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从衔接到出海，深国仲赴美交流有何深意？
3月以来
总部位于前海的
深圳国际仲裁院
（下称“深国仲”，英文简称SCIA）
频频上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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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和英国前大法官威廉·布莱尔爵士受聘成为其理事会理事，近日又远赴美国开展系列国际仲裁交流活动，举行规则路演、签署合作备忘录、考察证劵仲裁，并以唯一受邀的中国国际仲裁机构参与加利福尼亚国际仲裁周（戳链接回顾）。
作为全国最开放的国际仲裁院，过去一年，深国仲化解纠纷的仲裁和调解案件当事人已累计覆盖140个国家和地区，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合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
从改革内部治理机制，到联动港澳衔接规则，再到不断向世界进发，深国仲正经历着什么？此番赴美交流意味着什么？对深圳打造全球标杆城市和推动制度型开放有何意义？
“商事争议解决的质量、效率、费用及革新机制”是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关键衡量指标之一。商事仲裁因避免了传统司法管辖的主权壁垒和地方保护，脱胎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现代商业核心价值，成为目前国际商事主体最信赖和主要依靠的纠纷解决路径。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不论是正在打造全球标杆城市的深圳，还是要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前海，都亟需与之匹配的国际仲裁服务。
这一背景下，创设于1983年的深国仲在2012年迎来重大改革：为消除外界对仲裁独立性的疑虑，深圳借鉴国际经验，以特区立法形式对深国仲进行法定机构改革，在全国率先引入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机制，并规定1/3以上理事来自境外。
此后，香港证监会前主席、香港资深大律师梁定邦，香港律政司首任司长梁爱诗、香港律师会仲裁委员会主席王桂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联合主席袁国强，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律师公会理事会主席黄显辉，香港大学客席法学德国籍教授彼得·马兰祖克，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和英国前大法官威廉·布莱尔爵士，均先后成为该院理事会理事，国际化比例高达60%。
这极大激起了境外律师、仲裁员和法学专家的热情，超1500名覆盖全球11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人士成为深国仲在册仲裁员，境外占比近37%，国际化水平全国领先。
“境外仲裁员占比达到1/3以上是非常重要，更令人振奋的是，2023年境外仲裁员参与了200多个SCIA案件的审理，这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数据。”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执行院长马克·费尔德曼是深国仲569名境外仲裁员中的一员，他认为凝聚和激活国际人才，给全球用户带来信心。
如果说上述内部结构改革让深国仲国际化走出第一步，那么接轨港澳规则则推动其国际化进入2.0版。
2016年10月，深国仲率先适用《联合国贸法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并鼓励将香港作为仲裁地。“这是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创举，它不仅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也兼顾跨境商贸仲裁国际化的特点。”袁国强说。
此后数年，深国仲在香港设立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并成立中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仲裁中心、海事仲裁中心，形成“双城两院三中心”新格局。2022年元旦，深国仲新总部正式进驻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助力前海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
这一年，深国仲受理的仲裁案件总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1272亿元，跃居亚洲第一、世界前三，多个业务指标居全国之首。被《全球仲裁评论》（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评为2022年“重点关注的亚太区域国际仲裁机构”及“中国首选”。
“国际仲裁领域的竞争其实很激烈，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都花很大财力去推动。而深圳国际仲裁受案数目不断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仲裁规则已跟国际接轨。”王桂埙说。
而此时
深国仲也向国际化3.0进阶
一方面，先后在侨乡江门设立“江门中心”、在新疆喀什设立“喀什分院”；
另一方面，以合作形式引进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等8家国际组织及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并加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组，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朋友圈”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各大洲。
“SCIA与世界上许多仲裁机构都积极交流与合作，包括但不限于ICSID和迪拜、新加坡和纽约等地的国际仲裁中心，全球仲裁领域都认可并钦佩这种精神。”马克·费尔德曼说。
在国际化合作中，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才能真正意义上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
“我们国际化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仲裁走向国际，即在国际仲裁中有更多的中国元素。通过引进境外人才、扩大国际‘朋友圈’，可以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规则，推广到国际当中去。”深国仲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会长沈四宝说。
彼得·马兰祖克深有同感。作为外籍理事，他就曾受委派为领队（或联合领队）率团出访毛里求斯、南非、西班牙、新加坡和斯里兰卡讨论国际仲裁合作，推广国际仲裁的深圳规则。
此次深国仲赴美的系列交流活动，无论是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规则路演和仲裁员恳谈会上，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国际仲裁周，或是访问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争议解决中心芝加哥区域办公室，对“深圳国际仲裁最新发展和规则创新、中国智慧仲裁和中国仲裁裁决在美国执行情况”等均是分享的重头戏。
“国际经贸往来是中美之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而国际仲裁是国际经贸非常重要的保障，我相信国际仲裁可以持续增进中美之间联系，也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在旧金山的规则路演现场，硅谷国际仲裁调解中心主席Gary Benton与深国仲院长刘晓春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对深圳规则予以积极回应。
双方将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这两个全球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聚集地，通过共同推广、共同培训、互相提供庭审服务等方式共建中美“双湾”国际仲裁合作桥梁，帮助企业有效防范、和谐化解跨国商事纠纷。
“事实上，就当今的全球企业而言，和中国打交道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大多数供应链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对我而言，深国仲是可以信赖的仲裁机构之一，它不仅在运作层面，在其他层面也提供创新和灵感来源。”罗伯托·阿泽维多说。
他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着一系列复杂纷争，但人们缺乏与时俱进的国际规则来应对和处理，亟需有效、快速、公正、多元文化的争端解决机制，要有深国仲这样的组织在商业关系中提供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我们的国际化步伐还会继续加速。”沈四宝说，2023年深国仲受理仲裁案件总争议金额再创新高，达1383亿元，是2012年的38倍。其中，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总争议金额596亿元，继续领跑亚洲；案件当事人累计覆盖140个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少双方当事人均来自境外。