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袁家岭旧日时光
袁家岭的旧日时光
文|增慧 画|马桶
1
老长沙城有很多叫做岭的地名，其中位于五一路和韶山路交界处的袁家岭，以前又叫做中心点。中心是好几路公交车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同时也是老长沙城东边的交通枢纽，因此人流密集，商业繁华。
袁家岭东边是火车站，南边是窑岭，西边是省政府，北边是省委、军区、公安厅、省文联，西北角是煤炭厅大厦，西南角是制帽厂，东南角是新华书店、第六中学、勘察设计院，东北角就是公交车总站和韶山路百货商场，商场简称韶百。韶百的南面是友谊华侨商店，简称友华。
老友谊华侨商店原先在中山路红色剧院旁边，后来搬迁至袁家岭，此时韶百改名叫做阿波罗。不久后，阿波罗与友华合并成立友华阿波罗商场。这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事了。
七十年代初，袁家岭还属于地处偏僻的城乡结合部，公交总站前面是一排灰色低矮的房屋，那是车站的办公室，也是司机和售货员的休息间。其中有一间是民兵的屋子。一天，一个中年男子被五花大绑的关在屋里，门口有持枪的民兵把守。听说那男子因为逃票与售票员打架，被民兵抓起来。男子说他的老婆还躺在医院里等着他送饭，求民兵松绑放了他。见没人理睬，他就用脑壳碰墙壁，撞得嘭嘭的响，后来又躺在地上嚎啕大哭。
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国家尚无武警的建制，法律也不完善，很多地方的治安和秩序靠民兵维持。如工厂、桥梁、遂道、仓库都由民兵站岗执勤，就连公审大会押解犯人的也是民兵。长沙橘子洲湘江大桥保卫处就设有一个民兵中队，全部配备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冲锋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保卫处撤销，民兵被分配到城建市政系统工作。
民兵没有统一的制服，只是佩戴符号和袖章。除了持枪的武装民兵以外，巡逻执勤的还有头戴柳条帽盔手执棍棒的工人纠察队（简称工纠）。民兵没有手铐警棍等警械装备，他们抓人惯用麻绳子捆绑。
2
公交总站后面是一大片属于郊区农业社的菜地，菜地里有几个臭水凼，凼里沤积的肥水是用来浇灌菜土的，水面上时常覆盖着一层绿色的浮漂。凼里滋生很多细微的虫子，附近的小孩子经常趴在旁边，用铁丝和纱布制作的网蔸捞捕里面的沙虫子和红虫子。这些小虫子是喂养金鱼的上好饲料。
穿过菜园旁边的一条简易路，最东头的土坡上有一栋红砖青瓦的小院落，这就是我外公的家。这所小院坐北朝南，共有一间堂屋四间正房和三间杂屋，均为砖木结构，青灰毛瓦，白灰粉壁。
院子外面是一堵略比人高的围墙。进得大门里面是个很窄狭的天井，天井里栽种了一两株小树，迈上几步台阶便进入中间的堂屋。堂屋兼做客厅和餐厅。堂屋的的左右即东西两厢各有两间住房，东厢的前屋是外公外婆的卧房，大舅舅一家则住在东厢的后屋。
西厢的两间房子原本堆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外公业余时间在这两间房子里饲养家禽和蘑菇。后来西厢房搬进来另外一户人家，据说是组织上安排来的转业军人。
外公的房间陈设简单，朴素整洁。地面是木制地板，朝南面的窗台下摆放一张书桌，书桌又叫做写字台，一张挂着蚊帐的双人床，几张老式高靠背椅，一张高脚茶几，茶几前面有一个痰盂。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张又大又重的棕黄色的牛皮沙发，好像是外国制造的，趁大人们不在的时候，我就会把牛皮沙发当蹦床在上面跳跃一番。外公房间的门背后有十几根材质不同的手杖，我经常拿它们来当刀枪剑戟挥舞玩耍。
堂屋后面也有一个窄狭的天井，三间小杂屋一字排开，其中两间是厨房，一间是洗澡间。天井的东西两头各有一扇小门，出东侧门是一条泥巴路巷子，那一片是第六中学的教师宿舍和一些菜农户的房子；西侧门外面则有几畦大小不一的菜土和一口古老的水井，四周有几株杂树和一蓬灌木杂草，我们男孩子经常翻开土坡面上的杂草和苔藓，捉泥巴洞子里的蛐蛐。
蛐蛐是蟋蟀的别称。那些躲藏在炉膛里和煤堆里的灶蛐蛐、土狗子不会打架，没有什么作用。品质好的斗蛐蛐喜欢躲藏在土坡洞里或臭水沟里。天气好和运气好的时候，会捉到斗蛐蛐，一只会打架的斗蛐蛐能卖一两角钱，打架最凶猛的斗蛐蛐能卖到五角钱一只。
土坡上有一种枝叶茂盛流淌着白色稠液的灌木，俗称牛奶树，牛奶树上有很多金龟子，我们把金龟子叫做哼哼，经常捉来玩。长沙有首形容婚姻般配的民谣：龙配龙，凤配凤，牛屎蚊子配哼哼。
常见的金龟子品种有暗红色太阳哼哼、油绿色的月亮哼哼、黑褐色的牛屎哼哼。我们捉来的哼哼养在纸盒子里，喂它吃西瓜皮，用线拴住它的两腋，然后让它晒太阳，不一会儿哼哼就会嗡嗡嗡的飞舞起来，感觉有点像放风筝。
后来听到附近的老人讲，多年前有个年轻漂亮的细妹崽子掉进井里淹死了，从此以后我独自一个人便不敢到井边玩耍。
3
外公并非袁家岭当地的老住户。听家里长辈讲，外公的家以前在城南天心阁附近的里仁坡，那是一座砖木结构两层楼前后有花园的大宅子，占地面积一万多平米。围墙外侧的墙脚嵌砌一块“申连喜堂界”的石碑，南门口还有四间门面。1938年日军进犯长沙，公馆被毁于文夕大火，随后外婆因病死于战火中，当时我的小姨出生仅42天。不久，我的大姨又死于逃难途中，据说因为喝了日军投放了细菌的生水而中毒身亡，全家人都逃到衡阳的乡下避难。
而此时，外公正在河南与日军作战。
几年后，外公驻军贵州毕节，才派人将部分家人从乡下接到贵州。后来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任职，又将家人陆续接往重庆，一家人终于团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外公在公馆的原址上重建房屋。因战后物资匮乏，加上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不如从前，只得在废墟的一角修建，新宅子围墙内占地面积不足一千平米，废墟上空余的场地则租与运输公司做停车场。新宅共有一间厅堂五间正房三间杂屋，前后都有个小花园，园子里砌了一座鱼池和假山，还种植了一些花草。后院有一口水井，院子的空地上辟出几块菜土。
新宅子名叫“敏庐”，因外公的夫人名觉敏，是浙江绍兴人，系外公的继室。为了区别于亲生外婆，加上觉敏夫人耳背，我们小孩子便称她为聋子外婆。重建后的敏庐别墅规模虽不如从前的大宅，一家人居住也还算舒适。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外公和其他一些起义将领在武汉的中南军政大学集中学习，聋子外婆携带所有财物躲去贵州避难。大舅当时在部队里，家里就由我母亲当家，二舅和三舅负责挑水扫地，母亲和小姨负责做饭洗衣，母亲隔段时间就去门面上收点租金作全家的生活费。
1958年大跃进时期，位于城南的正圆动力配件厂扩建，政府将周围几十户人家搬迁。外公早已经将南门口的门面捐献给国家。敏庐别墅被征用后，政府便安排外公搬到袁家岭，此时外公的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或参加工作，袁家岭的小院就他们两位老人居住。几年后，政府又安排一户人家住进来。
4
外公是省政府参事室的参事，老长沙人称他们为“参事老倌”或“民主人士”，老人家每天有看报纸的习惯，家里订了《参考消息》。逢年过节时，母亲舅舅姨妈都会回家看望外公外婆，一大家子人分成两桌吃团圆饭，非常热闹。
夏天，大家坐在坪里歇凉，吃着用井水浸泡过的西瓜，凉沁沁的。有时候大人们自己做食品，比如油炸年糕、油炸馓子，还有舅舅们用糖精、色素、小苏打调制的汽水。
舅舅家里养了金鱼，我每次去袁家岭，表哥黑皮就带我去臭水凼里捞虫子。我们还去池塘和水沟里捉蝌蚪，拿回家养在瓶子里，等到蝌蚪长出尾巴和脚，又把它们放回池塘。
有一次，黑皮带我上街捡冰棒棍子和烟盒子，我们沿着八一路一直往东走，边走边玩，不知不觉竟然过了五里牌走到了东屯渡。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马路上走拖拉机，路边好多牛，还有地上一堆堆的稻草和牛屎巴巴。我兴奋极了，以后逢人就说我去过乡里，乡里好玩得很。
我当年所指的乡里，其实就是现在的马王堆大市场和万家丽广场一带，早已经变成了闹市区。
八十年代初，外公的院子、周围的菜园和菜农户被征收拆迁。此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和舅舅分别搬迁至曙光路的人民新村和车站路的朝阳新村。不多久，原址上新建一幢友谊华侨商厦，与此同时，韶百商场也向南面拓展并改名阿波罗商场，再后来韶百与友华合并，成立友华阿波罗商业集团，简称友阿集团。
除了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哥这些家人外，袁家岭还有欢哥、龙哥、小勇、建伢子、伟伢子、五毛砣、刘眼镜、小胜、小军、小雄、静妹子、娟妹子、满妹子等我小时的伙伴，他们都住在袁家岭附近的韶山路、八一路、燕山街、新生村、二里牌一带。
小勇是勘察设计院的子弟，大学毕业后参军，在越战中立了功，他和英模代表团全国巡回演讲时，在一个北大学生的手上写下“理解万岁”，后来这句口号成为八十年代青年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
欢哥是铁路子弟，大学毕业后在去东欧留学经商，后来与朋友合伙创办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
龙哥以前是美印厂的设计师，现在是画家。
静妹子现在是广州一所大学的教授。
伟伢子从小酷爱下棋，十几岁就进了段位，现在做围棋教练。
建伢子曾在燕山街摆烟摊子。失联。
五毛砣和他娘在韶百商场前守自行车。失联。
小胜家里以前开餐馆。失联。
小雄是法院的子弟，高考落榜后在燕山街农贸市场卖肉。失联。
满妹子在燕山街口子卖凉茶。失联。
娟妹子很早结婚，那年她才十八岁，如今她儿子快三十岁了。失联。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这些人啊，我在念经打坐之余，常想起他们。
增慧：湖南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长沙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家协会会员、洪山寺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