿了一会，他又说：“把剩下的女兵都集中到一起来，跟着我的指挥部走。”

廖耀湘跟乐陶继续前进，一边走一边气愤地骂道：“都是被该死的英国人害的，仗不能打不说，你还要负责救他，不仅靠不住，简单就是累赘。他妈的。”

 “是啊，你看英军七八千人在仁安羌被围一天就拼命求救，我们三十八师就派了一个团过去，两天两夜，硬是击败了十倍于已的敌人，把英国人救了出来，结果他们二话不说，掉头就跑，我们还要掩护他们撤退。真是一帮忘恩负义的家伙。”乐陶难抑心头之恨。

日军2个步兵大队在仁安羌将7000多英军合围，英军连连向远征军求救，随后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赶赴战场救出英军。

 “我们到缅甸作战不是为了外国人，而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需要物资，这些物资必须要有通道运到中国，所有的外援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到中国，是生命线，是最关键的，这条路打不通不行，中国抗战没有物资，国家穷，全靠外援。但是所有的港口、海边城市都失守了，物质运不过来，滇缅公路是唯一的依靠。可惜，这一仗打输了，这条路也断了。”廖耀湘叹息道。

抗战爆发后，位于西南部的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图为45年的滇缅公路。

乐陶也有同感：“是啊，我们这次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军不配合。别看这滇缅公路破旧，很简陋的土马路，一天就运那么一点儿。现在怕是连一粒子弹也运不进中国了。”

廖耀湘说：“你不知道我们部队穷到什么程度，打昆仑关，我的士兵打完仗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捡子弹壳上交。好送到后方回炉。”

当时中国是极困难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好不容易准备修建中印公路，结果公路的枢纽畹町沦陷，接着，缅北重镇密支那以及滇西重镇腾冲等相继沦陷，这条正在勘测而且派出民工准备修筑的中印公路就成为虚幻的泡影。

抗战时期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绝大部分军队都是布衣草鞋。图为中国远征军士兵。

前面是一条河，这是缅甸雨季时，由于山洪暴发而由林中峡谷形成的，河水泛着黄色的浊浪，滚滚而来。没有别的路走。廖耀湘令会水的人拿着竹杆先走，后面的人一个个扶着竹杆小心翼翼的往前。乐陶走到河中间时，河水已没到胸膛。一个巨浪袭来，乐陶前面的一个士兵打了个踉跄，倒在滔滔的江里，“唰”的一下就被急浪冲走，根本来不及去救。

乐陶好不容易上了岸，再回头看那条河，河水好象平静了些，十几个士兵正在涉水，忽然一股山洪汹涌地从上游喷泻而来，河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冲走。

大雨难得的停了，廖耀湘气喘吁吁地走过来问：“乐陶，水壶里还有水没有？”

乐陶苦笑道：“水壶在过河时冲走了。”

这雨停了天气就变得闷热，人们口干舌燥，一个勤务兵拿着大砍刀砍断一棵野芭蕉树说：“师长，喝这芭蕉树流出来的汁吧。”

廖耀湘贪婪地喝了几口，说：“味道还不错，这下大家可以把水壶都扔掉了。”

根据中英协议，英国应该提供给中国军队伙食供应，但是并没有得到执行。图为中国军队炊事兵挑着扁担在艰难行军。

大家又累又饿，好不容易走到一片开阔地，不远的一颗大树上挂着满树鲜红的野果。廖耀湘说：“今天就在这里宿营吧，还好有野果可以吃。”又吩咐警卫排的人：“去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野兽，打两只回来。”

乐陶的帐篷早已扔掉，只得在一棵大芭蕉树下，匆匆用芭蕉叶搭了一个简陋的棚，吃了几个野果，也等不及警卫排的人烤熟的猎物，就疲倦地沉沉入睡。

睡到半夜，乐陶被一阵“沙沙”的脚步声惊醒，他拨出手枪摸出窝棚一看，一个高大的影子正从不远的棚子里拖出一个人，扛在肩上狂奔。肩上的人还在拼命挣扎。乐陶大吼一声：“是谁，站住！”那影子不停，加快了脚步，眼看就要入林，乐陶连开三枪，影子应地倒地。大家纷纷出来点起火把一看，是一个高大的野人，全身毛发，只以兽皮遮羞。被他抓到的是一个女兵，吓得全身簌簌发抖，好在没受伤。

廖耀湘也赶出来，马上命令：“点起火堆来，加派哨兵值岗。”

早上起来大家清点人数，发觉师指挥部还是少了三个人，一个作战参谋、一个士兵和一个师政治部演出队的女兵。大家分头寻找，在不远的树林里找到了那个奄奄一息的男兵和另一个女兵的尸体。作战参谋却不见踪影。

两人都是赤身裸体，浑身伤痕。血已经干涸，凝在身上。女兵下身流出很多血，全身上下到处都是齿印。

大家动手挖了个土坑，将她掩埋起来。又询问那个侥幸留得一条性命的士兵，才知他被两个女野人折磨了一晚。

出了这件事以后，大家提高了警惕，每晚宿营都点起几个火堆并加派哨兵。师指挥部便再也没有出现这类事情。但减员情况还是天天发生。有被毒蛇咬死的，有掉下悬崖的，有掉队被狼咬死的。更多的是被巨蚁、蚂蟥叮咬吸干了血只剩得一堆白骨的。

部队在茫茫的热带雨林里迷失了方向，转了好多天，连一向乐观沉稳的乐陶也急了，他想这样转下去，我们恐怕永远也走不出这片丛林了。

还好不久大家发现了前面部队的战士尸体和遗留的物品，看番号是三十八师的，于是作为路标，大家一路寻找地上人的粪便，或者营火的灰烬，以及越来越多的士兵尸体，这样才终于走出野人山。一共走了五十天左右。

远征军驻印部队士兵与大象合影。

最后来到印度兰姆迦整训时，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只剩下3000余人。另一支也是穿越野人山到达这里的是孙立人率领的新三十八师。所剩人马也与二十二师相差无已。

这一次的远征以惨败告终。不仅没有守住缅滇线，反而整个缅甸沦陷，远征军十余万大军，损失过半，其中大半不是死在日本人枪下，而是倒在了野人山。

最惨的是部队的几百名女兵，活着走出野人山的最后只剩四人，其中新二十二师只剩一名女护士走了出来。

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美国开辟了驼峰航线向中国战场运送战略物资，可是，驼峰航线每运送一吨货物，就有大量的飞机、飞行员失事。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十多架飞机坠落。

驼峰航线地图

驼峰航线

1942年12月，中印公路终于在印度雷多破土动工。

乐陶所在的远征军也重新开始集结，这支部队改称“中国驻印军”。这一次中国驻印军总指挥还是史迪威将军，副总指挥是郑洞国将军。驻印军的任务是从缅甸往国内方向打。

郑洞国 (中)，黄埔一期，驻印军副总指挥，湖南石门人。

而另一支同时从国内往国外打的队伍叫远征军，总指挥是卫立煌，下辖第二军、第六军、第八军、五十三军、六十六军、七十一军等。

乐陶也回到了中国驻印军总司令部。大批的美国军官来到了兰姆迦。按照史迪威将军的意思是，所有的团级以上指挥官都要由美国人担任。由于国军坚决不同意才作罢。最后每个营都配备了一个美军联络小组、一个少校和一个上尉带几个兵，负责通信联系。

部队的装备有了改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乐陶作为联络官，也分到了一支崭新的汤姆式冲锋枪。

面带微笑的中国远征军士兵，和他最新得到的武器—M-1型75毫米榴弹炮。

美军教官正在为远征军战士讲解如何操作37毫米反坦克炮。

战斗又要开始了，这次乐陶还是跟随新二十二师一起作战，新二十二师的一批军官如原副师长李涛、师参谋长刘建章等都是乐陶黄埔六期的同学，大家都是湖南人，又是同学，在一起自然融洽。

部队开拨了，巧合的是这一次又要重返野人山，进入胡康河谷打通印缅公路，进攻敌十八师团大本营孟关。

三十八师先出发，二十二师随后。

这晚，乐陶随部队乘车，沿路都是浩浩荡荡的修路大军，美军的工程兵们轮番上阵，24小时通宵达旦作业，巨大的照明灯照得亮如白昼。

机械化设备确实快，简易道路的一边在砍伐森林、铺油管，而另一边则奔跑着一辆辆美国造的十轮大卡车在运输军用物资，司机多半是黑人，他们开着大车呼啸着向密林深处冲去，由于险要地形和恶劣的气候，不时会有卡车坠下悬崖或河谷。

中国远征军装备的美制M4型坦克

快到野人山了，大家下车步行，这时，一辆吉普车飞速开到队伍前面停了下来，乐陶一看，是廖耀湘亲自来了，忙和李涛一行迎了上去。

廖耀湘精神抖擞地跳下车来，冲大家说：“我们二十二师上次在这里吃了大亏，这次一定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我跟你们一起上。”

李涛涨红着脸说：“师长，哪里用得你亲自来，我不会给二十二师丢脸的。”

廖耀湘哈哈大笑：“要的就是你这股冲劲。”又转过头来对乐陶说：“乐陶兄，上次委屈你跟着我们受苦，这次打个大胜仗吧，你回去这上校是升定了。”

乐陶也笑：“你们几个都是将军了，我们这批同学也就是我的军衔低点，不过你们在前方打仗，比我们这些搞后勤的更危险。”

廖耀湘又对李涛说：“你可要保证乐陶兄的安全。”

李涛涛敬了一个军礼：“放心吧。”

李涛，湖南邵阳人，时任二十二师副师长。

这次进山不比上次，大家轻车熟路，沿着山的边缘前进，一路拔除日军外围据点。狡猾的日军经常把机枪架在大树上，很隐蔽，部队小心翼翼地前进。

到了孟关附近，美军的战车部队也上来了。三十八师插入孟关侧背瓦鲁班一线支援，二十二师负责正面攻击。

孟关是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所在地，日军在此陈兵四万，构筑了坚固工事，准备了充足的弹药、粮食、装备，企图打持久战。

战斗打响了，在炮火和美军坦克、战车的掩护下，二十二师三个团近万人端着刺刀发起猛烈冲击。此战毙敌十八师团少将参谋长以下官兵近万人，缴获火炮、军车无数，还有一枚日军关防大印，大获全胜。

部队在孟关休整几天，乐陶正在跟几个美国人聊天，就听师指挥部里传来一阵高兴的笑声。李涛在一群人簇拥下走出帐篷。红光满脸的李涛手里拿着一张纸。乐陶忙问：“李师长，有什么好消息。”

李涛高兴地对乐陶扬扬手上的纸说：“你看看，是蒋委员长发来了嘉奖电。”

乐陶接过来一看，这嘉奖电只有三个字：中国虎！他高兴地说：“李师长，以后，我们二十二师就叫做‘虎师’了。”

1943年初，蒋委员长视察中国驻印军。

打下孟关后，二十二师又先后拿下于瓦康、瓦拉渣等地，一直打到马拉关。

通往马拉关的一条小路，一面全是原始森林，路下面就是悬崖。日军十八师团主力守在那儿，部队足足打了二十天没有打下来。

最后还是廖耀湘想了一个办法，他派六十五团一个加强团迂回出击，攀悬崖走峭壁，插到敌人后方，从后面发动攻击。

六十五团在团长傅忠良率领下，艰难地携带轻武器爬上悬崖，成功地从后方对敌人发动猛攻，敌人前后受敌，国军乘势攻克马拉关，攻至重镇孟拱外围。

孟拱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塞，它距离密支那不过百公里，是仰光到密支那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中、印、缅的大通路。廖耀湘下令向孟拱发起总攻，不到一周就把孟拱攻下了。

攻下孟拱后，二十二师奉调休整，作打密支那的预备队。

攻打密支那的是三十师、五十师、十四师，由美国人梅里尔上校率领一支联合突击队突袭密支那机场，然后进攻城区，打了三个多月后，成功打下了密支那。

远征军在密支那战役中的炮兵阵地。

密支那战役后，1944年八月， 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升任新六军军长。乐陶的几个同学因此次作战有功，纷纷升职，廖耀湘任新六军军长。李涛升任新二十二师师长、刘建章也升任副师长。

在后来的战斗中，部队一鼓作气拿下瑞古、八莫、腊戍、南坎，和远征军五十三军会师畹町、芒市。成功完成了第二次远征任务。

这三年多，中国投入兵力总计四十万人，伤亡近二十万人，全歼日军十八师团、五十五师团、五十六师团，保障了中国西南线的交通畅通。1945年1月，中印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沿着公路还铺设了一条从印度到昆明的输油管。

昆明各界庆祝史迪威公路通车

新六军奉命回国到云南曲靖县城休整，乐陶也圆满完成了他在远征军的工作，准备奉调回南京工作。这日廖耀湘的夫人来驻地探亲，廖耀湘设宴，给夫人接风洗尘也同时给乐陶送行。

廖耀湘的夫人黄伯溶女士也是湖南人，是黄克强先生的堂侄女。她微笑着对乐陶、李涛一干人说：“我家这廖瞎子脾气不好，这些年你们天天跟他在一起，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吧？”

 “廖夫人，建楚兄秉性骨梗，不谙世故。我们几个都是黄埔的旧同学，自然是知道的，他脾气是暴躁点，不过他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也少周旋，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们的好大哥啊。”乐陶哈哈大笑。

李涛也凑趣说：“建楚兄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率我们这些军官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可把我们累惨了。”

廖耀湘不理他们，从副官手里接过一个盒子对乐陶说：“你这个文职军官跟着我的部队这么长时间，也没机会获得战利品，这是我手下缴获的一把日本手枪，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乐陶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份礼物，他没想到后来就是这份礼物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曾乐陶上校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南京工作，1949年升任国防部四厅少将厅长。全国解放前夕，他因对局势失望，又不愿离乡别土去台湾，就辞官回到了铜官老家。

回铜官后，处事低调，深居简出，也没有在家置地，幸运地躲过了土改运动。

乐陶在外征战多年，除了自家亲戚外，邻居多不知他的具体身份。本来一直相安无事，只是他未听朋友的忠告，最珍爱的一样宝贝——当年廖耀湘送的那把日本手枪没有扔掉，而是收在柜子里，夜深人静时常常拿出来抚摸一番，回忆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与荣光。

直到1951年，镇反的风声越来越紧，农会的人也上门来查核乐陶的资料，乐陶只搪塞说自己是在南京政府里做小职员。农会的人半信半疑地走了后，乐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晚叫上自己的表哥帮忙，将宝贝用油布包好，埋在自家后院的树下。谁料他的表哥却是个宵小之辈，第二日就去告密。

几十年后的一天，家人在给当年的曾太太，如今的徐娭毑过七十大寿时，我才第一次听到这段故事，不禁心驰神往：“想不到我外公还是个抗日英雄。”

我外婆哈哈一笑：“英雄谈不上，你外公当年就说过，他在战场上这么多年，从来没对敌人开过一枪，只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已，他做的只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事。”

注：本文根据作者外婆口述结合相关史料写作而成，部分情节属于无法考证的个人回忆。

作者：枬子

文革初期出生于长沙。做过工人、会计、财务总监。现为资深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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